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职工宿舍21天后，上海感智盲人按摩公司的推拿师傅张相聪说，他“听”手机已顾不上白天或黑夜。宿舍和按摩店两点一线的生活被打破，现在，他困缩在更小的宿舍床上。
健全人或许觉得隔离难以忍受，但视障者早已习惯出行的种种限制。真正的难是嵌于疫情时代的种种琐碎小事：辨认口罩的正反和上下，去往全然陌生的核酸检测点，在黑暗中扫健康码，通过健康云的人脸识别，在买菜软件上抢菜。
3月15日，按摩店停业，3月28日，浦东实施封控管理，4月1日，解封仍未到来。包括张相聪在内的32名盲人技师被困在不足20平米的3间职工宿舍。宿舍没有厨房，也没有冰箱，封控前购买的面包、泡面正一天天减少。4月5日后，他们只在清晨喝一碗白粥。
4月7日，同样是视障者的按摩店管理人李建明开始求助。他打市民热线12345，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居委会电话，城管电话，残联电话。有一位女士联系了李建明，她收集了宿舍的地址，电话，他们的需求。“我把信息填到互助平台，应该会有人看到联系你的。”他记得她这么说。4月12日，残联送来第一批物资。4月15日，李建明接了“将近有100个电话”，收了十多个快递。打开后，大米、腊肉、鸡蛋，各种青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
盲人们看不见世界，对物资的来源同样一无所知。发生在4月15日3个半小时内的接力救助，隐匿在盲人漆黑的瞳孔。电话那头的好心人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不肯告诉李建明他们的姓名。
2022年4月1日凌晨3时至4月5日凌晨3时，按照上海市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浦西地区的核酸筛查全面展开。上海市民进行核酸检测登记。新京报记者 王飞 俞金旻 摄
疫情时代的琐碎小事
走去核酸检测点的路程并不遥远，只不过是对健视人来说。3月28日，视障者李建明和按摩店的同事们离开位于茂兴路71号的职工宿舍，准备前往塘桥新路与浦东南路交叉口天桥附近的核酸检测点。32根盲杖在地面敲敲打打，遵守着从前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规律，他们排成一列走得缓慢，不熟悉路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
从宿舍楼一层下5级台阶，就来到了茂兴路路面。沿路店面一一关闭，从前出行时依仗的气味和声音，无论是热汤馄饨的香气，还是超市播放的促销广告也都随之消散。唯一不变的是斑驳断裂的盲道和香樟树荫下的凉意。沿着道路向北走，盲杖继续敲打，带着手握它的人绕开路旁的自行车，花坛，垃圾桶和电线杆。行进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右转至塘桥新路。
辨认出酒店大堂特有的香氛味道时，李建明知道自己正经过如家酒店，路程走完了一大半。塘桥新路路面宽阔，障碍不多，盲人们加快了步伐。导航语音提示路过麦当劳，也提示着李建明是时候上天桥了。走天桥靠的是一种“感觉”，李建明无法准确描述，那种感觉是存在于黑暗中的立体地图，详细记录着天桥台阶的宽度，高度，延伸的方向。左手拿着盲杖，右手扶上冰凉的栏杆，他们顺着栏杆右转，向前，再右转，下天桥。
普通人只需5分钟左右的路程，他们走了超过10分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盲人们收起盲杖，走进做核酸检测的队伍。做完后，又开始了另一个10分钟的返程。3月28日之后，李建明隐隐松了口气，他和同事们只需要每天下楼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楼下也有了集中核酸检测点，他们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疫情时代，接受核酸检测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视障人士李建明41岁，与人交谈时总是微微侧着头，用耳朵对准声音的来源。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位视障者相同，李建明沉默，不善交际。他说话时语速极慢，开口前习惯用思量掩盖轻微的口吃。两岁时因医疗事故全盲后，李建明遇到过太多事，心酸的，委屈的，痛苦的，艰苦卓绝的。相比之下，出行做核酸的“艰难”似乎不值一提。
同样不值一提的是嵌于疫情时代的种种琐碎小事。戴口罩时要摸一遍口罩，先摸到口罩的金属条，确定上下，再摸口罩两边的折痕，折痕方向朝下的是外面，朝上的是里面。扫健康码时要先摸到贴码的地方，确定手机和健康码的距离，再像划十字般一横一竖地平移手机，这样才能更快扫到码。
最难的是健康云的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有时间限制，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完成人脸表情动态识别。多数时候，李建明需要请身边的人帮忙，没有人时，他会摸摸脸，再摸摸手机，确定位置后才能保证人脸在框中。有时需要眨眼和点头，他就只能笨拙地一直眨眼，一直点头。
去商店买菜也是难题。茂兴路71号附近有一家小型超市和一家大型超市，生活算是便利。因为宿舍没有厨房，按摩店又包两餐，李建明和其他盲人很少去超市。超市是一种未知的浩瀚，蔬菜和水果隐藏于黑暗中，李建明只能靠嗅觉和声音辨认它们的种类。芹菜，大葱，蒜苗有强悍的气味，那些没有味道的蔬菜，他只能侧耳细听，“这个莴笋不错啊，多少钱？”他收集其他顾客的声音，跟在他们身后，拿起相同的蔬菜。
2022年4月19日，工作人员在上海一处物资仓库卸货。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两片黑暗
对李建明来说，上海是两片不同形状的黑暗。一片黑暗位于浦东南路地下一层的按摩店，另一片黑暗位于茂兴路71号3层的集体宿舍。
3月28日浦东实施封控管理后，李建明和其他31位盲人技师被困于集体宿舍。宿舍规整，狭小，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满满当当塞了6张高低床。床下的脸盆、暖壶、拖鞋和挂在床栏上的衣物密密匝匝沿床冒出来，本就狭窄的过道显得更逼仄了。困于这片黑暗中，李建明唯一的活动是去洗漱或者上厕所，他下床，出门，沿着墙壁缓慢地挪动脚步，走向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囿于宿舍和按摩店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被打破。从前每天早晨8点，李建明会敲打着盲杖离开宿舍，穿过早餐店外的馒头香气，穿过小饭馆里阿姨和阿叔的语笑喧阗，穿过垃圾箱、共享单车、电线杆等他口中“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行走10分钟后，从地面下7级台阶，他到达按摩店，置身于相识11年的黑暗。
“客人说就像迷宫”，李建明说，“吧台左边是客用休息室，往右是按摩的房间，向右拐，是一个四人间，再往里走，右手边是一个两人间，两个一人间，左拐是一个两人间……”不足一米宽的走廊弯弯拐拐，串联了36张按摩床和9个足浴位。盲人摸象，这片600平米的黑暗真的是一个大象。在这里，他度过一天中的14个小时。午饭时间一般是中午12点，晚饭大概在下午6点。吃饭是仅有的休息时间，剩余的时间被分割成7、8次上钟，每次上钟又分割成不等份的40分钟到两个小时。
深夜11点后，李建明下班回宿舍休息。宿舍距离按摩店仅270米，这段花费盲人们10分钟的路程对健全人来说只用走4分钟。32位盲人的日子挑选出任意一天都和前面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健全人或许觉得隔离难以忍受，但32位盲人早已习惯这种限制，毕竟270米的直径比一个普通小区更小，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是两片黑暗之间的往返。
3月27日深夜，“听”到上海发布的封控消息前，李建明和几个同事去楼下的超市买了一些物资。宿舍没有厨房，没有冰箱，他们买了一些面包、泡面、挂面——一些可以充饥又能速食的食物。公告上说4月1日就能解封，“买点东西将就过去就行”，李建明想。他们没有准备更多。
盲人们在黑暗中等待。4月1日，浦东仍未解封，食物在32张嘴的咀嚼中越来越少。另一位视障者，27岁的张相聪开始担心。“没吃的了怎么办？”，“会不会饿死”，这样的声音开始在宿舍出现，焦虑随之蔓延。张相聪想到按摩店里的食物，以往，他们每天要在店里呆将近11个小时，按摩店包两餐，店里应该有储存的米面。不上钟的时候，推拿师傅们习惯吃点小面包，小饼干，辣条这样的零嘴打发时间。4月2日，李建明和宿舍楼的保安沟通后，带着两位盲人一同下楼，前往工作的按摩店。他们拿回了大米，挂面，电饭锅，还有店里的所有零食。
位于茂兴路71号的集体宿舍狭小，逼仄。4月17日上午10点40分，按摩店的员工正在为盲人们做午饭。受访者供图
“孤岛”
社区团购，团长，这些封控时期的热词，李建明并不了解，只是偶尔听同事们说过“团购很难，东西都非常贵”。他也从未使用过买菜软件，更别提知晓抢菜攻略。
更熟悉智能手机的张相聪和其他年轻些的盲人，尝试着在买菜软件上抢菜。每天早上6点，张相聪打开平台准备抢菜。蔬菜的图片张相聪没办法“听到”，只能听读屏软件读出蔬菜的种类和价格，加入购物车，再点进订单支付。等手机读完“该货物仓储不足已下架，请重新选择”，“前方拥挤请重试”等提示后，购物车里的东西也空空如也了。
“抢菜软件，我们搞不定的”，李建明说。茂兴路71号是旅馆式公寓，是外来务工者来上海打工的落脚地，住在这里的很多是保安或饭店服务员。流动性强，并没有形成所谓的社区，更没有社区群的存在。无法用买菜软件抢到菜，也没有社区团购群，青菜和肉是奢侈品，连米面也即将吃完。4月5日后，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最饥肠辘辘的清晨，他们喝一碗白粥，然后上床休息。实在饥饿难忍时，他们下一把面条，伴着老干妈吃。
多数时候，盲人们躺在床上，醒时就用旁白功能和读屏软件“听”手机，无聊了就睡一会儿。宿舍里飘荡的是短视频的声音，读屏软件机械的女声，还有《漠河舞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这些网络歌曲。
4月7日，李建明不得已开始求助。他打居委会的电话，打市民热线12345，又按照电话里的指示打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打给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打过太多电话，也接听了太多电话，有时他会忘记电话那头是谁，只是反复地说着自己的需求，“32名盲人被困在茂兴路71号，我叫李建明，我的电话是……”4月10日，他接听了一个电话，一个女士收集了他的信息，“我把信息填到互助平台，应该会有人看到联系你的。”他听着，并不抱太大希望。
4月11日，李建明给残联打了求助电话。残联记录了他的信息，告诉他会很快处理。没有得到确定的回复，李建明不敢告诉其他同事，怕引起他们失望，只能一人焦灼地等待。4月12日下午6点40分左右，残联的物资送到了茂兴路71号，不仅有猪肉，腊肉，包菜，蒜苗，辣椒干和萝卜干，还有生活用品洗手液，香皂，卫生纸。
“兄弟们都很激动，大家把物资放好，嚷嚷着够吃好几天了。”李建明说，脸上挂着软绵绵的笑。李建明没想到的是，这份喜悦在三天后持续地冲击着他。那个他不知道的表格在网络上被人看到，网友们转发了这条求助消息，又转发到上海互助群组里。
4月15日傍晚，李建明收到了十几个快递。快递里有大米，鸡蛋，水果，面条，牛奶，各种物资铺满了宿舍的地板。“孤岛”中的盲人们得到救助，他们不必再忍受饥饿。满当当的物资是确定的，可触摸的，尽管它的来处是一个谜。物资来自哪里，捐助物资的好心人是谁，这些物资如何在运力紧张的当下送来茂兴路71号，对此，李建明一无所知。
2022年4月15日傍晚，李建明收到了十几个快递。大米、腊肉、鸡蛋，各种青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受访者供图
三个半小时的接力救援
在上海这个拥有约25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城市，居住着约9万名视障残疾人，像李建明这样的全盲约有3万人。疫情可见的各种求助信息中，盲人们的求助声微弱。多数视障人士并不擅长交际，也不擅长求助，他们的朋友以视障者居多，认识的健全人也多是按摩店的顾客。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向认识的人求助时，李建明说自己开不了口。“我们一共32个人，32张嘴。现在大家的物资都不算充足，我们能不给社会找麻烦就不给社会找麻烦。”他没有想到，看不见世界的盲人们，在4月的上海被圈层外的越来越多人看到。一份上海疫情残障群体互助表格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多个志愿组织也开始行动。
收集32位被困盲人信息的表格来自于“爱沪有我”抗疫紧急志愿组。4月10日后，李建明的求助信息开始传播于社交媒体：“本人李建明，1583642xxxx，是一家盲人按摩店的管理人员，本店有32名盲人技师，自3月15日停业到今日，没有收入被关在宿舍，因视力障碍不让出门买不到东西每天吃一顿饭，喝的白粥，直到今天已经没有吃的了，希望政府及各部门给我们这些盲人弄点物资，尽量方便及时地送达救命救助物资。”
4月15日下午3点半，某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罗荣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求助消息。罗荣45岁，对看到的求助信息从不拘于转发和呼吁。“行动的公民是建构良心社会的唯一希望”，罗荣常说。自上海封控管理以来，他和朋友们组织了多次互助行动，帮助的对象多为独居的老人。行动的经验告诉他，疫情中最需要帮助、最缺物资的，是残障人士和老年人。
核实救助信息后，罗荣决定再次行动。在朋友群里，他问茂兴路71号附近谁有物资。群里一位朋友在浦东找了3袋60斤的大米，另一位群友表示可以提供蔬菜，但是没有运力。
3点50分，罗荣联系了与公司常有往来的货拉拉小哥涛哥，“浦东有32个盲人被困在宿舍，今天断粮了，我们捐了一批大米，从张江送到浦东新区茂兴路71号，你能帮个忙不？钱你说。”涛哥很快同意，回复道，“捐赠的物资，我不收钱！”
提供物资的人和运输物资的人被拉入“茂兴路71号”群组里交流信息。下午5点，涛哥去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拉了米，去德州路拉了菜，载着物资的小面包车开始驶向茂兴路。下午6点50分，3袋大米和蔬菜送到了茂兴路71号。
同时，罗荣发动公司的同事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 4月15日下午4点49分，市政府来电，经街道和属地派出所核实，政府已将物资配发送达，送去了方便面，给了订餐电话，后续会发放糕点类物资进行保障。
来自市政府的物资，残联的物资，社会各界好心人的物资都涌向了茂兴路71号。
2022年4月15日下午，涛哥开着小货车，拉载着三袋大米和蔬菜驶向浦东茂兴路71号。受访者供图
身为视障者
对大多数盲人来说，生活是重复的。走路要按照确定的路线，时间要按照确定的计划。自2021年夏天来到上海后，张相聪生活在规律中，开工的时间固定在每天10点半，回宿舍的时间是夜晚11点，午饭是店里固定的两菜一汤。这让张相聪感到安全。
封控打破了这种规律。被困职工宿舍21天后，张相聪说，他“听”手机已顾不上白天或黑夜。他怀念以往的生活，怀念步行5分钟就能在黄浦江边散步的夜晚。风声开阔，流水声不易察觉，船驶过的声音，都让他感到愉悦。
对在上海居住超过11年的李建明来说，这个城市意味着更多。2011年2月10日，是李建明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日子。“重要的日子，我都清晰记得。”李建明一字一顿说得郑重。那年他30岁，2002年从事盲人推拿工作后，他辗转过多个城市，老家河南周口，商丘，郑州，也去过江苏宜兴。因为严重的口吃，他被大按摩店和医院拒绝，只能在一家又一家小按摩店打工。“哪儿不舒服？最近怎么痛的？轻重可以吗？”推拿时需要说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不出。
来到上海前一年，他坚持每天6点半起床，站在按摩店门前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人说一句他大声说一句，主持人讲一句他讲一句，他反复练习，口干舌燥，却不觉得疲惫。
胆怯，焦虑，自卑，在去上海的路上，这些情绪虚虚实实地包裹着他。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是广袤的，文明的，他把上海当作一个赌注，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有所成就。初到上海火车站时，工作人员称呼他为“盲人师傅”，引领着他走去地铁站，这是来自上海的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他，“先生，请慢走。”
就是从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赌对了。他不再是旁人口中的“瞎子”，他是“视障人士”，是“盲人师傅”，他和那些“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上海，他不再畏惧出行，闲暇时他喜欢去恒隆商场，正大广场，南京路，盲杖带着他探索这个城市，体会普通人的快乐和生活。逛商场不是为了买什么，他喜欢闻商场的味道，喜欢听店员们的声音，“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有一次，他坐在咖啡店里出神，一位女士上前来和他搭话，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听视障者讲话，他感到欣喜。他们聊了整整一下午，那位女士后来成为了他的顾客。
这些际遇可爱有趣， 4月16日，李建明收到了顾客寄来的速冻饺子。他也接到了罗荣的电话，在电话里罗荣问他有冰箱吗？他的语气听来关切，“有冰箱我给您送点肉，光喝粥也不行。”他回答没有冰箱，罗荣回复他，“那我再找点午餐肉罐头送过去。”
上海正是艰难的时候，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忙，收到这么多东西，李建明说自己坐立难安。“食物已经够吃了，您把东西送给需要的人吧。”他告诉罗荣。讲述时，李建明语速依然缓慢，但流畅清晰，他说，是上海治好了他的口吃。
（文中李建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