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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风月情感咨询师的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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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下诗人的写作特点

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一位作家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言,李白的震慑力无人能及。他像一阵雷霆、一股狂飙,以其壮丽的诗歌征服了同时代的人。唐玄宗天宝元年,时任太子宾客的诗人贺知章读了《躅道难》,竟呼之为“谪仙人”;杜甫则称赞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自少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复杂的思想性格。李白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李白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为报国,李白曾进出长安,更曾因而蒙冤入狱,最后郁郁病故当涂。

李白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无论是山水诗、闺怨诗、或是边塞诗,都写得很精彩。李白的想象力丰富,能在客观物象中倾注主观情感,他的诗意象之间组合疏朗,好比疏体的写意画。李白从不在诗歌中堆砌过多的意象,而每一个意象又总是力求鲜明。因此,他的诗歌能充分体现诗人的所见所感,同时又不着痕迹,凝练而巧妙。李白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艺术世界,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他存世的九百多首诗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哺育过杜甫、李贺、苏轼、陆游、辛弃疾、龚自珍等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杜甫的写作特点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最高水平。他是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诗人。

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少时便接受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一心向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下,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诗人蒙羞受辱,落拓长安,过着极其困顿的生活。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使诗人又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见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体味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徙流宕,漂泊西南,终至穷愁而死。

杜甫虽一介布衣,却始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诗,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雄立于中国文学史,令百世而下叹为观止。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其中,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

情感内涵的沉郁深刻

杜甫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沦落潦倒的一生,“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以儒者的良知和勇气,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沉重和悲哀,反映了忧愤深广的时代特征。

对多难社会的深重描绘

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培养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良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描绘那个“万方多难”的社会。

杜甫困守长安时期,曾陷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于是他从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感觉到唐代帝国表面繁荣下隐藏的重重危机。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开边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那悲壮的声情和巨大惨烈的的场面便令人震撼。特别是对家属们奔走拦道,牵衣顿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几分速写,以大笔渲染出漫天黄尘,读之便觉车声,马嘶,人喊,在耳边汇成一片纷乱杂沓的巨响。诗歌通过提炼少量最典型的细节概括统治者多少次征丁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充溢着沉痛忧愤的激情。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直接以自己在塔上观望所见预想了“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辩皇州”的残局,似乎唐王朝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日子就在眼前,给人一种沉重之感。

“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沉重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辛弃疾的写作特点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秦观的写作特点

《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

历代文人对秦观的评价:

宋苏轼戏评秦观、柳永对联:“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宋苏轼东坡绝爱其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宋苏轼:“有屈、宋之才。”

宋王安石:“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

宋李清照《词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

《宋词三百首》:“委婉含蓄,清丽雅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少游词寄慨身世,闲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张炎《词源》:“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孙兢《竹坡老人词序》:“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

张耒:“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评秦观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李调元《雨村词话》:“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

清刘熙载《艺概》:“少游词有小宴之研,而幽趣则过之。”(小晏指晏几道)

清周济《介存需论词杂著》曾经引用前人评语评秦词说:“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周济《宋四家词选》:“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楼敬思:“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清代词论家冯煦:“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四库全书总目》:“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

清王国维评秦观与周邦彦说:“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清代王国维《人间词话》:“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

陆游的写作特点

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此类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傅给事外制集序》等皆是。其他如《澹斋居士诗序》等文,则表现了陆游对文学的卓越见解:“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这种视创作重在内在修养而不在于外在形式的观点,对他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可算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如《烟艇记》、《书巢记》、《居室记》等,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颇似富有情味的小品文。《入蜀记》6卷,笔致简洁而又宛然如绘,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同时对考订古迹和地理沿革也有资助。至于他的《老学庵笔记》则是随笔式的散文,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文故实,颇有史料价值。其中论诗诸条(如批评时人“解杜甫但寻出处”等),亦堪称卓见。

李煜的写作特点

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本无心争权夺利,一心向往归隐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个意外,无奈命运弄人,也是刻于历史卷宗上的亡国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功过事非,已成历史之轨迹……

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进贡,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据宋人王至《默记》,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荒废的生活,风格柔靡,但是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多为空虚无奈;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人将他与李璟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李清照的写作特点

李清照(约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是诗、词、散文皆有成就的宋代女作家,但她最擅长的,成就最高的还是词。

李清照经历了南北分裂之乱,在南渡前后,她的词风变化很大。南渡前,李清照的词多描写少女、少妇的闺中生活,如《如梦令》、《怨王孙》两首词,于轻快活泼的画面中见作者开朗欢乐的心情和轻松悠闲的生活。《醉花阴》中含蓄地述说闺中的寂寞和对爱情的向往。《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等小词也都是她的闺情名篇。南渡后,生活的苦难使她的词风趋于含蓄深沉。《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等词表现了词人长期流亡生活的感受。《永遇乐》在这类词中为代表之作。元霄佳节,词人远离那些香车宝马之邀,独自品尝战火后的凄清,这首词中,她已从自怜漂零之苦进而担忧现实的隐患了。到了《渔家傲》一词,虽然还有无所归处的痛苦感慨,但激昂的格调已表达了词人欲摆脱苦闷、追求自由的愿望。

李清照词风婉约,她的艺术特征表现在:1�善于抒情造境。她善于把强烈的感情熔铸在艺术形象里,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她还善于从描绘一段情节、一个思想曲折中,显示出感人的意境来。2�造语浅显新奇。李词语言既浅显自然,又新奇魂丽,富于表现力。她的词用典不多,却善于运用口语、市井俗语,使词写得明白而家常。李词的音节和谐,流转如珠,富有音乐美。

李清照究竟是怎样在词史上占一度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

一个文学家于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她)的作品。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而是形象思维的“人学”,所发它最根本反映的还是人类的自身情感,心理的历程与变迁,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家教信仰等。因此,评价文学作品是否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精华,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精神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再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开创或完善。

李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作品(主要是词)。她的词作可发说是天才,情感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她的词作中,表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即女性情感世界,她发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充分展示了其个性,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一面,而且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

白居易的写作特点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升根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如何发掘李白山水诗中的景,情,理

一、

在比较中,突出李白心底的“豪情”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诗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溢于海”,创造出优美的意境和感人的的艺术形象。一个优秀的诗人、词人,其诗词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的,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不同,理想追求不同,人生的经历、遭遇不同,即使是同处一个朝代,写同一题材的作品,所咏的事物相同,但作者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心态也各不相同,诗词的风格也不同,“景”中所寓的“情”也就大异其趣。同是送别诗,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显得欢快,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则显得凄婉。

李白山水诗的独特性,又表现在奔腾豪放的情感上。他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李白用他那支“惊风雨”、“泣鬼神”的生花妙笔,为祖国的名川胜水传神写照,其山水诗豪放的艺术风格,也来自他黄河般奔涌澎湃的激情。他不是把自然景物当作单一描写或刻画的对象,而是和抒情的成分、和他丰富的想象以及深挚的感情有机结合,用如椽巨笔,饱蘸感情的浓墨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激情、豪情汇成一股不可阻遏的激流,给人强烈的感情激荡和冲击。在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中,有着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它艺术地摄取了古老蜀道的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它之所以能描写得如此动人,魄力不衰,主要是因为全诗融入了奔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不是客观地、冷静地把蜀道的面貌描绘在我们面前,对自然不是冷漠的观察,而是用倾注感情的巨笔来描写蜀道的山、水、日、月、星辰,用热情的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写得辟阖纵横,变幻超忽,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显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丽的姿态。“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三次咏叹,都是为了强烈的抒情,回肠荡气,一唱三叹,构成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王维诗中的淡薄情感与李白诗中的炽烈浓情相比迥然有别,王维诗的情感是何等的冲淡和幽冷!这是因为诗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经历不同。王维在40岁后过着“身在朝廷,心存山野”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归林”(《酬张少府》)。他对仕途的厌倦和对人生的淡泊,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王维从他当时隐遁的感情出发,特别欣赏和爱好幽雅的风景和静谧的环境,特别欣赏生活中和自然界与佛家寂灭思想、恬淡闲适心情相适应的萧条、凄清、冷漠的一面,并将它加以主观情绪的渲染。因此,出现在王维笔下的自然景物,常常不是生气勃勃,往往是非常静谧清空,甚至幽冷阒寂,深深染上了作者禅宗寂灭的思想情绪。我们如果把“空山不见人”,“深林人不知”,“涧户寂无人”等句联系起来,就不能不惊讶诗人感情的幽冷和孤独了。他的“荒城临古渡,落叶满秋山”,“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天高秋日迥,嘹唳闻惊鸿”等诗句,气氛萧条,感情幽冷,正象古寺寒钟一样给人以瑟索清冷的感受。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空寂,则多少表现了诗人美学趣味中消极出世的阴沉一面。《过香积寺》写有小径而无人行,听钟鸣而不知何处,再衬以周围参天的古树和层峦叠嶂的群山,这是多么荒僻而幽静的境界!诗人用“冷”字来形容“日色”,这个“冷”字实在太妙了,夕阳西下,昏黄的余晖涂抹在一片幽深的松林上,这情状岂能不“冷”? 使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寂灭”(古人语)。

通过比较,学员可以从同一题材的作品中领略到不同的思想情趣和审美感受,而且对开阔学员的视野,活跃学员的思维,进一步提高学员的诗词鉴赏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在比较中,突出李白眼里的“壮景”

所谓比较,就是寻求众多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差别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它是人们认识事物、说明问题、辨别正误、决出高下、解决疑难的一种最普遍、最简捷、最有效的方法。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的。”正确运用比较法,可以帮助学员提高阅读鉴赏水平,获得规律性认识。例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李白的诗豪放飘逸,气势磅礴,豪情万丈,以惊世骇俗的笔墨,创造了瑰丽奇雄的意境,毫不矫饰地昭示其内心世界。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杜甫的诗则沉郁顿挫,回肠荡气,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通过比较,使学员对该诗的不同风格流派的特点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提高学员的鉴赏水平和解题能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唐诗教学中,教者可以把同处盛唐时期的李白与王维进行比较。二人都对山水有一种独特的情怀,与山水融为一体,大自然催发了他们的灵思妙想,但他们各自选择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山水来吟咏。李白选择 “壮景”: 巍峨澎湃的高山大河,高远明亮的日月星辰,旷达、粗犷、磅礴、宏阔,酣畅淋漓,气度恢弘,充满阳刚美;王维选择“柔景”: 清新明媚的蕙风皓月,素洁宜人的小桥流水,精致、柔弱、闲适、温婉,轻如柳,细如絮,味如嚼榄,意韵悠扬,充满阴柔美。

李白的一生游历范围很广,啸傲苍林,寄情山水,入蜀中,留下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佳句;出三峡,留下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空谷绝响;南行江浙,留下了“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长河画影;上庐山,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画卷;东至齐鲁,留下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苍凉景色;西游华山,留下“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奏地雷”的雄奇篇章。再如,“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六首》其一)的雄浑;“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雄伟;“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的雄瑰;“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难》)的雄奇;无一不是与峥嵘高兀为邻,选择“壮景”,显现浩瀚、磅礴、恢弘、壮伟的特征,具有惊心动魄的阳刚美。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写景特别喜用“空”、“静”等字,一个“空”字不仅用以描绘山林的寂静空旷,而且借“空”字以抒发归隐的情怀。“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暮色降临,面对空阔幽静的水潭,再联想到寺内修行的僧人,诗人不禁想起佛教的故事,诗笔带有一种清空的灵气。诗人似乎又特别喜爱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都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山居秋暝》)侧重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鹿柴》)则侧重表现出山的空寂清冷。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竟显得空旷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了。再如,“空堂欲二更”(《秋夜独坐》),“胜事空自如”(《终南别业》),“秋雨空林烟火迟”(《积雨辋川庄作》),“空知返旧林”(《酬张少府》),“空悲昔人有”(《孟城坳》),“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诗中“空”字都含有清空的意蕴。王维王维在40岁后过着“身在朝廷,心存山野”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归林”(《酬张少府》)。选景偏于“静景”,他对仕途的厌倦和对人生的淡泊,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通过以上的对比解析,学员获得的可能就不止是一个量的积累,更是对诗的主题意蕴的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通过对诗所刻画的形象的比较,帮助学员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并感受诗的艺术魅力。通过比较法教学,可使学生更容易发现不同诗人诗作章法结构的艺术风格,让学生在品味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语言的奇妙。 在比较中,突出李白笔下的“理趣”

我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诗歌的国度里,有一部分是以“理趣”独领风骚的。所谓诗中的理趣,是指诗中蕴含或意在阐发某种人生哲理,读者能从中得到某种人生的感悟。这里要指出的是:诗中的理趣与哲理诗不是同一个概念。哲理诗主要用来阐发某种人生哲理,其表达方式主要是议论,而非描景、叙事和抒情;诗中的理趣只是诗中蕴含有某种人生哲理或某种领悟,其表现手法并不排除叙事、描景和抒情,甚至主要是叙事或描景抒情。富有理趣的诗歌包含两种:第一种,含而不露,让读者从题外之意、弦外之音中去咀嚼领悟。第二种,直接点破。这与前一种恰恰相反,诗人把自己的人生领悟以及诗中含蕴的哲理,直接告诉读者,与读者共同分享其中的理趣。一些诗句因富含理趣而流传千古,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诗句,语约意丰,人们都耳熟能详。

李白的《行路难》中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象征了人生路上的艰难险阻。“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前路多艰,虽然未来还会有机会,但是万般的艰难险阻、矛盾,都闪现在诗人的脑海中。最后,出于诗人本身积极入世的愿望和毅力和决心,他吟出了这样的千古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声声发自肺腑的呐喊,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千百年来激发了无数命运坎坷、壮志难酬之士的强烈共鸣。诗人并未因世路的艰难而放弃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会实现的。本诗以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为基调,以作者的感情起伏变化为线索,在揭示抒情主人公复杂心路历程的过程中、展示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令人感到真切、动人。

李白的山水诗中,鲜明地体现了我们民族对于自然的审美意识,包含着我们民族对于自然美的理解,积淀着人类追求美的执着。诗人常常以行健不息的自然意象表现自我奔放的精神情感,而这种情感的重要内涵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早发白帝城》这首诗更是千古绝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人驾着一叶扁舟,辞白帝,下江陵,一日千里;望前程,听猿啸,两岸青山。以如此高速航行在曲折险要的三峡河道之中,这不正是表现了人类驾驭自然,斗风战浪,勇往直前的伟力吗?何等壮观的景象和气势!给人荡魂摄魄的力量,而江流如飞之势恰恰象征了诗人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因此,这首诗不仅给人高速前进的愉悦,而且使人领略人类驾驭自然的伟大力量和不畏艰险的气魄。读完诗篇,我们心中回荡的是饱满的浩然之气,是积极向上的壮志豪情,它所昭示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昂扬蹈厉的精神和奋然前行的力量,它具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功能,成为激励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这一情感信息的载体,释放出历久不衰的正能量!

李白的山水诗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和理想幻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而是寄情山水。那些“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纯粹吟花草、弄风月之作,与李白的山水诗不能相提并论。同是写景,李白的“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韵味深长,令人玩味不置。而诸如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鲍照《玩月城西楼廨中》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萧纲《折杨柳》的“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庾信《奉和山池》的“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等诗,丽则丽矣,也不乏新意,但只是单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缺少兴寄。由此可见,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也不能打动人心。

同样是山水诗人,而且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山水诗之鼻祖的谢灵运,通常我们在肯定谢诗的文学史地位时,却不无遗憾地认为其“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即他的山水诗尚未摆脱魏晋玄风影响,从而表现出“理”与山水的分离,达不到李白寄情山水,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谢灵运的诗篇通篇好的很少,但是却不乏名句,中国几千年璀璨的文学长河中,他的山水诗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散见在各诗篇中的“名章迥句”。例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衰”(《岁幕》)等,的确是像鲍照所形容的“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另一些佳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则出于精心雕琢,表现他“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艺术技巧。但是,像“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石门新营所住》)这类句子,虽然观察事物比较细致,在表现上却因过于拘于对仗而使诗句不太易懂,形象并不鲜明。另外,谢诗中还有一些句子被后人提出来品评,如“悲矣采薇唱,苦哉有余酸”(《苦行寒》);“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石浅水潺缓,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七里濑》)等这类借景或直接述理的句子,来表达诗人内心对郁闷,排遣自己的寂寞。谢诗虽有“富艳”之美,后人仍认为其诗有时过于繁重,有堆砌辞藻,雕琢失真的弊病。

综上所述,比较法在古诗教学中应用,可以起到举一反三,一以当十的功效。在比较中,突出李白眼里的“壮景”;在比较中,突出李白心底的“豪情”;在比较中,突出李白笔下的“理趣”。通过反复的比较,学员学习诗词的兴趣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知识面也会得到拓展。同时,学员从中得到的知识是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是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只要认真寻找规律,掌握方法,就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诗词表现的具体内容及诗词中传达的思想感情,更好地理解诗词反映的时代特征、社会习俗、人物形象及社会意义。

诗歌发展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几乎没有诗歌留下来。继秦以后的两汉(西汉、东汉)存在约400年,留下了价值很高的诗歌遗产,首先是乐府民歌。“乐府”本来是汉武帝时建立的音乐机关,为宫廷制作乐章和训练演员,同时也采集民间歌曲供宫廷和贵族娱乐。《汉书·艺文志》里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其实当时采诗的地区不止代、赵、秦、楚四个地区,范围还要大得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等话,是说这些歌谣是百姓苦乐的真实表现,都有针对性,统治者可以从中观察民情和了解政教的得失。这些民歌因乐府机关搜集整理得以保存,统称“乐府诗”。以后各代常常把入乐能唱的诗词称为“乐府”,已不是汉代音乐机关的涵义了。

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感情真挚,句式长短不一,表现手法灵活,富有艺术感染力,是古代诗歌中值得珍贵的一部分。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叙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一对年青的恩爱夫妻被迫离异和双双殉情的故事,控诉了礼教杀人的罪恶,全诗充满悲剧气氛,是乐府诗中难得的杰作。

2南北朝乐府民歌

曹魏和西晋时的民歌流传下来的较少,最有特色的是东晋以后的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为情歌。江南地区山清水秀,风光明媚,政治局面稳定时生活条件较优越,所以爱情诗较多。这些诗歌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柔美,构思新巧,多用谐音双关修辞手法,是其特色。

北朝民歌特色鲜明,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首《敕勒歌》,一千多年来一直在广泛流传,证明了它的魅力。有名的《木兰诗》也诞生于这时,热情歌颂了木兰这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木兰不一定实有其人,但同类的事在战争频繁的北方是可能有的。由于人们热爱她的品德和行为,后来又为她加个姓,叫“花木兰”,希望真有其人。木兰这位英雄形象的出现,完全是这首《木兰诗》的功劳。

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

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到汉代才出现五言体的民歌。五言比四言音节增加,更富表现力和音乐性,一些文人便开始学习民歌作五言诗。最成熟的五言诗是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这19首诗,作者已不可考,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都是抒发失意落魄情绪和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的传统,干预现实,感情炽烈,诗风质朴劲健,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学习的对象。

建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众多诗人,著名者如曹魏时代的阮籍、嵇康;晋代的左思、陆机、陶潜;刘宋的谢灵运、鲍照;南齐的谢朓、沈约;梁代的吴均、何逊;陈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陶潜。

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据说他是东晋大臣陶侃的曾孙,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做过彭泽县令一类小官。因其性情孤傲,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俸禄),辞官归隐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以隐士终其生。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其诗多写田园生活和隐居情趣。

陶潜之后影响较大的诗人是刘宋时的谢灵运和鲍照。谢灵运出身官僚世家,一生政治失意,寄情山水,开创了山水诗派。他善于雕琢字句,刻画入微,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写秋景,“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写夏景,都是好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一句更为有名。他有好句,但缺完整的好诗,成就不如鲍照。

鲍照出身寒门,在重视门阀出身的南朝,他仕途很不得意,其诗反映了民间疾苦,对现实进行了抨击。诗中充满抑塞不平之气,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慷慨奔放,形式富于变化,成就较高。尤其他常写七言诗,为后来七言诗的成长开拓了道路。

南朝的齐、梁时代,产生了音韵学,作诗讲求四声(平、上、去、入)和对偶,形成了格律较严的新体诗。这种诗诞生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被称为“永明体”,代表作家为沈约和谢朓。永明体诗为唐代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形成做了准备。

南朝后期的梁、陈时代,统治者日益奢侈淫靡,诗风也随之衰颓,出现所谓“宫体诗”,专门写帝王贵族的腐朽生活和色情内容,使诗歌趋向末路。

唐帝国建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取得空前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形势,为诗歌写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科举考试重视诗赋,知识分子要中进士当官,就要会作诗,这也是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就诗歌本身说,唐代的五、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进一步成熟,讲求声调韵律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最后形成,诗歌形式也百花齐放。到盛唐时代,众多的诗人把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壮阔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特别是李白的充满狂放激情、猛力抨击现实的浪漫主义诗篇和杜甫关注国家命运、悲悯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宗瑰宝。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作者的48900多首诗(佚失的不知其数)。在不到300年的时间,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相当多的优秀诗篇,以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历代读者,代代相传,历久不衰。

唐代诗歌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几个阶段,下面分别作些简介。

1初唐诗歌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2盛唐诗歌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所说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其中田园山水诗和描写边塞战争的诗占相当比重,李白、杜甫也出现在这时。下面分别作扼要介绍。

(1)田园山水诗

这类诗歌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辆〔wǎng网〕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

(2)边塞战争诗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3)李白的诗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今甘肃),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正是李白诗独具的特色。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4)杜甫的诗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他青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游历过南起吴、越,北至齐、赵等地。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贼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安史之乱是杜甫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写进诗歌的重要内容。

杜甫的律诗成就最高,历来被承认是律诗的楷模。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3中晚唐诗歌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杜荀鹤等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韩愈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他最崇拜李、杜,但并未亦步亦趋地去摹拟他们,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创出独特的风格。韩诗的特点是求奇避俗,与他的好友孟郊一道被称为“韩孟诗派”。

李贺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受韩愈影响,但风格又不同于韩愈。其诗想象丰富,形象怪特,辞语瑰丽,常把鬼魅题材写得阴森可怖,被称为“鬼才”

中唐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半生为官,与好友元稹齐名,被称为“元白”。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即诗文要为时代服务,为现实服务。这种明确的理论是相当进步的。他熟悉和同情百姓疾苦,他的政治讽谕诗《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都是为民请命的好作品。

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杜牧的清新明丽的抒情小诗,广为人知。李商隐擅长律绝诗,常以歌咏历史题材来讽谕现实

唐代诗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题材之广泛,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空前的。我们要继承和研究这份宝贵的遗产,吸收其精华,期望有一天再创造出一个中国诗歌的新高峰。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诗歌艺术最发达的朝代,就留存到今天的宋诗总量说,要远远超过唐诗。

宋代诗人很懂得唐诗的价值,很注意向唐代诗人学习,如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商隐以及晚唐一些诗人都曾是宋代一些诗人学习的对象。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又另辟蹊径,有了自己的创造,因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关于唐诗和宋诗孰优孰劣,几百年来一直争论未休,很难下一个精确的论断。从两代诗歌的总体成就来看,唐代诗歌的成就要更高一些,对后世和世界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一位专家说:“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缪钺《论宋诗》)这是比较允当的评价。

明代的文学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但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不朽的作品,而在诗歌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一流的作品。在270多年间,诗歌创作总是在“复古”、“反复古”上兜圈子,缺乏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写出的作品大部都比较平庸,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清代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个创作繁荣的朝代,虽然其影响不及唐诗、宋词之大,但名家辈出,成绩不小。清代诗人有的偏向继承唐诗传统,有的偏向继承宋诗传统,也有不分唐宋凡历代诗歌都学习继承者,其中许多诗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清初诗歌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

2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

3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

最喜欢的一首古风歌曲是什么?

一说起古风音乐,我们脑海里复习浮现的都是古侠小说里白衣飘飘的男主和红衣魅人的女主。越现代的我们越喜欢古风的东西,现在很流行古风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襦裙,汉服,留着长发弄个漂亮的古代发型,音乐也是一样,还有很多人喜欢古风歌曲。

我最喜欢的古风歌曲是大鱼–周深,这首歌一想起,这要另多少人泪目,因为实在太虐了。难过死人了,周深的声音,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女生,没想到后面得知只男生时,真的太惊讶了,因为这声音太女生化了并且那么高的音。我们都渴望自己是一条只有七秒钟记忆的金鱼,但是显而易见,我们很少记得快乐的时光,但是那些伤即使被埋在心里还是会在雨天里浮现,还是会被这歌勾起。如果你真的有伤,我还是劝你一句,不要听这歌。想起当初看了一部是这首歌为主题曲的电影的伙伴哭的稀里哗啦的样子,心里想笑但是貌似当初的自己也是哭的一副停不下来的样子还是算了,当初哭的不能自己的我以为现在成熟了不会了,但是不是。现在再重温一遍,还是那个傻傻的自己。

古风的歌曲总是有这样的魅力,它总能引起我们的惆怅,但又舍不得割舍,回味一遍又一遍。它让人又爱又恨。当然喜欢古风生活的朋友们肯定是因为喜欢这种凄凉的感觉才会爱听,如果不伤感,那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每个类型的音乐我都喜欢听,只要感觉对了,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听,不知道你们是否一样。但是古风的我还是一直都在听,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侠风的自己。

盛唐风月女主角是谁

《盛唐风月》是著名网络原创文学作者府天所著隋唐历史小说,原名:张书玉 ,连载于创世中文网。

女主是:杜士仪

杜士仪(前世):母亲早逝,被身为金石大家的父亲逼着从小拓碑临文抄典籍,一度向父亲的老友学过行针用灸,后来少年叛逆离家出走去学被父亲斥之为小道的音乐,足迹一度踏遍大半个地球,可最后只来得及在父亲临终前赶去见了最后一面的不孝子。

杜士仪(现世):师从嵩山卢隐卢鸿,解头,状头,制头,三头及第,任万年尉,左拾遗,成都令,右补阙,云州长史,代州长史兼河东节度副使,中书舍人,鄯州都督,兼鄯州刺史,陇右节度副使。

你认为中国美术史中的哪个朝代最重要?为什么?

宋代!

一、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宋元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唐代那样的理想成分减少了,生活的气息加强了。写实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保持了造型的洗炼。

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是明清工艺的前驱。宋瓷的造型、装饰及其统一的效果成为工艺史上的独特的典型。

二、在绘画艺术的范围内:

宗教画的发展已经停顿。特点是藉世俗性的热闹场面以提高吸引观众的力量(如开封大相国寺壁画斗法的场面和其他壁画的炫耀队伍行列的场面),追求外表上的丰富变化和画面上的热闹(如《朝元仙仗图卷》中繁复稠密的衣褶和人物动作与位置方向的多样,代替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的深入描写等)。

但有些宗教画和宗教雕塑宗教意识不强,而转向生活中的形象描写,可以算作世俗艺术的一部分了。

描写贵族生活的绘画比较流行,注重真实的具体的描写,能够通过瞬间的景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在生活中的神情动态。肖像画仍是专门的技艺。

也有突破贵族生活的题材范围,而表现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如《清明上河图》,可以作为此一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标志,它与当时流行的市民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当时汉族与外族间的关系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反映。直接反映的如《中兴瑞应图》(萧照作)和《中兴四将》画像(刘松年作),间接反映的多寄寓于历史故事,如《伯夷叔齐采薇》、《昭君出塞》、《文姬归汉》、《便桥见虏》、《郭子仪见回纥》等。外族的生活也成为重要的绘画题材。

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

山水画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伟和优美,山川大地树木等因季节气候不同而呈现的丰富动人的变化,花鸟画中表现花卉禽兽的新鲜活泼的生命景象。这两种绘画体裁,虽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描写对象,但在宋代优秀画家的笔下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的再现,其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有力的理想,对于观众能产生鼓舞的力量和提高精神生活的作用。

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被宋代和元代的画家们真正体会到了。绘画艺术的魅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被强调起来,这是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现象之一。

宋代和元代的雕塑艺术的洗炼的造型是写实手法的理想的运用。

四、宋代一些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人直接从事绘画活动,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和提高在某一阶段上也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其重视经典中的历史题材和文学内容就有避开直接表现现实生活和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的倾向。并开始一种“游戏笔墨”的风尚。

宋代和元代士大夫画家在某一方面具有的特殊的艺术敏感,例如他们对于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的重视与有意识的追求,也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并为绘画技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五、宋代美术(绘画、雕塑)、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是以当时社会中新的经济因素的发展为条件的。但附庸于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正是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共同受到的封建社会的束缚。宋代和元代的美术,特别是元代的绘画说明,如果不能进一步突破这种束缚,美术的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余地是很小的。

柴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宋太祖)在公元九六○年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

北宋的工商业很发达。政府掌握了金、银、铜、铁等矿业的开采。造船技术很进步,能制十桅十帆,可搭乘四五百人,载重三十万斤,有隔水仓的大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印刷术已非常普遍,开始有了活字版印刷。政府和民间的丝织及陶瓷每年都有巨额的产量,并开拓了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商业繁盛的结果,大城市更兴盛起来,并且数目也增多了。特别是南宋到元朝,海外贸易的商港,如广州、泉州。商税是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神宗时全国商税每年一千万贯,光开封一处就可收入五十五万贯。货币流通需要量很大,金银普遍被当作了货币,并已开始发行纸币。宋代是封建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北宋和南宋都是经常软弱无力的。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康王赵构逃到南方,以杭州为都城建立南宋政权,他和秦桧反对抗金,对金屈膝求和,华北各地人民自己组织的义军和骁勇善战的爱国的军队共同进行的坚强抵抗遏止了金兵的攻势,岳飞就是抗金中的杰出的爱国将领代表。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兵在采石之败是南北对峙稳定局面的开始。

江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兴修水利,进行大规模的筑堤,并盛行圩田,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但是这些改进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在急速进行。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勃然兴起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力量。在几十年里,成吉思汗象暴风一般席卷欧亚两洲,公元一二七六年,南宋都城临安也陷落。

北方沦陷后,在辽金统治下,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业和工商业显著的倒退,许多手工业工人沦于工奴的地位。欧亚之间,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大为畅通。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其中有很多技艺人材,他们都起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始终未停止过。初期反元的暴动和起义,虽广泛然而分散,地区多在江南。但经过长期斗争,起义日渐扩大,并日益向北方发展。到公元一三五一年便汇合而形成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大起义,而导致元朝统治的被推翻。

宋代统治的三百年之间,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并出现系统的科学著作,例如建筑学的《营造法式》,药物学的《本草》,兵器制造学的《武经总要》等。

道教在宋代得到发展,并最后形成其诡异的庞杂的体系。北宋时期,从宋太宗赵匡义到徽宗赵佶,不断兴修道观,大事靡费。在南宋时期,道教流行于北方,并出现各种教派。这些新教派当时是反抗金人统治的一种组织;然而演变到元朝,则已变成统治者的工具。佛教自唐代开始的禅宗,成为最大的教派。禅宗特别着重内心的修善,提倡恬静朴素的生活和神秘的直觉。禅宗思想影响儒家哲学的结果产生了宋代的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进一步的玄学化。理学的大师,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及其流派彼此之间因看法的分歧而相互怀有极深的成见,但其唯心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理学的发展顺应了统治阶级巩固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的需要。

在宋朝,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反映当时由商人要求的比较进步的功利主义思想(南宋的叶适、陈亮)和反映农民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的农村公社思想(北宋康与之,南宋邓牧)。

宋代文学中以“词”最为发达。有很多著名的词人和为人传诵的篇章,其中有缠绵悱恻的抒情小令,也有慷慨雄壮的或情致委婉的慢调,表现情感的范围比五代的词曲又有了扩大,宋元时代是戏曲小说发展的重要阶级。北宋时期开始在金朝中都(今北京)发展起来的“诸宫调”和“杂剧”、“散套小令”,在南宋的临安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在永嘉一带兴起的“南戏”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文学作品已不只是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开拓为平民(商人、差吏、兵士、城市手工业者等)服务。

宋代美术中,宗教美术仍占一定的数量。文献记载依照帝王的要求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道观,如:上清太平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箓宫等,这些宫观中皆有当时名手从事绘画、雕塑的工作。现存的宋、辽、金、元的建筑实例较前代丰富,其中有些尚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以具体说明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这些建筑物中也多有壁画和塑像,其中一部分还是未经重修的原状。辽、金地区及元代寺庙中的雕塑(泥塑或木雕)遗存对于了解古代雕塑有重大的价值。

宋代美术,由于继续了唐五代的风气,世俗的美术脱离了宗教的羁绊,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绘画的卷轴形式在宋代大大盛行起来。这些卷轴画中有一部分是由屏风及纨扇的装饰演变而来。宋代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皇家的画院,由于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手工业行业,市场的需要也刺激了绘画艺术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绘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北宋初约一百年中,保持着五代的传统,花鸟画遵守黄筌的程式,山水画是传李成、范宽的衣钵。②熙宁元丰年间(公元一○六八—一一○○年)由于花鸟画家崔白和山水画家郭熙的出现而有了显著的新变化,由于扩大了表现范围,宋代的绘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时的画论著作(《林泉高致》和《图画见闻志》)中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创作实践上的新要求。③徽宗赵佶到南宋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公元一一○一—一一八九年)是宫廷画院最活跃的时候,画家众多,在表现技巧上力求精能。④南宋的大部分是李唐、刘松年和马远、夏圭画风起支配作用的时期。⑤元朝的统治时期的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水墨山水的发展,特别是在笔墨技法上注重表现效果和绘画思想上轻视生活内容的倾向,元代的这一部分绘画造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大转变。

宋代的工艺美术,正如当时各种手工业一样,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普遍的有所提高。而特别有突出的成就的是陶瓷工艺。宋元陶瓷的产地遍布各地,宋元陶瓷的优雅风格是世界工艺史上杰出的典型。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象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象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佶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随了孟昶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采、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佑、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有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霭、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采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也很专断。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匡义也进行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二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采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贮藏的地方。

赵匡义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的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一百零三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二、人物画的创作活动

在北宋时代有多次大规模绘制宗教壁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画院为中心,而且是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只举画大相国寺和画玉清昭应宫为例。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一个庙,有六十余院,是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庙会每月开放五次,进行各种日用杂物的交易,异常热闹。

自唐代以来,大相国寺就保存了很多艺术名迹,如吴道子画的文殊和维摩、车道政画的毗沙门天王、名匠王温装銮的弥勒像、名匠李秀刻的大殿障日板等,共称“相蓝十绝”。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在重修庙宇的时候进行了壁画。大相国寺后来再重修的时候藏在皇家的高益的旧底本就成重绘的根据。一次重修是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和李象坤等名画手参加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大水之后,治平二年因为多雨,汴河涨水造成水灾,大相国寺墙壁浸坍了很多,水退后只保存下高、王、二李等人所作的四幅。进行重绘时,崔白和李元济参加了工作。——从高益、高文进到崔白、李元济,屡次参加大相国寺绘制壁画工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手。

从这些壁画名称上可以看出一部分壁画的内容。

高益画“阿育王变相”“炽盛光佛降九曜”就是有小幅底本收藏下来的。大水未毁的四堵是: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只陀太子园因缘”、“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李用及和李象坤合画“牢度差斗圣变相”和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国寺大殿的壁画,左壁是“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是“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乐部马队之类”。

这些变相大多是园林、斗法、降魔、乐部马队、百戏,十一面观音,总之,是炫示一些热闹场面。

这些壁画中明显的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宋太宗赵匡义很嘉许高益画“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以为高益了解军事。高益画的乐队,其中弹琵琶的拨下弦,但另外管乐器都在奏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懂音乐的人解释琵琶是拨过才有声,拨下弦表示发声的正是四字所在的弦。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掩饰自己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修建的。

修建“玉清昭应宫”以贮藏“天书”,并供奉玉皇、圣祖(捏造的赵氏祖先——赵玄朗)、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规模宏伟,原计划要十五年修成。但修筑时,昼夜不停,夜间则燃烛施工,所以只用了七年。

为了修筑玉清昭应宫,召募各地有名的画家就超过了三千人,经过考试入选的是武宗元、王拙二人为首的百余人,高文进、王道真、燕文贵也都参加。

关于玉清昭应宫壁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由于材料缺乏,所知甚少。但传说张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丈余人物,不用起稿,奋笔立就。王拙曾画五百灵官、众天女朝元等图,这些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绘画所达到的水平。

玉清昭应宫在天圣七年(公元一○二九年)遭雷击起火,除二殿外全部焚毁。

自玉清昭应宫的修筑开始,北宋有一系列的道教宫观的修筑。大中祥符五年又修景灵宫,供奉所谓赵氏先祖,成为神仙的“圣祖”。到宋徽宗赵佶时期筑五岳观、宝箓宫等都是崇尚道教所致。

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道教壁画的题材的多样化,道教壁画创作也活跃起来。北宋初年有名的人物画家,主要的都是道教壁画家和画院画家。如高益(世称大高待诏)、高文进(世称小高待诏)、王霭、武宗元、王拙等。画院外画家,如王拙、孙梦卿(世称孙吴生、孙脱壁)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壁画,故不为当时评论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因此他们在绘画史上不为人所注重。

当时的人物画家也多擅长肖像画。武宗元曾把赵匡义的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间,引起赵恒的惊讶,这是把现实的人加以神化的突出例子之一。王霭曾奉命去江南偷画李煜的谋臣肖像,并且在定力院(赵匡胤未作皇帝以前住家的地方)画赵匡胤父母像作为纪念。牟谷、元霭和尚也都是赵匡胤左右,有水平的肖像画家。治平元年(公元一○六四年)在景灵宫孝严殿绘的壁画,可以作为北宋人物画方面的一件大事。孝严殿中一方面画了宋代开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以表示歌颂;一方面画了宋仁宗赵祯朝的七十二名大臣的像,都是派人到每家绘写的。

北宋初年人物画的其他表现所知很少。有关风俗画的片段材料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高元亨曾画《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据说高元亨具体地描写了在观看这一紧张的运动比赛,群众的各种不同的神态:象墙壁一样四周围着,有坐有立,有翘脚探头,有互相攀扶、俯仰各种姿态,也有男女、老幼、贵贱、技艺、外族,及性别、年龄、阶级、身份和种族的不同。

燕文贵曾画《七夕夜市图》,描写汴梁城最繁华的街道的一部分——潘楼附近(金银彩帛交易的集中地,潘楼是汴梁最大的酒楼之一)七夕夜晚的世俗的热闹场景。

这两幅画从选择的题材方面看,描绘的是世俗生活,并作了详尽、复杂、认真、具体的描写。这两幅作品是宋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标志。

宋代宗教画保存下来的很少,以卷轴画形式保存下来的壁画稿本。最有名的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此图卷另一稿本,称为宋人《八十七神仙图卷》(图236、237)

《朝元仙仗图卷》描绘五方帝君中的三个帝君,前往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队仗行列。这个行列应该是由八十八个神仙组成(《朝元仙仗图卷》缺最后一名神仙,《八十七神仙图卷》则缺最前一名神将)。八十八个神仙,共四种类型:三个帝君(头上有圆光),八名武装神将,十名男神仙,六十七名女仙(这些女仙中有玉女,也有金童,但都作女装)。四种类型人物形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特点描绘的,所以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性。但十名男神仙的形象,却可以看出在追求个性的特点。对全部人物行列勾绘了稠密重叠的衣褶,并且尽量变化着头饰、仪仗和六十七个仙女的姿态。这些变化产生了形式上的丰富和华丽的效果,努力避免单调的感觉。全卷人物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旙旗、裙裾、飘带、花枝,一面行进一面飘动的感觉得到完整和统一的效果。

武宗元(公元?——一○五○年)是北宋时代重要的宗教画家,被认为可以和吴道子相比。他的画迹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以外,洛阳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尊丈余高的太一神,以及龙兴寺(许昌)、嵩岳庙、中岳天封观等处壁画都负盛誉。

道教画以现实生活的描写代替超人间的神仙世界的描写。称为《护法天王图卷》的稿本和称为《西岳降灵图卷》的稿本,描绘了各种形形色色人物,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甚至市井中的商人、乞丐、渔父、玩把戏的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各种人的特点。——道教画放手描写市井人物,因为道教相信神仙会隐迹在普通人群中间,可以具有普通人的外表。因而这样的道教画又具有了风俗画的特点。

三、李成、范宽及其他山水画家

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在北宋初年,山水画艺术获得巩固的时期。

李成、范宽和关仝曾被北宋人认为是三个最有贡献的山水画的大画家。

李成(公元?—九六七年),字咸熙,营丘人。是唐朝宗室后裔,他家世为士大夫,生于五代时,没有入仕的机会。他对于诗歌有修养,而又擅长山水画,好饮酒,晚年好游历,他和汴梁相国寺东宋家药铺主相处甚好,铺门两壁画满了李成的山水画。

他的山水画,据《宣和画谱》的记述:“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山水画描写了山川地势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富有感情的力量。画中展示的是一郁勃深沉的精神世界。

李成的作品《读碑窠石图》(其中人物是王晓画)画着一个驴背上的旅行者停在一座前代的石碑前面,正在仰头看碑,石碑附近围聚着几株枯劲的老树。着力地描绘的老树,表现出荒漠和严寒的季节的特征,这幅画的强烈的情感内容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图239)。

宋人无名的《小寒林图》,枯梢老槎,森耸郁深,得李成笔下的景与情,可以作为李成艺术成就的参考。

李成《寒林平野图轴》表现旷荡平原上,两树巨松挺立于面前,枝茎虬盘,针叶如网。两松之间作一转扭多节的古槎,枯枝如龙爪抓拏之势,树根拔于土外,枝干交错,盘屈纵横。古代艺术家画下了乔松古木含霜凌雪、挺立不拘的昂然英姿(图238)。

范宽,字中立,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一说他性情缓和,人称之为“范宽”。他的时代较李成略迟,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一○三一年)尚在。他的为人宽厚,好酒,不拘世俗。他的山水画艺术是在季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曾师法荆、关;但最后得助于终南山、太华山的真实的大自然。他曾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他在创作之前,对景凝想,致力于情景合一的构思酝酿。当时人称他“为山传神”。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古代全景构图的水墨山水画的一件杰出作品。迎面矗立的雄浑的大山头,强烈的表现出大自然的雄伟气象。山涧,飞瀑如练,直落千仞。山下空蒙一片,衬托出小山岗上生满树木,树巅露出了楼阁。山脚下正有驮马从右方进入画面中来,如传来了得得的蹄声和潺潺的溪水的声音。这幅画表达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非常有力。在构图技巧上,山下一片白雾,迷蒙莫测,以见山之远,而涌现于霄汉之外突兀的巨峰,山巅的茂林密叶和崖石皱纹历历清晰,又如近迫眉睫。这一既远又近的透视效果造成令人惊愕的景象(图240)。

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是又一表现层峦叠嶂、千岩万壑的巨制。深郁的山坳间腾起弥漫浮动的云雾,吐吞变灭,更加强了忘身于万山之中的感觉。

北宋前期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翟院深等人。

燕文贵创造了为人所称许的“燕家景致”。燕文贵(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作燕贵,《画继》作燕文季)吴兴人,原隶军籍。他有多方面的绘画才能,长于山水,并兼擅人物。太宗时期在街头上卖画时为高益所发现,邀他参加大相国寺的壁画工作,从事壁画间的山水树石。真宗时期,他也曾参加绘制玉清昭应宫的壁画。前面已经提到,他的《七夕夜市图》和《舶船渡海图》当时很受推重。他的山水画作品现存有《溪山楼观图》,也是大山大水的形式,峰峦耸峙,而在山下,半山及山上都有精工描绘的宏伟的楼阁宫室建筑(图241)。他的山势峥嵘的《烟岚水殿图卷》有以宏伟建筑物为山水点缀的特点。在他山水画中出现的似是仙府金阙的景象。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太宗端拱(公元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九九八——一○二二年)正当道教和道教艺术趋于高潮的时期,燕文贵山水画中布置的神仙府阙也是很自然的。

高克明是和燕文贵同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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