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和智慧结晶。在当今时代，国学复兴思潮兴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愈加重视。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切入，带领读者深入浅出地领略国学之美，探寻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文以载道：国学的思想精髓
国学中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不仅是文学杰作，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些著作阐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涵盖了治国安邦、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等方方面面。国学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和谐社会。
在现代社会，国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从国学中汲取智慧，明辨是非，坚定信念，提升道德修养，完善人格。
二、诗画流韵：国学的艺术魅力
除了哲学思想，国学也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如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这些艺术形式承载着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意象。国画以简约的笔墨，描绘出山水自然和人物百态，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哲学内涵和艺术境界。古诗词则用精炼的语言，寄托着作者的情感和志向，展现出中国人的浪漫情怀和人文关怀。
在现代社会，国学艺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美感和品味。学习书法可以修身养性，磨练意志；欣赏国画可以陶冶情操，提升审美情趣；诵读古诗词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愉悦身心。
三、文化传承：国学的民族脊梁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是民族认同感的源泉。通过传承和弘扬国学，我们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坚定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
在现代社会，国学传承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更需要重视对国学的传承和创新。通过设置国学课程、举办国学讲座和研讨会，我们可以让国学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学习国学，传承民族文化。
四、创新发展：国学的现代价值
国学虽然是传统文化，但其内涵并不局限于过去。国学中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形式，可以通过创新发展，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时代产物。例如，国画元素可以融入现代室内设计，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家居环境；古诗词可以改编成流行歌曲或影视作品，传播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在现代社会，国学创新发展大有可为。通过与新技术、新媒介的结合，国学可以焕发新的生机，为现代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国学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为国学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让国学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结语
国学之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深入浅出地领略国学之美，不仅需要我们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更需要我们传承和创新国学文化，使之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通过对国学的学习和实践，我们能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道德修养，陶冶性情，丰富精神世界。弘扬国学，让国学之美照耀现代社会，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
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 文/叙尔 丸山真男是当代日本学术界对民族文化关心最多的史学家之一。 他从解析传统积淀，解读精神构造入手，分析日本近世以来政治、社会形态与结构特质，开展政治思想研究。 他研究儒学、国学与徂徕学，指出亚洲（主要指中国）与日本文化作为客观的存在，已成历史的“持续的底音”，对西方中心论表示审视与批判的态度。 他的“工具”是西方的，他的思想立足点却在东方。 然而他对“亚细亚”文化，尤其是“儒教主义”中保守后退的成分，显示冷峻的态度。 他主张传统的继承，但这样的“继承”当以批判为扬弃为前提。 同时，他也对掩藏在亚洲主义背后，取消“个性”的陈旧的“日本人精神”表示异议。 他作为“现代化论者”的立场是明确的，他直言发生在战时的“现代超克论”，其本质是反现代化论与现代化阻滞论。 1、“儒教主义”评析丸山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认识。 他认为民族主义发生的原始土壤是一种“乡土爱”，是对生于此长于此的乡土的眷恋情怀，一种本能的情感意识。 这样的初始感情“不能很快成为创造政治性民族的力量”，只是对“自己之外事物的习惯性依存”。 因此乡土感情要发展为民族主义还需催化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跨越狭隘的乡土局限，将这种情感放射到更广阔的国家范畴去，扩大为民族感情。 民族感情既可以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也可以在文化上促成“民族道德”的形成。 因此民族感情、民族道德、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概念在丸山那里被归入同一个大范畴，即“民族主义”。 有关“民族道德”的论述，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政治家与教育家中被广泛强调，到“大正时代”，则更顽固生存下来，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特殊用语。 丸山承认在正面意义上，这是维新后日本面对欧化浪潮袭击，为保持民族统一在道德层面所做的努力。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也都主张将道德重心放到儒家思想中来，他们一般被称为“民族道德论者”。 井上哲次郎就是一个代表。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当这样的“民族道德”走过了头，即出现时代的谬误。 丸山意识到这点：明治时代直至二战，有人鼓吹回归儒教、佛教与神道，以培植“帝国臣民应遵守的新道德”，建立日本的“新国教体系”。 结果，这样的“努力”竟与文化专制及“绝对主义”相连接，在思想史学上留下负面的记录。 是否应该将儒家思想确定为日本的道德原则，丸山的态度是保留的。 他评论福泽《脱亚论》时有以下的一段话：针对儒教的教义本身，不如说是针对被歪曲为体制意识形态的“儒教主义”这个病根。 其在国内表现为父子君臣等上下关系的绝对化，对外方面表现为区分“华夷内外”的等级性国际秩序观。 正是政治权利与儒教在结构上的这种结合，使中国的体制的停滞和腐败不断地重复出现。 他解读《文明论概略》，站在与福泽相同的思想立场上，对儒家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作尖锐的批评：旧儒学只知道美化古代，不知道变通与进步，将尧舜的世界视为理想境界，而无视后世人类的进步，实在是一种“堕落史观”。 他同意福泽谕吉的意见，孔子创造了一种“模范主义”的教育模式。 为什么要尊师，是因为“师”总是“模范”的体现，因此学生只有作“模范生”的份，永远无法超过老师，这是倒退主义的教育观。 如果中国文王是先生的话，以后的贤人智者也总是文王的“学生”，永远不可能超越老师。 孔子的心目之中，历史无进步、一代不如一代。 他叹息这种“模范主义”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日本依然盛行，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民族思想中的“划一主义”，源出于此。 丸山鼓励人们发扬怀疑与实验的精神，力促文明与学问的进步，以实现思想的现代化。 他认为儒家思想缺乏这样的思想元素，总与现代化绝缘，无法成为日本新道德的内核。 当然，如果儒学发生解体与重构，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旧儒学将会变成新儒学。 能够在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是“新儒学”（如更新后的朱子学），而不是旧儒学。 不过这样的儒学“更新”，必有本土文化的参与，徂徕学、国学与儒学的结合，是儒学更新的必要前提。 如果一个人持有“普遍的理性”，也就具备应有的“启蒙”精神。 什么是普遍的理性呢？这就是人类的平等意识以及基于这种精神的“个人主义”。 唯有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个人”，才能成为一个“近代的自我”。 丸山的上述理论无疑与福泽谕吉思想一致，表现出丸山式的自由主义倾向。 丸山是一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兼顾的人。 他努力将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调和起来。 他说当把“个性”理解为“个人主义”。 “个性”的个人主义是“唯一性的个人主义”。 这种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影则为“现代”民族主义。 按丸山的意思，个性的“个人”，组合成“个性的民族”。 一个民族一旦找到它的“个性”，并将“个性”体现殆尽，“民族主义”即得到莫大至善的发扬。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民族的“个性主义”。 然而，日本的武士却不是“个人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个人”的独立性。 他们外表上快活不羁，其实背负沉重的“荣誉心”包袱。 这样的荣誉心与他们所依附与看重的“主君、先祖、家名”有很大关系。 “主君、先祖、家名”成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社会存在。 他们为这些“外在”的“社会存在”而“存在”。 他们的荣誉心也以这些“外在”为基础。 一个国家的主体人群既无“个性”，这个国家与民族也就非“个性”。 由“个性”决定的现代型“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说起。 丸山曾写过《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 文章的发表使丸山在日本思想界初露锋芒。 文章针对当时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的心理作了评判：德国法西斯战犯在接受审判时一般直率地承担自己应该负有的战争责任。 然而日本战犯总表现出转嫁责任的姿态。 文章以此批判日本传统思想体系中的“无责任构造”。 由于这样的“构造”的存在，使“全体主义”成为全民族的思想模式，而使“个人主义”备受压抑。 加藤尚武说，丸山的日本文化“无责任构造的基调”论，说明日本还没有实现文化的“自主性的确立”，因此还处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 当然丸山也不同意现代化就是将日本文化“卖身”给西方，实现彻底的“西欧化”。 他反复解释：日本存在着现代化的思想“草根”。 文化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草根”，而是“草根”自身成长的结果。 加藤先生的评论应该说是中肯的。 显然，丸山毫不留情地批评儒家，肯定个人主义，且又解说“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放大，并对民族主义作必要肯定，如此则试图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原本不和谐的概念合为完璧。 从这里似乎可以把握丸山的基本学术观点，以及他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2、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丸山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现代”这个概念。 他注目日本传统演化的问题，意在说明日本思想如何“自我地”走向“现代”。 “现代”问题是一直吸引丸山的重大主题意识。 1912年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创办《现代思想》杂志，较早提出“现代”概念。 60年代以后，日本召开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的演讲会与讨论会。 8 0 年代后日本学界一时聚集人气的“国际化”问题讨论，其实质也是一场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战时日本出现过“现代超克论”（“近代超克”）思潮，主张对“现代”概念做再诠释。 认定西方“现代”文化，虽曾有过世界规模的优越性，但至现代已经“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将是新文化”，“新文化”的诞生地是东方。 那时候言说这种观点的不仅有依附军部的喉舌，也有从左翼转化过去的知识分子。 日本整个舆论界似乎发出同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打倒英、美、法腐朽的自由主义观念。 超克论者认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现代日本的最大病患是由于沾染了“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诞生出的毒素”。 “现代”的病态已经浸透明治后日本所有的领域，迫切要做的是将西方形态从日本思想界驱除干净。 日本被“近代”思想“污染”以前，国学、儒学以及其他优秀思想，相互融和，已经形成优秀的“美的传统”。 将“美的传统”从“现代”的“污染”中解救出来，“这才是日本应该对‘世界新秩序’建设所应作的贡献”。 这样关于“现代”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表现日本实现“思想齐一化”的决心。 丸山对“现代”有自己的解释，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时代概念，还泛指文艺复兴后的西欧学术、艺术、技术、产业乃至政治组织的新型面貌与特质。 丸山自称所写论文的观点总与现代超克论抗诘，而表达出自己特有的风貌。 他直言：超克论越是成为最大的社会课题，“日本就越是不能现代化”。 不过他在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又指明：日本古代思想一直发生内在的进步，实现着“现代”化。 加滕周一在与丸山真男对谈录：《历史意识与文化的样式》中，赞同丸山有关“历史的古层”的说法。 这种“古层论”可以说成是“历史的持续底音”论。 历史的旋律随不同的时代发生变化，而“历史的底音”不会因外界思想介入发生根本的变化，且会对外界思想作适合本土的改制。 即使强有力的文化诸如西洋思想进入日本，历史的“底音”还在继续演奏。 他在《日本的思想·历史思想集》的《解说》第一章《历史意识的古层》中专门说了这个问题：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有神代史部分，潜藏着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 神代史观念认为：西方文化中人与宇宙被客观之物（如上帝）造成（つくる），而日本，人与宇宙乃自然生成（なる）。 西方文化是他造的文化（或说是“他变”），日本文化是自然生成的文化，即自我主体的文化，分别为“つくる的文化”与“なる的文化”。 而这正是日本“古层”的基本思维特质。 丸山这个观点与他一贯的文化现代化论表述一致：既然已经论证日本文化是自然生成的文化，而且这样的文化特质作为历史的古层，绵延不绝，成为“持续的底音”，那么现代西方思想输入对日本文化变动的作用就不值得夸大，日本文化现代更新的根本原因就不是西学东渐而是日本思想自身的演化。 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实证工作，主要从朱子学与徂徕学“持续的底音”研究开始。 3、朱子学、徂徕学与“现代”的内生 《日本政治思想史》是丸山的一生力作。 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关系特别密切。 第一章是《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 第二章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 两章内容相互补充，共同主题是：封建的正统世界观如何从内部走向崩溃。 作者将儒学视为日本德川社会重要价值资源与精神矿藏，通过开掘这样的“矿藏”，探悉日本政治思想演化的“日本式”特质，了解日本“最稳定的精神领域和‘最抽象性的’思考范式”如何解体及由内部崩溃。 丸山受过西学思想洗礼，思想工具是“西学”，对“现代”概念的理解也是西方式的。 但他研究的目的却要证明日本思想如何通过自身的“解体”与重构，再塑“现代”。 丸山认识到，理学在日本近代思想史起过积极作用，曾是日本输入西学的精神桥梁。 他举例说丁韪良有汉译的霍伊东的《万国公法》。 这本书使用了“天地公道”、“万国普通之法”、“宇内的大道”这样的概念，引发人们连想理学中的“天道”观。 关于《万国公法》，1868年有人将这本书用日文再翻译了一遍。 译者序言中：天地人物皆有其“性理之所赋”。 此“性理”进而施于日用万物之间，也可称之为“道”。 小松带刀《万国公法和解》题辞则云“弱肉强食之祸蔓延，乃愿去私欲而存公法”。 丸山感到，这里“天理”与“私欲”正是朱子学中两个对应的概念，是否可以说他将中国儒家思想作了过滤与再解释，而用于对世界新事理的解析。 1853年，俄国使节来日，横井小楠在送川路圣谟的《夷虏应接大意》中说：应接外国人员，以天地仁义之道即可。 与外国交往，有其“国是”，是乃与有道国相通而拒绝无道。 丸山评论：尽管这里还是使用了“外夷”的概念，但已将“夷”限定为“无道之国”。 日本一般古学者，视西方为“夷”，痛恨排斥。 相形之下，华夷论旧义在横井小楠那里发生了现代性变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摆脱儒学规范，而是以儒家之“道”重释儒家之华夷观，即以儒释儒。 丸山还指出朱子学的现代转型离不开日本历次思潮的推动。 下面的一句话显示他的研究计划与思想路径：因此，我们就从向徂徕学过渡的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的学说开始，进一步到与古学派抗争，晚年却又怀疑朱子学的贝原益轩那里，探寻半个世纪以来朱子学思维方法的解体过程。 他说山鹿将“‘人欲’的消极性加以积极的转化”，伊藤仁斋则试图纯化儒学的原典思想，复归原始儒学。 丸山认为，研究日本儒学现代转型，应对伊藤仁斋有特别的注意，与山鹿不同，伊藤仁斋一生远离政治，是一个讲学于山林的醇儒。 他对朱子学的释明更接近儒家的初原境界。 仁斋区分天道、人道、天命、理、仁义、礼智、性等范畴，目的是将儒学从静观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强调其实践伦理的性格。 由此“明显地促进了朱子学连续性思维”。 与宋学的“静观”的自然观不同，仁斋的宇宙观带有很强的“动态”色彩。 “理”明显地断绝了与“天”的绝对联系。 天被限制为“物理”。 他说：“圣人曰天道，曰人道，未尝以理字命之”。 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学中，天命与天道、天理意义等同。 独立的人格被淹没在“泛神论”中。 然而在仁斋那里，天命与天道、天理都被完全区分开来。 仁斋理论上所作的最大贡献是弱化天道论，强化人道论。 仁斋说：“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 至于天道，圣人所罕言。 而子贡不可得闻之所以也”。 道即人道，而非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 这看来偏激的言论说明仁斋决意将“道”限制在“人道”的范围之中。 丸山说这体现仁斋追求人道的“热烈意欲”，他鼓吹“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目的在于强化日本（也包括中国与整个东亚----笔者）业已稀薄化的人性论与“人伦性”，亦即人格的独立。 仁斋的人道论还表现在他对自然欲望所抱的宽容态度。 他说“苟有礼义以裁之，则情即是道，欲即是义”，使人想起本居宣长所云：“世之儒者，以不忧身之贫贱，不求富荣、不求快乐为之佳事，此乃非人之实情。 多贪名伪作也。 ”仁斋与本居宣长于此在思想上走到了一起。 丸山在开展仁斋研究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徂徕学。 他论证一方面朱子学如何“自己”走向“现代”，一方面又论证徂徕学在促进儒学转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讨论徂徕学的特点：徂徕学的方法论离不开对古代文辞学的诠释与思考。 在徂徕学看来为了正确理解圣人之道，首先必须懂得古文辞。 这是因为语言随着历史不断变化，不懂得古文辞也就无法理解古典的意义。 此所谓“世载言以迁，言载道以迁。 道之不明，职是由之”。 宋儒的问题在于他们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古文辞的原义，昧于语言变化的道理，对典籍的理解难免偏颇。 宋儒总想一鸣惊人，言儒论孔之际，参杂过多的主观成分，从而丧失了应有的理念客观性。 徂徕学批评旧儒家首言“治己之心”，后论“治国平天下”，此乃“乃佛老之思绪”。 即使修身养性，心如白璧，无关人民疾苦又有何益？丸山说，徂徕将道德看作政治手段，君主士子诚可自身修养，亦为在下有所敬信，“然而不可推及修身以治民之道”，修身不能代替治国，好的统治者最终还要将注意力放在治国上，这样就必须将伦理的儒家还原成政治的儒家。 丸山说，徂徕强调“为了安民这种政治目的不合道理亦可”，对儒家道德作了大胆的价值转换，使人不由想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将政治从个人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君主论》所论，要比《太平策》彻底。 这是被两个不同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 但是还是可以说，如果将《君主论》视为近代欧洲政治学的始祖，“则可以把日本德川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发现，归功于徂徕学”。 在徂徕学那里，“道”不仅是普遍性格与总括性的东西，还是客观性与具体性的东西，徂徕所说“离开礼乐刑政别非所谓道”，显示了这一点。 总之正如学界所认同的那样，丸山真男的学说使人们看到江户儒学发展的底蕴：正统的儒家思想，历经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及至荻生徂徕的巨大刺激而向“现代”转进。 这是丸山对学界做出的重要功绩。 不过，人们还是发问是不是宇宙间的一切“转化”真的无须广阔外界的促进？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推进儒学，推力来自“内部”，那么西学对日本思想的“外部”促进，究竟有无？ 丸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接受过影响。 此后又从他的导师南原繁那里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思想主线最终与福泽谕吉密切交织。 应该说，他的思考方法是西方的。 他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表述，与西方语境并无两致。 他与国粹、国学者或真正的“醇儒”都保持着不小的距离。 然而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他对日本乃至东亚现代化论中的“西方中心说”显然抱否定的态度。 他采用“精神考古”的方法，描述现代化在日本固有文化中“自行”演化的历程。 丸山真男曾经组织读书会，带领学生精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此后又出版教材——《读〈文明论概略〉》。 1988 年笔者在日本时，池上贞一教授曾向我推荐《读<文明论概略>》，当时丸山在印象中是一个纯然的自由主义者。 此后再读他的其他著作，才发觉丸山深处隐秘着文化民族论者的精神。 按照一般理解，自由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价值相悖，冰炭不容。 仿佛自由主义必主张文化西化，而文化民族主义必主张文化“排西”。 阅读丸山可意识到上述概念其实可以相融。 现代学者既可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又可以是一个文化民族论者。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制度论上主张自由与民主。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文化论上倡言传统尊重与民族文化的更新回归。 制度论上的民主性与文化论上的民族性并不相悖。 主张政治民主性的同时又对传统抱持一份尊重乃合乎情理。
对国学经典的通俗解读是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首先，在朗诵上应该读文言。 文言文是非常美的语法，读起来与白话完全不同。 再者，通俗解读又不一定对，因为古代生活方式与现代完全不同，现代人如果不是国学通家，极难正确地解读一段古典文字。 尤其四书五经成于周代，其内容与汉代文化发展之后的用字、语法都大为不同，极易为人误解，譬如仅是论语“学而”一句，就出现了三种主流解法，至今没有争论出结果。 在这种治学环境下，如果都用通俗解读来解释文言文，应该更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把“国学经典礼仪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
学前教育属于基础教育范畴。 学前教育的成功,为幼儿的小学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因为学前时期是幼儿心理刻痕最为深刻之时期,对幼儿的认知结构有极大的影响。 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里,学龄前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时,有“前概念”和“直觉”两个亚阶段。 运用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来看,前运算阶段正是幼儿行为与礼仪图式大量建立的阶段。 此时幼儿对事物的判断是基于感性的概念特征内容,接着进入依照概念图式对人与事进行直觉的判断。 由此看来,这时幼儿获得的行为与礼仪图式,很可能进入深层意识里（直觉,下意识）,形成内在的行为、礼仪基本认知,并外显为幼儿的行为与礼仪举止。 以后如不是遇到特别的变故与环境,幼儿的行为与礼仪认知结构就只有量的补充,而不是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成功的幼儿行为与礼仪的教育,就可以使幼儿今后有着良好的行为与礼仪习惯。 这就提高了他们的人际智能,增加了社会的和谐度,减少了幼儿今后可能遭遇的人际矛盾。 这体现为幼儿园课程的礼仪教育内容。 很巧的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一份国学典籍的丰厚遗产,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礼仪典籍。 中国是礼仪之邦,上下五千年,西周视礼为“国之大柄”,春秋时期荀子的“国无礼而不宁”,孔子的“克己复礼”,直到后来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 礼仪一直是传统 文化 的核心之一,是规范社会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重要部分。 这份遗产我们本来应该继承。 很遗憾,因为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遭遇战乱兵祸,革命潮流冲刷,社会不停震荡,加之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运动把古代礼仪典籍当作扫除对象,致使这份遗产渐渐零落,渐渐被民众遗忘。 而日本与韩国则把来自中国古代的这份遗产很好保存于民众行为举止里,所以他们的国民举止显得彬彬有礼,素养良好。 今日,开展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使得我们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也担负重大责任。 伟大的民族复兴首先是现代文明人的培养,包括使人的行为习惯与举止礼仪进入高度文明的层次,逐渐形成一个和谐社会。 而借鉴古代培养幼儿行为与礼仪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显然是可行的。 今日之学前教育,学习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把国学礼仪典籍纳入课程内容结构里,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它能够使幼儿们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定位和目标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是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重要课程内容。 它和现代礼仪教育内容共同组成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完整内容结构。 这是我们对国学礼仪典籍教育的基本定位。 国学礼仪典籍包含了很多人的基本礼仪,如站、立、行、走、卧、对待长辈、进餐、外出、归家等。 这些礼仪直到现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些礼仪的实践还能体现人的文明素养。 但是,国学礼仪典籍的内容,不可能体现现代礼仪知识,如关于国旗国歌的礼仪、吃西餐的礼仪、乘公交车的礼仪、唱“卡拉OK”的礼仪等。 因此,国学礼仪典籍教育被放弃是错误的,它成为学前课程礼仪教育内容唯一内容也是不对的。 把它和现代礼仪教育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比之现代礼仪教育更丰富的内涵还在于它以吟诵或诵读的方法,使幼儿在记忆力最佳的生理敏感期记住古代语言精华,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 这对幼儿今后继承古代文化精华、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也是很重要的。 我国最重要的幼儿园教育行政性文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并无关于经典礼仪教育的相关要求。 因此,我园自主定位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课程目标为:（一）幼儿能逐步熟悉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喜欢诵读。 （二）幼儿能理解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乐于进行实践。 （三）幼儿能在学习经典礼仪内容和现代礼仪内容后,形成较好的文明礼仪素养。 建设礼仪典籍教育的潜课程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内容为课程内容。 当幼儿每日不断接触幼儿园环境时,他们也在不断和环境互动,所以,环境具备教育的功能。 较好地具备教育功能的教育环境被称为是潜课程。 基于此点,我们在开展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时,特别注重潜课程的建设,力求发挥其内隐的教育功能。 走进幼儿园大门最醒目的位置,就是体现我园办园思想的标语:“育苗以爱树人以德培才以道”,“用放大镜看幼儿的优点,用显微镜看幼儿的潜力,用望远镜看幼儿的未来”。 这用于经常性地提醒教师。 在新建的教工会议室里,最醒目的是八块由厦门书法家书写的礼仪典籍内容牌匾,有《孝经》、《弟子规》等。 每一次会议前,都有一位教师来主持讲解其中内容．让教师了解这些作品所隐含的礼仪精髓,内化古典礼仪知识,言传身教,更好地对幼儿进行礼仪教育。 教师对幼儿来说,是人际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幼儿天天接触教师,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的对象。 我园设置了书架,添置大量图书,其中包括古代礼仪典籍或对礼仪典籍进行解说的书籍,为家长和幼儿提供了亲子阅读、学习的机会,让幼儿们在充满书香与温暖亲情的环境中充分感受阅读的乐趣。 我园建有培才育德的“润德廊”。 在这条文化长廊上,充分体现了“学国学、知礼仪、智商好、情商高”的理念。 在长廊的右边,展示的有将礼仪典籍“弟子规”与我园集邮园本课程相结合,设计制作的《弟子规》邮票系列:“弟子规,圣人训。 守孝悌,次谨信。 ”以此开篇,《弟子规》三字一句,合辙押韵,博大精深而又深入浅出,将历史悠久而内容广博的中华传统美德悄无声息地融入短短的句子中。 每次每句,都告知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 每天放学,总能看见家长拉着幼儿的手,耐心解释图文中的内容。 如能学习、理解、内化,将让每一个人都受用一生,让每个幼儿那纯洁的心灵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在另外一版《常理举要》宣传栏中,同样图文并茂,将在校、居家、餐桌、做客……各种各样的礼仪内容形象展示,让幼儿们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礼仪典籍中行为规范对人成长的深远影响。 在班级的工作坊里,都能看到巧妙渗透其中的礼仪典籍内容,“公共汽车”中的“长者立,幼勿坐”,“宝宝餐厅”里的“对饮食、勿挑拣”,宝宝客厅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等。 让幼儿们在学习、游戏中与环境互动,理解上述礼仪典籍内容,逐渐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 和环境一体的潜课程,你说不清它的作用有多大。 但是,毫无疑问,它还真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幼儿园礼仪典籍教育起支撑的作用。 它是熏陶的同义词,对幼儿的礼仪学习心理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 这种作用的积累,意义重大、不可忽视的。 礼仪典籍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的途径当我们把礼仪典籍作为学前教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必须重视课程实施问题。 不落实课程的实施,它就是虚的,只是纸上、嘴上的课程,是一堆口号罢了。 那么,它的实施途径又是什么？根据礼仪典籍适合于诵读的特点和幼儿在幼儿园里的学习特点主要是游戏与生活实践,我园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途径主要是:(一)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礼仪典籍教育融合于学前教育课程,它主要是实践性课程内容,无须过多强调识字,因为对于幼儿园的幼儿来说,看懂文字是不现实的过高要求。 诵读活动的安排是可取的。 我园安排了诵读礼仪典籍活动,内容有《弟子规》《常礼举要》等,主要内容涉及与人相处的礼仪、公共场所的礼仪、用餐的礼仪、学习的礼仪等基本礼仪规范。 对礼仪典籍的诵读,伴随对其内容意义的解释,其作用是对其内容进行感知与理解,同时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加强对其内容的记忆。 在缺少对礼仪典籍语言感知的情况下,礼仪典籍教育是无法进行的,只是感知与记忆,而不理解礼仪典籍内容意义,这种教育也是无效的死读书。 在不影响幼儿园课程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每周安排1—2次专项活动。 礼仪典籍诵读平台承载多样的方法与形式:诵读,可以是教师范读,领读,小朋友跟读,也可以是录音带带读,也可以是小朋友带读、齐读……读只是感知,还必须辅以言语解释,辅以礼仪故事讲述,从教师讲礼仪故事,发展到幼儿讲礼仪故事。 读之前、之中、之后,都可以以相关幻灯或图片来帮助幼儿进行理解。 诵读时,要以背景音乐来优化氛围,激发学习情感,加强记忆,提升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还包括具体操作的礼仪训练、静定训练等形式,以帮助幼儿内化其意义,外显其行为,提高处事能力;此中特色训练形式是利用户外活动练习“弟子规少儿经武”,在口诵经文的同时、身演拳法,将古圣先贤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行为规范的道理和方法,融入到肢体运动中,直接明了《弟子规》的含义,并身体力行,增强记忆,锻炼意志力,协调身心平衡能力。 读经练武的同时培养幼儿能动能静、能文能武的综合素质。 总之,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除了学习礼仪知识,还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语感能力、阅读能力、演示能力、心理调控能力等,提高幼儿们的整体综合素质。 (二）在一日生活环节中实施经典礼仪教育礼仪典籍教育内容本身就是一些行为要求和道德要求,需要教师在专门的诵读之外,首先在动态的生活环节里通过随机的解说或带读,帮助幼儿理解其意义,并且立即应用于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 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来学习感受经典礼仪,以达到内容和情感,语言和行为,感受和实践的统一,并通过行为的反复,积淀为幼儿的素养和内涵。 幼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幼儿园度过,一日生活各环节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一日生活中渗透礼仪典籍教育就是很必要的。 通过实际生活中的正反事例,教育幼儿从小养成礼仪行为的良好品质,从小朋友交往、尊敬师长乃至幼儿的用餐、举止等礼仪,我们都与经典礼仪教育密切结合。 幼儿每天来园见到教师同伴问早问好已经成为习惯,园长教师等都能站好鞠躬问好。 每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主持教师为全园幼儿解读《弟子规》内容,并带领幼儿诵读礼仪典籍片段;每天餐前进行诵读《弟子规》,由班级教师给幼儿解释其中含义,并强调小朋友切实的身体力行。 幼儿在列队、练操、游戏、等户外活动实践礼仪知识,寓教于乐;利用餐前手指运动,放学前的生活整理等环节,播放和诵读《弟子规》。 总之,这一途径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随机、全面渗透、与实践紧密结合。 (三）在游戏学习中渗透经典礼仪教育利用经典礼仪教育促进幼儿美好礼仪素养和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节课或几个活动就能见效的。 它既要有计划、有目的、有系列的“显性教育”,又要多渠道、多方位、有机渗透的“隐性教育”。 幼儿以游戏为主要学习形式,游戏学习必然是我园开展经典礼仪教育时要利用的途径。 但是,这种经典礼仪教育的渗透不能削弱幼儿的游戏乐趣,不能影响其游戏过程,而是要把相关礼仪的要求和实践融进游戏内容及社会生活情节,使幼儿在游戏中,快乐学习或实践经典礼仪知识。 我园充分利用了特有的“工作坊”这一实验场,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以班级开展为主创设了一个一个的小社会,提供多维度的实践与发展的空间,巧妙的将经典礼仪渗透其中,多渠道、多方位的促进幼儿深切感受、习得运用。 中二班开展了“小天使乐团”的主题活动,教师有意识地创设了“叮当音乐教室”的工作坊,目的就是要让有特长的幼儿有发挥的舞台。 从平时的交流中教师发现这部分幼儿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想把自己学到的与同伴们分享。 这正好与我园的经典礼仪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弟子规》中有一句:“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 ”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不要自私保守;看到别人有才华,应该多加赞美肯定,不要因为嫉妒而贬低别人。 ”教师在指导中综合了幼儿的需求、经典礼仪教育的需求及主题工作坊特点与幼儿共同讨论、设置音乐教室的游戏规则,分配了小老师和学生的角色,给音乐教室增加了学校角色游戏的趣味性,幼儿们真是开心极了！每天的工作坊活动,总能看到几个小朋友挂着“老师”的吊牌,认真、仔细地指导小朋友学习五线谱、钢琴等等。 不需要教师手把手的教学,充分利用了部分幼儿的资源,幼儿的音乐知识很快得到了提高。 让幼儿从同伴中学到知识,也正切合了经典礼仪教育的精神意义:“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 ”幼儿们也从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重。 ”他们都特崇拜有特长的小朋友,这活动不仅让个别幼儿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还再次增强了他们学习兴趣,真是一举两得。 在小三班的《汽车叭叭叭》“公共汽车”工作坊,幼儿们能活学活用教师讲解的《弟子规》“长者立,幼勿坐。 ”平常乘车过程时,让座已经成为幼儿们的自觉行为。 在小一班《宝宝餐厅》,幼儿们能根据营养配餐进行点菜。 对个别爱挑食的“顾客”,“小服务员”还会告诉他们“对饮食,勿挑拣”的道理。 其他工作坊也是如此,在《植物园》工作坊中渗透公共场所的文明礼仪,在《宝宝客厅》工作坊中渗透居家的礼仪等等。 幼儿在工作坊中边玩边学,得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条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途径共同配合,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经典礼仪教育就这样全面融入幼儿园课程。 此外,我园还把经典礼仪教育课程拓展到幼儿家庭中。 我园通过调查问卷、专家报告、推荐优秀经典书目、开展“我与父母每月共读一本好书”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家长们参与经典礼仪活动的的积极性,并提高素养。 我园把国学经典礼仪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里已有一段时间了,效果还不错。 幼儿们不但在园里知仪懂礼,在家里也变了,懂得为下班的父母端上一杯茶;吃完饭主动收拾碗筷、扫地;对长辈的礼貌行为表现也多了……事实证明,把国学礼仪经典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让这些意存高远的中国优秀古典经文,培养幼儿们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给幼儿们一把开启心智的钥匙,让幼儿们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