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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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有许多关于古蜀时期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国辉煌的历史与文化，不过这些考古发现只能用“现在地名+遗址”这种方式去命名。古籍中记载有不少古蜀时期的地名，应该都是在古蜀时期并不存在的地名，而是后人根据传说的古蜀事迹而进行的追记；因为传说记载已经是中原文化的表述方式，涉及到的地名也必然是在古蜀文化、文字消失以后才存在的以中原文化、文字命名者。作为地名的“成都”两字，是在秦灭古蜀以后才存在的，可以肯定是中原文字，体现的是中原文化的表述方式。它是在古蜀文化、文字消失以后才以中原文化、文字命名的地名。
关键词：古蜀地名；秦统一古蜀；古蜀文化消失；成都得名；后人追记
笔者曾经写过7篇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的文章。意犹未尽，今再写第八论，从与古蜀有关的所有地名——不论是考古发掘还是文献记载——都是后人用中原文字追记的角度，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之后。研究古蜀历史，从考古发掘的角度看，在20—21世纪有大量的关于古蜀时期的文物被发现；从文献资料的角度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最权威的两本古籍。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古蜀文物，不可避免的都必须涉及到古蜀时期的地名。这些地名与古蜀时期存在何种关系，值得研究。一、 古蜀考古遗址的命名
今人所知的古蜀国辉煌的历史与文化，大多是由20—21世纪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的。
1929年，广汉农民燕青保的一个不小心，发现了三星堆下面有丰富的文物，从此揭开了古蜀国考古发掘的历程。
1957年—1958年，在新都新繁镇西的一条土坡上，出土了一大批属于殷商时期的文物。因土坡旁边有一座被称为“水观音”的寺庙，这处发掘被命名为“新繁水观音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是四川最早认定的商代遗址；因此又证实：虽然殷商、古巴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但是，成都平原早就开始了在中华大文化背景下的多种文化的融合。
1959年冬，在成汶铁路的兴建工程中，彭县之东的竹瓦街地下发现了一个大陶缸，其中放置有21件青铜器；20年后，1980年2月，在距离1959年的发现地点只有25米的成灌铁路北侧地下，又发现一陶缸，其中放置有19件青铜器。两次发现的陶缸都被深埋在地下两米多的地方，陶缸中的器物摆放得十分整齐，与因躲避战乱而匆忙掩埋的窖藏不同，显然是古人有意为之。由此推断，窖藏很可能是商周时期的祭祀遗存。竹瓦街两次出土数十件青铜器，成为当时四川境内出土商周礼器数量最多的遗址。这处遗址，被命名为“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1980年3月，在新都县马家公社二大队三生产队的晒坝东北，发掘了一座木椁墓，出土青铜器188件，其中有戈剑矛等兵器、斧锯凿等工具、鼎甑敦等礼器，以及陶器豆罐、漆器等，出土文物中甚至有蜀王印。这是迄那时为止在四川境内出土古蜀文物层次最高、品种最多、组合最齐的巴蜀铜器群。这处遗址被命名为“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大墓”。
1985年12月，在成都市十二桥路发现一处古遗址。这处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属大型遗址。发掘证实，它是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建筑遗址，包括连绵不绝的居住区和大型的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两部分。这处遗址被命名为“十二桥古蜀遗址”。
1986年，在考古界的精心发掘和考证下，震惊海内外的三星堆古文化得以重见天日。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商周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迹。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以及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
2000年7月至2001年1月，在成都商业街发掘出一座大型多棺合葬的墓葬。这处被命名为“商业街大型船棺墓葬群”的遗址是一处极其罕见的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大型的（长10米以上）有4具，最大的1具长达18.8米，直径1.7米。国内尚未发现过如此巨大树木做成的船棺，堪称中国的“船棺王”。
2001年，在成都金沙村发现了大量古蜀文物。这处被称为“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为古蜀文明考古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果。代表“王者”身份的金面具、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的太阳神鸟金箔、与良渚文明有密切关联的大玉琮、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被誉为21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2008年，新都褚家村发现了商周时期古遗址，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清理出商周时期的墓葬、房屋、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这处被命名为“褚家村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该区域是当时成都平原腹地一处规模较大、人口较密集的生活聚落分布区。
此外，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8座古城遗址，它们被命名为新津宝墩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崇州紫竹古城遗址、大邑盐店古城遗址、大邑高山古城遗址。这8座古城遗址被确认为史前时期具有古城性质的聚落遗址。其中，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最具代表性。据考证，其建筑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测算占地面积当为276万平方米。这样规模的古城遗址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
除8座古城遗址外，在四川的许多地方都发掘出了古蜀人的遗址。例如，在茂县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波西遗址、距今约5000年的营盘山遗址以及距今约4600年的沙乌都遗址；在什邡发现了距今4900年的桂圆桥遗址；在汉源县发现了距今4500年麦坪遗址······
这些史前遗存告诉我们，早在5000年前，古蜀先民就已经以聚落的形式在古蜀地广泛聚居。这些聚落是后来城市的雏形。
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说，正是在四川几代考古人孜孜不倦地追求下，构建起成都平原从“宝墩—三星堆—金沙”到“新都马家战国墓、商业街船棺墓葬”的古蜀文化（文明）起源发展序列，并且清晰展现出古蜀文明与黄河、长江流域古文明的深刻内在联系。它的文化面貌独具特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的四川古蜀时期的遗址，文物太多，远非这篇小文可以详细记载。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所有新发现的古蜀遗址命名，无不是以“现在地名+遗址（遗址前或加商周、古蜀、青铜器等）”这种方式形成的。三星堆、金沙、水观音······用这些现代地名称呼古蜀遗址，是后人追记古代事件的典型例证。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可能知道古蜀时期这些地方的名称啊！所以，必须，或者只能以现在的地名去命名这些考古遗址。
二、古籍所记的古蜀地名
在考古发掘中不得不以现在地名去命名所发现遗址称谓的方法，对我们认识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地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研究古蜀历史，最权威的文献资料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在这两本古籍中，记载有不少古蜀时期的地名。
《蜀王本纪》说：“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地称天府，原曰华阳。······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这里的蜀地古籍提到的古蜀地名有：湔山、朱提、江源、汶山、郫、玉山、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褒斜、熊耳、灵关、玉垒、峨眉、江、潜、绵、洛、南中、玉垒山、西山等。关于这些地名的所在地，存在一定争论，本文不予以讨论，而是提出，这些地名是古蜀时期就有的，还是后人追记的？
众所周知，公元前316年，秦灭亡了古蜀国，随后便是秦国在蜀地强力推行秦文化即中原文化。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加之居民主体的改变，曾经辉煌的古蜀文化包括可能存在的古蜀文字均灰飞烟灭。到仅仅两百年后的汉代，连同古蜀时期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等，都已经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已在蜀地取得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使得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记载。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两本书，虽然是汉晋间的学者撰述的，但无疑已经尽可能地吸收了当时学者对古蜀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如此，除这两部书外，这一时期其他学者撰述的古蜀书，便似无存在的必要，以致完全散佚。
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涉及许多记载古蜀事的地名。由于撰述者是汉晋间的学者，而当时已是古蜀文字、文化早已消亡的时代，所以两书所载地名，应该是与古蜀文化无关的中原文字。有没有可能是古蜀读音的延续或者遗存呢？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地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中原文化。本文不可能对所有涉及古蜀事的地名全部进行讨论，仅列举其中几个重要的地名进行分析。
湔山作为古蜀“五王”之鱼凫王的要地，与玉垒山、九峰山是同一座山。湔山位于今彭州市大宝镇境内，属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龙门山脉中段。湔山之得名，因湔江之源出于此。《汉书·地理志》说：“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可知湔山（玉垒山）是四川最早见证于《汉书》的名山之一。据传，湔山之得名与彭祖亦有关。彭祖本系中原华夏民族彭祖氏后裔，原住彭城。商代中叶“武丁灭彭”以后，其遗族流徙西南。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有彭人参加，灭商以后乃封于此，是为“牧誓彭国”。古今彭州辖境的山、河、州、县名称无不带有彭祖氏族的刻痕，可为证明。彭祖姓篯（音湔）名铿，古代“以氏名地”，以彭州山河为篯铿之山、篯铿之水，故称“篯山”“篯水”，后世义衍字变，遂名湔山、湔水。这样看来，湔山其字、词及文义，均不是古蜀文化而是中原文化。
华阳因在“华山之阳”而得名。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其区域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带。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即记载此地区的历史。华山位于今陕西省华阴市境内，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所构成。华山的历史衍化可追溯到1.2亿年前，《山海经》记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华山被称为“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它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守着古代中国心脏地区，是古称“天府之国”的长安关中地区进出中原的门户，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华阳”意味着繁华富庶，《舆地广记》记载：“昔人论蜀之繁富曰：地称天府，原号华阳。得名实本诸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亦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这证明作为地名的“华阳”也不是古蜀文化而是中原文化。
“褒斜”指的是古代穿越秦岭的山间大道，即褒斜道。褒斜道南起褒谷口（今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今眉县斜峪关口），沿渭水支流斜水与汉水支流褒水两条河谷而行，贯穿褒斜二谷，故名。由此可知，“褒斜”这个名称体现的是与古蜀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原文化。褒斜道在中国历史上开凿早、规模大、沿用时间长。《读史方舆记要》甚至说：“褒斜之道，夏禹发之。”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有周文王“伐蜀”记载，古籍记载有周幽王征伐褒国得美女褒姒。这两次征伐虽未指明具体路线，但褒斜道的入口斜谷口就在周原以南，因此，周文王当和周幽王一样，都是经褒斜道向陕南进军。《史记·货殖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可知春秋战国时期，秦蜀间经褒斜道多有贸易往来。公元前316年，秦派张仪、司马错伐蜀，大军即经此道，原来的谷道此时已开凿成能通过大部队和辎重的栈道了。
“郫”地传说是“五王”之杜宇、鳖灵的国都。“郫”字由“卑”和“邑”两个字构成，这显然不是古蜀文字而是秦文字即中原文字。权威的《说文解字》认为“郫”字没有其他含义，它对“郫”字的解释仅仅是：“蜀县也。从邑，卑声。”“卑”意为“从属物”，“邑”意为“城市，城镇”。“卑”与“邑”联合起来就表示“从属性的城邑”。所以，“郫”字的本义是：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通假字“郫”通“僻”，意为边远、偏僻。《汉书·扬雄传》有“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之句，这可证“郫”不仅从“卑”也从“阳”；“卑”是地势低洼的地方，“阳”是岷山之阳。如是，则“郫”的本意就是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势低洼的地方。无论是“郫”字的本义、通假字，还是本意，确实都与郫县的形成历史有关系。秦统一古蜀后，推行郡县制，“郫”与成都、临邛一并作为蜀郡的首批新建的城与县。郫小于作为秦征服者在“蜀郡”的统治中心成都。很明显，它就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它就是一座从属性的城邑。
这样看来，古籍中所涉及的那许多记载古蜀事的地名，应该都是在古蜀时期并不存在的地名。它们都是后人根据传说的古蜀事迹所进行的追记；因为对传说的表述、记载，乃是中原文化的表述方式，所涉及的地名也必然是在古蜀文化、文字消失以后才存在的体现中原文化、文字内涵的地名。作为古蜀以后对蜀地历史、文化进行寻觅、研究的追记者，当然使用的是中原文字；所记载的地区、地点，也必然是以中原文化来命名，决不可能是古蜀文化的遗存。
三、“成都”难道不是中原文字？
有研究者认为，《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记载“成都”是古蜀国国都，所以“成都”这个名称应是古蜀文化或者古蜀读音的遗存。这可能吗？
2001年，成都发现了“金沙遗址”，这是关于古蜀时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遗址。经过三次考古发掘，除发现1000余件精美文物外，还发现了一处大型房屋基址——占地面积逾10000平方米，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大型建筑基址区域共发现房址17座、窑址17座、灰坑300余个、墓葬13座等重要遗迹。同时拥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的古蜀遗址，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在出土的1000余件精美文物中，被列为国家级文物的就有366件，其中有一些可以称为“国宝”。例如：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的太阳神鸟金饰，因为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而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的黄金面具，在造型风格上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基本一致，证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还有高22.2厘米，上端长6.94厘米，下端长6.3厘米，上孔径5.55厘米，下孔径5.14厘米的十节大玉琮，从造型、纹饰及琢刻工艺上看，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完全一致；······
据研究，金沙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金沙遗址所在的区域可以肯定是古蜀国的重要人口聚集地，甚至也不排除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的可能性。不过，有学者认为，较之更早时期的三星堆就有城墙、街道、祭祀坑等遗迹，故而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可能性略显不足。
诚然，金沙遗址还没有发现作为都城重要证据的城墙等遗迹，在古籍记载上也找不到金沙村在古蜀时期就有大型城址的记载。相反，《蜀王本纪》明确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县在赤里街。”在秦灭古蜀之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蜀郡及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按秦首都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墙，“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公元前311年才有成都城和成都县，这是非常明确的记载。倘若之前成都有城址，那么公元前311年就是改建而不是新建，古籍就不会记为“筑成都而县之”。公元前311年也让成都成为中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长时间城址不变的城市。
治《华阳国志》集大成的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成都地区在当时是低洼潮湿，土质松软，张仪修成都城很不容易；即如此，则在此之前的古蜀国，就不会、也不可能将此地作为都城所在地。
这样看来，公元前311年后才有成都县，而成都城的出现也是在“（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在此之前的古蜀国，并无“成都”和“成都城”，又怎么会有“成都”这个名称呢？
尽管《蜀王本纪》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华阳国志》有“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这样的记载，但并不能确定金沙遗址所在的区域就一定是古蜀国都城所在地；尤其是，即使它是古蜀国都城所在地，它的名称也不能确定就叫“成都”。
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张仪筑成都城和设立成都县之前，在古籍上是找不到与“成都”这座城市名称有关的资料的。早期文献中有“成都”两字，例如：《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庄子》：“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吕氏春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但是，这些文献中的“成都”两字，与秦灭古蜀后建立的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张仪筑成都城和设立成都县之后，文献资料甚至考古发现中所见的“成都”两字，就基本上是与张仪所筑成都城有关了。例如：《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华阳国志·蜀志》：“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太平寰宇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战国秦汉考古出土“成都”相关实物资料有：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二字的“成都”矛，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有“成都”二字的“成都”矛，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的吕不韦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有“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等文字，四川省德昌县出土有“成都”二字的铁锸；甚至于朝鲜古乐浪墓出土的汉代漆器上也有“成都”铭文······
为什么在战国后期，“成都”的称谓便在各种器物上出现？这是因为张仪按秦首都咸阳建制所筑成都城其时已客观存在并且已有较大影响了啊！
前面讨论过，古籍中所涉及的许多记载古蜀事的地名，应该都是古蜀时期并不存在的地名，而是后人根据传说的古蜀人事迹而进行的追记。作为地名的“成都”两字，也必然如此。
“成都”两字，可以肯定是中原文字，体现的是中原文化的表述方式。它是在古蜀文化、文字消失以后才以中原文化、文字命名的地名。至于撰写《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的汉晋间人，他们作为对古蜀历史、文化进行寻觅、研究的追记者，既然使用中原文字去表述，其所记载的地名即使是用来描述古蜀时期的事件，也必然会是他们当时所熟悉的以中原文化命名的地名，而决不可能是古蜀文化的遗存。这就与今天考古发现的大量古蜀遗址，因为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地名，而不得不用今天的地名去命名的情况，其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李殿元
来源：《文史杂志》2020年第2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汪晨云
校对：孙欣仪
审订：张纯瑜
责编：汪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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