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陆续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在近期引发了关注。
关注的焦点很明确：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差距正在越来越大。2021年，我国既有出现猛增120万常住人口的武汉，以及人口增量破20万的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同时，也有天津、石家庄、唐山、北京等一批常住人口减少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过去“引流”的北上广三大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合计增长数仅为7.7万人——要知道，过去10年间，三座城市的年均增长量分别超过了10万人。
人口流向的改变，由哪些因素决定，是否说明相关城市不再具有吸引力？人口流出，对城市发展而言是否就只有负面影响？
对此，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劳动力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市场调节过程，需要从国土空间、区域空间的角度来观察人口流动。人口和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建立统一市场的重要途径。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
01、从“被选择”到“选择”
2021年，全国净增人口数量48万。这一数字创下了近60年来的新低。
但人口的流动仍在加速。最近，各地正陆续发布2021年的人口数据，目前增量最多的是武汉，创下了120万的增量记录，而成都、杭州、西安的人口增量也都在20万人以上。
相对的是，天津、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出现常住人口减少。此外，人口增幅在1.3万人以下的至少已有6个，兰州、上海等城市在列。
来源：城市进化论
当然，上述增减情况是根据2021年各地统计局公布数据与“七普”数据进行的比较。任远认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简单地将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比如，北京、天津人口的减少，可能是城市常住人口真实减少，也有可能是2020年普查人口数据相对精确的结果。年度的人口抽样调查和常规统计可能不像普查一样能够更准确地获得所有人口的准确信息。
但基于两个年度的人口变化，仍然透露出人口流动的一些趋势。比如，人口空间流动继续在向沿海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比如，已经披露人口数据的31个城市中，有28个出现了增长，18个都来自于沿海。
而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进一步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人的流动，包括吸引了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武汉、成都、西安的增长都是佐证。
在任远看来，我国人口迁移受到城市间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人口迁移流动、再迁移和回流迁移等综合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空间格局正在经历着“重新分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是存在着大量农业农村剩余劳动的情况，供给远大于需求，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人是“被选择”的一方，人口一定向着有经济产业、有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城市部门流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和就业机会塑造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但是人口流动本身的迁移流动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有非农就业就行，是并不太考虑方向的。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现有农业生产率的情况下基本被吸纳干净，整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人力资源短缺和人才短缺，比如民工荒——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具有更大的选择权，人口流动虽然仍然由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落差来决定，但迁移者的结构，迁移者的迁移流动原因的选择，影响因素都在发生相应变化。
“比如对于人才来说，他们对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的需求会更高，城市的管理水平、文化活力等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任远指出，经济发展能力和就业机会等仍然是城市吸引力最基础的方面，只不过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化迁移的增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城市管理能力，包括文化精神和生态环境等因素会日益重要。
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人口“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对城市吸引力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改变。
这或许能解释北上广的增速出现减缓的原因。在任远看来，至少对于“北上”人口的减少或者极低的人口增长，说明城市吸引人口和人才的能力在和诸多特大城市的比较中，其竞争力的相对优势是减弱了。
不过，任远认为，“逃离北上广”的断言还为时尚早，“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上深’作为国家发展的领先城市仍然能够对国家和区域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对人口的吸引力仍然相当强劲”。
02、正确“抢人”
对于人口的流动，学界还有一个共识：城市人口流动的本质，是因为城市间存在相对竞争的“优势差”和吸引力的“强度差”。
任远以“水流”类比，他指出，正如地势高低的落差会引发水的流动，除非有人为的“水闸”来限制人口的流动。对于人口流动，也同样存在客观的内在因素，“人口迁移流动是好事，因为流动性是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方式，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促进人力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市场过程”。
但也有更多力量也在积极影响人口的流动，比如“抢人”大战，就是一场城市的主动出击。
今年2月，浙江率先发动，出台了三个政策，包括本科学历可在杭州市“随意落户”；到浙江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2万到4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大学生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还有“政府代偿”措施。
最难落户的北京上海，也在这两年相继放宽落户门槛引才——上海对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均可享受和“清华北大本科应届毕业生”同等落户政策；北京落户门槛放宽至部分本科，针对7所世界前200高校和“双一流”建设学科硕士研究生，可以“计划单列落户”。
除落户放宽以外，还有城市直接打折房价以吸引人才。
在任远看来，城市间的劳动力竞争会推动不同城市实施更加开放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政策。对于城市管理来说，应该破除影响“水流”的水闸，积极支持人口的迁移流动。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适应人口迁移流动的方面，需要为人口的城乡迁移、跨地区流动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促进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配置的优化，这是市场均衡的实现过程，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建立统一市场的重要途径。
他特别提醒了城镇化过程中盲目和过度依靠建设用地扩张的风险。“如果土地城镇化过分超前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将产生带来严重的债务负担，不仅无法吸纳足够的人口，反而造成了土地、产业和人口的城市化发展不均衡的情况。”
成都
03、人口流出，并非完全负面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3.76亿，而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这个数据进一步增长到了3.8亿以上。这意味着，人口仍然会继续迁移流动。
任远指出，经济发展会推动人口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人口将会继续向具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生活品质的城市区域转移。
他强调，要正确看待人口流出问题，“某个小尺度单位看，有些地区的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但放大到更大的国土人口空间分布的角度，这是人口再分布的现象，有利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
而对某个具体地区的人口流出，也并非完全负面，也有积极的方面，例如会提高这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带动人均经济收入的提高。一些村落、一些小城镇的人口减少甚至萎缩，会促进有效的土地资源利用。例如可以在一些地方通过并村、并镇的方式来促进人口流出地区的科学发展。
任远表示，人口流动对流出地来说，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的损失，特别是农村等后发展地区，精英人力资源的流失弱化了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应该看到，解决上述不利影响的根本办法，仍然是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进一步发挥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利用迁移过程中人口的流动，让回流的劳动力带来更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当然，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重新分配”过程，会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不同区域人口发展呈现出不同特点，比如在长三角地区，将表现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带动人口数量的提高。”任远提到，另一些地区则会出现区域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减少的情况，比如东北地区出现区域人口的下降和大量的“收缩的城市”。随着我国总人口将会出现持续减少，一些地区的乡村人口、城镇人口还会进一步萎缩，包括消失；与此同时，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区域的人口还会增长。我国区域发展差别性和多样性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性的区域发展举措。
事实上，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对流入地城市的影响也存在两面性。任远表示，对流入地城市来说，人口流动促进了集聚效应，带动了经济发展；同时人口集聚也带来了“集聚的风险”，这些都会倒逼城市不断加强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人口流动的过程，实际上不仅是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人口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也是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已经在一个竞争性的区域市场中信息资源、资本投资的重新配置过程，从而促进了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平衡发展。”任远强调，在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需要通过更好地发挥要素市场的作用和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减少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实现区域发展平衡。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图据受访者
编辑 陈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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