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导师索靖堂」情感导师索靖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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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现代书法家排名
•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画艺术发展的特点
• 3、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打一三国演义人物
• 4、在长沙城北书堂洗笔的是哪位书法家？
• 5、请问百家姓中索姓的来源和历史是什么
• 6、中国最著名书法家排名

中国现代书法家排名

中国现代书法家排名如下。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殿堂有着无以比拟的地位。飘逸，遒劲，严谨，规范，不同的审美标准，在书法艺术的世界中，您都能够找到它的归宿。

1、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

2、林散之（1898-1989），名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生于江苏南京市江浦县。

3、沙孟海

沙孟海（1900 _ 1992），生于浙江鄞县。二十世纪书坛泰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4、赵朴初

赵朴初（1907 _ 2000），生于安庆，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5、沈鹏

沈鹏，1931年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来源：名家名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画艺术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时期，在三百几十年中，战乱纷繁、朝代迭更。虽有短暂的统一，但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若干政权对峙的局面，把它作为乱世来看，当无疑义。 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个动荡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却是有其辉煌灿烂成就的。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如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顾恺之等等，而且还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而以论书、品书法的文章为最多，如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等，都有著述行世。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之盛为前所未有。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实际上是一种儒生名士风度，是做为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亦即魏晋时期的审美理念。遭到后人指责的原因，无非是饮酒过度、狂放简傲；华服粉饰、风流自赏；扪虱而谈、悖逆常理；文风浮靡、清言误国。而练丹服药，以求长生，亦成风气。这当然与动荡的时局有关。人们珍惜生命、爱恋自由，寻求人生的欢乐与价值。 魏晋风度是源于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的玄学的兴起，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启迪魏晋人士用精神超越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变苦难为理想中的精神世界。玄学的兴起，标志着汉代以来儒家哲学思想的危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冲击着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领域。因此，魏晋南北朝不同于汉代人强调文艺与政教的关系，而更看重个性，强调文艺要表现作者个人的特点。曹丕说得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作为统治者的这种议论，在汉代以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所谓魏晋风度，即为魏晋士人自由精神、个性以及灵感的释放，凸现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大自然的留恋、赏鉴。陶渊明、谢灵运以及竹林七贤等为代表人物。而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也必然蕴带这种意识，书法已不再是单一的记事的讲究优美造型的字体，而是上升为达情写意的艺术表现形式。以自身的作品品质、气韵、情感标誉当代、影响后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书法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成为自觉的艺术行为。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尊为书圣，使书法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形成所谓“晋韵”的前所未有的艺术内涵，同时也成为中国后世书法的楷模。 魏 楷 晋 韵 长达60年的三国鼎立，从文化发展方面来看，魏为主流，东吴次之，僻处西川的蜀汉则由于频于治蜀保国，尚无暇文化建设。就书法艺术而言，亦是如此。 东汉后期极为盛行的刻碑风气，至曹魏遭到大力禁断。除政府有必要刊石立碑之外，私人严禁为之。虽亦有违禁而私立碑者，但为极少数，故刻碑数量较东汉后期大为减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著名的碑迹有《上尊号奏》、《受禅表》、《三体石经》、《毌丘俭纪功残碑》、《曹真残碑》、《王墓残碑》、《范式碑》、《郛休碑》、《孔羡碑》、《太公吕望表》、《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爨宝子碑》、《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等等。 魏建立之后，就书法史来说，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留下了许多著名碑迹，出现了卫觊、韦诞、邯郸淳、钟繇等等许多书法家，这当然与曹操、曹丕父子对书法的重视有关。《三国志》中记载，曹操倾慕梁鹄书法，以至宫殿中有题署，皆为梁鹄所书，而且曹操还将梁鹄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唐张怀瓘评：“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 有人认为曹氏父子对书法的垂青异于汉灵帝时用琢磨书法把知识分子引向脱离政治的道路不同。一方面，出身宦官之家的曹操利用书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抵制一些名士对他出身的鄙薄与轻视。另一方面，也是曹氏父子用来招徕名士文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将大量受压抑、排斥的志士名流吸收到自己的周围，用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虽然三国纷争，战乱不断，但书法艺术却一直成为官僚、世族子弟、知识分子竞相标榜的一种风尚。竞讲书法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曹氏父子对书法的重视，对于推动书法的发展与进步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吴、蜀在书法上不能与魏抗衡的原因。 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碑刻看，质朴凝重、雄浑奇纵，依然是东汉后期碑刻的延续，足证魏初于庄重的碑石上，仍用汉隶书体。其中《上尊号碑》、《孔羡碑》、《曹真残碑》、《黄初残碑》等等，毫不逊色于汉碑。 《上尊号碑》，也称《上尊号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百官劝进表》。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考为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隶书体。碑额阳文篆书。为三国魏时著名碑刻。书体雄强奇伟、严整端凝，整饬中透出灵秀的韵致，极具特色，不同凡响。 《孔羡碑》，也称《鲁孔子庙碑》。三国魏黄初年（公元220年）立。隶书体。碑额《鲁孔子庙碑》为篆书体。书风淳古，沉稳劲健，笔画多用方笔，雄强利落，碑末有宋嘉佑七年张稚圭题记。为魏隶中之名品。 《黄初残碑》也称《郃阳十三字》。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隶书体，残石四块，共35字，乾隆初年出土后即归私人所有，有摹刻本、影印本行世。碑字秀整多姿，法度井然而又潇洒适意，似为天成。书风与《曹全碑》相类似，而劲健过之。 《曹真残碑》，全称《魏镇西将军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并阴》。曹真于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卒，碑当在其后立。现仅存残碑中部。隶书体，布局严整、端凝庄重。用笔方、圆并掺。但却显流动多姿、点画生动、精能之至，当属魏时隶书碑中之上佳者。 东吴所遗留下来的碑迹较曹魏要少得多，但却不乏精品，如《九真太守谷朗碑》、《葛府君碑》和《天发神谶碑》等。 《天发神谶碑》也称《天玺纪功颂》、《吴孙皓纪功碑》等。宋代时，碑已断为三块，故又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公元276）七月立。碑为幢形，置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遭受火灾而被焚毁。《天发神谶碑》相传为吴国皇象所书，书风独特。碑文为篆书体，但多用隶书笔势，是以古篆与隶书笔法杂用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风貌。起笔处如刀削斧截，转折处方锐刺目，收笔多露尖锋，字体结构紧密，保持小篆上紧下松、上收下散的基本格局。似篆似隶、厚重雄浑、锋棱威利、瑰玮奇异。古奥特立的体态，在中国书法史是一件史无先例的特立独行的艺术珍品。 《天发神谶碑》对后世书法尤其是对清代的篆书、篆刻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后人评价极高。清张叔未有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吴碑有四，其《天发神谶碑》奇伟惊世。” 从书体上看，魏初的碑迹如《受禅碑》、《孔羡碑》、《上尊号碑》等都是汉隶的遗韵。到了吴之《谷郎碑》则似楷似隶，康有为说它“上为汉分之别字，下为真书之鼻祖”，以作为“由隶变楷”的证据。而《吴衡阳郡太守葛福君碑》的出现，才算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楷书作品。康有为说它：“高秀苍浑，殆中郎正脉，为真书第一古石。”其后，中国书法开始了楷书、行书、草书并行的时代，而隶书已不如东汉那样兴盛，篆书则几乎无人问津。 曹魏时期，在曹操的倡导下，书法艺术空前普及，特别是官僚及文人学士，都把书法视为表现自身修养方式，许多人都成为书家为时人景仰。钟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钟繇，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为曹魏重臣。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东武亭侯。魏初，为延尉，进封嵩高乡侯、太尉、平阳乡侯。明帝时封定陵侯，加授太傅，故世称钟太傅。他以东汉曹喜、刘德升、蔡邕为师，取各家之长为己用，擅隶、真、行、草诸体，尤以楷书成绩为巨大。他以真书的横、捺取代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参以篆、行、草书笔画的使转，完成了楷书的形体，并使之定型化。虽然不能说楷书为钟繇一人所创，但楷书是由钟繇通过努力，使之定型、完善，并得以广泛应用，是功不可没的。能够确立一种新的书体，须有超常的才能和巨大的劳动创造力。史书记载他学习书法，十六年不出门户，精研书法。“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至于忘归，见万类皆画像之。”（李贽《初潭集》） 详查文献资料，三国之前未见正规的楷书记载，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钟繇的书作多为楷书。单就他整理、创立楷书体这一杰出的贡献，便足以彪炳千秋。书史上称他为“楷书之鼻祖”，足以说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钟繇的书法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传世的《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刀命表》、《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白骑帖》等等，均属楷书，且为小楷。清丽典雅、朴拙端凝。其中以《贺捷表》与《宣示表》最能代表钟繇书法风貌。《贺捷表》书风自然古朴、茂密幽深，字型方扁，略有隶意。《宣示表》写得端庄古雅、质朴浑厚、雍容华贵、天趣盎然。萧衍评其书法：“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张怀瓘评其书法：“真书绝妙，乃过于师”，“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钟繇以外，曹魏的著名书家尚有胡昭、韦诞、邯郸淳、卫觊、卫瓘、卫恒、索靖等。其中以卫觊最能与钟繇一争高下。卫觊好文辞，篆、隶、草书无所不能，著名的《受禅表》即为卫觊所书。其草书瘦劲精妙。曹魏以后的书家都是师承钟、卫两家，逐渐形成两派，代代传承。至永嘉之乱，名门世家皆离故土，有的避居北方，有的流离江南。卫觊的弟子江琼、江统，再传弟子崔悦、崔潜，父子相继传承卫觊书法，置根于北方。而王导携《宣示表》过江，故江南赖钟书得以传承书法。 钟、卫两家书派对后世影响不同，南北书风相异自是由魏开始。北方雄浑自然，多丰碑大字；南方闲适淡泊，多纸素手札。至清代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指明书法“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间。”此后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由此可以看出，南派书法，亦即自东晋开始，中国的书法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曹魏时期还有一位书法家索靖不能不提。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姊孙。官至征南司马。善隶书，尤精章草。师从张芝、卫诞，骨势峻迈，笔力劲健。《宣和书谱》云：“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末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以上这段话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代大书家欧阳询，路见索靖碑刻，“初过而不问”直至“至卧其下，不忍去”。由初见不以为然，再看觉得不错，三看竟然接连几日住在碑侧，仔细研习，“不忍离去”。这三过索靖碑的记载，说明索靖书法的高度内涵，能征服欧阳询这位大书家，自是高妙之极，不同凡响。二是书法家王廙得到索靖的书迹，如获至宝，动乱之际，与其兄王导怀藏《宣示表》渡江一样，王廙也将索靖的书迹“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于是江南士子也赖以传承。 索靖的书法，流传于后世的作品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的《淳化阁帖》收集有索靖的书迹。 《月仪帖》是其代表作。刻本，11章，104行。是类似于今天的书信集的内容形式。《月仪帖》的每月分为两部分，上段多为叙景寒暄，下段畅叙友情。由于流传久远，缺四、五、六月的内容。章草书体，书法淳古峭拔、行笔简便，笔姿动荡妙曼、字势斜正自然，极具韵律，字虽独立而气脉畅达，浑然适意，实为学习章草的绝佳范本。 西晋书法名家的尺牍墨迹流传下来的极为少见，且均以刻本传世，刻本难免失真，且不见笔墨痕迹，终为憾事，因此墨迹的流传就显得弥足珍贵。西晋书法名家陆机的草书《平复帖》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最为可靠的墨迹真品。这足以说明《平复帖》的价值连城的身份，是名至实归的国宝。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与其弟陆云，并有异才，时称“二陆”。官祭酒、平原内史等职，后为谗言所陷，死于司马颖之手。 陆机在历史上以文学著称，他能诗、善赋，好为骈文体，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著声名的文学家。他注重文辞形式技巧，典雅宏丽，讲究声律、对偶，然内容多空泛、模拟，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他20岁就写有《文赋》，对后世文学创作、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艺术学上也多有著述，惜多亡佚，有宋人辑《陆士衡集》传世。 由于《平复帖》的留传，使陆机得以在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平复帖》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9行84字。用秃笔写在麻纸上，外表上看，只是一纸普通信札，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字格高雅、神采飞扬，字形偏长，上窄下宽，左低右高，欹侧取势，但斜而能正，颇具奇趣。用笔斑驳古拙，风格平淡质朴。由于是信札，故尽显率意挥洒而无半点矜持之态。与汉、晋简牍书颇为近似，当属由章草向今草嬗变过程中过渡的典范书体。 客观地看，陆机在书法上的影响很难与同时的索靖、卫瓘相比，且他的草书有明显的东吴风气，与吴简也极为相近。成就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平复帖》这一难得真迹的归属。 历代书论，涉及《平复帖》者甚多。《大观录》中说《平复帖》：“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董其昌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想来陆机在世时，绝想不到他的这件平常书信，竟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早期书作中的扛鼎之作。 “永嘉之乱”结束了西晋的一统天下，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法以中原为核心的格局，将书法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晋时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成就这辉煌的时期，大致包括如下原因：一是书法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优劣直接表现其风度的高下，故士人学子于书艺一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是晋人研习书法蔚成风气，且有许多卓有成绩的书家，受到时人的推重。唐孙过庭《书谱》开篇即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则钟繇，羲、献父子都为魏晋人物，时人将钟繇、王羲之并称“钟王”，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是书坛的领军人物，受到士人的拥戴。三是两晋时期对诗、文、书、画的研究颇为重视，且成绩卓著，而书法的研究有过于诗、文，更为深邃、精妙，涌现出卫恒、索靖、成公绥、卫铄、王羲之、王珉等等众多的书论家，他们书、论具佳，理论的视角各具特色，精深的书学理论，自然推进了两晋的书法创作。 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不仅用来书写碑文、表章记事、歌功颂德，更发展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从书法的欣赏、研究和创作中，人们可以获取美的享受，丰富精神生活。比如东晋的桓玄就“雅爱羲之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玩之。”他还“每请长康（顾恺之）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可见书法已经同诗、画、音乐一样，跻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之列了。这时期，有的书法作品，就是写在绢或纸上的亲朋之间日常生活的书札。作者一时兴会所至，随意挥毫，略无拘束，所以字里行间往往有一种纵逸潇洒之气，因而书札在完成它通讯问候的使命之余，还能给人们以别有一番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的享受。这种书札在所谓“帖”的中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写帖又给了书法以比写碑更大的用武之地。从写碑转入以写帖为主，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以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美的要求就更加自觉、强烈，锐意地讲究使笔用墨，追求笔墨气韵。因为书法艺术越是精美，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就表现得愈加充分，反转来，也就使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愈加丰富和提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全面审视，清楚地展现出中国书法艺术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独立发展的、藉以表现个人思想、情怀、意念、品质的新的时期了。 晋时的书法，主要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而且这三种书体至东晋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经过晋人的整理、完善，几乎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为后世学书者的不二法门。比如王羲之学习钟繇的楷书之后，将楷书进一步完善，尽消钟楷之隶意，笔法上进行梳理，使晋楷不同于魏楷，与钟楷相较，一为古韵，一为新姿，晋人楷书更显秀整清逸，更易于为后人所接受。而王羲之的贡献，主要的还是在行书、草书上。 门阀士族，多以书法世代相传，是东晋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东晋众多的书家中，以王、谢、郗、庾四家族为最盛。王家当然以羲、献父子为最有名声。父子之外，羲之父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廙，堂兄弟王怡、王洽、王劭、王荟，子献之，侄王珣、王珉等都擅长书法。 谢家能书的有谢奕、谢安、谢万、谢藻、谢敷。 郗家能书者有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俭、郗恢。 庾家能书者为庾亮、庾翼等。 四家之外，尚有著名书家陶侃、刘超、顾荣、任靖、卞壶、应詹、范宁、范汪、丁潭、孔愉、葛洪、张澄、刘、张彭祖、康昕、荀舆、刘劭、张翼、韦昶、沈嘉、刘璞、桓温、刘怀之、卢谌、虞安吉、袁松山、顾恺之、桓玄、陈畅、诸葛长民、女书家卫夫人，王羲之妻、王凝之妻、郗惜妻等等。 王羲之便是生活在讲究门阀的时代，而且是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的贵公子。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生，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56）。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世称他为“王右军”。他幼时讷于言语，长大后却能言善辩。他是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幼时即有骨鲠之称。我们能见到的羲之遗迹只有小楷、行书、草书，章草极少，以小楷《黄庭经》、行书《兰亭序》最为著名。对于古代书家，不能以未见到的书体，就说他不能书，如果涉猎不深，取材不博，是不会有大成就的。他自己说他渡江后见到李斯、曹喜、钟繇、梁鹄的书迹，以及蔡邕的《石经》、张昶的《华岳碑》于是“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遂成书耳。”他渡江所见到的书迹，李斯、曹喜是篆书，钟繇、梁鹄是楷书、隶书，《石经》、《华岳碑》是隶书。他讲这番话时，已经53岁了，此时他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见识极具广博，回顾往事，才讲出这样中肯的话来，他的成功，赖于他的苦学隶书，与他争胜的是钟繇和张芝，两人的正、草书体，实际上皆是隶书的发展，故羲之学钟、张，即是一种发展。他学习碑迹、学习隶书，说明他博览是为了约取。所以，他能成为书圣，树立了不朽的传统，为后世楷模。 把自己的书作与前代作一番比较后，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他认为与自己一争短长的，只有钟繇和张芝，其余都不足论。又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他的天资比钟繇高，所书楷书当然要比钟繇更具姿态。他认为张芝的功夫太深，以至“池水尽墨”，所以草书不如张芝，实际上张芝写的是大草，羲之写的是小草，他可能认为张芝的恣肆的大草要比小草更具气魄，还看不到他的这种新的小草书体的进步价值。 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作品代表了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最高水平，也是书法史上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他在行、草书的创造与贡献上，除了对书法创作与技法上的高度提升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行、草书引上了一个具有空前意韵的书法境界，即后人所谓“晋韵”，这不单是代表了晋代书风，也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得以逾越。是他把纯乎自然发展的书法引向了一个注重技巧华美特征又具无限意韵的精致的境界。当然，王羲之在书法上的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不是空穴来风，一种文化、一种艺术的形成不能只靠个人的独思冥想，它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大环境及周围人物的文化素养的影响之中。如前文所讲，晋代是一个强烈表现个性特点的魏晋风骨的时代，是一个竞讲文化论理的时代，无论是玄学，也无论是绘画上“气韵生动”的提出，抛开其中消极的一面，无非是在追求一种境界。王羲之本人的政治地位显赫、权势炙手可热的王氏家族的出身；他的父兄、妻儿、亲友的书法艺术水平、文化素养的影响等等，都与他在书坛上独树一帜、成一家之风范不无关系。 所谓“晋韵”的依托，除了学识、情操、人格、襟怀等方面外，创作过程、技法等方面当然亦至关重要。王羲之于此亦对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在《书论》中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为书。”等等的论述，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的笔法含篆书、隶书而不露痕迹，用笔多用裹锋、回锋，以敛其气，为“内”笔。行笔中、侧锋并用。藏、露锋互见，结字奇、正、拙、巧变化，字形大小相掺，形成了独具风姿的节奏与韵律，而以他的学养、风度、情操、襟怀为灵魂，书作自然迥异前贤，不同凡响而为他人不能望其项背、步其青云后尘的超绝的风姿情韵。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王羲之的书作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我们所见到的王羲之书作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以上小楷）、《丧乱帖》、《姨母帖》、《初月帖》、《行穰帖》、《平安三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以上为行书）、《寒切帖》、《十七帖》、《上虞帖》、《远宦帖》（以上是草书）等都是后人摹刻、摹写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遗作，看出笔姿的精细轻重、方圆曲直、结字的欹正巧丽、字间的聚散断续、变化无穷、端庄清逸的字态、气韵。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名士谢安等42人，聚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曲水流觞，恣情咏、饮，唱和，所得诗作集结一起请王羲之作序言，这就是千古书法杰作《兰亭序》帖。是用茧纸、鼠须写成。全篇28行、324字，章法布白，浑然一体，还有几处涂改痕迹，更显得自然潇洒，全篇二十几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色而不雷同，体现了王羲之殊异于前代书家的书法面貌，代表了他所遗留下来书作的最高造诣。 《兰亭序》的成功，主要的，不是笔墨上的功力与技巧，而是在于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优美春色中“畅叙幽情”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自然要影响书家的情绪、创作风格。良朋雅集、情景交融使他心手相畅，于是这“天下第一行书”便产生了，而这偶然冲动的创作灵感的依托，是晋代文人共有的晋人风度，是使晋人得以精神解放的玄学，而书法是这精神解放了的自由精神人格最为适当的艺术形式。因此，《兰亭序》是王羲之弃官之前兰亭春游的自由自在的心态反映；抑或是他发乎自然、率真恣情的老庄思想根源的体现，大而言之是晋人书法从表现自然精神到人本身精神的转移，亦即成为晋人神韵典型的书法形式。我以为后世人虽努力追求晋人风韵，但多做作而不自然，是因为没有了晋人所处的环境，说明了晋人的空灵的精神和个性自由的文化环境的不可重复性。 王羲之的书法，历史上多有评价。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李嗣真《书后品》说他：“若草书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草之圣也”。唐张怀瓘《书断》中评其隶书：“骨肉相称，婉态妍华”；行书“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草书“虽损益合宜，其风骨精熟，去之尚远”。《唐人书评》评他的书法：“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唐代以前，羲之书法并不十分彰显。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书法佩服之至，收藏王羲之真迹三千余幅，命褚遂良逐一鉴定。并亲撰《王羲之传论》称赞王羲之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美尽善，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响拓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死后以《兰亭序》墨迹作陪葬。故我们已见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传世的只有冯承素、褚遂良和虞世南的临本了，其中以冯承素的钩摹本最为逼真。摹刻本以《定武兰亭》为最佳。 x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打一三国演义人物

若平这两句我肯定是【高览】，具体详解如下

————欲穷千里目 【谜底】 高登————

词人高登

人物简介

高登1104～1159) 字彦先,号东溪，漳浦县杜浔乡宅兜村人，南宋强项廉介的爱国者，词人，宣和间为太学生。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富川主簿,迁古田县令。后以事忤秦桧,编管漳州。有《东溪集》、《东溪词》。

宋史记载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①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其学以慎独为本，有《东溪集》行世。

人物生平

高登十一岁丧父，母亲勉力供其求学。他读书勤奋，为潜心钻研《易经》，深居梁山，结庐白石庵。二十岁时，他入太学，与太学生陈东、张元千、徐揆等结为至交。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金兵进犯京师，高登与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此事得到朝中不少大臣响应。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李邦彦、张邦昌等大臣，主张全部接受金兵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李纲极力反对，积极赞成姚平仲夜劫金营的建议。不料劫营风声走漏，姚军反为金兵击败。事后，李纲被罢黜。二月四日，高登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去李邦彦太宰职，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给种师道。京城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主动赶来声援，一时数万人汇集于宣德门，打死宦官数十人，开封府尹王时雍急忙调遣数万骑兵，准备捕太学生入狱，欲行镇压。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钦宗怕出事，迫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 之后，吴敏、张邦昌继李邦彦任相，吴敏极力开脱李邦彦的罪责，力图再用李邦彦。高登愤然上书，指出李邦彦罪大恶极，不可再用，如若听从吴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翌日，他又再次上书，请罢吴敏、张邦昌，逐王时雍。为此他接一连写了五本奏章，但都得不到答复，只好作南归的打算。不久，忽然听到意外的消息，朝中有旨，张邦昌、李邦彦都调离京城，出居远郡，赵野、李棁、王孝迪等小人也相继被罢斥。高登十分高兴，认为已是可以倾腹尽言的时候了，又振笔直书，提出吴敏、王时雍也应罢斥，黄琮、杨次山、祖秀实等人应重用。高登在奏章之中，力褒忠良，怒斥奸邪，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的良策，直谏皇帝昏庸的危险，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都未被采纳。 当金兵进逼京城之时，国子监六馆诸生都很恐惧，打算逃跑。高登慨然与林迈等请随驾，入隶于聂山军帐中。等到金兵退走后，居心叵测的吴敏却唆使学官虚构罪名，诬陷高登，使高登负冤被摒斥回乡。 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高登虽人在家乡，仍念念不忘国事，振笔写了十条政见，上呈朝廷。那时，吕颐浩、秦桧任左右相，高登的政见，仍得不到采用，在廷对时，高登极意尽言，毫无隐讳，考官不满其正直忠谏，先任他为下州文学，后来又改任广西富川主簿，都是小官职。广西宪司董棻知道高登是不可多得的人材，派他负责桂林六郡司法工作兼贺州学官。高登到任，便切切实实地为当地学宫办了好事。本来，学宫有田地，有房屋，后来，太守变卖学田去买马。高登据理力争，要求退回学田。太守问：“卖马和培养人才，哪一项急要？”高登义正词严回答，学校是礼义之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当然比买马更重要。太守说：“你敢对抗上级长官！”高登毫不怯让地认为：“治理国家，就靠礼与法，两样都不要，哪还谈得上什么！”太守抗辩不过，只好退回学田。 任期满时，当地属官和百姓都恳求将高登留任，而无结果，就暗暗筹集五十万金，托郡守转赠高登。他们对太守说：“高君为官清廉，离去官职之后，恐怕清贫难度，请太守劝他接受我们的心意。”高登坚持不收。把这笔钱交由太守买书赠给学宫。为此，高登写了《辞馈金》一诗：“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聊助贤侯采芹藻。”途经广东，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留他主持新会县的赈灾工作，他为民秉公办赈，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饿死。当地的老百姓感戴万分，也纷纷请求让高登留任。 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他奉命到政事堂接受审察。政事堂是议论和审查政务的处所。高登在这里写上了万言的奏疏和《时议》六篇——《蔽主》、《蠹国》、《害民》各二篇。他在《时议》序文中写道：“方今贤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多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议，作《蔽主》上下二篇。财用未足，有蠹国者焉，太仓给冗食之兵，良田膳游手之民，作《蠹国》上下二篇。兆庶未宁，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贪残之念，募役长戕贼之奸，作《害民》上下二篇。”高宗看后，觉得言之有理。不料秦桧看到了文中抨击自己的劣迹，怀恨在心，弃置《时议》不理。两个月后，高登被降为静江府古县县令。 在古县任职期间，高登秉公处事，疾恶如仇。古县有个大富豪，名叫秦琥，在乡里横行霸道，号称“秦大虫”。高登上任时，秦大虫有意迎合高登，倡议搬迁学馆。高登初以为他有改恶从善之意，给他补学官之缺，并逐渐诱导他重新做人，谁知秦琥并非真心从善。有一次，秦琥有所托付，欲通关节，高登辞却了。秦琥散布恶言中伤高登。恰好秦琥被人揭发挪用学钱之罪，高登当面申斥。秦琥非但毫无认罪之意，而且当场放肆咆哮。高登毫不容情地绳之以法，秦琥羞忿而死。 因权相秦桧的父亲曾经在古县当过县令，广西经略胡舜陟想为秦父建祠堂，高登拒绝道：“秦桧当宰相胡作非为，此祠不可建！”胡舜陟大怒，调别人来代理高登职务，高登也因母病请假离职。之后，胡舜陟便平平顺顺地建起了秦祠，还亲自写记。反过来，他又提秦琥事，诬陷高登专杀之罪。朝廷下诏捕捉高登入静江府狱。此时，高登母亲病死在船中，高登途中草草为母收埋，又急急乘船北上，上书请求辞官回乡赎罪。高宗觉得其情可悯，而秦桧却心狠手辣，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时，高登有个旧友，当了右侍郎，当面对高登说：“丞相(即秦桧)说过，只要你拜见拜见丞相，你终身就不愁什么了。否则，你老是上书也没有用。”高登凛然答道：“我只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之后，秦桧奏称：“按旧法规，没有辞官赎罪例，要维持原诏，关入静江府狱。高登早已看透了秦桧在朝舞权弄柄的险恶本质，当回家葬母料理丧事完毕便坦然登程入静江狱。 高登昭雪出狱后，在归途之中，广漕司郑鬲、赵不弃留他在归善县代理县令。那年秋季，高登为试院出考题，高登便摘经史要语命题，叫考生直言时弊，指摘闽、浙水灾的根源。曾任宰相被贬到潮州的赵鼎，见高登如此刚正耿直，不畏权贵，十分敬佩，并与他长谈终日。不料，此事被郡守李仲文驰报秦桧，秦桧震怒，连同前事加罪，取了特旨，把高登编管容州(除去名籍，贬到广西容州入军籍监管)。郑鬲、赵不弃也受株连降职候处。同时，还将这件事通报南方诸省，以为考官警戒。 高登在容州，平日种蔬菜，栽竹木，毫不介意，但一听到有关国家、朝廷的政事，即使是小小错失，也常常蹙额发愁；如若听到朝廷计策上的重大失误，甚至恸哭不止。 容州地方穷僻，一听到太学生出身的高登谪居在此，数百人拿着经书来拜他为师，听他讲课。高登也乐以忘忧，一见到有那么多人前来从师，十分高兴地悉心为他们讲学论道。 公元1159年(绍兴二十九年)，高登久病，病况日益沉重。当他自感身体难以康复时，曾作了一篇《埋铭》，内中写道：“耳聩目昏，颜凋发秃，有儿归葬，蟠山之麓。”八月十三日，高登病逝，享年五十六。著述《家论》、《忠辨》等篇，有《东溪集》数卷。 公元1169年(乾道五年)，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梁克家，在中书省刑房找出绍兴二十六年朝廷下给高登的赦书。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受任为右丞相的梁克家援引赦书上奏宋孝宗，请求撤销编管高登于容州的文书。公元1191年(绍熙二年)，当时任漳州知府的朱熹，又上书宋光宗(见宋熹《乞褒录高登状》)，重新提起为高登昭雪事，光宗下诏书，写道：“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同年，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建高东溪祠，朱熹撰写了《高东溪先生祠记》，祠建成之后，先后写了《谒高东溪祠文》、《又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副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和两通横额：“忠孝两全”，“百世师表”。[1]

人物性格

高登幼年失去父亲，致力学习，用法度来约束自己。绍兴二年，在朝廷上接受皇帝询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回答，知无不言，无有什么顾忌回避的，主管部门厌恶他的正直，就授予他富川主簿一职，接着又命他兼任贺州学事。州学过去有田舍，州里出台法令将其撤掉交由买马司经管，高登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太守说：“买马、养士哪一个更急迫？”高登说：“买马固然紧急，然而学校是礼义诞生的地方，一旦废弃，读书人与堂下卒有什么区别？”太守说：“你这是违抗长官！”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仗的标准，只有礼义与法度罢了，既然两者都可以抛弃，还说什么！”太守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最终听从了他。任期结束，士民乞求他留任没有如愿，就相约馈赠钱币五十万，不留姓名，告诉太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来养家，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想不接受它（或赠金），未被允许，又无法归还，（就）请求把钱放到学府里，（用来）买书以答谢百姓。

廉洁奉公

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经过湖州，湖州太守汪藻安置他在宾馆里。汪藻想留他一起修订《徽宗实录》，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高登说：“只是我意下不想这样。”就出发了。广西驻军首领沈晦问高登如何治理县事，高登条列十余事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做法，今人奸诈，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忠信可在蛮貊之地推行，说不能行，是诚心不到罢了。”豪民秦琥雄霸乡里，挟持官吏把柄，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达，他颇有改变，高登也喜其变好，增补他担任学职。一日，琥有私人请求，高登拒绝了他，秦琥心生怨愤，企图通过诬陷来中伤高登。恰逢有人控告秦琥侵占州学钱财，高登喊秦琥来到，当面责备他，声气严厉，喝令他下去，告诉郡中及主管部门按法律处置他，秦琥气忿而死，全郡的人们都为此感到快意。

沉冤昭雪

驻军首领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父亲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实际上太师就出生在这里，何不建祠祭祀他？”高登说：“秦桧做宰相不像样，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抓住秦琥一事，调荔浦丞康宁以代替高登，高登因母病离去。舜陟遂建起秦桧的祠堂并自己写了记，并且用专权杀人之罪来诬陷高登，朝廷下诏押送高登到静江府监狱。舜陟派遣健卒逮捕高登，恰逢高登母亲死在舟中，高登把她草草葬在水边，航海回朝廷上书，请求纳官赎罪。故交中有担任右司一职的人，对他说：“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如果你能见一见他，终身的大事将不必忧虑，上书是徒劳的。”高登说：“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衙门上奏说按照惯例没有纳官赎罪的，仍旧押送高登回静江监狱。高登归葬其母，事情结束后来到监狱，而舜陟先因事下狱死了，冤情最终昭雪。

晚年生活

高登被贬官闲居期间，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对家事全不介意，只是听说朝廷所行事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有大过失就随之恸哭，临死，所说的话都是天下大计。其治学把慎独作为根本，有《东溪集》刊行于世。

高登词作

多丽 人间世，偶然攘臂来游。何须恁、乾坤角抵，又成冷笑俳优。且宽心、待他天命，谩鼓舌、夸吾人谋。李广不侯，刘E12F未第，千年公论合谁羞。往矣瓦飘无意，甑堕EA5E回头。真堪笑，直钩论议，圆枘机筹。 幸斯道、元无得丧，壮心岂有沈浮。好温存、困中节概，莫冷落、穷里风流。酒滴真珠，饭钞云子，醉饱卧信缘休。归去也，幅巾谈笑，卒岁且优游。循环事，亡羊须在，失马何忧。 阮郎归（过武仙悬，谒许宰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县谒凫仙。急招横渡船。重门心理掩讼庭闲。虚檐群雀喧。 金屋畔，玉阑边。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无缘。销魂空黯然。 蓦山溪（容州病起作） 黄茅时节，病恼南来客。瘦得不胜衣，试腰围、都无一搦。东篱兴在，手种菊方黄，摘晚艳，泛新篘，谁道乾坤窄。 百年役役，乐事真难得。短发已无多，更何劳、霜风染白。儿曹齐健，扶□一翁孱，龙山帽，习池巾，归路从欹侧。 行香子 瘴气如云。暑气如焚。病轻时、也是十分。沈疴恼客，罪罟萦人。叹槛中猿，笼中鸟，辙中鳞。 休负文章，休说经纶。得生还、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筇竹随身。奈沈郎尫，潘郎老，阮郎贫。 渔家傲（绍兴甲子潮州考官作） 名利场中空扰扰。十年南北东西道。依旧缘山尘扑帽。空懊恼。羡他陶令归来早。 归去来兮秋已杪。菊花又绕东篱好。有酒一尊开口笑。虽然老。玉山犹解花前倒。 好事近（黄义卿画带霜竹） 潇洒带霜枝，独向岁寒时节。触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绝。 多才应赋得天真，落笔惊风叶。从此绿窗深处，有一梢秋月。 好事近（再和饯别） 送客过江村，况值重阳佳节。向晚西风萧瑟，正离人愁绝。 尊前相顾惜参商，引十分蕉叶。回首高阳人散，负西楼风月。 好事近（又和纪别）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 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来富州） 璧月挂秋宵。丹桂香飘。广寒宫殿路迢迢。试问嫦娥缘底事，欲下层霄。 兰玉自垂髫。拜命当朝。神仙会里且逍遥。分取壶中闲日月，来伴王乔。 西江月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云净碧天澄淡。 飘泊道途零落，疏慵鬓发B560F065。从来涉世戒三缄。只好随时饮啖。 南歌子 菊捻黄金嫩，杯倾琥珀浓。良辰何处寄萍踪。短艇飘摇一叶、浪花中。 凤阙游娃馆，幽坡赏梵宫。当年乐事总成空。目断天边想像、意可穷。 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惹猿惊鹤怨，误松萝风月。 囊锥刚强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宋词鉴赏

好事近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 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 “饮兴正阑珊，正是挥毫时节”。词作开首落笔即充满毫气，颇见突兀。临别之际，彼此把酒话别，更何况是酒逢知己。“阑珊”，道出他们的尽兴豪饮，气氛热烈。然而，光饮酒还不能尽兴，还不足以抒发朋友间的情感，席间不禁要提笔挥毫。词人认为临别豪饮之际，正是“挥毫”的绝佳时节。这亦表明词人与朋友在临别之际，绝无“儿女共沾巾”之态。席间挥毫，于豪放之中，又添了一层高雅之气。使人联想到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描写的情形：“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次二句“霜干银钩锦句，看壁间三绝”，挥毫的内容是绘画、书法、赋诗。“霜干”，字面上看当指经霜多载的古柏树干，实应为傲霜挺立的古柏，杜甫《古柏行》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作画者不画别的单画凌霜挺立的古柏，不仅表现了他的超俗的艺术品味，也表露了他的豪迈性格。词人赞美之意自在其中。“银钩”，是指书法笔姿之遒劲多姿。《晋书·索靖传》：“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白居易诗有：“写了吟看满卷愁，浅红笺纸小银钩”（《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词人的朋友不仅绘画出色，书法也令人赞叹，富有个性，这与前句的“饮兴”之豪举互为映衬，表现洒脱豪健之风格。“锦句”，是指朋友作画、写字后，还即席赋诗，写出的诗也是佳辞妙句，锦绣文章。朋友把这绘画、书法、辞章高悬壁上，词人看罢，更是喝彩赞叹，称之为“三绝”。词作的上片，词人着意描绘临别之际饮酒挥毫，吟诗作赋，品评书画，豪放而不粗俗，高雅而不故作姿态。 下片转而描写送朋友上路。“西风特地飒秋声，楼外触残叶”。此时正值深秋时节，西风肃杀，秋叶瑟瑟，饯别的酒楼外，飒飒秋风正吹打着深秋时节为数不多的树上残叶。“飒”，为风声，宋玉《风赋》有：“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屈原《山鬼》亦有“风飒飒兮木萧萧”句。在此用以强调秋声之萧瑟。“触”字用得颇见特色，风本无形，把风吹树叶形容为触，使得字面更富音响，更显传神。上片首二句虽极写楼外萧瑟秋景，却正映衬楼内热烈的氛围，楼外的景致并没有给人以肃杀之感，似反更给前文的豪情增添了新的特色。末二句：“匹马翩然归去，向征鞍敲月。”写友人在暮色中，只身匹马翩然而去，词人的朋友酒兴似并未稍减，在马上还兴致勃勃地吟咏诗歌。这末二句一方面用“翩然”、“敲月”等词语，写出友人洒脱、豪爽、飘逸的风采和气质，完成了对友人的正面塑造；第二方面也刻画了自己对友人敬重、关注之深情，词人于送别友人之际，于路口殷殷注目的情态也可感觉到。这二句与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末二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有同工异曲之妙，二者都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悠悠不尽之情。

《宋史·高登传》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宣和间，为太学生。金人犯京师，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廷臣复建和议，夺种师道、李纲兵柄，登与东再抱书诣阙，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 钦宗即位，擢吴敏、张邦昌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乞加恩礼起复之。登上书曰：“陛下自东宫即位，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践阼之始，兵革扰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翘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奈何相吴敏、张邦昌？又纳敏党与之言，播告中外，将复用李邦彦，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离矣。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纪纲紊乱，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以致大祸，仓皇南幸，不获宁居。主辱臣死，此曹当尽伏诛，今乃偃然自恣，朋比为奸，蒙蔽天日。陛下从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再上书曰：“臣以布衣之微贱，臣言系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书，皆不报。因谋南归，忽闻邦昌各与远郡，一时小人相继罢斥，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尽言矣。”复为书论敏未罢，不报。 初，金人至，六馆诸生将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与林迈等请随驾，隶聂山帐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师，敏遂讽学官起罗织，屏斥还乡。 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宪董弅闻其名，檄谳六郡狱，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摄狱事，有囚杀人，守欲奏裁曰：“阴德可为。”登曰：“阴德岂可有心为之，杀人者死，而可幸免，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 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归至广，会新兴大饥，帅连南夫檄发廪振济，复为糜于野以食之，愿贷者听，所全活万计。岁适大稔，而偿亦及数。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因奏辟终其任。 召赴都堂审察，遂上疏万言及《时议》六篇，帝览而善之，下六议中书。秦桧恶其讥己，不复以闻。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帝闵之。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广漕郑鬲、赵不弃辟摄归善令，遂差考试，摘经史中要语命题，策闽、浙水灾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桧闻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编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读毕，即投大作上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无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检领百卒复至，登曰：“若朝廷赐我死，亦当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义，为泣下，奋剑叱巡检曰：“省符在我手中，无它语也。汝欲何为，吾当以死捍之。”鬲、不弃亦坐镌一官。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何万守漳，言诸朝，追复迪功郎。后五十年，朱熹为守，奏乞褒录，赠承务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间，阻风，方念无以奉晨膳，忽有白鱼跃于前。其学以慎独为本，所著《家论》、《忠辨》等编，有《东溪集》行世。

————更上一层楼 【谜底】 高览————

【基本信息】

高览，生卒年不详，东汉末年袁绍部将，后与张郃一同投降曹操，官至偏将军、东莱侯。 在一些民间艺术中，高览被誉为“河北四庭柱”（颜良、文丑、张郃、高览）之一。

【简介】

武艺高强，浑身是胆，高义傲骨。

【简明历史传记】

高览，与张郃并为袁绍大将。官渡之战，曹操率军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请，仅以轻骑救援，而命高览、张郃率重兵攻曹营，营坚不能下，粮谷被燔，郭图惭其计失，复谮于绍，高览等忿惧，遂焚攻具，率众降于曹操。

【简明演义传记】

官渡之战，高览曾和许褚大战而不分胜负。曹操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计，命高览、张郃率兵劫曹营，遭埋伏兵败，惧罪而降于曹操，被封为偏将军、东莱侯。后随曹操出征汝南，率军伏击刘备，三合斩刘辟，正欲擒刘备，被赵云一枪刺于马下。

在长沙城北书堂洗笔的是哪位书法家？

曾在长沙城北书堂山习字洗笔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是（欧阳询）。

欧阳询是唐朝的书法家，出生在衡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衡阳。以前没有自来水，人们又喜欢讲练习书法后洗笔，把池水洗成黑色的故事，导致相当一批人前赴后继练字、洗笔。而长沙城北书堂山的南坡就是欧阳询洗笔之处。

欧阳询书法文化园位于书堂山街道书堂山村与何桥村的交界处，核心景区位于书堂山上。书堂山濒临湘江，与长沙湘江航电枢纽毗邻，北距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6公里，南距长沙市中心城区约20公里，海拔192.4米，主峰面积1.85平方公里。

欧阳询聪敏勤学，读书数行同尽，少年时就博览古今，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三史，尤其笃好书法，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

据说有一次欧阳询骑马外出，偶然在道旁看到晋代书法名家索靖所写的石碑。他骑在马上仔细观看了一阵才离开，但刚走几步又忍不住再返回下马观赏，赞叹多次，而不愿离去，便干脆铺上毡子坐下反复揣摩，最后竟在碑旁一连坐卧了3天才离去。

请问百家姓中索姓的来源和历史是什么

索（Suǒ）姓源出有二：

1、出自子姓，商殷七公族之一，是汤王的后代。据《元和姓纂》载，商朝的王公贵族有七支，形成七姓公族。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把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在鲁（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建立了鲁国，并且把殷商七族中的六族迁徙到鲁国，这六姓分别为徐姓、条姓、萧姓、索姓、长勺姓和尾勺姓。周武王灭纣索氏出了不少力，后来定居在鲁国成为名门望族。

2、他姓所改。南北朝时期，大批的胡人入居中原，其中也有人改姓。

二、迁徙分布

（缺）索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时候，周武王打败纣王，消灭了商朝，建立西周。在商朝的遗族中，有著名的七大望族，他们是商朝时候形成的七个有名的贵族，其中有很多贤能的人，而索姓就是这六族中的一个。周武王对他们很敬重，但是又害怕他们成为商朝死灰复燃的力量。后来发生了武庚之乱，周公旦平定叛乱之后，决定把其中六族迁居到鲁国去，并封周公长子伯禽去作鲁国的王，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商朝六大望族安居乐业，一方面又可以监视他们。据《元和姓纂》上说，我国的索氏家族，是殷商时代的七个大族之一，索氏的后代，望族出于敦煌、武威。敦煌是索氏家族的老家和祖宗发源之地，而武威后来又成为索氏的一个望族。索氏的得姓，至今已有4000年的左右的历史。望族居于武威郡，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县一带。

中国最著名书法家排名

中国最著名书法家排名：董其昌、何绍基、柳公权、米芾、欧阳询。

1、董其昌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2、何绍基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书法初学颜真卿，又融汉魏而自成一家，尤长草书。著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

3、柳公权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朝中期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

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帖》、《十六日帖》、《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传世。柳公权亦工诗，《全唐诗》存其诗五首，《全唐诗外编》存诗一首。

4、米芾

米芾（1051年—1107年），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

5、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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