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推广，生于1949年，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以其大胆革新、实验性强而闻名，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叛逆先锋”。
叛逆的风格
唐推广的创作风格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成长于特殊年代，经历了社会巨变。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叛逆、批判的精神，并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唐推广的作品对传统文学规范不屑一顾，打破了当时主流文学的窠臼。他以激烈的语言、大胆的想象和实验性的形式，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和对个人自由的向往。
主要作品
- 《大雁塔》（1979）：这部短篇小说以陕西大雁塔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小说以解构主义的手法，揭示了极权主义的荒谬性和对人性的摧残。
- 《一个人的圣经》（1985）：这是一部实验性长篇小说，以反乌托邦的形式，描写了一个被极权统治的社会。小说通过对权力和信仰的质疑，表达了对自由和人性的思考。
- 《万历十五年》（1998）：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背景，讲述了朝廷上下的一段权力斗争。小说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反思，探讨了权力、欲望和人性的复杂性。
革新的思想
唐推广不仅仅是一位叛逆的作家，更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先锋。他反对僵化、教条的文学观念，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表达作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唐推广的文学创作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危害，呼吁自由和个性解放。同时，他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探索人的孤独、异化和生存困境。
文学观
- 文学要表达个体的真实思想和情感。
- 文学要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
- 文学不应局限于传统形式，应大胆实验、创新。
先锋性意义
唐推广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叛逆先锋，其作品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大胆革新的风格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禁锢，为新时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叛逆精神和革新思想激励了一代作家，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追求个性。
唐推广的作品具有先锋性和开创性的意义，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结语
唐推广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位重要的叛逆先锋。他以其大胆革新、实验性强的创作风格，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挑战，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想。他的作品既具有叛逆精神，又蕴含着革新思想，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哪些变化？试举例说明？（500字）
这个问题很复杂。 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性的还是近代性的，就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话题。 例如杨春时、宋剑华就认为现代文学由于和世界文学存在着巨大的时差，所以我们的现代文学只能算近代性。 另外，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模糊也是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关键。 分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内容，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现代性与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①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 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 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 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事实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文学长期的分散、隔绝发展已成为历史，民族壁垒的墙壁逐渐倒塌，整个人类的文学正朝着世界文学整体化的方向挺进。 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频繁的国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 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 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 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 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 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②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 ”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 “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 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③或者可以说，中国只有等它变成西方的对象时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 西方的入侵与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西方的入侵与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静止”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④。 因此，现代化也被称之为欧化或西化。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造成了中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勃发。 西方文学的传入，使古典文学失去了耸动视听的效应。 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 “诗界革命”以及后来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大不同于以前任何文学革命运动，而是挟裹着世界的风雷，向古国文明挑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时，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 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胡适1915年夏秋在美国尝试白话诗运动之初就明确地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也!”他把自己发动“文学革命”的意图与当时世界的“新潮”联系起来，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新知。 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这一文化与文学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 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 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 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崭新的文学。 在20世纪里，中国文学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形成了与世界文学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欧近代文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客观地讲，“现代性”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人类进化的链条上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形成。 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并非如杨、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经历一个像欧洲那样漫长的近代文学阶段，中国文学才可能进入现代阶段，否则就要补上历史这一课），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独特类型与历史走向，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 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现代性质。 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世纪后期到五四时期，再几经历史风雨的洗礼，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进取，中国文学就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而且这种过渡与转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在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学，或者说是近代、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二、现代性与先锋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 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 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 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传人。 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只有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 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 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 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 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 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竞一时之盛，与现实主义形成对峙与竞争的格局。 正当现代主义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比鸦片战争更具威胁性的外民族侵略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依归。 于是，现代主义在40年代一度处于衰落与冷落的境地。 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 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 这说明现代中国并非“缺乏现代主义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不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局势影响的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的。 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 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 任何在西方近两年出现过的现代观念、技巧和流派，在我们这里都出现过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摹仿、借鉴成为许多作家在文坛站住脚的途径，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髦，成为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大好策略。 这不仅说明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主观愿望异常强烈，而且说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翼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现代主义作家或曾受过现代主义一定影响的作家。 在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品中，现代主义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 其实，现代主义在中国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它发散性地渗透在许多非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在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养分。 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王朔、贾平凹、刘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 这表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先锋艺术，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或者说现代主义只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而存在，这不仅是中西20世纪文学在共时性的发展中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差异造成的，也是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 “当中国文学在现代性旗帜下与中国古典主义告别的时候，西方文学则是在告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现代性的，它们的现代性是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区别的。 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学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所做的努力，它们共同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学由旧蜕新的现代化转变。 ”⑤难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统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我的意思是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孤立视之，它是相对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学是现代性的，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性的，它们相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结构而存在。 忽略文化背景与文化结构，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规划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其结果是对多种文明、语言文化、生活形态、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现代性与民族意识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进而铸就了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 进入近代以来，这一民族传统精神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导。 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找到了民族进步、民族独立的新方向。 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民族进步与独立，则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 要强大则要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要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则必须坚决以社会改革为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其实这两者的统一，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 当民族危机显得相当深重时，对西潮的引进则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 当民族危机有所缓解之际，对西潮的引进则大胆而自信，如五四时期和新时期。 当然，50～70年代，由于受帝、修的挤压，我们的国际交往基本关闭，这一时期我们奉行的是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 正是这样，我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往往被民族主义所裹挟。 在强大的现代性挑战面前，民族主义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原有的东西的发展和对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的改造与更新。 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多次掀起寻根的浪潮，寻根意识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对应外来思潮的一种手段，成为他们宣泄民族自卫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 同时，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一面是极端的西化（欧化）、艺术化，一面是民族化、大众化。 对于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强调，有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整个看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确实使文学适应了广大民众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并且重新发掘了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 当然，民族主义思潮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的对峙，对于现代化来说，也会导致适当的平衡。 在有效的保守与有效的激进的强力中，中国文学才能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 例如中国现代主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发展的，但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中就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力制约，尽管他们面对传统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创作中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情结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有了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 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王蒙、莫言、残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 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不仅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综合并发展中外文学传统的结果，是受中国现当代文化环境制约的结果。 也就是说，只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外应世界潮流，又内承民族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即只有注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即在外来文学民族化、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才可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 四、现代性与人性意识 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价值之源。 但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地方，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以工业化、都市化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因而在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困难重重，难免出现大的曲折和反复。 但是，现代化毕竟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其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 一个发达的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闭塞的农业社会，在给人类以发展自身潜能并获得自由方面，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人的自由、解放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现代化社会是这一过程中水准较高的一个阶段，并且将向更高的阶段过渡。 ”（10） 五、现代性与创造意识 杨、宋二位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 ”这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精神的忽视。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意识是相当强健的，其创造业绩是多方面的。 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这种集多种创造于一身的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像老舍、巴金、沈从文这样高质多产的大作家、像曹禺这样优秀的戏剧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这样出色的诗人，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逊色；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独特创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数。 正是这些众多作家的创造精神的焕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异的现代性趋向。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比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艺术自觉性。 这种艺术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作家挣脱了那“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以强烈的新鲜感领悟生活，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们那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11）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作家所无可比拟的心灵的宽广度和灵敏度，能够看到他们那丰富的艺术创造力。 应该说，中国作家的艺术的自觉是由其创作的多方面构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艺术创造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崭新的外来影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旧的文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 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的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多方面探寻，伴随着高度的兴奋、热情与活力。 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大的趋势上看是由同趋异，由单一变杂多，由一统成多元。 传统文学即使没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软，因而必定极大地激发作家的创造热情。 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已开始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 创造精神的高扬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尼采的自我创造价值论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风靡文化界。 郭沫若等人甚至将他们的文学社团称做“创造社”。 “五四”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也是一个大胆探索、追求创新的时期。 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时代潮流，对作家创造力的开发，潜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响；喜新厌旧的时代心理给作家求新意识和独创精神以极大的刺激。 他们不断地向规范挑战，以新、奇、怪的艺术实践向着统一模式的旧文学规范冲击，以各色各样的花来取代枯燥单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规的方式向着习以为常的方式挑战，用最具异端性质的怀疑来对待过去的一成不变的最神圣的东西。 他们正是在这生动的造化中，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使新文学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显示了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与主导性的审美标准。 即使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的30、4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精神仍然强旺。 他们以多种方式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面性格。 不但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路翎、艾芜、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对艺术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作家也不满足于单调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对综合的追求越来越高（如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 在50、6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激情也并未消失。 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们又迸发出极其强旺的创造热情，优秀的作家都在艺术上有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创造的特质。 一个开端（五四时期）和一个结尾（80～90年代），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高峰期。 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大大革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意识的勃发，也是相对作家自己的处境而言的。 其实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作家一直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的矛盾困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置身于现实种种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灵痛苦。 如在中西文化选择上，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易于摇摆，昨天对传统全盘否定，今天又饥不择食地向传统翻寻；明天把这个奉为圭臬，今天对那个顶礼膜拜，这种频繁的转向与更替，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积极健康的心理结构。 当一个民族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潮流还不知所需，无所适从，还没有建立起吐故纳新的心理结构时，那么该民族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稳定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其潜在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发挥。 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尚未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强大起来，居于世界前列之时，可能会继续存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我要谈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质，并不是说它已经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现代形态了。 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与内涵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 但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 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
中国现当代文学散文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现代散文发展历程如下：
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其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
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语言不受韵律的限制，表达方式多样，可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也可以有所侧重。
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可以像小说那样，通过对典型性的细节如生活片段，作形象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也可像诗歌那样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创设一定的艺术意境。
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 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
扩展资料：
散文发展历程：
先秦时期：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两汉时期：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明代时期：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清代时期：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 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中国的诗歌为什么以抒情诗为主？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 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形式之丰盈，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相媲美。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 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无数的外国学人所称道。 在戏剧方面，远在十三世纪，就出现了元杂剧的辉煌。 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关汉卿，一生创作了70部杂剧。 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窦娥冤》，那轻松、明快、活泼、幽默的喜剧《救风尘》，那颂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公案戏《鲁斋郎》，那翻卷着时代风云的历史剧《单刀会》等风格多样、色彩纷呈的剧作，不仅展示了我国戏剧的丰富性、成熟性和厚重感，而且还把唐诗和宋词的优点熔为一炉，把诗词的功能由一般的吟诵扩展到配乐吟唱，将诗和歌密切地结合起来。 唐诗、宋词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使语言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至。 它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变化多样而又严整有序，而时代伟人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它的优秀传统，而且还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在小说方面，还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现了“标志市民文艺样式”的“宋话本”。 元末明初又有两部长篇小说的伟大杰作问世，那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这两部内容博大、气势恢宏、人物过百的长篇巨著，享有世界声誉。 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我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更先进、更合理、更美好的崭新姿态，前进在今日世界进步文学的前列。 《阿Q正传》、《子夜》、《家》、《春》、《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东方》、《李自成》、《黄河东流去》、《第二个太阳》、《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雷雨》、《日出》、《茶馆》、《蔡文姬》、《武则天》、《文成公主》等话剧；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诗人的诗歌，都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跨进世界文学的殿堂，为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编织出更为璀璨夺目的花环。 综观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全貌，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 公元前的孔子（公元前551椆��?/FONT>479）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三国魏文帝曹丕，极重视文章的写作，认为文章可以“经国”，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批判地吸收历代有关文学功能的主张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明确、更为群众欢迎的响亮口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解放区的文学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二、我国文学历来是勇于进取，在形式和体裁上不断创新或推陈出新的开放型文学。 比如，诗歌的发展是由四言诗而五言诗、七言诗，由古体诗而近体诗、格律诗、自由诗。 散文的发展是由先秦散文而汉赋、骈文而“古文运动”中的古文，到了现代，散文的种类和形式，真可谓千姿百态、色彩纷呈。 在体裁上，由唐诗、宋词、元曲而明清长篇小说、短篇小说。 总之，几千年的文学发展表明，我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体裁上，总是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在不断地创新和革新。 需要指出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族，能够全面、辩证、成熟地对待文学形式和体裁上的创新和革命。 某一新的艺术形式和体裁出现后，并不因此否定先前的艺术形式和体裁，而是允许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自由竞争。 比如，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在诗歌领域里占据主要地位后，但五言诗和四言诗并没有就此消亡，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 再比如，今天我们提倡新诗，但旧体诗创作依然很兴旺，诗与词的比翼双飞、共存共荣也很令人深思。 在宋代，词在诗歌领域里占了主要地位，但宋代的诗也很有特色。 即使在今天，它们也是齐头并进的兄弟或姊妹。 三、我国文学是在向世界进步文学不断学习、科学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丰富起来，从而与世界文学健康、奋进的潮流相沟通、相汇合的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文化，向来是热烈多情的。 且不说从南北朝起我国就开始翻译佛经的盛事，也不说唐代高僧玄奘亲赴天竺取经，翻译佛教建立的丰功伟业，只说清光绪举人、京师大学堂的林纾先生一个人翻译一百七十余种欧美等国小说的非凡之举，就足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的重视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古今文学名著，几乎全都译成了中文。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热潮。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在向世界进步文学学习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引进外国的新的艺术形式，如新文学中的小说(以鲁迅的短篇小说和茅盾的长篇小说为代表)、新诗(以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作品为代表)、话剧(以曹禺的话剧为代表)等的创建，走的就是这条直接引进外国新的艺术形式的道路。 二是借鉴外国的艺术形式，对某些民族传统形式进行改造，即旧形式的现代化。 如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刘绍棠的新传奇小说，李季的民歌叙事诗，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三是从中西形式中都吸取些成分，嫁接出一种独特的新形式。 也可以说是土洋结合的新产品。 如歌剧《白毛女》，就是西洋歌剧、话剧、传统戏曲、民间秧歌几种成分的溶合体，颖异别致，令人耳目一新。 再如新时期崛起于舞台和电视屏幕的喜剧小品，就是独幕话剧、相声和影视艺术某些特殊的表现手段杂交而成的新的艺术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多种文学流派自由发展，平等竞争，贯穿我国文学发展的始终。 这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好传统。 远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思想和文化界就曾出现过多种学术流派争鸣的繁荣局面，出现过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著名学派，诞生了《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这样一些代表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著作。 后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文学中又出现过婉约派、豪放派、江西派、茶陵派、公安派、骈俪派、本色派、吴江派、临川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词派、鸳鸯蝴蝶派等多种文学流派。 在现代小说发展中，还出现过新感觉派小说、乡土派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等多种流派小说。 在现代诗歌发展中，出现过七月派诗歌和“九叶”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还诞生了山药蛋文学流派和荷花淀文学流派。 众多文学流派竞相媲美，是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规律决定的，是文学事业繁荣和生命力的标志。 尊重这个规律，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2月，在其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郑重地提出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人们常说的“双百”方针)。 毛主席是这样阐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毛主席提出和倡导的“双百”方针，是对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科学总结，是繁荣、发展艺术和科学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针，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 新时期以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文学界出现了艺术流派林立，创作空前丰收的喜人形势。 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小说创作流派有：以刘绍棠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邓友梅为代表的市井画卷派等众多的艺术流派。 众多艺术流派的形成和空前活跃，是我国广大作家艺术家潜能得到发挥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五、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民间文学总是与正宗文学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正宗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强大潮流。 《诗经》中的“风”，基本上是民间文学，“颂”基本上是正宗文学，“雅”既有民间的，又有正宗的。 可以说，《诗经》是正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珠联璧合。 词与曲一开始也是民间文学，到后来发展成正宗文学。 宋人“话本”起初也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到了明清，演变成小说，成为文学的主导形式，诞生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长篇名著。 我国文学中，正宗文学与民间文学这种互相推动和紧密联系，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成功的事例数不胜数。 国家每年组织作家、艺术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采风活动，目的之一就是有意识地引导作家、艺术家密切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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