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业艰辛的全球之旅

全球疫情蔓延至今，家具产业普遍面临原材料和运费上涨的压力，这既是挑战，也是好公司转型升级的契机。

记者 | 施 歌

实习记者 | 顾昭玮

编辑 | 王姗姗

“货卡在港口出不来。”在苏州做木材进口生意的张祁，现在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虽然着急但已经不再意外。他的公司通常是用集装箱走海运，把非洲赞比亚的血檀、印度的小叶紫檀运回中国销售。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每个月他在国内接手的集装箱数，从过去一个月一百多条骤减到十条。

与此同时，疫情导致国内客户没法实地选购木材，张祁只能转向抖音等平台想办法介绍自己的产品，借助线上渠道把货卖出去。马上国内南方的雨季就要到来，而疫情还在持续，张祁担心的事还有很多。“没人干活，没人装箱，货都进不来。”他形容自己的公司处于半停滞状态，除了等，也没有别的办法。

张祁的遭遇，是各地制造业所依托的全球化供应链在过去两年受疫情冲击的真实写照。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这根链条上的每个角色都躲不过。每一个环节向自己的上游看，无不是合作伙伴停工减产、各项涉及到人工的环节均成本高企。

与此同时，国际港口运力受疫情影响明显萎缩，集装箱滞压，运输周转的效率放缓。但跨国贸易的需求并未减少，刺激国际海运价格自2021年以来一路飙涨，并长期陷于“一箱难求”的舱位紧张局面。

波罗的海交易所与线上货运平台Freightos共同编制的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Freightos Baltic Index，简称FBX）从2021年年初开始加速上扬，各国贸易商都在提前为下半年密集的购物季做准备，抢订海运集装箱，这令FBX在去年9月冲到该指数开创以来的最高点——亚洲、欧洲、北美、南美之间12条全球主要航线的40英尺集装箱每日货运价，均价达到了11127美元，同比涨幅427%。

每一层成本上涨的压力不断向下游传导，以张祁所在的家具制造业为例，他的下游——国内的家具厂，则是承压最多的一环。

中国人喜欢各种质地优良的实木家具。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知道，长期以来，中国都是木材进口大国，当下家具产业流行的胡桃木、樱桃木、柚木等木材，主要自北美、欧洲等地进口。过去5年，北美木材期货的合约价格提升了近5倍。

来自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由于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疫情带来的国外木材砍伐量降低，中国木材（原木材积）进口量为9651.49万立方米，同比下降10.65%。

全球最大的家具品牌宜家于2021年12月30日宣布，由于运输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该公司计划在全球各个市场平均提价9%。宜家中国随后也向国内媒体证实，运输和原材料涨价令中国内地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会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

涨价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及产品缺货的影响。3月初，在宜家北京四元桥店，当有顾客来咨询一台自动升降办公桌，店员会提醒对方，这张由立陶宛制造的桌子目前仓库里已经没剩几个，“以后也不一定会继续供货”。距离这张办公桌不远处，经社交网络推广成为爆款的阿勒夫耶办公椅最“网红”的金棕色款已经长期缺货。一位店员解释说，这款同样是由海外工厂生产的椅子最近半年运至国内的数量非常有限，每次一家门店能分配到的数量也就几把而已。“听说今年下半年这款椅子应该会有很多货能抵达我们这里，目前正在安排国内的工厂来生产。”这位店员说道。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宜家会利用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也就是“多模式联运”的方式来腾出集装箱容量，以运送更多的货物到美国。辽港股份在今年3月发布的运营公告中提及，2022年1月至2月，大连口岸直发中欧班列和标箱的数量同比分别增长了80%和69%。

像宜家这样非常擅长运营全球化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尚且如此，那些近几年开始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本土设计师品牌，想要抵御供应链动荡只会更费周折。

这类品牌的成长路径，无不是从一个小众品牌做起，靠着设计创意和用料扎实，逐步赢取消费者口碑，并通过带货博主，或者“好好住”这样的家居装修垂直社交分享平台培育品牌影响力，最终在淘宝平台获得稳定订单，甚至有机会冲击双11的家具销售额榜单。

这些年轻家具品牌的主要成本是在生产制造环节。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壁垒，也是看它们在初创阶段是否找到了适合的供应商，以及双方能否磨合顺利，在成本和质量工艺之间找到平衡点。

“隔行如隔山”这个说法用在家具制造业内部也是恰当的。由于用料不同，比如板材和实木的区别，每家工厂赖以为生的“工艺”，也就是工人擅长的领域和技艺水平也各不相同；生产板材家具的企业不一定懂如何做好实木家具。大家各有所长。

“一些做布艺皮革软包家具的工厂，甚至连木架都不会做，遇到含有木架的产品，它们也不得不分包给下游的工厂。”设计师出身、目前创立了供应链咨询服务公司“物见良造”的汪涛很了解每种工厂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更深知主打设计感的新一代家具品牌寻找代工厂的艰辛。

创意家具品牌吱音在2013年创立初期，曾为做一款凳子找过很多家工厂，成品都和图纸差异很大，团队后来在一个小作坊才找到了能复制图纸的木作师傅。创始人杨熙黎那时候就发现，成熟品牌交给供应链3天完成的生产量，几乎是吱音当时一年的产量水平。大批量、可复制化的生产，必然要牺牲一些设计上的个性元素。在杨熙黎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供应链模型。

在“中国制造”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家具工厂，大多数习惯于服务大批量订单。这类订单的产品对设计开发和生产工艺的要求不高，都是以能满足批量制造为前提。

品牌在挑选供应商时，除了工艺能否满足要求，还要考量工厂对材料和人工成本的控制水平，包括向上游材料商采购的议价能力、是否有办法提升人效。或早或晚，每个设计师品牌都得经历这种“长链条”思维的认知提升。

汪涛决定从设计转向供应链咨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国内设计品牌在这方面的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更换供应商的频率很高。缺乏供应链经验的家具品牌，往往过于注重短期的成本效益，而稳定且有品质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是需要品牌和工厂互相理解对方的需求和规则，并通过长期磨合才能形成的。

一两年就更换供应商，对品牌来讲是一种消耗。同款不同批次的产品，换了工厂生产也会形成质感差异。如果消费者诟病“同款不同质”的图文差评达到一定热度，在淘宝该商品页的评价页面按默认的“按推荐排序”就有可能被自动列为首条评论。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彻底改写一款网红产品的热销命运。

汪涛现在做的事，就是帮助设计师品牌处理好寻找上游合作工厂这方面的短板、有效构建自身的供应链能力。在汪涛看来，这种供应链合作不该只是品牌方单向控制工厂，而应该让工厂端好的工艺标准与生产流程——也就是一些专业行规——能反向输出给品牌设计师们。这是一个双方都需要被培训、加强专业度的过程。

汪涛曾目睹原先就职的一家跨国家具公司在工厂里设置了30多位质检人员，甚至比设计师的人数还多，因为一件商品从图纸到面世销售，涉及很多与质量管控有关的节点。“品牌方做产品研发和供应链开发时，要训练一家合作工厂、让其真正成为受自己掌控的供应商，至少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汪涛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对于小众品牌来说，成本的骤然提升带来的压力是之前不曾体验过的。以家具常用的胡桃木为例，进货价格在疫情前每吨大约在1万元，到今年已经涨到1.8万元，接近翻了一番。

创立于北京的独立家具品牌“失物招领Lost & Found”，应对疫情影响的重要经验是与上游工厂实现更紧密的配合。这个品牌的实木类产品最早是通过安徽、河北、天津等地的工厂来代工，而这种简单合作模式中，品牌对供应链的成本控制较弱。2020年下半年开始，“失物招领Lost & Found”尝试在设计打样环节与工厂实现更早的配合，同时在结算上也采用更加灵活的账期，用这种深度合作增加对成本的控制力。

据其供应链负责人介绍，工厂能转向与品牌的这种“深度合作”，需满足一定条件——除了工人与机器贴合产品线，厂家最好还要具备一定的产品研发能力。用这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只有在“人、事、物都对上”的情况下，才能让甲乙双方真正建立深度合作的关系。

疫情背景下，无论采用何种新的合作模式，品牌和工厂首先需达成的意义是所谓的“风险共担”。这对双方而言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但从长期来看又是大趋势——品牌方如果不能更好地控制供应链，就没有办法实现稳定供应，最终只会形成更大的成本压力。所以，供应链合作模式做出转变，并非是一种短期应急策略，当下的转型选择虽说有风险，但也是一次推动双方加速抉择、风险与责任共担的契机。

除了上下游合作关系的变化，另一些为应对疫情做出的改变涉及产品形态和上新节奏。汪涛透露，大部分国内家具品牌在过去两年都减少了新品开发的数量，特别是减少有出货风险的产品，生产重心从销量不断转向稳定出品，以确保公司经营现金流平稳。

疫情导致的停工涨价等情况无法避免，倒逼着供应链在保持严谨制造的基础上提升灵活性。比如，有时候工厂为了避免交期延误而大量备货，一旦这些备货没有紧跟市场需求的变化就会积压。吱音创始人杨熙黎表示，吱音精简掉了一些供应链备货更加复杂的“长尾”产品，聚焦在核心产品上。

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在影响家具设计师们的选材。国内近几年受到年轻消费者认可的家具品牌，多以实木产品立足市场，短期内很难一下子转到以其他材质为核心，但也正在尝试从纯实木过渡到实木复合。以一张餐桌为例，桌腿仍然采用实木，但桌面改用实木贴皮，产品成本就会相应下降。这样的调整，又需要开启一段与供应链磨合的过程。

通过改换选材来降低成本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除了木材，几乎所有的家具原材料都在涨价。杨熙黎介绍说，2022年以来大部分品类的原材料成本同比都涨价了15%，2021年的涨幅更夸张，达到30%至40%。但通过转变设计思路，可以有效降低某些运营环节的成本，比如物流。

国内设计师品牌大多依托于线上平台完成零售，目前只有个别品牌在几个重点城市布局了极少量的展示性门店。单一大件家具的物流成本过去两年的上涨速度令商家措手不及，而这些家具产品在电商平台显示的价格，默认都是包邮价。

吱音透露，它们针对产品的包装设计一直在探索对运输更为友好的解决方案。仍以桌子为例，桌腿的结构被设计成能够像乐高积木一样拼插起来的，这样便可以使用平板包装，减少占用的货车空间，更便于运输。

以出口贸易为主业的家具公司对各方面成本上涨的体会更加明显。从事办公家具出口贸易的广州米格家具创始人李俊琪回忆说，公司10年前刚创立时，依靠展会和B端行业网站寻找海外客户，“眯着眼睛都能赚钱”，但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各环节不确定性的提升，利润增长逐年变难。

米格家具主要依靠半自动工厂做生产加工，原材料也不全部依赖进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公司稳住所谓的“内部成本”。米格的主要成本压力在于国际物流。

今年1月21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创下3555.24点的历史新高，这一局面早在去年已有征兆。去年第三季度，刺激波罗的海FBX指数一路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东南亚-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一度超过2万美元，同比上涨500%以上。

海运涨价的原因，是去年上半年从中国港口出发驶向美国的货运船只，受到当地港口卸货人员不足的影响，集装箱周转速度放缓。过去从上海经洛杉矶／长滩港发货到芝加哥的运输周期是35天，去年8月形势最为紧迫的阶段一度延长至73天，这意味着集装箱需要140多天才能回到始发地。

到了今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中欧班列的通畅运营。辽港股份公司负责人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俄乌冲突导致大连港中欧班列出口货量从3月开始大幅减少，发运需求和意愿逐渐降低。

米格的商品主要销售到东南亚，即便如此，按照李俊琪的估算，2021年同样路程的运费对比2019年涨了至少3倍。加之部分国家进口关税的上涨、国家之间的贸易难度加大，有些客户宁愿违约也要取消订单。如今米格的仓库里已经堆放了两三百万元的存货。

所以，米格的出路同样也是减少SKU，集中生产销路最好的产品。同时，李俊琪也在联合每个国家的城市合伙人做“赊销”——通过与一些有实力的海运公司合作，拓展自己的海外仓渠道，先把货物放在海外仓库，将资金压力转移到外部。作为生产及销售一体的公司，米格家具在海外市场负责当地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人工成本占了15%左右。近两年，大量聘用当地员工也帮助米格降低了一部分人力成本。

疫情导致很多想来国内实地考察产品的海外客户无法成行。李俊琪预计，当国门再次打开的时候，自己的生意一定会出现“报复性”增长。在此之前，李俊琪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转向了运营国内一些新型的电商渠道——米格的抖音账号已经有超过20万粉丝。

而整体来看，办公家具这个品类也因疫情影响集中办公而变得滞销。所以，米格家具在过去两年也部分转向了家用家具的开发。

整个家具产业都在变得更加灵活。汪涛也观察到，过去一些主做出口或者给大单加工的工厂，为了保障工厂的产能，现在愿意放下身段，尝试与设计师品牌合作，提升自己的柔性生产能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