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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长江北岸筑邗城、开邗沟，挖下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从此扬州作为一座长江与运河交汇的城市，在长江涛声和运河帆影间生长、演变、发展、繁荣，2500年来几度兴衰却生生不息，留给我们一座东亚文化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一座每当烟花三月就会让人神往的诗意之都，一座虽在江北却被公认属于精神江南的“绿杨城”。
江河交汇，滋养千年文脉
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生长原点，对此《左传》中只有短短七个字：“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条有明确开凿年份的运河。
《邗江胜览图》（局部）清 袁耀绘
邗城遗址位于今扬州蜀岗一带，长江北岸15公里左右，然而在春秋末年，蜀岗就位于长江边，古吴国的士兵站在高岗上瞭望四方，耳边回荡着拍岸的涛声。
由此处开挖的邗沟，借助沿途的自然河湖，向北直通淮安末口到达淮河，在今天的江苏境内，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第一次得以人工沟通，从此连为一体。
隋炀帝开通隋唐大运河，这是中国大运河在历史上第一次全线贯通，其主要功能“漕运”成为大运河的关键词，在国家统一、政权运转、物资转送、文化交流和沿线城镇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扬州则因为处于江河交汇处，长江流域及江南漕粮每年二月在扬州集中北上，这直接带动扬州成为全国的物资转运中心，并使之成为唐代全国第一大都市，时称“扬一益二”（益指成都）。
京杭大运河扬州段与长江交汇处运输船舶络绎不绝
从唐诗中，我们可以一睹扬州之繁盛：
徐凝写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盛赞扬州风景优美；
李白名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千年以来都是扬州最好的文案广告；
王建写下“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表明扬州那时就有热闹的夜生活；
杜牧不仅留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金句，还在离开扬州之后恋恋不舍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张祜则更夸张，他写道“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活着爱不够，死后还要长眠于此；
张若虚更是被扬州长江岸边的景色激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被誉为“孤篇压全唐”，闻一多称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李白这诗中所说的，是唐代润州刺史齐澣在长江瓜洲开伊娄运河的故事。在唐代，原本在江中的瓜洲因泥沙淤积，逐渐与陆地连在一起，从镇江北上的漕船必须绕行瓜洲，迂回60里，齐澣遂开挖25里伊娄河，省去运道迂回之苦，功绩甚大，所以才得到李白如此赞誉。
瓜洲不仅是一个诗意存在，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情思，“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豪放，留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凄美，而且成为扼守运河的兵争要地，直到晚清，太平天国还和清军为争夺瓜洲而反复拉锯。遗憾的是，随着江岸北移，瓜洲开始坍江，光绪十年（1884），瓜洲整体坍入江中，踪迹全无。
扬州在古代社会的又一个高峰，是明清时期，同样得益于江海交汇带来的漕运、盐业、物资集散、人员往来带来的繁荣。明清时期，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游，以及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的漕粮，都要由长江经过扬州运往京师。每年春季，坐镇淮安的漕运总督都要专程赶到扬州，在长江边巡视所有漕船经过瓜洲经运河北上，并且跟船一路进京述职。
清代康熙、乾隆分别六下江南，每次都在扬州停留。乾隆南巡不仅留下了瘦西湖一夜之间造白塔的故事，而且直接促成了国粹京剧的诞生。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为了迎驾，各地戏班群集扬州，连续多日为皇帝和百姓演出。御驾南行后，各戏班意犹未尽，相约沿运河一路北上演出。1782年船队到达京城再次“汇演”时，奇迹发生了：雅戏与花戏杂陈，徽戏中融进了二簧腔、昆曲等各类声腔以及弋阳戏的武打做功……各剧种融合在一起，一个新剧种呼之欲出。
8年之后，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四大徽班进京，从此世间有了京剧。
新中国成立后，江河传奇仍在续写。始建于1961年的江都水利枢纽既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也是江苏江水北调的“龙头”，长江水由此被抽送向北，滋润齐鲁与燕赵。淮北地区大片农田实现“旱改水”，结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历史，成为大粮仓。
晨曦中的润扬大桥
通江达海，这里曾是海港城市
今天人们讲起海潮，第一印象往往是钱塘潮，然而在唐代及之前，最著名的当属扬州的“广陵潮”。
当时的长江入海口和今天杭州湾相似，都呈喇叭形，自扬州向东，江面逐渐开阔，海潮从江口上溯至扬州和镇江，奔腾澎湃，形成潮涌。
汉代枚乘在《七发》中写广陵潮“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中唐诗人李绅在《入扬州郭》诗序文中也说：“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可见当时海船可以停泊到扬州城外。
位于江尾海边的扬州，是一座比肩广州、泉州的海港城市，并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枢纽性节点，瓷器、丝绸、玉雕、茶叶、金银器等均为大宗商品，“扬州铜镜”更是享誉海外的名牌。当时的扬州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城内大食人、波斯人、日本人、新罗人随处可见，他们经营珠宝、珍贵药材等生意，让城市显得更为国际化。
1998年，印尼勿里洞外海发现了唐代的阿拉伯沉船黑石号，船上载有珍贵的金器、银器和漆器，以及多达6.7万件中国各地的瓷器。专家推测，“黑石号”来自波斯湾，当时阿拉伯人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船只在广州卸货后，一路向北，到扬州补货，再借助冬季的东北风返程，却不幸沉没。
专家之所以认为这艘船从扬州出发返程，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船上发现了“扬子江心镜”。扬子江是长江下游的别称，而江心镜则是扬州的特产，据传江心镜是在阴历五月初五铸造于扬子江心，因为符合阴阳五行之说而具有神力，是唐代扬州向皇帝进献的贡品。
而在黑石号沉没前的近百年前，鉴真从扬州出发六次东渡，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恳请鉴真大师东赴日本传法，当时在场僧众没人出声，良久之后弟子祥彦表示渡海太危险，“沧海渺漫，百无一至”，鉴真慨然道：“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鉴真的坚定鼓舞了众人，当场有21人表示愿意同往。随后众人准备船只、干粮，不料被告发勾结海盗，官府拘禁所有僧众，第一次东渡就这样夭折了。随后的6年中，鉴真4次尝试东渡，经历过长江口沉船，海上遇风暴，被告发，九死一生，双目皆盲。
公元753年，鉴真一行秘密乘船沿长江到达苏州黄泗浦（今张家港塘桥镇），悄悄坐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只，终于成功抵达日本。在日本，鉴真不仅为皇室剃度，在日本确立了戒律制度，而且把中国的典籍、医药、建筑等文化带到日本，千年以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位使者。
公元1265年，南宋咸淳年间，一位名叫普哈丁的阿拉伯老人乘船来到扬州。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16世裔孙，在扬州他边经商边广交朋友，用汉语和当地官员和学者交流，因为学识和品德被当地人敬称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留存至今的清真寺仙鹤寺就是他主持修建的。
更多的外国人借道扬州南来北往，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利玛窦，外国使团往往也在扬州换船沿运河进京。这些使团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在行记中写道：“在瓜洲渡口望去，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还见到了江豚。”
富可敌国，扬州繁华以盐盛
扬州的大王庙里，供奉着两位神主，分别是春秋和汉代的两位吴王夫差和刘濞。供奉夫差，是因为他开扬州建城史，开挖邗沟；供奉刘濞，则是因为他开运盐河。
公元前195年，刘濞开运盐河，自扬州茱萸湾到泰州海陵仓，再到海安、如皋，总长近200里。从此以后，随着沿海滩涂的生长，淮南淮北两个盐场的盐主要通过运盐河行销各地，扬州是重要的食盐集散中心和管理中心，留下了“扬州繁华以盐盛”的俗语。
淮盐是国家的重要税源，为国家稳定、政权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刘晏在扬州改革盐业，使淮盐行销半个中国，盐业拯救了“安史之乱”带来的财政危机；北宋末淮盐年产1.8亿斤，占到全国半数以上；明代朱元璋创“开中法”，即盐商为朝廷运送军需物资，取盐为报酬，并在扬州设立两淮盐运都转使司；清朝淮盐最高年产量近8亿斤，达全国1/3。
明清时扬州盐业兴盛，离不开运盐河和长江两条水道。当时泰州、通州的20个盐场先在泰州设仓汇储，经运盐河运抵扬州湾头，再从运河经仪征入长江，溯江而上，行销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扬子四岸”。有资料显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扬州盐业资本达七八千万两，与户部存银大体相当，垄断了盐业销售，可谓“富可敌国”。
晚清陶澍和陆建瀛推行票盐制，领票即可参加行盐，盐业参加门槛下降，对传统垄断盐商造成打击，太平天国运动又使两淮盐业遭受重创，扬州盐商自此渐渐衰落，然而盐商对于扬州文化、园林、艺术等领域的影响和贡献却影响深远。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扬州共有10个世界遗产点，为运河沿线城市最多，其中瘦西湖、个园、卢绍绪盐商住宅、汪鲁门盐商住宅、盐宗庙等5个遗产点都与盐商有关，占据扬州世界遗产的“半壁江山”。
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交汇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悠远的文脉传承为扬州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扬州这个“好地方”在新时代激荡着发展的澎湃潮声。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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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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