普通话作为中国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推广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不仅促进了语言的普及，还连接了文化并促进了理解。
一、语言普及
- 清末变法: 1902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以官话（普通话）为主科，开启了普通话推广的先河。
-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废除文
《江村经济》读后感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江村经济》读后感范文（通用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江村经济》读后感1
我无法体会乡村的生活。
但是通过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一书，从社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详细描述中，我对1930s的乡村样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江村经济》本质是一篇社会调查报告，读来十分流畅，但是要做分析与思考却并不容易：从调查区域（背景）、江村的家庭关系到家族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在从家庭内部关系到户与村的关系，这样一系列的“关系”构成了后续的消费、职业、劳动、产业、贸易种种现象，并且最终归结到乡村经济的基础与根本——土地。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
现代的中国已然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了，现代中国的乡村也不是那时的中国乡村了。 现在，日益突出的土地问题、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它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等）是一桩桩一件件摆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现实。
我们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变得富有，或者说，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实现整个乡村的振兴。
这其中的根源便是中国乡村中人和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传承千年的乡村文化。 而现在生长在城市中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文化。
人们往往从政治角度理解乡村问题，比如科技含量低下，人口多耕地少等等，试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稳定土地政策”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而《江村经济》从文化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例如财产的传承和“分家”现象，就导致了一块大土地被分割为很多块然后被无数小家庭占有，这导致了人均土地占有量很少。 在这种基础上，人们还会想着去买拖拉机，去买抽水机吗？农业的机械化随之难以实现。
另外，现在对于迷信、旧俗等等，大多数人是持着怀疑与排斥心理的，因为身处城市的我们不需要这种民间信仰来构建我们的社会。
民间信仰却是乡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人们对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中产生，是有其充分存在的合理性的。 这就是乡村文化。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华裔导演王子逸的《别告诉她》。
如果说电影中把中美文化差异归结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是一个海外华人的寻根电影中那些早早离开故土的中国人再次重新踏足这片土地的陌生与彷徨——他们试图去证明他们来过这里，但往往最后自己只剩下一口不那么漂亮的普通话。
不过，阴差阳错间，《别告诉她》在末尾的细节中有了奶奶对孙女的这样一段叮嘱：“生活中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一定要想得开，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儿。 因为生活啊，不光是你去做什么，更是你如何去做。 ”
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家庭、如此敬重长者，不是单纯的集体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是因为从很久很久以前，从我们拥有记录的能力开始，我们就无比看重历史。 历史中有先辈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让我们在发展中少走弯路。
几千年来，我们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发展的养料，但也从来不盲目迷信，我们会实践，在实践中那些亘古不变的真理，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灯塔闪闪发光。
所以说，正如那些从海外归国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甚至包括矮化中国、辱华等等），有多少是刻意为之，又有多少仅仅是因为相隔太远、离开太久而不得已的曲解和遗忘呢？
那么，我们这些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孩子，就算家里的长辈还能娓娓道来他们儿时的乡村生活，我们对乡村文化又有几分的“近乡情怯”呢？我们一提起乡村，就仿佛看到了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
《江村经济》给了我另外一个视角。
“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 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 窗外，春雨绵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 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 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
我们都从乡村来，却不都回到乡村去。 我也应当算是从村子里出来的孩子。 怎么办呢？
《江村经济》读后感2
初闻此书之名，总觉得这是一篇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实地考察报告，但是在自己耐着性子的阅读之下，突然发现本书所要说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
《江村经济》虽说以“经济”为题，但是其内容却含涵盖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方面，其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本书旨在说明本地域的经济体系与本地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区的小型的社会结构关系。 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经济逐渐发展的时代，这个小乡村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费老这本书主要就是通过实地的考察来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以及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看到的关于《江村经济》的介绍中知道，这本著作是费老的博士论文，于是，着重去分析了一下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一章前言，在前言中，费老主要阐述了本书调查的重要性。 第二章是调查地域，主要是对选择“江村”这个概念的界定、描述和介绍和选择这个地域的理由。 第三章至十五章，主要是详细介绍“江村”内部的各种和乡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家的内涵、“江村”的财产和继承以及亲属关系的拓展、户与村落、“江村”的生活、职业分化、农民的劳作日程、“江村”的农业、土地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和资金，最后作者在最后一章做了自己的总结，他指出在这个村里，当时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而且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是这些改革也是乡村发展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书的最后，费老希望“未来的一代”可以通过此书，正视时代的问题，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在看本书的时候，上网看了一下关于此书的介绍与评价，了解到此书形成背景，知道了费老在新婚妻子逝世和自己重伤的打击之下仍没有阻挡他对学术追求的脚步，心里很是敬佩，而且在本书中，费老对于学术那种严谨求真的精神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当今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像费老这样在一片调查报告里使用如此之多的专业数学模型和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却是很难遇见的，而且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调查的内容提出了很对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但是甚至现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江村经济》读后感3
老师推荐我们去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觉得似乎和我们这门课没什么关系，后来老师说是这一本经典著作，于是加深了印象。 从网上下载了电子版的书来看，粗略看了一下，发现虽然他研究的内容许多都不太明白，但是其中所运用的实地调查方法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江村经济》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 全书分为十六章，其中涉及一个小农村的方方面面，写的很具体，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在当时）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模式。 尽管这是七十多年前的研究了，但其对中国科学研究的贡献不容忽视，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这本书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常规模式，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将一个村为研究点，具体考察农村的家庭关系、财产与继承、户与村、产业和商业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小农村的真实全貌，折射出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小见大。 作者的研究意图不仅仅是要弄清“开弦弓村”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消费、分配和交易状况，寻找其中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问题，更要表现这个村庄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样在当时中国的许多农村发生着。
我们在研究一些教育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借鉴这种对个案的研究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现在我们并没有丰富的资金、资源和强有力的人脉支持，对一些宏观问题的研究会很片面，不能真正抓住其中的关键。 而且，对于微观问题的研究，如果采用常见的调查研究方式，总免不了流于表面，落了俗套。
教育问题尤其如此。 所以，《江村经济》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应当多多运用在我们平常的教育研究中，毕竟将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面对的更多是一个个个体，也只有将个案研究透彻了，才能更好的掌控全局，把握好教育的大方向。
《江村经济》读后感4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费老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
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所以一直到现在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平时在高铁上所看见的窗外的风景，其他的便很模糊了，但是这本书把农村的样貌向我娓娓道来。 正如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引用的一句E·丹尼森·罗斯爵士看完本书的话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江村经济》就是这么一本书，“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 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 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 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序）
它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而且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能够给读者以无限的使命感。
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 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
同时，《江村经济》中从微观到宏观，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以及深入社区，完全参与的参与观察法等调查研究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江村经济》中费老独到视角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在目前来说还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 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政策可能会出现滞后现象，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社会制度，当然在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仔细研究学习《江村经济》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巨著，从中学习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及独到的视角。 作为国家的栋梁，我们任重而道远。
《江村经济》读后感5
第一堂，社会学与生活任老师极力推荐了这本书，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刊物，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江村经济》。 带着好奇和瞻仰，我翻开了书的第一页。
有一个地区是中国东部，有一个小村庄叫开弦弓村，小范围的深入实地调查，从宏观入微观，透过微观分析宏观，传统力量与行动力的交融、合作，在当时那个局势，社会制度如何变革，人们的固有思想和社会组成方式让这个小村庄极具那是的中国社会特色，以它作为一个缩影，在农户聚集的紧凑居住区内展开研究，天时地利为这次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前言中，我了解到开弦弓村是当时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把它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从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系统的变化中探索社会问题。 全书从区域、人际关系和生存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反映出一个作者亦或是学者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客观务实的科学精神。 书的内容很丰富，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对于“家”这个单位的剖析。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相比于目前对其较为狭义的理解，在当时的开弦弓村，它代表着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是促进社会延续家庭成员间合作的基本单位。
因为当时受传统封建思想及经济压力的影响，婴儿死亡率较高，各种各样在现在看很荒诞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成为众人默许的规矩，“满月”剃头，名义过渡子女，冷漠的态度换取一个心理安慰，不知这是否是一种思想上的悲哀，但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不能够理解，至少站在此刻看当时的现状。 我可以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传统旧思想的束缚让学习不感兴趣、不重视，对产妇的不关怀显得不足为奇，这是一种事实更是一段无法更改的历史。
关于对开弦弓村婚姻问题的描述，我也十分感兴趣。 首先，和其他地区一样，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这种安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配的双方互不认识，在订婚后还要互相避免见面，可是，为什么此类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失败率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么高？或许是当时以离婚为耻，或许是当时真爱和自由对他们而言不可遇也不可求，其中还介绍了表亲婚姻与“小媳妇”，一个女孩子嫁给她父亲的姊妹的儿子，叫“上丫头”，“上”意味着家庭的兴旺，女孩子嫁给她母亲的兄弟的儿子，叫做“回乡”丫头，被认为是对这家的不利，其实按照科学角度进行分析，此种兴旺与不利十分荒谬，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看做是家庭是否和睦的衡量准则，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作者的调查研究数据中，我们分析得出：从成婚率和人们关心的程度看，传统的婚姻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小媳妇”制度是受到轻视的，因为它产生于经济萧条的时候且通常是贫困的人家才会这样做。
将现在于过去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出现都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对错之分。
看完了这本书，我更详细地了解了当时一个村庄、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状态，也体会到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日趋完善，不断进步的势头，传统腐朽的社会模式被不断地替代。 以史为鉴，重民心听民意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江村经济》读后感6
今天终于将费老的《江村经济》细细品完。真的是挺惭愧的，由于一些琐事，我前前后后近三周才读完，由于不是一口气，所以下一次读的时候都要把前面看的再温习一下，虽然觉得看的挺透的，但是这种效率，我自己都汗颜…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体悟到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从作者阐述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的细致程度。 而且，这种分析不是纸上谈兵，它结合了实际需求，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避开政治立场、仅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所做的调查和研究，这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客观务实的科学精神。
本书行文通俗易懂，没有晦涩的名词，以一种平易的叙述方式描述了开旋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结构清晰、逻辑清楚。 第二章说明了为什么选择开旋弓村作为调查对象以及开旋弓村的大致情况。 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描述的当时中国农村的特点，介绍了开旋弓村的实际情况。 从第七章开始，是这本书的重点吧，分别描述了开旋弓村的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和资金。 其中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土地的占有这一章，土地真的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之于农民如同水之于鱼，没有水，鱼无法存活。 同样，没有土地，农民也将无法生存，所以当土地只属于地主阶级时，农民最终会受不了剥削而起来反抗。
但是，现在土地公有化了，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他们生活就变好了吗？我无法给出直接的答案。 近年来涌现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或许能给出一些回答，他们有的甚至是将家里的土地荒芜，也要到充满诱惑的城市来用低端的劳力赚取他们认为比种地强的价值。 是土地不够？还是土地质量不好？又或许是土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太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和土地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探索。 或许，这就是我所学专业“农业推广”的使命所在？
《江村经济》读后感7
关于《江村经济》一书的意义，也许对于我们90后的一代来说，就是丰富了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的了解。 尤其是对我这样的文科生来说，在历史课上所了解的只是被教科书美化过的一部分，真正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的少的可怜。 而它其中所讲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算是贴近我们的生活。
乡村经济在以往的学习中，我们都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以男性传承，女性的地位低到尘埃。 而本书详细的写出来了当时的状况。 在开弦弓这样的一个小村庄里，封闭，自给自足，延续着以父系为主的家族传承制度。 我一直都觉得男女应该被平等对待，甚至于女性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因为正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人类才得以延续下去。 可是，本书中写道：土地有限需要进行人口控制，这使杀害女婴变得更为经常。 而妇女只有在生下男婴后，地位才会得到确认，以及女儿没有资格继承父母的家产等等。
我看到以后，回想起以前学过的知识，妇女的地位一直都是这么低。 从西周一直延续的嫡长子继承制，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从教育制度上，从政治制度上，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过妇女的权利。 而对于她们的幸福，她们的婚姻只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时候就像一件任人宰割的物品或者是生意场上，官场上的交换物品。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已经回不去了，没有继承权也没有侍奉父母的权利，而婆家又不把她当自家人，甚至于她们连一个为自己找解脱的方法都没有，只能“被离婚”。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至民国才得到缓解，可也只是轻微的缓解。
而到如今，虽然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反过来问问，这真正做到了吗？从下面这几个例子来说：不允许验胎儿的性别难道不是为了防止女婴的死亡吗？二胎政策为什么是生女生才能生二胎，而男生就不可以，难道光是一个女儿不好吗？男女性别比失调不也是因为这些才造成的吗？以前看到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为什么像李宇春这样的中性女生会受欢迎，本质上还是对男性的尊崇。 也许我这样说显得我有些极端，毕竟我也是女生，在看到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心里会觉得产生共鸣。 但是，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 这也是我对这一章节特别有感觉的原因。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章农业，我来自浙江衢州，与现代大都市不同，那儿还保留着一些耕地没有被蚕食。 而作者从农田安排，种稻，科学与巫术等等都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家乡郊区的那些土地。 而作者无微不至的观察，对各种细节的把握，以及他的社会调查方法是作为公共管理的学生需要具备的。 身处同一片蓝天下，我对自己家乡的农业就一无所知。
还有第十一章的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考察中碰到的例子说明，让人身临其境，充分展示了当地甚至那时候的农民对村庄公共土地，河流湖泊的认识，同时他们也有对土地的依恋和期待爱护。 这种表达，将自己的所见所想能够通过简练的语言说出，让其他人明白。 这种能力也是我们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这个课程应该要学会的。 也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前段时间的穹顶之下，柴静自立自费耗时一年拍的纪实片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随后接踵而至的是各种负面消息。 有人说她是得到了美国某个实验室的赞助，也有人爆料她的私生活如何如何。 在国外呢，她享有的是良好的声誉，曾经被称为央视记者中的女英雄，报道了很多其他记者不敢报道的内幕。 而费孝通呢，刚开始在国内鲜为人知，在国外却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将这本书当作研究中国农民的教材。 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不缺乏能调查，能报道，肯纪实的人。 像费孝通教授一样肯为造福社会的调查报道奋斗一生的人大有人在，少的只是我们对这些英雄的敬重和爱惜。
简化汉字是从什么时候推行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 文字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战争年代，文字改革没有正常开展的可能。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和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文字改革运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文字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一节 文字改革的序幕 （1949―1955年） 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头六年，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研究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机构，确定方针，制定实施方案。 一、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到北平，共商新中国建国大事。 在这一新形势下，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纷纷写文章、出书刊，互相联络，呼吁团结合作，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 1949年初，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 1949年8月28日，吴玉章等在华北大学举行了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新增胡乔木、聂真为发起人。 1949年9月1日，毛泽东主席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 12月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推选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推选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二、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 1951年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马叙伦主持。 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制定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了以制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为主的研究工作。 1952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10月，拼音方案组召开会议，通过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1953年初，毛泽东对拼音方案组拟出的中国拼音文字字母草稿提出意见。 拼音方案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分人拟出几套草案。 拼音方法以双拼为主。 6月，拼音方案组拟出5种草案，后议定以吴玉章的方案为基础，深入探讨。 1954年7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对拼音方案组提出的5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进行讨论，但始终无法从中确立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在试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前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工农兵、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三、设立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指导文改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导，于1953年10月1日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3年11月21日，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整理和简化汉字问题；根据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年多来研究所得的材料，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可以首先实行的4项初步改革办法。 即：1.推行简体字。 2.统一异体字。 3.确定常用字，并对非常用字加注音。 4.极少数汉字改用拼音字母。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 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 10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4年11月20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并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最后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1.制定《汉字简化方案》； 2.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3.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 五、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为了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研究文字改革的方针，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有关机关、人民团体和部队的代表207人。 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讨论文字改革问题的会议。 它标志着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研究准备阶段的完成而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六、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开始，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会议于10月31日下午闭幕。 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高潮 （1956―1965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又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确定方针，公布方案（1956―1958年）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经过六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到1956年各方面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种工作已经逐步展开。 这个时期主要是批准和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等。 （一）中共中央批准文字改革的方针。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了1955年11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 《指示》所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 ” 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二）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以后，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这个简化方案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汉字，所以推行起来比较顺利。 （三）全国报刊实行横排。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从1956年1月1日起，全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 （四）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始审订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 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各省、市开始进行方言普查。 （五）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 接着毛泽东主席讲话，在讲话中，表明了他放弃汉语拼音采用民族形式自创字母的主张，而转回到了他曾经赞成过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态度。 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召开了10次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事，为了把方案审核修订好，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有委员16人。 经过反复讨论和磋商，审订委员会于1957年10月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接着，10月25日，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修正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在12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拟定从1957年12月11日至1958年1月11日为汉语拼音方案宣传月。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酝酿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六）周恩来总理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 （七）文字改革宣传工作逐步加强。 在文字改革的黄金时期，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也逐渐得到加强。 1956年6月，文字改革出版社成立，这是专门出版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书刊的出版社。 二、努力贯彻，形成高潮（1958―1960年）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发表以后，全国掀起执行三项任务的高潮。 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提出：“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 ”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号召，把正在掀起的文字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继续征集新简化字。 根据国务院决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四批推行简化字，共推行517个简化字。 1960年6月4日，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 （二）树立推普典型，举行观摩会，基本完成方言普查。 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到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3月2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一九五八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计划纲要》。 在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于1958年7月2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汉语拼音广泛应用，注音识字颇见成效。 《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立即在全国推行。 新闻、出版、广播、工商、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都开始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小学拼音教学和注音扫盲工作中，更显示了良好的效益，推行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 1959年12月27日，山西省教育厅在万荣县召开了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现场会议。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了注音识字的优越性。 （四）吴玉章深入实际视察，走遍半个中国。 1958年5月到1959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后视察了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山西等13个省市。 他视察后，立即把他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写了出来，并于1959年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三、调整、巩固，稳步前进（1961―1962年）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1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字改革工作也进行了调整。 （一）修订《汉字简化方案》，征求各方意见。 1962年9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推举丁西林委员主持小组工作。 修订小组成立后，随即采取座谈、通信、访问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二）搞好普通话教学，继续异读词审音工作。 （三）改进汉语拼音教学法，《人民日报》实行难字注音。 1961至1962年期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由于受到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也放慢了步伐。 在1958年全国开始教学汉语拼音时，一般都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教材，教学声母、韵母、声调和拼写规则。 后来发现要求初入学的儿童和文盲掌握各种拼写规则有困难，所以开始了拼音教学法的改革。 四、总结成绩，促进改革（1963―1965年） 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以后得到恢复，1963年，文字改革工作也开始复苏。 （一）郭沫若的《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为了继续促进文字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64年5月3日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二）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 196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一文。 这篇文章是对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六年来各方面应用情况的总结，同时也促进了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 （三）明确推普重点，总结八年经验。 1963年7月12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转发〈一九六三年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纲要〉的联合通知》。 1963年8月1日到1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 1964年8月17日，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中断了四年以后举行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推普工作又再次活跃起来。 （四）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取得新进展。 这个时期，在汉字的简化和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是： 1.完成了《简化字总表》的编印。 2.完成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编印。 3.更改地名生僻字工作的进展。 4.整理汉字查字法工作的进展。 第三节 文字改革在低潮中 （1966―1976年） 一、前五年工作完全停顿（1966―1971年） 从1966年6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多数委员和专家受到迫害。 语言文字的应用在社会上出现了混乱局面。 从1966年6月2日起《人民日报》报头取消了汉语拼音，其他报纸、期刊也先后不用汉语拼音拼注报刊名称；7月，《文字改革》杂志和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停刊，8月，《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栏停刊。 二、后五年工作有所恢复（1972―1976年） 1972年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郭沫若找了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文改会副主任叶籁士谈话，决定从干校调回部分干部，开始恢复文字改革工作。 （一）拟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国务院审阅。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进行调整修订，再次在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1977年5月拟出修订稿，正式报国务院审批。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重新恢复。 1972年，各地开始恢复推广普通话工作。 （三）进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试验，举办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1974年3月15日到4月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四）汉语拼音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上有了可喜进展。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应用，首先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五）宣传工作有所恢复。 1973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在《文字改革简报》副刊第2期上批示同意恢复《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十年动乱后期，文字改革工作有所恢复，但是仍受到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步履蹒跚。 第四节 文字改革的复兴 （1977―1985年） 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1977―1979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一）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7年5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送国务院审批。 10月31日，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1978年3月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决定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自1978年秋季起一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二）教育部重申推普方针，召开第五次全国普通话观摩会。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重申必须继续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 1979年4月22日至28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在杭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 1979年8月11日至2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开始汉字编码的研究工作。 汉字编码是电子计算机对汉字信息进行处理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70年代以后，这一课题在中国很急迫地提上研究日程，电子计算机界希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这项研究工作。 1978年12月5日至14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上，有17个省市的65个单位8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派人到会。 二、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1980―1985年） （一）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充实和调整。 1980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 充实和加强后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胡乔木就文改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198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胡乔木就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三）修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拟订《统一汉字部首表》。 （四）继续努力推广话。 1.召开全国学校推普工作会议。 2.推广普通话写入宪法，15个单位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倡议书》。 3.召开商业系统推普座谈会。 4.各地加强推普工作。 5.加强对学校推普工作的领导。 6.修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五）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汉语拼音方案》。 1.汉语拼音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2.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五周年。 3.拟订《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4.研究汉语拼音标调法。 5.规定有关汉语拼音字母的读法和写法。 （六）开展文字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 1979年5月6日在上海市举行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编写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 1979年9月，由曹余章、许宝华、颜逸明、杨春霖、张静等57人发起，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等14人赞助，提出了“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倡议书”。 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于1981年7月13至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 （七）宣传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各地的宣传工作有强。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汉语拼音》小报于1977年7月试版，内部发行，1978年开始正式出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文字改革》在停刊16年后，1981年7月复刊。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7年创办的《汉语拼音》小报，到1981年改名为《PINYINBAO》，由语文出版社编辑出版。 （八）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 全国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后，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支持黑龙江省进行这一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 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4年6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视察上海杨浦区第四中心小学，看了一年级实验班学生的汇报课，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 1984年7月21日至3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举办“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研究班，有19个省、市的小学教师代表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的同志共330多人参加。 1984年7月1日至5日，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召开全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工作汇报会，检阅成绩，总结交流经验。 1984年10月，倪海曙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实验班视察后，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报道。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实验点。 1983年12月才开始学习黑龙江省的经验，进行实验。 首先学好汉语拼音后，大量阅读拼音和注音读物，通过造句、听写、仿写、记述、命题作文和写信、记日记、办板报等方式练习写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拼音学话和注音识字方面成绩最好。 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 第一节 新时期，新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整个中国的面貌都逐步更新，中国的语文生活自然也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汉字研究整理的新课题 1985年，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合作，对汉字进行研究统计取得累累硕果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姓氏、人名用字统计分析》课题完成并通过鉴定。 12月9日，《汉字属性字典》的鉴定会也召开了，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项研究成果。 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科技发展的明显变化，促使国家语言文字职能机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和从事汉字整理简化工作的人员，对中国今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宏观规划，以及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对往日研究整理汉字的出发点、原则、所拟定的课题加以调整等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形势 1984至1985年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更多的经济特区开辟了，商品流通的渠道更加畅通，第三产业勃兴，大批农村劳力涌向城市。 因此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 这一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都向人们表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逢一个良好的环境，要不失时机地扩展这方面的工作。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新天地 1985年10月21日至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教学座谈会。 1984年至1985年形势发展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为《汉语拼音方案》作用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应用的新天地。 而汉语拼音方案也只有日臻完善，更适应于现代化技术的要求，才足以更好地反映自身存在的价值，永葆其活力。 第二节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一、筹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4年年底，召开了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字改革诸项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提到首位。 会议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将在中国语文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与汉语拼音相辅相成，共同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5年初，国务院同意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 三、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1～6年级推广普通话手抄报
什么是普通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 截至20xx年，中国xx%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x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xx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xx%以上。
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 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
沿革：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公布了第一套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经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普通话是汉语的精华，普通话的出现和推广是汉语发展史上极富意义的里程碑。 普通话发音清晰、声韵分明、富有节奏。 有了普通话之后，典籍里的诗词文章变得更加易于读记和传诵，用普通话读出或者唱出的诗歌、文章、歌曲极具美感，汉字和汉语之美得到了更好地呈现。 这些都无形中增进了学生们热爱母语的情感。
普通话是绝大多数行业的通用语言。 在各行各业，普通话是商贸往来的通用语言。 在各类大型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普通话都是工作语言。 在这种大环境下，讲一口流利便准的普通话自然会让自己的工作十分增彩。
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 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