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慧社区，智慧社区的价值是什么
一、社区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和大力推广的一种新型社区管理模式。 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街道、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将城市基层划分若干个单元网格，并搭建社区信息化平台，以网格化的方式，来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职能，提升社区服务，从而实现社区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和长效化。 二、社区网格化管理，源自北京等城市对“万米网格”城市管理系统的探索和实践。 从发达城市多年来的实践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和技术条件已基本成熟，社会认知度也越来越高。 特别是城市管理、计划生育、社区党建等方面的持续探索，为社区管理网格化提供了丰富经验。 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对于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预言，社区网格化管理，将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自2000年以来，我市围绕社区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社区“有人、有钱、有章、有地方”办事，社区建设总体水平处于全省前列。 各街道、社区为延伸社区管理，在分片包干、建立责任区、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为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市、区一些职能部门在社区搭建工作平台，也力图以网格化管理来解决自身人手不足等问题。 四、针对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需要有清醒认识。 1、 社区事务繁杂，各方面工作都要进社区，既各自为政，又重复浪费，资源整合不够，条块结合不够，属地管理机制尚不完善; 2、 社区工作调查多、统计多、报表多、台账多，管理手段落后，综合效率不高，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形成; 3、 社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开会、迎检、写标语、整理档案上了，场面性的活动开展较多，社区工作者“上门服务”、“面对面服务”与群众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4、 社区工作行政化、机关化倾向较为突出，社区工作者考评机制、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等。 五、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据了解，铜官山区已将该项工作纳入今年的主要目标任务，并将启动建设。 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化，需要先进的管理模式作为基本框架。 今年，我市还将进行社区规模调整和社区居委会换届，如何对2500户左右的“大社区”提供有效服务，开展长效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设和谐社区，把“四有”夯实，向“四优”(设施优良、管理优化、服务优质、环境优美)迈进，更需要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 因此，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六、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是基础，网格是关键，服务是本质，管理是核心。 关于网格的划分，外地有不同的模式。 在城区推行网格化管理，可把街道作为一级网格，把社区作为二级网格。 这两级网格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 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都覆盖到这两个层面。 有些城市或有些工作的网格划分，就是把社区作为基本单位。 针对我市目前的“大社区”设置，社区内的管理构架，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因此，可借鉴外地经验，在社区内划分若干责任区(相当于居民小组)，作为网格单元，可称为“责任网格”。 这样，“街道-社区-责任网格”，就构成了城区三级网格体系。 从延伸社区管理、提升社区服务的角度，社区责任网格，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七、社区责任网格，是对社区事务的责任承接。 通俗理解，就是“公共服务进社区，社区事务进网格”。 目前，我市的社区事务主要集中在民政、计生、就业、社保、城管、创建、综治、党建等方面，并有进一步拓展的趋势。 社区内的居民楼院、商务楼宇、街区、市场、学校、医院、文化体育场馆，以及驻区单位、公共服务站所、物业管理机构、社区民间组织等，均可归致各个网格。 因此，将社区事务逐项分解到每一个网格，将社区信息全部定位于每一个网格，是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条线上的职责，还应该在网格内找到自己的任务。 专职社区工作者、党支部书记、居民小组长、楼栋长、清洁工，以及各方面的社区志愿者等，共同构成了各网格的责任主体。 总之，参与公共服务，促进依法治理，保障群众监督，履行社会责任，是社区网格的主要职责。 八、社区责任网格，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居民区网格，即以居民区为主体的责任网格。 第二类，单位网格，即以辖区单位为主体的责任网格，以及属于非居民区类别的其他网格。 从街道、社区的主要职责看，目前的管理重点是居民区网格。 而涉及计生、综治等方面的社区事务，还需要单位网格发挥作用，以达到“共驻共建”的要求。 单位网格的划分，应符合以下条件：1、 区域相对完整;2、 具有较大的占地范围和管理规模;3、 以非居住功能为主导;与居民区边界清晰;4、 有独立设置的稳定性和持续性;5、 能切实履行网格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 对于那些占地较小的单位，则以就近纳入居民区网格为宜。 九、社区责任网格，在具体划分时应注意衔接以下因素。 1、居民小组和党支部管辖区域的划分;2、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3、市容环境卫生和城管执法区域的划分;4、社区卫生服务区域的划分;5、治安及户籍管辖区域的划分;6、小学学区的划分。 总的要求，就是促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覆盖到社区、延伸到网格。 按户籍人口统计，每个居民区网格以“250户以上、500户以内”为宜。 这样一片区域，有利于社区工作者包干负责，上门调查，面对面服务。 十、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是加强基层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同时也是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型。 “信息化平台、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社会化监督”，有可能成为社区工作新模式的基本内容和努力方向。 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数字社区、责任网格”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谐社区、百姓网格”的人文理念。 社区责任网格，就是要关注民情、关怀民生，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对老百姓负责，使其真正成为“百姓网格”。 十一、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我们对于社区建设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选聘分离”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工作站设置，社区主任和书记“一肩挑”，社区管理和物业管理相结合，社区平面图上墙，责任小区划分，计生“户况图”绘制，“1890”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共驻共建”长效管理机制，社区议事委员会监督机制，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等等，都应予以巩固和完善。 总之，要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内，围绕“四优”建设，进一步拓展网格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形成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新格局。 十二、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来说，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整合社区工作资源，强化综合管理，不断夯实“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社区工作机制。 同时，有必要研究和深化“分片包干”责任制，按照社区网格化的要求，实现“人员、职责、任务”三落实。 因此，这就要求广大社区工作者，每天到达工作岗位后，在不影响专职(线上)工作的情况下，至少要到自己所负责的“责任网格”(面上)巡查一次;按照规定，认真做好网格内的调查、统计、宣传、调解、信息收集、应急管理等基础工作;强化“社工”意识，建立长效机制，与社区志愿者一起，共同治理网格内的社区事务，切实解决社区居民的矛盾和困难。 十三、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街道作为一级网格，负有统筹指导、综合协调的责任。 主要的工作：1、按照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落实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项政策、措施。 2、坚持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为依托，高效率办事，高质量服务，让群众满意。 3、合理划分社区责任网格，建立分类指导和科学考评的新机制。 4、设立街道网格化管理中心，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换的平台。 5、推广“民情日记”工作法，夯实社区管理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6、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以活动为载体，彰显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群众性、公益性和人文性。 7、加强街道、社区队伍建设，强化绩效考核，研究建立社区工作者“薪级补贴”等制度，逐步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 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是社区工作“准入制”，作为一项具体职权，可放在街道，与属地管理职责相适应，以促进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的逐步形成;一个是社区党建工作，要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放在突出位置，并渗透到各个方面，以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党建全覆盖”。 十四、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城区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工作方式等应与之相适应。 1、区级行政职权和资源要继续下沉到街道、覆盖到社区，夯实社区工作基础。 2、各条线的工作进社区都要与网格化管理相衔接，规范工作机制，推动长效管理。 3、各项公共事务落地社区和网格时要加强协同，促进资源共享。 4、各类统计、报表等应纳入统一的平台，有利于社区信息化的推进。 5、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对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投入、支持，增强保障能力。 6、加强与市直部门、系统单位的沟通协作，促进共驻共建。 7、按条线对社区工作者开展经常性培训，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水平。 8、组织开展一些全区性的活动，营造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氛围。 总之，城区各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强大合力。 十五、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 1，要加强调研，有针对性地考察，制定出一个总体方案。 目前，我市铜官山区已被省信息产业厅、省信息办纳入全省社区信息化建设试点区，尤其要加强项目研究和包装，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2，要着力开展对铜陵市“百姓网格”社区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专业公司合作，尽快将该软件系统在试用的基础上投入运行。 某种程度上说，该软件系统是社区信息化成败的关键，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细节着手，并将网格的概念融进去，在全面、精细、有效、快捷上下功夫。 3，要设立市辖区公共服务信息中心，推动区级中心数据库的建设，实施区街居三级联网基础工程，促进电子政务与社区信息化对接，确保信息畅通与安全。 4，要在市辖区行政区划图的基础上，绘制一张“铜陵市中心城区网格地图”。 实际上是三级网格地图，区级，标到每一个社区;街道，标到每一个责任网格(居民区网格和单位网格);社区，标到每一栋楼房、每一条道路、每一项设施。 此外，还应建立社区责任网格编码制度、社区信息化建设评估体系，以及加强市辖区政府网站、社区服务中心网站建设，搭建区街居三级办公业务平台，等等。 十六、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 要按照国务院文件要求，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培育社区服务民间组织，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社区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努力实现社区居民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就铜官山区来说，当前必须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区社区服务中心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二是区行政服务中心要尽快组建;三是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要大力开展。 十七、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加快建立社区监督体制。 所谓社区监督，是指社区居民和社区党员，围绕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群众利益和构建和谐社区，而开展的群众性、综合性、有序性的民主监督。 具体来说，一是对延伸到社区的政府工作(如依法行政、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监督;二是对辖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承担公共义务的监督;三是对群众权益保障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四是对党政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 如何开展社区监督，是一项具有探索意义的社区工作创新。 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必要对建立社区监督体制深入研究、大胆实践。 总之，要创新方式方法，顺应网格化管理要求，搭建社区监督平台，尤其发挥社区老党员、老同志的监督作用，促进公共服务在社区开展、基层民主在社区扩大、群众自治在社区加强。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农业产品怎么推销
现代农产品向社区营销。 1、农业实现产业化与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产业升级与产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农民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于各种原因，经常出现滞销或者销路不畅，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风险，农民如何让生产与销售紧跟发展步伐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知道标准化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如果出现滞销的局面，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产品在有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迈进的过程中，怎么突破销售困局，怎么让我们生产的农产品不愁销售，是所有研究农业问题人士关心的，下面要阐述的不是农业产业政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而是怎么样拓展农产品的销售，谈一些看法。 2、现代农产品的营销定义：现在农产品基本上延续旧的销售办法，以农贸市场为主要源头，向交易集中的菜市场延伸，超市与社区菜市场结合的销售思路，农民种菜，商贩收购，集市销售的模式，有些是自己种自己销售，也有通过合作组织集中采购销售等存在，所以农产品的销售本质上思路仍然以政府主导的大市场为主，不断提出要建设大的贸易市场，建设规模型农产品交易市场，这样的销售方式将在很长时间存在，因此，现代农产品的营销定义有两个部分。 一是做好渠道流通销售模式。 二是直接专营销售模式；第一种模式以政府指导为基础，另外一种纯粹属于新的商业交易模式，模式的手段各有特长，在不断丰富交易的基础上，产品的品质、新技术、特色产品、高价值产品为主要龙头，逐步渗透的办法，经营新的思路，来创造农产品新的价值体现。 1、农产品生产经营现状:农产品的经营一直关系着两个家庭，一个是生产家庭，一个是消费家庭，两个家庭的顺利对接才是农产品销售与经营的关键所在，如果生产家庭没有办法生产，消费家庭就谈不上消费，而消费家庭买不到需要的农产品，生产家庭生产了也卖不出去，两者互为关系出现的简单问题，到目前位置，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揪心，本来只要两个家庭互相需要，那么经营农产品就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了。 近年来，政府给了不少的农业项目的支持，可是没有收获，为什么？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很多国家的钱都打水瓢，为什么？中间环节有问题，没有直接用在项目上，中间监督出了问题？农业企业都是农民在做，缺少指导。 由于农民他们本身素质有限，所以如何把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仓储、销售整合一体，成为现代农业的最大问题，现在所谓的农业专家们都知道农业的问题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销售，只知道弄大批发市场，弄几个什么协会来糊弄农民，农民盲目陷入什么协会的圈套，导致现在农民增收出现困局。 农业营销切忌“嫦娥奔月”，农产品销售的困难很多时候归结在产品的老化，农产品的结构不配套，大多数是政府主管部门喊出的口号，实际上是无力来突破农产品的营销困局面，只是想“嫦娥奔月”，而不做营销与消费市场的研究与突破，抓农民很有手段，但抓销售就迷惑不前，因为前者可以行政手段，而后者是市场手段，由此，在基本盘面上的指导人员，需要强化一体化的专业人才，主管人员要抓生产更要懂市场，而懂市场远远不够，懂市场的所谓农业专家很多，但需要懂营销的就很少，因此，两者或者多者结合，将是关键。 2、农产品经营困局有三大因素:1、人才：农业产品销售人才很少，也很少有农产品或者农业销售人才交流，目前在农业产品销售大部分是一些农民出生，现在有转型后（初步土地经营升级）的一批人在主导，很难融合现代营销手段，高级农产品营销、策划、销售为一体的“地面营销人才”更是难以寻找，这与我们的农业大国格格不入，最多的是研究与政府主管人员，因此，农产品国内营销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市场消费需求，也就是农户家庭到消费家庭之间传播的桥梁被人为阻隔，消费者想知道农产品的信息、质量、品项特点、产地情况、安全情况等等均缺乏对接，依靠农民做不到，依靠政府不精通，只有满大街丢在那里，出现两极分化。 2、产品：在全国有不少农产品接近我们国家最高标准—有机标准，但是标准的使用、建设、管理需要花很多费用，农民承担不起，所以在当地消化，价格低，出不去，很多特色产品由于缺少标准的支持，上市后价格上不去，竞争就下降，农民赚不到钱，结果就不了了之。 农产品的周期性与存储特点，决定了产品必须要有严格的经营时间通道，而时间通道掌握在政府部门，比如标准、运输、管理、销售价格等，把很多优质产品浪费在与市场的人为交道里面，而比如生鲜的农产品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因此农民害怕产品进城市，也是一大问题。 3、市场：纯粹的市场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对政府主导信息的管理，而全国市场消费阶段停留在批发市场，政府的信息来源也在批发市场，并不清楚消费者想吃什么，怎么吃，吃的代价、吃的便捷、吃的安全、营养，均不是非常清楚，而批发市场是无法掌握直接的消费信息的，所以存在很多产品雷同，高价值的产品不多，也没有人去引导消费者去消费什么样的农产品，所以市场出现盲目现状，大量好的农产品消费者不习惯、进不了餐桌，由此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结果农产品新品市场萎缩，高价值产品提不上价格，消费者吃不到，两者又开始对立。 3、那么如何来做农产品的销售呢，在管理与经营上，如何把农民的好产品卖出去，提高农民积极性，能够赚到钱，来继续推动农产品升级，成为关键，而农产品的经营模式成为新农产品销售突破的关键所在。 笔者对现代农业营销的定义里面提出农产品的直营销售，成为现代农业营销的突破口，确定什么样的销售，如何才能满足广大消费家庭的实际需求，才是营销思路的延续，我们把消费家庭的分类，就可以看出农产品采取什么样的销售模式，基本上城市消费家庭分为3个类型，一个是工薪消费阶层，一个是年轻白领族与高退休阶层，一个是小康阶层，三个阶层所消费的农产品完全不一样，也很具有代表性，而大多数农产品是不分消费家庭的，爱谁买就卖，因此管理与经营费用增加，损耗非常大，作为农民的销售路数不对，就形成恶性循环。 4、按照三个阶层的消费不同，工薪消费阶层主要消费一般的农产品，也就是常规产品，追求便宜与实惠，大部分销售在农贸市场（菜市场），消费为常规的无公害产品，以限制高农残为主要产品，价格比较优惠量大。 年轻白领族与高退休阶层，消费一般以上的产品，追求产品的营养与外观，追求产品的时尚性，比较喜欢净的农产品，价格比普通农产品价格稍高影响不大，比如绿色食品，大棚种植的反季节时令农产品等，追求新鲜，喜欢在超市消费，干净。 另外小康阶层的消费者要求比较高，追寻特别的农产品，享受时尚的同时，追求高档，比如出口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等，市场上少见，所以追求安全、营养、高价值是他们的目标。 5、根据不同的消费目标，制订不同农产品的销售方式，才是农产品现阶段提升的有效办法，一般无公害农产品的销售由于成本问题，可以在统一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交易，在各社区的菜市场进行销售，而绿色食品与有机食品可以在社区根据专营销售模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与推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对接消费家庭，提升产品的销售方法，也建立可以销售的周年化生产计划，这样的专营销售模式将大大拓宽销售基层面积，不至于产品生产以后不知道怎么办，同样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的多样化良性发展。 6、绿色与有机农产品直营的10大销售策略:1、配送策略：市场特定的消费对象，城市在不断扩大，买农产品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安全营养的农产品，因此很多家庭需要有这样的配送渠道，有品质保证的配送渠道，这样的享受，可以体会配送带来高效便捷的销售服务，做好消费家庭的数据库销售目标，建立庞大稳定的销售体系，成就现代消费观念在农产品销售上的突破，也是新的尝试。 配送不仅仅是将所需要的农产品送到消费家庭，而是要建立一个消费管道，这个管道包括先进的电子商务、电话、店面等互相配合，协调运行。 2、免费体验策略：把农产品的优、劣完整体现在消费者面前，通过对产品的观、闻、品、验等手段，让消费者明白什么样的产品符合自己的需求，这样将大大拉近消费者的感官识别，从而建立牢固的产品信任感，促进产品的就地就时消费。 体验策略运用的产品非常重要，货真价实是体验的关键。 3、教育服务策略：社区服务是销售模式的通常做法，一般是依靠社区的组织关系来进行农产品的教育与消费，通过对物业、居委会的联合，把社区教育与服务的关系建立起来，通过对产品的桥梁作用，把农业的场景从生产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演绎，使消费者明白农产品怎么生产、加工、运输到消费者手中的，通过怎么样的质量检验保证品质，互相共融，保证常年的农产品供应，建立良好的供应关系与渠道，提高信任度，也服务当先，做好教育消费的引导工作。 4、引导对比策略：农产品的销售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对比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观望，看外观；品尝，尝品质；比较价格、重量、产地、颜色、品牌等，通过对比手法，强调产品的实质，引导消费者使用产品的诸多好处，消费者通过观望、尝试到消费的过程全部是引导出来的，因此，引导消费策略是农产品销售的重要环节，并不需要广告来扶持。 5、公众公益策略：农产品走公益的策略也很重要，比如与体育结合，现在流行奥运生产的农产品很吃香，还有会议、旅行、餐饮等诸多公益活动的切入，很多活动把农产品介入进去，提高知名度，这样可以大范围在各种渠道进行销售，农产品品牌建设也可以迅速提高。 6、小范围团购策略：农产品做团购优势很大，家庭厨房的所有食品均可以做成礼品销售，通过对农产品的包装与贴牌，把简单的一种农产品包装成消费时尚的礼品包装，特别是水产、水果、粮油、蛋等等，小范围的团购就是在一定有效的单位里面，包括机关食堂、各办事机构、单位等，由于我们国家节日特别多，所以节庆农产品礼品销售将异常火暴。 7、社区活动推广策略：社区推广活动历来是农产品销售的好渠道，也是宣传的最好阵地，社区活动主要要贴近消费家庭的实际需求，比如赠送厨房用具，把活动按照社区的特点安排开来，小区设摊、节日活动庆祝、社区组织活动介入等等，长期不停的搞，把社区当作产品宣传的一块阵地，效果非凡。 8、单位合作推广策略：单位合作的优势很明显，农产品需要走量才好，与单位的合作将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单位配送与单位效益挂钩，机关食堂与单位食堂合作，有效提高产品的使用效果。 9、个体直销策略：农产品在各地可以与当地的社区便利店有效结合起来，比如水站、洗衣店、小卖部、茶楼、社区会所等等，通过对接，把农产品的信息发布出去，这样大大加快产品的直接销售。 10、媒体网络广告策略：在网络上进行产品宣传将越来越流行，什么样的产品均可以在网上找到，网络重点介绍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重点突出产品的营养价值，什么样的消费者适应，有什么好处，吃了后能对身体有什么改变等，这样的宣传在网上越流行，产品的知名度就越高，越能够与消费家庭融合。 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电视与报纸传媒结合起来，加快农产品的现代化营销步伐。 现代农产品营销要放开思路，结合成熟的消费观念，把营销的步子迈开，从产品的立项上就要把产品的营销成本计算进去，而不是光光是生产成本，将来农产品的销售重点分为四个环节：生产、加工包装、运输仓储、销售渠道四个部分，而核心的是把好产品通过合理的销售渠道，把产品传输到消费家庭，传输到餐桌上，因此，一个农产品的整条连接要考虑生产的现代化，还要考虑营销的现代化，从田间地头要餐桌的每一个过程都不能忽视。 从目前来看，农产品生产与技术方面没有多少问题，主要是考虑环境与农产品的关系，重点在营销上面，现代农产品的营销要照顾消费习惯、消费心理、消费潜力、消费心态等诸多方面，要从小商小贩的心态里走出来，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农产品营销模式与销售通路，建立农产品身份证制度以外，需要建立农产品消费家庭的识别系统，逐步建立可以稳定发展的高效农业销售体系，这样，任何产品的升级换代将不存在风险，只有市场有保障，产品才有出路，农业现代化才有依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哪些？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作者：何海兵来源：《珠海潮》2005年第1期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 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 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 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 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 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 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 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 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 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 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 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 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 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 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 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 具体而言：（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 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 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 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 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 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 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 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 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 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 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 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 [5]2、沈阳模式。 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明确社区定位。 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 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 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 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 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 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 “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 “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 “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 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3、江汉模式。 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 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 它的主要做法有：（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 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 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 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 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 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 [7]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 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1）历史背景相同。 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 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 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 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 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 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 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 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 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 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 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 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 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 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 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 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 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 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 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 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 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 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 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 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 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 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 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 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 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 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帮到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