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数字环境中，有效的推广至关重要。许多企业陷入弱推广的陷阱，这会损害他们的在线声誉和业务成果。本文将探讨弱推广的含义，分析其原因，并提出避免这一陷阱的实用策略。什么是弱推广？
弱推广是指未能有效传播企业信息、价值主张或内容的推广活动。这种推广通常缺乏明确的目标、吸引力的信息或一致性。它可以表现为：空洞的口号或陈词滥调过于销售或宣传的语气不相关的或不相关的图像缺乏号召性用语分散在不同平台上且前后不一致的信息弱推广的原因
导致弱推广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缺乏规划和战略匆忙的执行过度依赖老套或无效的策略对目标受众的了解不足资源限制或预算不足缺乏创意和创新思维避免弱推广的策略
要避免弱推广，企业必须采取主动和战略性做法。以下是一些实用策略：1. 定义明确的目标
在开始任何推广活动之前，确定明确的目标至关重要。这些目标应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并应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和有时限的（SMART）。2. 了解您的受众
深入了解您的目标受众对于创建有意义的推广至关重要。研究他们的人口统计数据、兴趣、痛点和偏好。这将帮助您量身定制信息以产生共鸣。3. 开发引人入胜的内容
创建引人入胜、信息丰富且相关的推广内容。避免使用陈词滥调或销售手段。相反，专注于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决受众的问题或激发他们的兴趣。4. 选择正确的平台
并非所有推广平台都是平等的。选择与您的受众活跃的平台，并根据每个平台的特定功能调整您的内容。例如，在领英上使用专业帖子，而在 Instagram 上使用生动的视觉效果。5. 保持一致性
确保您的推广信息在所有平台上保持一致。使用相同的品牌声音、语气和视觉元素。这将有助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并建立信任。6. 使用号召性用语
在您的推广中加入明确的号召性用语（CTA），告诉受众您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这可能是访问您的网站、注册时事通讯或进行购买。7. 衡量和调整
定期衡量您的推广活动的绩效至关重要。使用分析工具跟踪指标，例如参与度、触及范围和转化率。根据需要调整您的策略以提高性能。结论
弱推广可能是企业在线成功的一个主要障碍。通过了解弱推广的含义，分析其原因并实施避免这一陷阱的策略，企业可以创建有效的推广活动，提升他们的在线声誉和推动业务成果。记住，成功的推广是战略性的、以受众为中心和可衡量的。通过采用这些原则，企业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世界中脱颖而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 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 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 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 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 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 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 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人民日报》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令人担忧中国经济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除了劳动力生产率，还有资本边际生产率，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而中国却反常地一路下降。 海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把从政府和国企主导变成更广泛的各种力量共同主导。 尽管出现了“中国奇迹”，然而从人均GDP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本质上隐藏的危机或更严重，因为中国长期依赖劳动力和投资拉动经济，却在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了下滑。 因此，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从目前的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的区间能否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速。 衡量经济指标要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依赖“人力+投资”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上述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才应是衡量经济的标准，即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增长。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创新，然而核心在于制度改革。 改善效率肯定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靠的是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制度改革要求两个撤出，即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撤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撤出。 《国际金融报》内生增长需要社会制度相对公平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仍是增长问题，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在利用外部增长动力实现经济起步之后很快寻找到并培育了自身的内生增长动力基础，从而获得持续增长能力，而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缺乏内生增长动力，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最终买单和受害者。 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减的行业，从而富国从资本技术禀赋中获益，穷国从资源和劳动力禀赋中获益。 我国亟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转移到内需市场和资本技术溢出上，而城镇化是转换增长模式，拓展投资空间，改善投资结构的重要着力点，还是推进二次改革、重建社会公平的重要突破口。 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内生增长动力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 《南方日报》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后七年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很难突破1万美元，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信仰缺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等。 人均GDP日本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美元。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用了约12年，韩国则用了8年。 按世界银行标准，去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欲到2020年实现国内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 （中新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有巴西之鉴自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巴西一直没能如起步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 在经历了“巴西奇迹”后，劳动力成本增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比重较小等成为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制约因素，而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研发创新能力弱是重要原因。 1990年巴西进口产品平均关税高达33.5%，远高于美国的3%至4%和韩国的8%至9%；在行政审批程序上2004年时巴西企业创建需要15道程序，平均耗时152天，而同期美国只需5道程序耗时4天，韩国也仅需12道程序33天；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各州大举负债增长，相继出现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债务的违约行为并引发了债务危机，被认为也是陷于“陷阱”的重要原因；另外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教育水平长期不高成为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的重要掣肘。 《新华每日电讯》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状态的描述，理论上所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陷入这一状态。 有的国家面对转型期困境，通过自身改革和调整，适应了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从而成功避免了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早期的英美和晚近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无法克服发展之后带来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危机，体制和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发展战略失误或者遭受外部攻击，经济增长回落或者长期处在中等收入状态，其中部分国家还会出现反复，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拉美、东亚诸国;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有可能从中等收入国家重新回到低收入国家行列。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亿元，人均收入61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据有关媒体经过集中各方面专家意见，整合了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种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对中国现状观察和研究之后可以知道，中国已经具有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症候，客观来说，中国正在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行列或者具有强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如何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中国未来中长期重大战略目标。 其中，梳理、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发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参照，无疑是一条相对便捷的路径。
二、克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野
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故事中，都有一些阶段存在“成长的烦恼”，有的严重，有的轻微，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发展。 全球绝大多数老牌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曾一定阶段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不过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度过了难关，直到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其高收入国家的身份变得岌岌可危，目前也在为重新找回往日荣光作出努力。 在东亚，多数国家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逡巡不前，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得以成功跨越陷阱。 而在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在高收入国家边缘徘徊多年后，近些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步进入高收入国家队伍。
下面我们以三组案例分享一下那些从“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已经或者初步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成长故事和经验。
1、英美——高收入国家的先行者
英国从近代封建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驱主要得益于三大革命，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其长期的发达国家地位。 这三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 随着17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忍受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于1642年引发了革命，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近代政治革命方告结束，从此率先建立了以议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 英国政治革命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制度基础的同时，也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扫清了道路。 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 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 近代科学进步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大门，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以当时标准衡量，其已成为当时世界上首个高收入国家。 此后虽然多次经历危机，但其作为发达国家的根本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美国与英国有相似之处，也是先行建立了稳固的民主体制，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保持国家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石和保障。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工业、运输业、通讯业等高速发展，到1890年代，其经济规模已超过了称霸达100多年的英国而雄踞全球老大的位置，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冲突等转型期现象也大量出现，但由于美国独立革命和二次革命为其创立了先进的政治体制，避免了联邦的分裂，保证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成功克服历次经济危机的挑战，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在1990年代后，更因苏联的解体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球霸权国家。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摆脱了种种桎梏，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大量美国移民提供了平等的创业机会。 而对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则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新闻媒体的监督下逐步得到克服。 比如美国近代的“扒粪运动”，揭露了当时大量政治和司法腐败、侵犯劳工权益事件，促使国家政府实施改革，加快立法进程，杜绝了其危害，从而创造了长期繁荣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2、日韩——成功跨越陷阱的国际典型
谈到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人们都注意到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和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做法。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奠定了从生产型到贸易型再到消费型经济三次飞跃的基础。 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最低工资制、教育政策改革和综合开发计划等战略举措，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为社会稳定建立了稳固的防御体制。 日本能够做到适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调整，主要奠基于其在美国帮助下建立了君主立宪民主政体和完备的制衡与监督机制。 日本在刑法典中设立了反贪污贿赂专章，实行了财产公示制度，日本媒体享有新闻自由，对政府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
韩国也是在二战后经美国帮助建立了民主体制，不过在此后数十年里屡遭军事政变，这也使得其经济长期沉浮不定。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韩国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改善政府治理，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其经济高速发展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一方面从法律上强调市场的作用，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变政府主导型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从对经济大包大揽变为积极引导。 另一方面颁布《公务员伦理法》，进行政治改革，推行财产公示制度，建设透明政府、服务政府。 政治领域的改革为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保证。 韩国经济成功地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变到以技术研发为后盾的创新型发展战略，通过“新村运动”、新教育政策、税收改革和完善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确保发展成果全社会共享，从而推动了国内市场发展，扩大了内生需求，促使国家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3、巴西——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新希望
按照世行标准，巴西迄今已身处中等收入国家达38年。 但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之一。 据2011年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的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另据世行数据，该年度其人均GDP达到美元，已初步显示出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某些迹象，一般认为再经几年就会成功进入世界经济第一梯队。 因此，对于那些尚在中等收入国家梯队，或者积极问鼎第一梯队，或者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而言，巴西的成长经验，尤其值得参考。
巴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家发展上曾经历重大挫折，经济和社会政策基本失败。 它推行负债增长战略，由此导致1981到1983年的经济衰退。 但这段时期巴西在政治上的改革举措，为此后的全面改革和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是“通过交易的转型”的杰作。 政府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经过长时间的博弈，使得改革派和温和派占了上风，军政府从1974年开始推行稳步的、渐进的政治开放和过渡政策，最终于1985年实现军人“还政于民”，初步建立了民主体制。 进入九十年代，巴西进入改革和调整的重要时期，之后在21世纪的头十年，它的经济发展成果越发显著，并连续超过几个传统发达国家，成为位列世界前六强的全球大国。 这归功于在民主体制下，巴西的内外政策实现了重大改革。 经济上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升级转换，巴西的航天、国防和清洁能源能高科技行业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在社会政策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占GDP长期维持在20%左右，并积极开展减贫，贫富收入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国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 它们都显示，巴西已经具备了顺利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各方面条件。
三、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
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者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多数都在东亚、东欧、中东和北非、拉美等。 它们都存在政治体制不成熟、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失当，并导致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平等长期盘踞，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或者存在发生动荡的诱因和危险。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迈上高等收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挑战。 综合各国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政治成熟，体制科学，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充分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是前提条件。 上述五个国家的案例都显示，它们都是在建立了稳固的科学的政治体制后，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在此条件下保持长久繁荣的，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难以为继。 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国家制订科学的内外政策并得到有效落实;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避免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和肆虐;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向;而且，只有在成熟的政治体制下，才能保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全民共享，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维持高收入国家水平。
善于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创新政府决策和科学技术，消除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改进和完善政府治理，是重要关键。 在科学、成熟的政治体制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政府制订和实施“适销对路”的政策，不断对政府体制、经济发展思路和对策、社会政策、科技能力等，进行改革和创新，确保国家永远走在康庄大道上。
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合理调节并确保贸易、投资和消费三大领域的内在平衡，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是根本途径。 在我们的案例中无一例外都是市场导向型国家，真正让市场起到了基础性支配作用，建立健全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系，并适时调整贸易、投资和消费政策，使其得到平衡，才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如何调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防止全国各省相互之间出于自利动机的贸易壁垒，如何打破对外贸和投资的强烈依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改革社会政策，优化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完善保障体系，稳定国民心理，是重要保证。 高收入国家的公民社会都很发达，公民自治、社会自治普遍，社会政策的基础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的多数中产化，培育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促进消费的关键。 只有在消除两极分化、确立了平等的法律原则下，公民才能拥有公平的社会机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可靠的动力。 而公民消费水平能否保持，储蓄习惯能否改变，首要的则是为其提供安全堤坝，建立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使积极工作、放心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资本运营管理中的风险与防范
资本运营管理中的风险与防范 引导语：资本运营风险包括:体制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法律法规风险等。 资本运营风险的来源主要由资本运营的特点所决定:即资本运营的风险性、资本运营的复杂性、资本运营的扩张性、资本运营的挑战性。 一、资本运营面临的风险 企业资本运营存在着风险,这是企业资本运营特点所决定的。 资本运营风险主要表现在: 第一,体制风险。 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有其自身明确的动因,这个动因必须表现为经济动因,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前提。 但在我国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逐步完善的阶段,国家在进行资本运营时强调盘活国有资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色彩,许多企业的资本运营都是出于政府部门的强行捏合而最终实现的,重组双方常常缺乏利益冲动而缺少重组动机,导致管理层对重组后的企业发展和经营管理缺乏了解,并难以适应长期的运作,从而使企业资本运营在一开始便潜伏下风险隐患。 第一,由于企业缺乏资本运营方面的人才,使资本运营的规模和质量受到制约。 目前,我国投资银行的经营运作才刚刚起步,缺乏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制约着整个证券业和并购业务的发展,而一哄而上的大规模重组事件的快速涌现,在缺乏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必然会给企业后期的发展埋下潜在的隐患。 第二,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重组时所采取的大包大揽的做法,比如以非经济目标代替经济目标,过分强调 优帮劣、强管弱、富扶贫 的解困行为等,背离了市场原则,给企业发展带来了风险。 第三,被并购企业人员的安置因体制影响,常常被作为重组时的一项重要附加条件。 这种接收或重组本身为重组企业的后续发展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第二,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重组者在并购完成后,无法使整个企业集团产生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市场份额效应以及实现规模经济和经验共享互补等效果,甚至整个企业集团还遭受被并购进来的新公司的经营 拖累。 企业搞资本运营,首先要对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市场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充分考虑被兼并企业的生产要素与本企业生产要素的协同性。 还要考虑被兼并企业产品的市场前景。 如果被兼并企业产品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将面临很大风险。 在经营风险体现为生产要素质量不高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方面。 尤其是当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进入较为生疏领域的时候,更需要把管理能力能否适应新领域的要求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否则的话,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借以分散风险的目的非但不能达到,弄不好反受管理风险之累。 在企业财务方面,企业负债结构的合理与否也是资本经营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风险。 企业资本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资本收益,但是资本经营,特别是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活动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 一般来讲,企业不可能通过自有资本来完成一项巨大的兼并收购工程,这样做即便成功,也是不经济的。 许多企业希望通过债务杠杆来完成兼并收购,但这样做财务风险很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发生巨变以及经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情况下,以高负债进行资本经营,其财务风险就更大了。 第三,市场风险。 资本运营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一些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也给企业的资本运营带来了各种风险。 (1)市场行情的变动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方面将会影响到资本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来源,导致收购或重组受阻,另一方面还可以影响到企业收购的成本及目标公司的选择。 (2)由于对市场信息的了解不足,加上市场信息本身就具有不充分或不对称特点,也是造成企业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受到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动影响。 目标公司采取的各种反收购措施,无疑对收购方构成了相当大的风险。 因此,企业在进行并购时,要制定详细的收购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充分的估计,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收购,否则要冒很大的反收购风险。 第四,法律法规风险。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维持公平竞争,限制垄断的 反垄断法 或 反托拉斯法 等,这些法案使大规模的有可能形成垄断的并购受到限制,从而使并购企业亏损惨重。 目前,尽管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反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的法规,但公司法中含有某些增加交易透明度、维持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相关法律条例。 企业在资本经营中,特别是在兼并收购中应进行仔细研究以尽量避免受到不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 目前我国制定的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中规定,收购方持一家上市公司5%的股份时必须进行公告,以后每增持2%均要进行公告,持有30%股份后要求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如果得不到收购要约豁免,该项规定会使并购成本大幅上升,使并购计划几乎无法完成。 二、资本运营风险来源的决定因素 资本运营的风险来源于多个渠道,既有系统性风险,又有非系统性风险,既有来自外部的风险,又有来自内部的风险。 但我们认为资本运营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由资本运营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由资本运营的风险性所决定。 资本运营是企业高级的经营活动,这一活动的实施存在各种风险。 企业进行资本运营,通过兼并、收购、参股、控股等形式,拥有被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 这实际上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或资本市场购买企业产权的一次巨大的投资活动,而且是一次风险性极大的投资。 并购对象选择是否得当,本企业的资源状况是否与所选择的并购对象对于资源的需求相匹配,这对企业来说,直接影响其并购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因而带有很大的风险性。 据有关资料统计,即使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并购成功率也仅有50%。 在实践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有的企业在没有弄清楚目标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状况及其出售动机的条件下,盲目并购,结果背上包袱,跌入了 陷阱 ;还有的企业高估本企业的资源条件,特别是融资能力,结果使并购无法完成,或者虽然完成了交易,却无力进一步投入资源进行消化吸收,企业的资本经营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不但不能把并购企业搞活,反而恶化了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说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 其次,由资本运营的复杂性所决定。 资本运营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与企业其他战略相比,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 资本运营战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包括企业经营领域和行业的选择。 (2)在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指导下,选择具体的资本经营战略,如采取兼并、收购,还是控股、参股或其他产权运作方式。 (3)对象企业的选择,以及本企业资源的评价、机会、风险分析等。 (4)战略的实施,包括资本筹措,对象企业资 产评估、谈判、交易及其并购之后的生产、组织、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整合。 资本运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经过一系列前后相连、环环紧扣的战略过程,每一个战略阶段和战略环节,都必须谨慎操作,否则,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 第三,由资本运营的扩张性所决定。 资本运营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的具体发展战略,是一种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战略手段。 扩张性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特性。 虽然就全社会来说,资本运营并没有增加或减少社会资源总量,只是改变了这些资源的原有配置,提高了这些资源的运营效率;但是就进行资本运营的企业来说,它所能够控制、运作的资源却增加了用少的资本,控制、推动更多、更大范围的资本,使其为本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企业的原有资本产生出一种 放大效应 、 杠杆效应 ,从而产生最大限度的利润。 当然,扩张性是就资本运营战略的一般特性而言的,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当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不利,以及本企业资源约束较大的时候,企业也需要缩小 资本 规模,实施收缩战略。 比如,将企业资本从不利的行业、企业退出等。 实际上,资本运营的过程就是企业不断调整、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资本最大限度增值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资本扩张,也有资本收缩,而更多的则是对资本的重组和组合。 第四,由资本运营的挑战性所决定。 资本运营战略,是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而制定的,或者是企业发现了有利于本企业扩张发展机会,或者是企业为应对外界环境的威胁、压力和挑战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因而,它要求企业不仅仅停留在适应外部环境这一层次上,还要强调企业发挥能动性、创造性,主动出击,主动进攻。 资本运营如同一个大 魔方 ,变化无穷,奥妙无穷,同时也充满着风险,有些企业通过资本运营迅速崛起,而另一些企业却由于资本运营失误而跌入 陷阱 ,一蹶不振。 三、防范和化解资本运营风险的措施 与商品经营相比,资本运营要复杂的多,企业进行投资、控股扩张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企业风险的扩张。 为了使企业的资本运营、资产重组工作达到预先设定的效果,必须高度重视对资本运营工作本身风险的防范。 首先,选择和引入符合条件的资本运营主体。 符合条件的主体应该是:(1)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具有控股和资产置换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其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发展的方向;(2)资本运营、资产重组必须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企业自身和被控制对象的长期和长远发展;(3)企业本身已形成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和较为齐全的经营管理班子,具有吸收、消化被控资源的能力。 上述各项条件是一组相关联的充分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否则资本运营将给企业招致更大的风险。 其次,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定位,制定企业长远发展战略。 资本运营的基础是生产经营,一个企业要想通过资本经营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规模经济,就必须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市场变动格局、行业发展前景、产品市 场占有率、投入产出效果、自身的生产经营素质条件和发展潜力,确定企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企业生产经营、资本运营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有的放矢地确定资本运营的手段方式,使股份化改造、兼并收购、合资嫁接、联合协作等资本经营方式围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进行。 否则,为资本运营而进行资本运营,企业发展将无从谈起,资本运营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注重企业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的巩固和长远发展,以此为基础开展资本运营。 已有的实践证明,资本运营成功的关键在于一切并购业务都必须围绕主营业务而进行,否则,必将本末倒置,使企业发展误入歧途。 瑞典的伊莱克斯集团公司是国际上知名的资本经营成功的典范,该公司资本经营成功的秘诀在于:在实行并购战略过程中,始终围绕一个宗旨,就是所有兼并收购活动都必须集中在公司的核心业务上,即家用电器和商用电器。 对并购公司中与核心业务无关的部门或分公司经过整顿和包装后将其出售。 这样,该公司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基础上,以分拆出售所并购的企业这一方式取得了大量的利润,获得了需要的生产要素,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从而使这样一个制造煤油灯的作坊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巨人。 第四,应从财务的角度对资本运营、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 这些分析包括:对重组成本的分析比较、对重组效益的预测、对企业的财务承受能力的分析等。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选择出最佳的重组方式,制定周详的重组方案,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财务问题及早制定对策。 某些企业可能会过分注重资产重组的表面形式,而没有对整合发展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实际上,整合过程就是企业经营由扭曲向主题回归的过程,整合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日后的经营状况。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除此之外,无论多好的重组方案在具体实施时都可能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这就需要经营者在实际操作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应变措施。 第五,在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要注意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的作用。 实践证明,中介机构在为企业设计重组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协助制定和实施重组具体方案中,能帮助企业提高资本运营的效率。 第六,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降低资本经营成本来规避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1)要尽量采取 选择性收购 方式。 所谓 选择性收购 ,就是收购方不必将 肥肉和骨头 一同收购,而是从中挑选出。 具体来说就是要甩掉债务包袱和人员包袱。 这样,收购方通过注入一定的流动资金,很快便可以启动生产,并实现 扭亏为盈 。 由于目前各地破产企业财产普遍存在 变现难 的问题,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目标企业财产价值往往被低估,有利于收购方通过对同行业中的低效益或微亏损但确有潜力的企业进行有选择的收购,使得被收购企业的机器、设备和熟练劳动力等有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比另起炉灶重新投资建厂要经济得多,是企业实现资本低成本扩张的一 个现实途径。 (2)利用企业法人股和国家股股权有偿转让实现低成本运作。 一般来说,企业在确定是否要兼并企业时,往往会考虑并购的资本成本。 当并购的这一资本低于目标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时,这种并购才算是合算的。 由此看来,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的大量股权有偿转让资本重组案例中,由于通过法人股或国家股的股权转让来控股目标企业,其股权转让价格是由双方协议确定,一般略高于目标企业的每股净资产值,却远远低于目标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价格。 即使把并购企业用于目标企业重建时所需的重置资本成本加进去,仍然是远远低于目标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总额。 法人股、国有股的有偿转让,显然为并购企业降低并购成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股权交易对象。 由于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股本构成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国有股所占比重较大且不能流通,使得企业并购多采取在市场上协议收购方式进行。 如1997年6月中远洋运输公司以每股3元的价格协议收购众城实业发起人法人股,耗资2.5亿元控股众城实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3)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无偿划拨实现低成本扩张。 例如,天津美纶、四川制药的股权转让案就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 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无偿划拨实现股权的转移,将四川制药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四川全兴集团,天津美纶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天津泰达集团。 与众城实业的股权转让相比,这无疑是更具中国特色的高效率、低成本资本运营的方法。 为推动国企改革,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国有股东如能够将失去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未上市的优质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实现非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而且还可以实现低成本的 买壳上市 。 这在目前的资本重组事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资本重组改革国有企业的新的尝试。 (4)通过杠杆收购实现低成本资本运营。 杠杆收购1980年代曾风行于美国。 杠杆收购简单地说,就是借钱融资来完成收购公司的交易。 通常收购者只有一成本钱,其余九成由投资银行代替收购者发行垃圾债券和向商业银行贷款筹集,也就是说用很少的钱可以完成大规模的交易活动。 这就为实现企业 小吃大 、 蛇吞象 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杠杆一词在财务上是指股本与负债的比率,因而也可以把杠杆收购称为高度负债的收购方式。 称这样的收购者为 收购艺术家 是再贴切不过了。 他们在做出精确的计算以后,使得收购后公司的收支处于杠杆的平衡点。 从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贯彻和实施来看,对资本运营成本的高低划分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如果高成本扩张可能带来理想的收益,这种扩张的成本从长期看就是低的。 相反,如果妨碍了实施正确的战略规划,或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成本扩张的结果可能是惨重的代价、极高昂的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