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八届杜甫国际诗歌周到来之即，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将重磅发布由本会副会长毕朝阳先生撰写的长篇文章——《走近杜甫》，以此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全文共七万字，每天发一万字，已连续发布七天，感谢广大读者关注。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
阅读提示： 本文试图通过多维度、全方位透视杜甫的诗品、人格，还读者一个真实、鲜活、清新、立体、多彩的杜甫形象，使人们能够更自觉、更自信地去了解杜甫、感知杜甫、学习杜甫、体悟杜甫，从而更加从容地走近杜甫的内心世界。相信作者的不懈努力，能够让您做到开卷有益。
走近杜甫
——谨以此文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
（之七）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毕朝阳
在诗歌中引经据典，有这么几点好处：一是可以增强诗歌的典雅性，二是可以增强诗歌的含蓄性，三是可以增加诗歌的生动性、趣味性，四是可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故尔对于用典，无论明用、暗用、正用、反用，杜甫都是积极而认真的。杜甫在排律中用典最多，这也是杜甫的排律具有气象雄浑、气势豪迈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杜甫的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几乎通篇用典，令人读后不得不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在临终之时仍表现出的深厚的艺术功力表示由衷的钦服。
（二）善于用倒装手法。
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如果搞不懂杜甫是如何去组织倒装的，就难以理解诗句的含义。按正常排列，应是这样的：“鹦鹉啄香稻余粒，凤凰栖碧梧老枝”，由于语序的打乱，大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也大大增添了诗歌的别致，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三）善于实字活用，虚字实用。
或将名词作动词、作形容词用；或将形容词作动词用。词性的活用，往往会产生新健的效果。
如“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九日》此“新”，便是将形容词换作动词用的。有“新放”之意。
（四）善于用颜色字、形容词打头入诗。
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
增强了诗歌的趣味性、生动性。
（五）善于炼字、炼句、炼意。
如“秋蔬拥霜露，岂敢惜减残！”——《废畦》
“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禹庙》
通过极不合理的夸张、想象（拟人化），使诗词产生出奇妙趣味。
（六）善于造势。
通过或“一重一轻”、或“一上一下”、或“一高一低”、或“一古一今”、或“一大一小”、或“一实一虚”、或“一明一暗”等手段，构造势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思维上的跳跃。
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一个（浮云）在天，一个（平野）在地。令人俯仰不迭，目不暇给。
（七）善于逻辑违常。
如“月是故乡明”，明明都是一样的月亮，如何就偏偏认为自己故乡的月亮就比别的地方明呀。显然有违正常逻辑。
又如“却寄双愁眼，相思泪点悬”。眼睛又怎么寄呢？
杜诗中多痴人语、反常语、无赖语，大抵由此而致。而偏偏又是这样的语句最能吸引人的眼球。真乃于极不伦处，尤见妙笔。
（八）善于将口语、俗语、方言、俚语、对话、人名、地名入诗。
《三吏》《三别》几乎都是口语入诗。
至若方言，杜甫走到哪里便学到哪里、用到哪里。真乃一位“入啥山唱啥歌”的好手。
（九）善于卒章显志、曲终奏雅，发精警超拔的大议论。
善于在诗歌中建立对立和冲突后，又用大义统合矛盾，这就是《诗经》曲终奏雅的写作传统。杜诗中多有稷契语（宰相语）、圣人语、醒世语、惊世语、大议论、大道理，足见作者的视野洞达、识度清远。
（十）善于以乐景写哀情
以乐景写哀情，则情倍哀。杜甫便是以乐景写哀情的高手。
“重来梨叶赤，依旧竹林青。无由出江汉，愁绪月冥冥。”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他日一杯强难进，重嗟筋力故山违。”（《十二月一日三首》）
杜甫的文化贡献：
1.为中华语言宝库直接提供了200多个成语
如：
暴殄天物 翻云覆雨 炙手可热 飞扬跋扈
并蒂芙蓉 冰雪聪明 别开生面 惨淡经营
长安棋局 东山再起 皓齿明眸 蜻蜓点水
弱不禁风 落花时节 擒贼擒王 有才无命
春光漏泄 白衣苍狗 爱屋及乌 天末凉风
哀丝豪竹 古稀之年 历历在目 ……
2.为后世开启了诗歌创作的无限法门
唐人百韵诗，杜甫首创。“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胡应麟）
杜甫的小诗，常常用绝句体，并且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一些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为中国诗的一种重要风格。
3.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功用。
4.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5.光大了中华诗歌传统。
6.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7.提供了诗人成功的经验与路径。
于立志：“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于发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于学习借鉴：“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是吾师。”
于艺术追求：“落笔惊风雨，诗成鬼神泣。”“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研读杜诗，还有一个大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检验我们的知识水平，倒逼我们去学习古代历史、古代经典。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与其大量运用“春秋笔法”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了解《春秋》那些事儿，就无法读懂杜甫的诗，更无法感知“春秋笔法”的妙处了。
杜诗中有关《春秋》的条目就有290多个，其中出自《春秋左氏传》的条目就有260余个。杜甫为何大量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典故、语辞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唐代，《春秋》学一直备受重视。唐初孔颖达主持编订《九经正义》后，《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中的《春秋左氏传》就开始受到重视。《春秋正义》的注文，即以杜预所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底本，在当时，《春秋左氏传》被视为“大经”。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礼仪》、《穀梁》为小经。（按经文长短区分大、中、小）（《新唐书·选举志上》）经，“道也”，常道，常规。无论参加进士或是明经等科类的考试，经学一直都是士人所绕不开的研习重点。杜甫自然也不可或缺。
加之，杜甫正是杜预的后人，对于祖上留下的这么一部学术巨著，杜甫必须比其它人更为重视、更加钻研。
杜诗中引用《春秋左氏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直接征引其典故或词语。
如“公侯之孙，必复其始。”（《左传·闵公元年》），杜诗中曾多处用之。“公侯终必复，经术竞相传。”（《奉送苏州李二十五长史丈之任》），“必见公侯复，终见盗贼平。”（《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
又如“蜂趸有毒”（《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蜂趸终怀毒，雷霆可震威。”（《遣愤》）“其毒甚蜂趸，其多弥道周。”（《除草》）。
另如，“多门”、“卜邻”、“滋蔓”、“行李”、“险阻艰难”、“匹敌”等词语，也均出自《春秋左氏传》。
二是运用与杜预事迹有关的材料。
如“文场”、“绝笔”、“获麟”、“发凡起例”、“包旧史”、“爱日”等。
文场：“元凯文场，号为武库。”（《杜预传赞》）
包旧史：“旧史遗文，略不尽举。”（《春秋左氏传序》）
爱日：“冬日可爱”。（《春秋左氏传注》）
三是引用《春秋》传书中的内容。
如“鹰隼”，出自《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鹰隼击”句。
“黄云”，出自《春秋运斗枢》：“黄云四合，女讹惊邦”句。
《春秋》无论是经文，还是“三传”，都有着强烈的“尊王”思想，可以说，“尊王”是《春秋》经传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同时，《春秋左氏传》中也有着鲜明的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而这种两种思想，正是杜甫思想的基石。所以，杜诗中大量使用《春秋》经传中有关“尊王”与“保民”的事典语辞，也就不足为怪了。
“天威咫尺”、“苞茅不入”、“诛求无时”、“易子而食”、“室如悬罄”等，被杜甫在诗中多次使用。
对《春秋左氏传》中的典故既活又新的明用或暗用，让杜诗更显得构思巧妙，且颇有深意。以委婉、隐喻的方式传达或褒或贬，即“春秋笔法”的运用，使杜诗更显“含蓄蕴藉”、沉郁顿挫。
吟咏留千古 声名动四夷
杜甫对于语言文字的拿捏与掌控能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就像一个顶级魔方高手，散乱的文字一经他的调度、驱使（排列、组合），便会焕发出迷人的神韵，放射出动人的魅力。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从“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到“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从而今人们对杜诗的无可比拟、无人超越的热爱程度来看，更证明了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永恒性。
据周士钊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曾戏改杜甫的诗作来讥嘲林彪。可见毛主席对杜诗的熟稔与看重。
同样是出峡，同样是兴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是为自己被朝廷大赦、重获新生而兴奋，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杜甫则是为国家停止战乱、百姓不再受症而兴奋。两相比较，格局高下立判。
同样是现实主义诗人，同样是利他，杜甫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白居易则是“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是先利己而后利人。境界自然不同。
何为圣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水平极高的人。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杜甫之所以能够被后人推崇为诗圣，除了他集大成的诗歌成就外，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远超同时代的唐朝诗人。他在忠君爱国、仁民爱物、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等方面展现出的赤诚与无私，可谓光昭日月、感天动地。
这也正是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李白只能被称作诗仙的根本原因。李白的诗为啥总让人感到轻飘飘的，那是因为他缺乏经世济民的大议论。没有大胸襟、大抱负，自然难有势大力沉、惊世骇俗、发馈振聋的大议论。
杜甫的忧国爱民之情、挽济危难之志，特别能得到历代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热爱。率众抗金的北宋名将李纲曾说：“其忠义气节……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陆游谈杜甫的诗文很多，但他赞美杜甫的人格更重于诗歌：“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被捕入狱后，更是集杜甫五言句为五言绝句二百首。其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杜诗竟成为了文天祥寄托情感、鼓舞斗志的精神支柱。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诗又随着深重的民族灾难而普及于不同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之中。正如诗人冯至所云：“杜甫对我们一天天更亲切起来。”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工作的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曾感慨道：“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
建国之后，杜甫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在全国开展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中受到重视。1953年，郭沫若以学术文化界领袖的身份为成都杜甫草堂题写对联，赞扬杜甫为“诗中圣哲”。1958年，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时，肯定杜甫为“政治诗人”。至此，杜甫真正做到了“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
总之，杜甫是伟大的，伟大的不仅是其作品，更是其精神。杜甫是高尚的，高尚的不仅是其人品，更是其灵魂。
诗圣风骨，与岳同在，与世长存！
诗圣风流，千古不废，千年一韵！
胡适《白话文学史》云：八世纪下末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离乱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写实的。……天宝以后的诗人……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
胡适等人给杜甫冠以“写实主义”诗人的桂冠。然而，杜甫为什么会导乎先路地走向“写实主义”的道路呢？郑振铎认为“这是时代的选择，是‘时势造英雄’。”杜甫是一位具有坚定儒家立场的诗人，“自比稷与契”的他最早向唐王朝发出“盛世危言”，并在真正危机发生之后，将目光投向了苦难的社会与流离的人民。英雄亦需要时代来造就，因此，盛唐危机前后的流离经历，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改变是巨大的；从一个追逐个人利禄的庸人，变成了“悲天悯人”的圣人。
胡适最看重“写实主义”诗歌的批评精神。他认为“写实主义”诗歌的两种形态：一曰“社会问题诗”，二曰“弹劾时政的史诗”，皆为杜甫首创。他在评论《兵车行》时提出：这样明白的反对时下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确实杜甫始创的……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在评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认为此诗是一篇空前的弹劾时政的史诗。既然为创体，就意味着杜诗为“写实主义”诗歌创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供后世借鉴的技法。这种诗的方法，只是摘取诗料中的最要紧的一段故事，用最具体的写法叙述那一段故事，使人从那片段的故事里自然想象得出那故事所涵的意义与所代表的问题。
杜诗的写实是一种贯穿诗歌创造全过程态度与意识，绝非狭隘简单、粗浅笨拙的描摹。“杜甫是要把诗歌来表现实现的社会人生……他的取材，是政治的兴亡、社会的杂乱、饥饿贫穷的苦痛、战争徭役的罪恶，都是黑暗的暴露与同情的表现。因此，他的作品变成了历史，变成了时代生活的镜子。但是，他又没有载道主义者的狭隘与顽固，他在表现社会人生的态度之下，又非常重视艺术的生命与价值。……所以专从艺术上讲，他是近于艺术至上主义者，若从文学思想上讲，他却是最真实的现实主义者。（刘大杰《中国文学物史》）
从他个人的不良境遇，得到对于全民众的痛苦的社会观察与同情。由他个人的饥饿避乱的经验，认识了人生的实在情况。这一宝贵的经验，细密的观察与丰富的同情，成为他的写实主义的社会诗的重要基础。杜诗将写实主义的粗糙描慕眼前之景，藉由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艺术加工过程，上升至写过去与眼前之景，抒物我相通的“写实主义”新境界。
只有客观事实的写实是不够的，作家内在情感与伟大情怀才是“写实”的“诗史”的价值所谓，才是杜甫之所以为杜甫，而非其它作家的关键。
他是一位真实的伟大的诗人，不惟心胸的洞大，想象的深邃，异乎常人，即在诗的艺术一面的，也是最为精工周密、无瑕可击的。第一位以“伟大”评价杜甫的文学史家是郑振铎（他在出版于1927年的《文学大纲》中指出），胡适紧随其后。如今，杜甫的伟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伟大的内涵，仍需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渐变予以新的诠释。
近现代国学大师（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1990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说：“李、杜齐名，但以杜甫为高。”为何钱穆会认为杜甫为高，还要号召读书人不要学习李白，要向杜甫学习呢？
一、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
李白如一颗种子，在天地间自在地生长，吸收日月天地精华之后，成长为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不见他认真读书，也没见他认真研究学问，作诗多在醉酒之后随性而发，而诗作浑然天成、气象万千，绝非常人可为。
杜甫则不然，他读书破万卷，精通《文选》理，研习宋玉，又学陶谢等魏晋名士，对苏武、曹植、李陵也极推崇。甚至写诗说“李陵苏武是吾师。”
杜甫尊重每一位作家，在每位作家的身上，都能看到闪光点并加以学习利用。
天才是极少的，像李白这样的天才，一般人无法企及，连学习的可能都没有。但杜甫不一样，他的成功从某个角度讲是可复制的。从这个角度讲，李白不应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出世李白，入世杜甫。
李白是出世的，推崇老庄，学习陶谢，信奉的是道家精神，自然、无为是他的大追求。
相对于李白，杜甫则务实的多，半生都在忧国忧民。若整个社会人人都避世而去，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要学习杜甫的入世态度。
三、杜甫是读书人的良心，是民族性格的集中代表和体现。
杜甫信奉的是儒家思想，秉承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有用自己的诗笔将社会状况、人民疾苦记录下来。
华夏民族能延续至今，恰是中华儿女都有这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有这样情怀的人不止杜甫一个，而杜甫恰是最好的代表。所以说他是读书人的良心。
所以虽然李白极好，但读书人还是更应该学习杜甫。
其实，钱穆生活在近代最为混乱的年代，列国肆虐、国破家亡。那时，为了国家兴亡，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这样的情况下，避世隐居显然是于国不利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在讲述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便号召学生要向杜甫学习。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国家危难，社会板荡之际，最需要弘扬诗圣精神，杜甫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家国情怀和平理念，永不过时。
习近平在今年3月18日晚与拜登视频通话（“云会晤”）时指出:“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见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习近平的观点充分印证了杜甫思想、情怀的正确、博大、高远、可贵。
然而，杜诗在当年为何不为主流诗坛所看重呢？
唐朝共经历了274年（即618—907），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618—713）约100年、盛唐（713—766）约50年、中唐（766—835）约60年、晚唐（836—906）约70年。唐诗的四个发展演变过程也大体与之时间段相当。
杜甫生活在盛唐时期。开元盛世之后，由于歌舞升平已久，诗人们已习惯了为朝廷唱赞歌，朝廷也乐意听诗人唱赞歌。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诗人的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创作盛世之音，讴歌盛唐气象。几乎没有人来关注现实社会潜在的危机，曝光其阴暗面。当时，杜甫的名气与李白、王维等相比还不是很大，且其诗风与内容与主流诗坛格格不入，所以很难有“开挂”的机会。因而也未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更不用说被人传唱了。加之杜甫后来离开长安、飘泊西南，诗作流传受限，传播迟滞，更难以为大众所了解。安史之乱这一分水岭，也将杜甫与主流诗坛基本隔绝了。
正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话了，是金子早晚是要发光的。果然，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诗家的觉醒、良知的发现，诗家对杜诗日益推崇，最终达到了与李白并驾齐驱、并相比美的地步。韩愈的“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便是对这一结果的最好认定。
唐代最合格的“粉丝”诗人——任华，一生就流传下来三首诗，分别是写给偶像李白、杜甫、怀素的。
《寄杜拾遗》——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
杜拾遗，谁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
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
势攫虎豹，气腾蛟螭。
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
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
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
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
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
英才特达承天眷，公卿无不相钦羡。
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
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
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
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
任华的这诗表明，其实，杜甫的诗歌当年便曾受到很多人的高度赞美。大历四年（769）春，湖南观察判官郭受在衡阳遇到杜甫，作有《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都邑地卑绕雾雨，江湖天阔是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轻舟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甫答之以《酬郭十五判官》“才微岁晚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
“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地湿愁飞鵩，天炎畏跕鸢。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同年秋，他的好友尚书员外郎、韶州（即今韶关）刺史韦超，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一诗中，就曾以“大名诗独步”来称许他，并把其作为自己可以把臂而交的挚友。从韦超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杜甫在一定范围内（朋友圈）还是很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以致于韦超赴韶州任职路过长沙时，还专门停船上岸前去看望这位老兄，并作诗以赠。感动于友人的真情以待，杜甫遂作《潭州送韦员外牧韶州超》相和。说到韦超这个人，还真的多说两句。韦超便是元稹岳父韦夏卿的父亲，也就是说元稹得叫韦超丈人爷。杜甫死后四十三年，他的孙子杜嗣业之所以请元稹为爷爷撰写《墓志铭》，当源于此。
其实到了中唐后期，杜甫的气场（人气指数）便在诗歌圈占据了“C”位、超过了李白。韩愈的弟子、诗人张继为了写出杜甫那样的好诗，竟每天在纸上抄一首杜诗，烧成灰后就着水喝到肚子里。其对杜甫的崇拜程度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
在杜甫由诗人到诗圣的角色转换演进上，要感谢三个人，一是唐肃宗，没有他对杜甫无情的二次打压，迫使杜甫离开朝廷、出走西南，也许中国诗坛就不会产生诗圣。二是要感谢中唐大拿诗人元稹，没有他的大力推介，也许杜甫这块金子被岁月的风尘掩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三是要感谢韩愈，是他一锤定音，让杜甫与李白在诗坛做到了“并肩而立、并驾齐驱”。
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
杜甫为何多怀古诗作？正是因为他知古、懂古。对于中国古代史，杜甫可谓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并能触处生机、触处生情、随时敏感地据目成诗，所以便有了许多借古讽今、借古喻今、谈古说今、引古论今的怀古思今伤今之作。否则，你即使置身于文物古迹之间，也吟不出一句连通古今、纵横古今的诗作来。而此时，那历史典故便会如泉水一般汩汩然涌流在杜甫心间，如镜像一般熙熙然呈现在杜甫眼前，任其自如挥洒、随便挑选。多则有余地，熟乃可生巧。这正是杜甫“下笔如有神”、杜诗用典多而恰切的主要原因。
《诗经》中有三“扬子水”，杜甫诗集中有三“望岳”。杜甫于《诗经》可谓精熟于心，且深得个中三昧（个中三昧（mèi），原指道教所说的元神、元气、元精涵藏修炼能生真火，谓指三昧真义；引申为事物的诀窍或精义。）杜诗中随处可见诗经的元素，杜甫很多诗篇的制名，就是仿《诗经》的。从“客愁连蟋蟀，亭古带蒹葭”《官亭夕坐戏简颜十少府》、“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呈湖南亲友》、“熊罴载吕望,鸿雁美周宣”《秋日一百韵》、“埙篪鸣自合，金石莹逾新”《奉赠萧二十使君》等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对《诗经》的稔熟程度、化用精度，简直已到了“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地步。（香象渡河：原为佛家语，比喻悟道精神彻底。后比喻论证说理非常精辟透彻。亦作香象绝流。羚羊挂角：原意指羚羊夜宿时挂角于树，脚不着地，以避祸患。比喻诗的意境超脱。）
此外，杜甫对《诗经》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的传承，于中华诗歌文明的薪火相传，也是居功甚伟，无出其右、无人能比的。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杜甫的诗歌可以说便是对孔夫子这段话最完美的诠释。“兴”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观”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群”则“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怨”则“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迩之事父”杜甫是没有机会了，“远之事君”杜甫则春秋匪懈、一饭不忘。清人叶燮论诗，于杜甫最为尊崇，称之为“诗神”，其《原诗》有云：“志高则其言浩，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则其诗必传。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言浩；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可谓辞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谓旨永；
言浩、辞弘、旨永，铸就了杜诗的家国情怀、史诗品格，成了千秋诗圣。
虽然脱离了体制，虽然作不了大唐的稷弃，虽然被朝廷逼进了江湖，但心性光明的杜甫依然无怨无悔尽心尽力地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来报答着朝廷、奉献着人类。倘若朝廷能够采纳杜甫的那些建议，也许早已“再使风俗淳”、“宇县复小康”了。历史不可能假设，大唐的悲剧，杜甫的悲剧也不可能避免。这也正是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史为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现实意义所在。
对于杜甫，今人往往只关注他的诗作，毕竟他有着诗圣的头衔。而对于他的赋文，则很少有人涉及。其实，“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文章写得也是极好的，甚至他一生中人为制造的唯一一次朝野轰动效应，也是由他文章的精彩直接引爆的。正是《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三大礼赋”的及时进献，他才得以成功进入朝廷的视线，受到玄宗皇帝的垂青，以至于被皇上特许“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在《进封西岳赋表》中，杜甫曾记述了这件事情：“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常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委官试文章，再恩泽，仍猬以匿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在《进雕赋表》中，杜甫也曾对自己的文章自我评价到：“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献赋之前，他就曾以“赋料扬雄敌”（《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显扬自己的文学自信，献赋之后，他又以“三赋惊人主”来记录自己的文学成就。
相对于体量庞大的杜诗，其赋笔杂著的数量明显较少。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由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一书中，也仅收录了杜甫的28篇赋文。其中赋6篇，文（表、述、记、墓志、祭文、杂文）22篇。而《天狗赋》《鵰赋》《封西岳赋》及三大礼赋等6篇赋文均是杜甫为了寻求出仕机会而精心炮制的“得意之作”。《天狗赋》《鵰赋》实为作者自况、自喻之作，能够准确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思想状况和真实心态。《封西岳赋》，错综经史，杂用前赋，其笔力之盛，文辞之丽，“即置汉赋内亦可”（张潜《读书堂·杜工部文集》）。而三大礼赋，在寄托作者儒家礼乐治国理想的同时，其辞气壮伟、笔力雄健、文采飞扬、词华典赡的艺术品位，的可“直入《文选》之室”（田雯）。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讽喻隐然，深得赋体之典则。
统观杜甫的赋文，或古朴雅致，或想象瑰丽，或气势充沛，或警句频出，直可逼汉文。至于立言有致，令人千载下想其风流（张潜《读书堂杜文注解》卷一）。类似“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八音循通，比乎旭日升而氛埃灭；万舞凌乱，似乎春风壮而江河波”这等句子，其雄峻程度，前无古人，文化品格，卓然千载。其对四书五经、《老子》、《庄子》、汉魏两晋文学驾轻就熟、巧妙化用的能力和水平从中可窥一斑。其赋文所具有的强烈艺术震憾力和感染力诚如苏轼所谓“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
透过杜甫的赋文，可以体悟到他对太平盛世的强烈向往，对百姓疾苦的一贯关切，对国计民生的深入思考，对艺术创作的独到见地，对亲人朋友的真挚情感，尤其是《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宏拔清迈，“堪称少陵第一首文”。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观念、诗歌创作、甚至是研究大唐社会的重要文献，可与杜诗对照互参。
“少陵之文，本自过人，反以诗掩”（张潜语）。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杜甫的赋文熔经铸史、语句太为古奥所致。读懂弄道杜甫的赋文的确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与史学知识。
诗圣杜甫以海涵地负之才，拔山倒岳之力为后代诗人设置了一道诗歌创作、“道德文章”的天花板，千载以来，无人企及。
杜诗里蕴含着极大信息量，如果不能把这些信息充分挖掘出来，那就说明你还没有下足功夫，还停留在一般化的阅读水平上。
读杜诗，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如“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这两句诗，“此亭”古到什么程度，“名士”多到什么程度，在弄清楚这两个问题的同时，你也会收获很多知识，从而也会大大增强阅读杜诗的兴趣。研读杜诗，还要善于联想，善于运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才能有所发明、有所突破。如杜甫和妻子生养过几个子女？杜甫为何没有望过嵩岳（中岳）？杜甫在诗中为何没有提及过母亲？杜甫为何没有单独为巩义做过一首诗？……等等。只有深入进去、延展未来，才能采撷多多、收获多多。
大海自能含万派，诗圣真不负千秋。
“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白居易的这段话，恰是对杜诗作用的真切评价。
走近杜甫，没有捷径。唯有通过反复阅读杜诗，一步步地去抵近其精神世界。
（全文完）
来源：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