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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 社会 形态，其实质是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从时间上看，中国进入共同富裕正好与数字经济时代相吻合。所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欧美在工业化时期进入福利 社会 迥然不同，它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共同富裕需要解决普遍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坚持均衡共享式增长方式，而数字经济的高技术特征和分享性特征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为均衡发展提供共享机制，可以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促进均衡式增长
数字经济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 由于数据和信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跨区域流动，导致原本促使产业集聚的地理因素淡然失色，产业布局更加分散。上下游产业链和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必要性下降，产业链更短、更扁平、更本地化。生产端、消费端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匹配，既可以不靠近原材料，也可以不靠近消费者，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企业和居民都可以较便捷地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且，产业的分散有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助于及时将用户需求传递给上游供应商，确保按时交付产品，推动柔性生产和分布式生产。进而，导致价值链布局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诞生大量基于社区的生产中心、微型工厂以及消费中心。
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农村是共同富裕的洼地，乡村振兴成为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乡村地区流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深入赋能农业农村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式。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效带动了现代农业、果蔬加工、仓储物流、彩印包装、创意设计等相关产业的全面崛起，催生了电商企业、网点微商、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产品加工企业、网商经纪人、物流配送队伍等多个行业的就业岗位。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在线 旅游 和外卖平台等渠道，将本地的特色商品、自然风光、文化 旅游 资源及时发布出去，带动乡村 旅游 、餐饮及民宿等产业发展。而且，数字技术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和社交方式，使乡村具有媲美城市的现代产业和现代生活水准，缩小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而非同质化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全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我国绿水青山主要集中在偏远农村地区。在农业和工业 社会 ，历代农民循环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模式，绿水青山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甚至一些地区以牺牲山水的方式来创造农田和工业用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绿水和青山的 旅游 价值更容易被推广，且便利的内外信息咨询使农民可以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从外部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并向外推销农产品。也就是说，绿水青山不再是农民创收的“挡路石”，而成了创收的法宝。
数字经济有利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长期以来，除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外，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也是造成部分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既有利于全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可以规避基于地理区划的行政限制，一定程度上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打破传统经济基于国有企业性质和资本规模形成的垄断，在事实上降低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行业准入门槛，倒逼放松行业规制，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带动更多居民创业致富。事实上，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市场，平台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市场。平台型企业也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质，承担起了生态系统规则制定、秩序维护等诸多公共职能，这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发生深刻改变。对于平台之外的经济活动而言，平台也已成为它们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技术成本、广告营销成本以及信贷成本等。因此，数字经济的 健康 有序运行，关乎线上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关乎线下营商环境的优化，对整体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共享式增长
数字经济可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 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实际上，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群众最关心、最期盼、最有获得感的领域。数字企业不断嵌入政府公共管理和人民日常生活，既扩大了数字技术的应用空间，加深了数字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弥补了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当前，在医疗、教育以及各领域公共管理的信息传输方面，以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供给方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而数字平台可以为参与者提供技术、数据和市场支撑，是一个 社会 化较强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服务短板。
数字经济可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规则数字化、材料数据化、服务在线化、监管信用化，实施政务服务的全流程再造，用信用数据替代主观评价，用机器替代人促进服务的自动化，实现服务精准直达。这在智慧农业和城市大脑等城乡建设中、在“不见面审批”等营商环境优化中、在教育医疗 健康 养老等公共服务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可以促使公共设施更加充分和平衡。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要想富先修路”，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路”不仅指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也包括信息高速公路，且后者重要性更加凸显。能否充分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人们在当前及未来能否致富的关键因素，也是能否均衡享受公共设施的重要考量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尤其是落后地区和农村可以公平充分享受现代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从而在经济发展和 社会 民生方面与富裕地区和城市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
归纳起来，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充分和均衡，前三者突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突出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也即，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也伴随着低技能人口结构性失业、快递员等群体 社会 保障不足、老年人“数字鸿沟”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尽可能扬长避短，放大积极作用，消除或降低负面冲击，促进数字经济 健康 有序发展，藉此推动共同富裕事业稳健前行。第一，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政策体系、监管规则，依法依规加强包容审慎监管，切实保障从业者、商户以及消费者各方面的合法权益。第二，拓展乡村振兴的数字产业链。加快乡村数字经济设施建设，积极发挥数字经济以及相关平台企业的作用，把有致富需求的农民纳入现代化产业链条之中，不断拓展乡村振兴新思路和新模式。第三，消除“数字鸿沟”。对于农民、老人、中小企业等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企业，进行定向财政扶持，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第四，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更加精准地做好民生需求分析，打造数字公共服务综合应用场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对接，在更广范围实现优质共享。第五，提高共同富裕政策效力。加快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并以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全程化和精准化。
刘 诚，中国 社会 科学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夏杰长，中国 社会 科学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不断地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做强做大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二是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三是狠抓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推进高效节能新产品的开发，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加快开发低碳技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新能源，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不断地增加森林碳惠，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四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促进公共服务，逐步的均等化。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依、住有所居。五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的机制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怎样加快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顶层设计，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减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坚持提低，扩中，控高，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为此要采取以下各项具体措施。
1、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对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和原因的分析看，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走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美国农民居民人均收入为什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化，美国政府还给农业生产大量的补贴，农民数量少，劳动生产率高，人均补贴高，农民收入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欧洲情况已如此，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将再次走合作化之路。农民在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耕作条件下，实行合作，集约，规模的经营方式，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农民素质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成千上万个城镇的兴起和数以亿记农民转为城市人口的剧变。不仅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还会带来大量规模的城镇投资，带动城镇消费快速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工农产品升级代换。所以，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顺利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要逐步实现国际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流动制度，以及按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按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前期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是全体国民完全享有平等的身份。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户口，才能平等享受，就业，教育，住房，公共服务，基本福利，社会保障等待遇，进而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切实发展落实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脱贫致富
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总体发展战略格局，关键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我国要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要实施招善引资，政策优惠，因地制宜，自主发展的方针，一方面强调经济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地区帮助进行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发达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到中西部借机抢占资源，市场和人才，因为这只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和大发展，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二是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地区收入差距大虽然有自然禀赋方面的原因，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财力不支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要实行优惠的金融信贷政策，大力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基础和环境。三是国家应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比例既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 又要积极实施扶贫帮困工程 ， 要采取一切对措施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 ， 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增长快于东部地区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才能成为可能。 四是中西部地区也要积极走出去 ，学习发达地区的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潜力 ，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全面提高中西部地区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以适应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要求 3。坚决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和行业新秩序 ，解决行业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垄断，对于垄断行业的行政性保护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和制约，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一是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垄断行业的投资经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行业间的公平竞争，这是解决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性措施。二是将垄断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收归全民共同所有，将其转化为全民基金或社保基金。相应地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全民基金，并用与全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福利待遇，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收益真正为全民所有。 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检查，严格审计，严格约束，严格查处，特别要防止将垄断收益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员工的个人收入的行为四是尽快出台特殊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控，改进和完善行业个人成本的宏观监测手段，以个人成本管理完善行业收入分配制度；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建立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合理调整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五是适时制定和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以立法手段逐步打破垄断，促进合理适度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
4、创新收入分配理论，通过四次分配环节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笔者在2010年创立了“劳动增长值”理论和“第四次分配”的观点，目的是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分配理论，建立完整的分配环节体系。
劳动增加值理论是阐述资本和劳动具有平等分配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资本与劳动应当平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立劳动增加值的主要意义在于，开放工资增长空间，为公正分配奠定理论基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总体上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由此治理社会分配不公就要先从理顺资本和劳动的分配关系开始。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笔者把财产性收入归于“第四次分配”。一次分配环节中，市场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劳动收入；二次分配环节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转移性收入；三次分配环节中，慈善家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捐赠性收入；四次分配环节中，劳动者个人将起到主导作用，他们将获得的是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不是在初次分配环节获取的，动产和不动产均为前三次分配积累而成，将其进行投资所获取的各项收益就不应被视为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发生，而应当是不同于前三次分配的“第四次分配”。
要大力发展“第四次分配”的财产收入，一是劳动者可以依法获得非劳动收入；二是国家要制定政策法规帮助更多的劳动者获得财产性收入；三是劳动者要多渠道获取收入才能进入中等收入阶级或富裕阶层。在农村，要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规范股市、基金和债市，让广大中小股民享有投资分红权。只有城乡居民获得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才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广大劳动者稳步提高工资收入
要持之以恒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名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分配要向劳动者和劳动报酬倾斜，要在今后10年中，适当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并通过减免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困难企业税收，为这些企业提供增加工资收入的支付能力。
二是发挥劳动力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探索建立地区、行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途径，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益。特别是，要探索在建筑及服务行业实行工资增长蹉商干预制度，直接确定本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最低增长幅度；在中小企业实行工资增长援助制度，对于集中在某一地区、数量较多、又难以开展协商的中小私有企业，可由当地的雇主组织、工会组织、政府部门组成中小企业工资增长援助委员会，对其给予工资集体协商的帮助、指导、协调和斡旋。
三是严厉打击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对国有企业要规范“三个制度”：一要规范对权力阶层有效监管制度，二要规范权力阶层的自主分配权制度，三要规范普通劳动者享有应得利益的收入分配制度。对私有企业要强化“三个立法”，一要立法规定私有企业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二要立法规定劳动者应当与私有企业具有平等分配权，三要立法规定私有企业的分配应当受到政府的监督。各类企业要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依法保障劳动者获取加班工资及其他劳动所得。
四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欠薪追缴制度。充分发挥法定最低工资对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各省（区、市）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工资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使最低工资到2020年能够接近和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目前各地区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比重基本在10%~20%）。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纠纷案件屡见不鲜，这更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各地区要建立经常性的欠薪检查制度，特别要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追究恶意欠薪行为。
五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要坚持“提低、扩中、控高”，就要大力提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如前所述，要通过农业优惠政策、集约耕作和推进城镇化予以解决；对提高城乡贫困居民收入，要通过提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水平予以解决；对提高低收入工薪劳动者收入，要通过提高薪酬水平予以解决。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睡会福利体系，重点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改革、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并轨。而“控高”就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加快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阶层的不合理收入得到有效遏制。
如何实现“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三大目标？
粮食安全是 社会 发展之本，乡村振兴是解决民生之本，共同富裕是努力奋斗的目标。要实现这三大目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实现这些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善民生的需要。
一:加强农业以及土地的政策，让土地产出更多粮食，让农民安心种粮，通过加大粮补及各种农业补助，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使粮食生产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之路，成为保证 社会 稳定的基石，成为粮安天下的良好局面。
二:加快出台农村振兴的各项惠农、为农的各种措施，重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人文环境，农村投资兴业的条件，让农村成为新的建设与投资热土。成为改善 社会 民生的基础条件，成为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一环。
三: 社会 要尽量加强帮助困难人员以及失业人员的生活支持，让下岗失业者有工作、有收入、有生活保证。同全体民众一道走上幸福生活之路，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互为帮衬，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以上几点是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对于实际问题还需具体措施，希望能给予 社会 一点启示。来为实现这三大目标而共同谋划，找到真正解决良策，为实现三者同步协调发展，为 社会 民生能真正得到解决而努力。
农业——粮食安全，农村——乡村振兴，农民——共同富裕。是三农问题最根本，最实质的问题。
如何实现三大目标，共同富裕是 社会 主义中国的最终目标！要实现粮食安全，就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管理，农民土地入股（保障土地承包不变），实行高标准农田机械化管理。所有农业生产资料机械首尾对接，取消中间商层层加码，集体对生产制造商，既解决成本过高，又解决了质量和售后的后顾之忧。利用机械化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作用，实行农业综合开发，挖掘有利资源，开办各种大小行业不同的加工，制造工厂，让从农田解脱出来的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新一代农民工厂工人。
逐年扩大集体积累，壮大集体经济，减轻国家资金投入，用农民自己的创造，用集体经济积累改造农村面貌！建设 社会 主义新农村，从而彻底达到振兴乡村的目标。彻底解决农民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的问题，进入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火车要的快，全凭车头带！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有好的领导班子！
粮食安全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乡村振兴是建设 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措施、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共同富裕是 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刚领，是党的基本政策，是关系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生活的保障。
我国人多地少先天资源不足，使我国粮食生产严重紧张。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实现了粮食连年丰收，供给充足，为经济发展和 社会 稳定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确保粮食安全，就是要让农民安心种粮，加大农业补助，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种粮食的收入，让现有土地产出更多粮食，使粮食生产真正进入良性循环之路，成为经济发展和 社会 稳定的基石。
乡村振兴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
乡村振兴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还是关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与命运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就是要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路建设，水利建设、农民饮水工程，农业生产机械化，智慧农业，养殖业等，让农村的惠民工程建设成为投资热土。
十四五期间党的方针政策，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 社会 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国家会尽最大力量帮助困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给下岗失业者免费培训，提供再就业岗位；保证下岗、困难群众有工作、有收入、有生活保证。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相互扶持，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耕地，严厉打击破坏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严格控制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粮食生产经营万无一失。
乡村振兴是国家制定的宏伟蓝图，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 社会 的稳定。乡村振兴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美好的愿望！
共同富裕，是 社会 主义 社会 的必由之路。农村改革，就是为了改善农村经济条件，提高农民合法收入。共同富裕，不是口头承诺，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
这个问题是个很纠结的问题，“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三者之间都关系到农民的贴身利益。首先是“共同富裕”在起着极大不相互合的危害，他是个城乡经济方面的差别悬殊过大。就拿平常生活方面来说，城市农村同样是日食三歺，衣穿三件，但是国家发放的贫困养老金就大不相同了，城市人领就是农村农民的若干倍。
还有一个同龄同期同样的志农民和工人为着建设国家也经是致富了，都作出巨大的贡献，城市工人有退体制度并领纳着上万高昂的退休金，农村农民则没有退休制度，仅仅领着很微薄的区区93元生活补贴金，两者相差一百多倍。成了一个相背而驰的反差待遇，工人不是退休而养老，而是退休步致发大财。农民则面临是相反的状况，不仅没有退休，反而越老就越进入贫困境象。
也许会有人说，农民种国家土地又不上交什么加上又有宅基地等等说法，那工人上班是国家提供的厂房，生产机器，粮食有量保障着供应等等和住房呀！农民种土地到了70多80多岁都还在做作，工人也应该可以做到跟农民一样的年纪呀。就凭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叫得怎么会共同富裕呢？照此情景年轻的农民又怎么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而生产粮食呢？那粮食怎么会得到安全呢？
振兴方面也是个极大的矛盾，一下说合村并居，一下又说尽量地实现城市化，大量地吸引着农村有点能力的年青人都往着城市靠拢安居了，简直成了城市与农村在作争夺人口的大战。这都不说，就是把农村的年轻人，有能力的人都软调即尽，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了，农村又怎么会得到振兴呢，那振兴起来给谁住用和给谁赏望呢？
在几种错宗复杂的矛质情态下，让我们难予确凿一个很好方式办法来协理了，就如说不把农村老农民的晚年安妥好，就难启发他们的后代青年农民有种粮的热情，粮食夲是出自农民天职业务中，年青的农民都很少在农业岗位上了，粮食又怎么会无形中安全呢。又如制止农民不进城居住了，那城市里面建设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又会卖给何人居住和出售得了呢？既然二者将就着干，那青年为房而背着一辈子的房贷透支过度了，经济常处在紧张状态，又怎么会做到共同富裕？将是一种得此失彼和莫梭两可的错误后果。
要得得到“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共冋富裕”的全美效果，国家将得重新洗牌调理过，捋定出一个一定正确方针的决策，按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因国制宜，莫去效仿国外不适自己国情的做法。吸取以往模梭两可的严重教训。通过一个有正确数据的量质来进行调理安排。
比如说，全国农村所有不同条件区域土地，应该适应多人人员耕种，这些人适应住用多少房屋。该增建就得增建，该减除就得减除，把国内所有城市作个规划，那线成市应该设置何处，数量多少和人口多少才该恰当为准。民生事项都以经济作为衡量，给予个人的数额高低应该不能悬殊过大等等，才能基本达到理想性的要求。倒之只是迭得其反，矛盾重重。
粮的安全好控制(规划产粮区)食品安全(国家有关部门控制，农村致富农民土地为股份合扰，整体做规划开发，以村为头，成立农村股份综合开发公司，由公司管理，利润是村所(国家)而不是承包大户，农民集一点国家借一点就成功。三年时间够了家家富，
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我个人建议，根据国情，人多地少的持点，保证粮食安全得已温饱，必须走集体道路，人多力量大，粮田统一规划，或以生产队为单位，种，养。或因地制宜，以村为单位最为宜，进行规模化垅田改造，规模养殖，村办企业，转化原生态食物，加工，或搞制造业，搞个平台直接到消费者手中，使农民家中有田地，手中有工资，而有分红。又能均贫富，驱逐资本垄断，与那些黑厂渄法制造激素食品，解除消费者提心吊胆的有害 健康 食品，国利，民利，人人利的好未来。总之农民如果没有企业，没有加工与制造，尤其南方无法生存。呼吁 社会 重点扶持农业，种养补贴无用，越补老百姓越穷。非得国家重点建造村，镇，企业。为乡村企业开拓一翻天地！使农民又工又农又商蓬勃拓展！
对于粮食安全，国家要逐渐减少进口，现在起全国土地尽量少搞不必要的城市拓建，首先减少侵占耕地，再集约化土地整改管理，逐步完善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农业基本建设，优化品种，与有机肥化肥的合理施用。这一工程是一项贵而大的工程并且要有好的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去实施，才能确保国家的钱不被进了个人腰包，国家要直拨直查专线管理，付注是要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发展好农业，以后农民也上班，（注我以前也写了一些建议）
个人设想只有以此种办法才能确保十四，五亿人口的主粮不被卡脖子，才会有安全感，但人口再多增加几个亿，就要另找生活的门路了，也不一定在现有的基础上能保证无扰了。
振兴乡村，我个人看基本上解决了上述的问题，振兴乡村就可以说百分之八十的都振兴了。
至于共同富裕：达到了上面所想就解决了很多人能从事其它行业就大部分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智与力，当然无论多发达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共同富裕，只是缩小差距就是好事了。
实现“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三大目标，实际上就是平时说的解决好“三农问题”。“粮食安全”，就是解决好农业问题；“乡村振兴”，就是解决好农村问题；“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如何实现这三大目标？
一、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振兴农业，把饭碗端在中国自己手里 。首先要从种子开始，种子必须是自己的，种子是农业的命根子，绝对不能让外国掌控中国的种子。其次是收购与加工，也必须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第三，必须实行机械化、水利化、有机化，避免过度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催生、催熟药剂，实现农业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第四、农业的经营必须集约化，避免分散化和粗放经营，实现粮食生产的优质、高产、高效，确保粮食安全。
二、实现“乡村振兴”，农村经济必须避免单一，立足全面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思路，多措并举。单一的农业已经不可能支撑起“乡村振兴”大业，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实现农业（包括农、林、畜、牧、鱼）、工业、商业、服务业全面发展，做到乡村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国各地，城市与农村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三、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摒弃单干，走集体化道路。 不能一说集体化，就认为是吃“大锅饭”，就是“养懒汉”，这是恶意宣传出来的偏见。我是过来人，生产队的时候，根本没有懒汉，谁也没有脸当懒汉。如果有懒汉，也是极个别地方的极个别人，不能以偏概全。假如现在还给他生产队时期的各种生产资料，种子还是原来的种子，不给化肥，不给农药，不给除草剂，不给机械，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产量还没有生产队时高。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人比生产队时懒多了，不愿吃苦了，不能干活了，不会干活了。现在如果真的还原当年的生产资料，人真的会饿死，因为不是集体了，人们不再会互助，不再会互相帮忙，不再会互救，抗不了风险。
那么，企业+农户行不行？虽然是一条路子，但也不完全行！企业是要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企业不可能花钱投入赚吆喝。赚了钱企业要拿走一块，农民大家一起拿一块，再分到一家一户就更少了，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拿走一块，赚了钱都是大家的，所有积累、所有发展都是大家的财富，“共同富裕”是一定会实现的。
那么，把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行不行？可以肯定的说，也不行。说白了，这样做就是模仿照搬外国农场主的路子，根本不适合中国农民人口众多的国情，那只能会让大户（农场主）先富起来。先富会不会带后富，这在其他行业已经踏踏实实的证明了先富带不了后富。只会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那样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拥有14亿人口，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发展“三农”要以“以粮为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到：1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层层加强领导。继续落实书记抓粮贷子，市长抓菜篮子。要层层抓，抓层层，人人抓，经常抓，时时抓，一刻也不放松；2抓好粮食基地的巩固、扩大与建设。帮助降低、化肥、农药、薄膜价格，提高使用价值；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剂粮食品种的生产，既满足市场需要，又要让农民有利可图；3巩固和发展农村 科技 队伍。发展农业大学和中专学校，鼓励大中专学生去农村工作并落实好他们的待遇。巩固和发展农业 科技 队伍，大搞有偿的 科技 下乡，在种子、肥料、农业机械上不断创新，减少农业成本；4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电器化，减少原始劳动，提高生产效率；4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农、林、牧、付、鱼。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科学发展；5在农民自愿条件的基础上成立农业合作社。大力改田改土以适应机械化生产；6发展农村工业。如农付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生产与维修等；7搞好重点，取得经验，因地制宜的推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合作发展；8提倡干部下乡，包乡、包村、包社、包户。掀起比学赶帮热潮；9搞好产、供、销一条龙。做到产得多，质量好，销得岀，效益好。10解决好发展农村农业人才、技术、经济短缺问题；11引进外国发展农业生产并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先进技术。……
如何推进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一、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1)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事关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公正、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按劳分配是按照劳动价值进行分配，按要素分配是按照生产收益进行分配。这是两种不同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是在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根据个人提供的劳动分配报酬，而按要素分配是根据各个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分配报酬，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利润。按劳分配中的工资是劳动报酬，按要素分配中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决定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求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劳动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者应当取得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求收入呈现多元化，劳动仍然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但非劳动收入也应占有一定比重。居民投资持有债券、股票、基金和其他金融资产，由此获得的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应当成为部分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如果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会影响安定团结。效率体现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属于生产力范畴。效率通常指资源配置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就是效益。市场主体的效率高收入相应就高，效率低收入相应就低，无效率即无收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给市场主体以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促使他们千方百计提高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公平反映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公平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一系列领域。公平主要是指收入均等化。但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公平观，不存在永恒的绝对公平。只要大多数人比较满意，就算比较公平。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统一。按要素分配可以提高效率，但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如果收入一律平等，又不利于提高效率。因此，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谈得上分配的公平。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条件，只有分配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效率。坚持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奖勤罚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奋斗精神。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不仅要讲究物质利益，鼓励人们创业致富，也要提倡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就是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3）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一切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上的体现。劳动价值论是说明价值源泉，按要素分配是说明收益分配。作为物化劳动的资本，一般认为并不创造价值，但作为创造价值的重要条件，理应按其贡献参与收益分配。各种生产要素对使用价值所作出贡献和应得的报酬体现为：工资是劳动的报酬，租金是土地的报酬，利润是资本的报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一般劳动的价值，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反映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复杂劳动的价值，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活力；三是反映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的价值，以集中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经济建设。也就是说，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推进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较好实现形式是薪酬制度。薪酬由基薪、绩效薪金和中长期激励三部分组成。首先确定基薪和绩效薪金，扩大绩效薪金部分，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中长期激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报酬的一部分，如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没有上市的公司实行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薪酬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以人为本与按资分配、以资为本紧密结合的要求，将企业的利益与经营管理者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调动了经营管理持久的积极性。
二、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
（1）加强分配秩序的整顿和规范。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主要是依法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分配体制、分配制度，解决运用公权把整体利益和公众利益转化为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问题；依法调节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妥善处理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依法规范收入分配行为，防止运用公共财力提高部分人群、部分行业、部分地区收入水平的问题。通过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实现社会公平。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秩序的建立，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与我国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紧密相关。因此，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短期的突击性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树立长期的思想准备，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2）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行机会均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企业经营管理者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企业的规模和经营业绩脱节，水平偏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自己决定分配方式，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经营管理者收入分配实际处于失控状态。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受出资人委托或授权来经营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薪酬应由出资人来决定。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建立约束机制，解决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失控的问题。在企业职工分配中，打破固定工资的传统模式。在按照国家规定保障职工最低收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大与职工实际贡献直接挂钩的活工资的比例，奖励起用奖勤罚懒、收入靠贡献的机制。完善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岗位工资标准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效益下降时相应降低岗位工资标准。调整职工收入分配结构，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实际贡献挂钩，形成能增能减的机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防止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在不影响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积极性的前提下，兼顾各阶层群众利益，实现合理的公平分配。实行完整的货币化工资制度，调整工资结构，把工资外相对固定的各种补贴纳入工资收入，成为居民的持久收入。提高教师、研究人员和公务员的收入。
（3）加快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近年来我国城乡、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由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城乡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985年的186倍。这些年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大大快于农村,2003年又扩大到32倍。2004年城乡差别为313倍，差距有所回落。由于农民收入还要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没有这笔支出，再加上城市有各种福利，而农村很少，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大于这个比例。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东中西地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1980年是119∶1∶107，2000年扩大到149∶1∶106。东部与中西部的绝对差额由71元、44元，分别扩大到2517元和2195元。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安全警戒线。城市中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财富集中程度进一步上升。美林集团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约有236万人，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将近24万人成为千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依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城镇居民以及上千万未脱贫的农民。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难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因此，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妥善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鼓励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三、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从全社会看，低收入者的相对规模不应过大，更多的应成为中等收入者，并鼓励人们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途径，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的基本保证，也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标本兼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1）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因此，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类型上，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企业规模上，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积极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缓解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针对小额贷款落实难的问题，通过加强创业培训和建立信用社区，进一步简化发放程序和手续，更好地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中，抓住实现产权多元化、职工转变身份、改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重要环节，重点解决分离改制企业的产权关系、劳动关系，妥善安置职工，使辅业改制后真正成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尽可能将富余人员安排在辅业企业，避免将企业富余人员大规模集中推向社会。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切实落实扶持政策，推进再就业援助制度化、长期化，帮助困难对象实现再就业，让有就业愿望的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并获得同劳动贡献相符的报酬。
（2）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全部免征牧业税。继续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加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多渠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业环境，建立确保进城务工农民工资正常支付的机制，做好清欠工作。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各类企业都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并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职工收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鼓励智力劳动和智力投资，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的收入。建立开辟更多投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为居民提供多种多样可选择的投资工具，为居民投资和获取合法收入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企业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推行年薪制、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并合理调节其过高收入，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依法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和规范公务员工资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确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3）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在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今后企业裁员将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使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研究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案。推进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建立多元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优待抚恤工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对生活困难家庭进行救助，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同时加大农村扶贫力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保障资金有稳定的来源。加强社会保障的管理基础，提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加强城市街道、社区和乡镇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健全服务功能。
（4）完善税收调节功能，取缔非法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不是不允许人们致富，更不是剥夺高收入，而是要形成调节过高收入的税收体系，加强各种税收征管，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起征额和扣除额，以体现公平原则。加强对高收入行业的收入分配情况监控，尤其是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对各种非法收入要坚决依法取缔和惩处。整治非法收入，制止权力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严惩贪污腐化，对于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走私受贿、权钱交易、制假贩假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总之，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最根本的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注重公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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