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科，河南台前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郑州师范学院院长。出版学术著作《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徵及其文化意识》、《叙述的意味》、《说话人及其话语》、《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万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对新时期小说思潮精神文化特徵的批判研究」与「经典与经典的重述——『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及其历史阐释」。另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三项。
一
我之所以选择文学可能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叫孙楼的小村子，因为朝西5里远地方还有一个同名的村庄且住户更多，我们的村子被呼为“小孙楼”。顾名思义，小孙楼以孙姓居多，杂入者也多为亲戚且人丁不旺，老辈人讲，往上查上十辈孙楼就是一家人。
我出生时的1964年，同为一家人的孙姓人家已经分化出三个大的家族，不仅在自然的居住格局上分为东、西、南三足鼎立的局面（几户王姓、杨姓居北），在行政格局上也自成一体的分为三个生产队。我爷爷生五子一女，孙子辈也人丁兴旺，算是一个大家族。我的家族居村东，是第一生产队的骨干力量。
可我的小家是个例外。打记事起，我家春种秋收、瓜菜分成等集体活动都是在村西的第三生产队，而年节往还、邻里交好、童年伙伴的游戏等交往活动又都是在村东的家族内部完成的。我很小就体会到一种奇怪的二元生活的不适，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被分割了。我问母亲为啥“叔叔大爷（伯父）都在一队就我们在三队”？母亲说：“你爹好逞能，人家看他能干叫他去三队当队长。”今天看来，我父亲算是个异地交换任职的干部，我也就不出村子就体验到了空间上的迁徙感，虽不能和上山下乡对知青的影响相比，可始终伴随自己的临时感、外来感、插入感，有另一种属己的生活在远处、在未来等着自己的漂泊意识或许和这种初始的经验不无关系、和后来的文学选择不无关系。
黄河像条巨龙，蜿蜒曲折，奔流入海。在下游，它甚至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在千里沃野上左冲右突。黄河无数次改道、黄河泛滥成灾、为治理黄河规划运筹都成为历史中的常识，也是黄河沿岸人民抹不去的记忆。但对于童年、少年时的我，黄河是一个时远时近、河滩此时在村头彼时又在黄河对岸的存在。黄河的难以驯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特性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多副面孔、多种色彩。
黄河有时是宁静平和的，宽阔的河面上樯帆林立，百舸争流，鸥鸟在樯帆间上下翻飞。这种美丽的景象是伴随童年慢慢消失的。先是鼓荡着白帆的木船慢慢消失，代之以小火轮，后来轮船的体积越来越大，船只却越来越少，直到不知哪一年，黄河的航运完全终止（至少在我们这段黄河），樯帆林立的景象变成了在梦中才能复现的幻影。
黄河有时又是粗鲁暴躁的。往往是夏秋之交的时候，随着北方雨季的到来，黄河的汛期也如约而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诗句或许描述的正是此时的黄河。我们的小村处于黄河拐弯处，是在一个大L型的拐点上。为了迎接汹涌而至的天上来水，在村子前边修筑了数座大坝。滔滔黄河水撞击在大坝上，坝前堆叠起麦秸垛一样的巨浪，坝后则是一个个深不可测的巨大漩涡，震耳欲聋的涛声伴着巨浪滔天的景象常常使站在大坝上的人心惊胆战。有一年的夏天，我亲眼目睹一艘载满西瓜的木船被巨浪裹挟着撞击在大坝上，木船瞬间倾覆，西瓜飘满了坝湾。黄河凶暴的形象同样镂刻在我的记忆里，是我对自然产生畏惧情感的主要资源之一。
黄河在充分治理之前忽东忽西，不停地摆动，在它暂时离开的地方就留下了大片的黄河滩。因为它的暂时性，黄河滩地无法耕种，便任由万物自由生长。春天来临，红花绿柳遍地簇生；到了秋天，则是蜿蜒起伏的白色沙丘和波浪般起伏的金色茅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鸟筑巢繁衍。黄河时而宁静时而狂暴的性格让我欢喜让我忧，但作为它的伴生物，黄河滩却一如既往的让我激动兴奋。在红花绿草间追逐嬉戏、躺在被阳光晒得温热的沙堆上目送白云苍狗的景象让我永远无法忘怀。长大后，在城市里游走越久，黄河滩的景象越是历历在目，它成了我故乡的代名词。
作家池莉曾说，她出生的年代对她有意义，而故乡对她没意义。我对她的这一说法深表怀疑。当我有能力思考我是谁这一命题时，我回忆的思路无一例外的回到了故乡，黄河滩就是我“诗意栖居”的地方，是我的梦与远方。
在乡土生活中，我父亲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能人。农事稼穑得心应手外，他还是建筑能手，本村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他领头盖起来的，他粗通木工活，在村子的油坊里操劳过；他还是全村负责“执礼”的人，婚丧嫁娶一应和“礼”沾边的事物，都由他牵头操办。可我父亲不识字，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母亲对父亲的定义是“天生的农民”。证据有二，一是喜欢干农活，干啥会啥；二是喜吃农家饭，尤其喜欢南瓜和地瓜。父亲性格外向，喜欢交往，我多次见过他在乡村集市上与其他人撮合木材和牲口生意、与外乡人招呼和拉家常的情景。
母亲看不起父亲的不识字是有缘由的，因为她自己识字，还识不少字。我小学五年级时还达不到她的识字水平，读书遇到生字还要向她请教。母亲没有上过学，识字能力完全是小时候在她父母身边耳濡目染习得而来。
外祖父出身于乡村富裕之家，接受私塾教育，能写漂亮的汉字，会吟诗，记得小时候被他摇头晃脑念念有词的吟诵声吓哭过。外祖母出生于耕读传家的大家族，是个奇女子，赶上好时代应该大有作为。她年轻时应该是大美人，我有记忆时的她已过盛年，仍然风姿绰约。奇的是她同样没接受过私塾和学校教育，但文化程度应该在外祖父之上。记得我参加过高考后住在她的家里，与她和外祖父说起《红楼梦》，她不仅对人物、细节如数家珍，说起对《红楼梦》的见解来让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外祖母文化水平高于外祖父其实是母亲的观点。我问起原因，母亲说，外祖母在家里从小被娇宠，出嫁前就跟着父亲读书，啥活儿不让干。说起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一脸的羡慕、嫉妒和崇拜。
外祖父性格有些迂腐，生活能力差；外祖母性格娴静，秀外慧中。母亲以为我遗传了她家族的基因，“你脾气不像你爹家里的人”是母亲常说的话。
我的脾气也是母亲养成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小，前面有两个姐姐，大姐大我九岁，二姐大我七岁。在当时的农村，一家三个孩子是少数，一个男孩的更少。像我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娇宠。在形式上我也曾经被娇宠：脑袋后边的一撮头发留到八岁才被剪掉；取个女孩的小名排在两个姐姐后面被呼来唤去，结婚后回老家，村西头的婶子大娘见面还问“三妮带着媳妇回来了？”五岁上小学课间回家吃妈妈（老家把吃母乳叫吃妈妈），回来接着上课；上初中才和父母分床睡。但实际上母亲对我的管教极严，不允许任何的骄纵。记忆中，从小没有挨过父亲的打，吵一次还要给几毛钱作为补偿。但挨母亲的打不止一次两次。挨打的原因记不清了，但挨打的事实显然抑制了我可能嚣张的脾气个性，让我成为一个内向的、喜欢独处的、内心的自言自语多于表达、思考大于行动的人，这样的人不从事文学还能干点啥呢。
《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
二
我是多大开始识字？啥时候开始读书（不是上学）？最初的文学启蒙如何开启？都已经无法回忆起来。能记起的上学前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已经不知名字的画册。
外祖母家里有长辈去世，母亲带我去奔丧，在外祖母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被称为书柜的东西，见到了摆满了半个山墙的书。大人随手拿给我的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把我迷住了。画册的名字已经忘记，内容也没有统一的主题，是由许多不同题材、不同主题的作品组成的一个合集，能清晰记住的是两幅图画。
一幅画的名字叫《打球去》，画面的近景是一个下班后在宿舍换衣服的青年工人，一身运动装，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穿球鞋、系鞋带。跟着青年工人的眼睛看到的远景是一群人在操场上打篮球。这样的画面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它甚至都唤不起画家的关注热情，但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画面描绘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更何况对一个方圆没有走出过5公里远的农家孩子，这种新生活情景不啻醍醐灌顶。原来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又是如此的文明、高雅。我想说，这是我人生遭遇的一个“初始情景”、一个“外部的世界”的“原型”，后来自己不停地读书、考学，硕士、博士读下来，国内国外持续的游走，不能不说与这个最初的“外部的世界”相遇有关。
第二幅画的名字叫《贵妃醉酒》，整幅画面就是一个戏装人物杨贵妃。今天想来，画面中的形象或许就是梅兰芳先生所扮演的京剧《贵妃醉酒》的杨贵妃。画册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已忘记，为什么这幅画仍然记忆清晰、经久不衰？是美？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懂什么美不美。我猜测，是陌生、是神秘、是经过“扮演”之后所遮遮掩掩的东西吸引住了我，是对色彩绚丽、造型繁复的服饰下面那个仪态万千的人物的好奇震撼了我。如果说《打球去》为我开启了瞭望现实的外部世界的大门，《贵妃醉酒》则点拨了我对神秘人生、深邃精神世界的窥视热情；前者的导向是向外的、空间性的，后者的导向是向内的、心灵性的，尤其是后者，无限地拉近了我与文学的距离。
我的文学阅读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具体读了哪些内容大部分已经回忆不起来，只记得上学的余暇时间在村子里搜寻画册的热情，读完一本再找一本，在小朋友之间相互借阅，甚至是有价交换。画册主要是绘图本，后来增加了根据电影改编的画册，画面不再是线条勾勒出来，而是剪辑下来的电影画面，对人、对物的呈现更真实、更有立体感，对这类电影剪辑的画册的热情一度十分高涨。
我的对门邻居是一个国家干部，是村子里辈分最长的人，我和他的孙子（是我的爷爷辈）整天玩在一起。在他家里看到了两本特别的画册，一本叫《鸳鸯抗婚》，另一本叫《金钏投井》。感觉“特别”一是因为读不懂，半文半白的文字超出了自己的阅读能力，另外，大观园里的生活和故事是完全陌生的。是那位被称作老爷爷的邻居讲解两本画册知道了一本叫《红楼梦》的书。尽管痴迷地反复阅读《红楼梦》是到了考入大学以后的事了，但最初的“红学”启蒙来自当时的连环画无疑。《红楼梦》中那么多重要人物、精彩的故事不选而是选择了鸳鸯抗婚和金钏投井单独改编，不难看出阶级论影响的影子，对《红楼梦》的阐释是偏于简单的，距离这部巨著的要义和精髓还十分遥远，但《红楼梦》的魅力在于，哪怕一次无意的触碰都让你爱不释手。我尽管后来没有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更没有专事“红学”，但对《红楼梦》的热情一直不曾稍减，我以为，对它的痴情应该是牵引我走向文学之路的一条隐蔽线索。
对我有启蒙意义的还有年龄稍大以后读到的两本长篇小说。一是《青春之歌》。能读到它，得益于一个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他告诉我《青春之歌》是他看过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写了些什么内容他又讳莫如深，鼓励我自己阅读。但当他把封皮已经脱落的《青春之歌》借给我时，给我的阅读期限只有一个下午。《青春之歌》没有读完就被“限期”要走了。像热恋三天被强行拆散的情侣一样，《青春之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我心心念念的对象。后来《青春之歌》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和过去的这次邂逅和短暂的初恋不无关系。
另一部小说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目前的文学史很少提到张扬的名字，也少有研究文章提及《第二次握手》，但我相信，这部小说不仅对我自己具有文学启蒙价值，对我的同龄人和稍大的人群一定也具有某种发生学的意义，或者因此爱上文学，或者因此爱上爱情。《第二次握手》一经面世，万人争读，一时洛阳纸贵。看到过一个材料说，《第二次握手》在一年内的发行量超过了《红岩》近20年的发行量，一跃成为长篇小说的发行量之最。
我买到、读到《第二次握手》应当是初中的最后一年，读它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村头的黄河岸边有第三生产队的一个煤场，煤场边上搭有一个窝棚，供晚上照看煤场的人过夜居住，窝棚里有一盏马灯。周末买了《第二次握手》回来，主动向父亲申请去看煤场（父亲是第三生产队队长）。我是下午住进窝棚，晚上一个通宵就着小马灯微弱的灯光，一口气把《第二次握手》读完。小说写了一对年轻的男女苏冠兰和丁洁琼一次偶遇而相亲相爱，但由于苏冠兰父亲的暗中干预而误会分别，蒙在鼓里的丁洁琼远去美国多年仍然痴痴等待着苏冠兰。70年代中美建交，满怀希望赶回中国的丁洁琼看到的是苏冠兰温馨的家庭情景。在经历了“下半身写作”洗礼的今天读者看来，这样的故事可能激不起半点情感的涟漪，可对于处于爱情是禁区、多少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的读者来说，这样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所产生的情感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若要追索走向文学之路的前因，还要提到一位老师的提携和影响。这位老师叫孙文轼，是我在公社高中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孙老师是江苏沛县人，作为知青来到我们县，期间因发表过小说被选拔出来作了中学语文教师。孙老师在语文课之外会将自己认为好的作品拿到班上来读，我接触最早的“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品，如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就是由孙老师带到班上读给我们的。不知在孙老师眼里觉得我格外成熟还是“孺子可教”，在班上读小说的任务他有时会交给我来完成。但每次交代任务时，他很仔细认真地告诉我，小说中的哪些部分是需要“省略”不读的，而“省略”的部分大都和爱情描写相关。显然，老师想让学生们接触文学，但并不希望过早的接触爱情。有了这种经历后才知道，他读给我们的不少小说是经过他“删改”过的洁本。尽管如此，对“伤痕文学”发生现场的共时性“接触”，是我后来选择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缘由和契机，孙老师是引导我走向文学批评之路的引导者。
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
孙老师在选择离开我们公社高中回到老家江苏沛县之前，鼓励我重新参加高中考试，换个好一些的学校。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第二年考取台前县一中，离开了公社高中。孙老师不久就回到了沛县，自此没有再见过他。我的文学之路，甚至人生之路受惠于孙老师的帮助和指点，我没有忘也不会忘。
三
我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还是河南师范大学）读书是“被选择”的，因为在自己所报的所有志愿里没有这个选项。为了接触“外边的世界”、实现远走高飞的梦想，高考志愿大都选了省外高校的非师范类专业。现在，我一点都不抱怨那双“看不见的手”帮我选择了师范类的中文专业，甚至要感激它这次对我个人命运的强行介入，我走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可谓适得其所。
刚入校门进行入学教育时，图书馆的领导告诉我们这些新生，河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300万册，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我们听后都兴奋异常。此后不久，参加班级的义务劳动，走进了古色古香的七号楼，看到了图书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图书，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误闯丰茂绿草地的饥饿小牛，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当即在心里许下三个诺言：大学四年好好读书、毕业前不谈恋爱、毕业时考研究生。诺言被严格遵守，四年大学生活波澜不惊，一种半清教的学院生活自此拉开了序幕。
大学四年接受的文学教育应该说是系统的，高中时被称为“语文”的课程到了大学被分成了几十门课程来讲授，文学理论、文学史、作品选讲等分门别类的知识陆续进入视野，但最后选择现代文学学科，尤其是当代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以为是一个扬长避短、遵从内心的必然选择，当然，一些好老师的适时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课堂上最早与我们见面的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担任此门课程的王珏老师教风极其严谨，讲授《诗经》无一句费词，板书更是讲究。在黑板的左侧书写讲课的提纲，大小标题排列工整；黑板的右侧书写作品名字、年代、国别等关键词，同样的工整有序。加上一丝不苟、堪称书法的楷书，一堂课下来，满满一黑板就是一篇漂亮的文章。王老师给我们上课时风华正茂，可大约十年后，王老师英年早逝。命运弄人，徒唤奈何！
现在名满天下的王立群老师当时给八一级讲授古代文学的先秦部分，尤其是他讲的《史记》让师兄师姐们称颂不已，让我们对王老师的课充满期待。可按照当时中文系的排课制度，老师们大都是隔年级上课，于是八二级便与王立群老师的课擦肩而过。王老师因“百家讲坛”而蜚声海内，河南大学文学院也因此而扬名立万，可我们因不得王老师亲授而深感失落，出门在外与王老师师生相称都颇觉底气不足。
教授“汉魏六朝文学”的张家顺老师满足了我们对名师的渴望。张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养深厚。古典诗歌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大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学习热情也最高，但古典诗歌不好讲，普通老师往往是在字词释义的基础上大谈所谓的意境美，形成千篇一律的套路。张老师有深厚的文字学、音韵学的基础，谈诗歌能深入到肌理；同时还能结合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挖掘诗歌的深层意义。张老师说标准的普通话，讲课有极好的节奏感。丰赡的诗歌内容配上张老师雅致的讲解风格，他的课给了我们很高级的文学享受。
我后来仍然没有选择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原因之一是自己的“背功”太差。古典文学的课程，老师们大都要求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篇目，尤其是讲到诗、词、歌、赋等体裁，甚至会让学生在课堂上背诵。我的记忆能力很差，背诵一些短小的诗、词尚可应付，一旦遇到稍长的篇目就无力应对。记得老师讲到屈原时，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离骚》全文背诵下来，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是徒劳。后来想想，记忆能力差是“背功”不好的一个原因，文字基础不好，对古典文学的理解能力差，才是“背功”差的主要原因。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对古典文学的热情慢慢淡了下来。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正在身边发生的如火如荼的文学现场深深吸引了我。“伤痕文学”之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一波一波的文学浪潮次第涌来，文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我的学习除了随着课堂要求而“跟着读”的书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踪当时的文学创作。我成了学校图书馆现刊阅览室的常客，每晚都消磨到闭馆时方才离开。除了时间保证，再就是感情的投入。记得阅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时为中年女大夫陆文婷美丽的精神世界而感动，读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为英雄母亲梁大娘潸然泪下，读阿成的《棋王》为它耳目一新的讲述方式而讶异。而读到《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西海的无帆船》、《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后来被命名为“先锋小说”的作品时，则产生了巨大的困惑，这些与过去的阅读经验完全不搭调的作品究竟如何判断与评价竟成了无解的心结。跟着文学哭哭笑笑成了大学四年生活的常态。
恰在此时，遇到了后来成为导师的刘思谦老师，她所讲授的当代小说选修课，她的文学研究、她作为著名批评家的巨大声望，强有力地将我关注文学的目光固定在到当代小说领域。刘老师上课激情与学理并重，分析作品细腻生动同时又深刻独到。她对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系列和蒋子龙“开拓者家族”系列小说的精彩解读成为当时许多同学们谈论的热点，也是很长时间里留在同学们记忆中的美好念想。
刘老师对小说的精到分析让我对文学的亲近超出了单纯的喜欢与不喜欢，而是开始模仿她的思路与方法追问“为什么”。开始尝试着使用文学的理论概念分析一些单篇作品，记得《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都是当时练笔时的批评对象。这段练笔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本科毕业论文——正标题已经忘记，副标题也是这篇论文的入题角度：论王安忆新作《小鲍庄》的艺术创新。具体谈了哪些创新也不能一一列举，有把握的是，这篇论文认识到了《小鲍庄》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突破了“典型论”，在结构上突破了“情节结构模式”。很显然，这个成果是在刘思谦老师课程基础上自己练笔的结果，同时又敏感到新的小说范式的出现及时捕捉到了它。自己的这点“慧心”很得刘思谦老师和当代文学教研室其他几位老师的赏识，在优秀毕业论文的评选中，这篇论文获得了中文系八六届本科毕业论文的特等奖。获奖这件事给了我不少的自信，让我意识到从事文学研究是可行的，而且，他也直接决定了我选择当代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生考试的专业方向。
四
1986年九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刘思谦老师第一届七个硕士生当中的一个。刘老师最初训练我们的方式是文本细读，让我们每人选择三五篇作品自命题目、自选角度进行分析，写成五六千字的论文。刘老师还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已经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约好，等我们全部完成这些作品分析，将结集出版，这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尽管后来结集出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这种训练方式为我们打下了作品分析的基本功，为我们后来的发展铺垫了一定的根基。对我来说，一个更实惠的成果就是其中一篇研究江苏作家储福金中篇小说《生命圆舞曲》的论文经过修改后刊发在《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的第4期上。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性的文字，对我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像一只母鸡产下第一只带血丝的鸡蛋意味着对母鸡母亲身份的钦定一样，第一篇见诸学术杂志的论文赋予了我一个合法的身份：文学研究者。我也成了一个可以产下文学金蛋的学术母鸡！
1989年夏天，在一种动荡的心情中完成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留校任教。其后职业性地完成几篇学术论文外，搜索这几年的记忆，竟然乏善可陈。倒是发生在1992年的一段与文学离心离德的故事可以记录在这里，算是枯燥的学术人生中的一个花絮吧。
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经商的热潮，这股热潮来势之猛，可以用“全国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来形容。在大学校园这样的象牙之塔，人人蠢蠢欲动，考虑着何时“下海”、如何“下海”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俗人，也难躲潮流的裹挟，郑重其事地考虑着去商海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偶然一次机会在报纸上看到海南凤凰机场招聘人员的广告，几经思索，便破釜沉舟，发出了求职信。记得在求职意向栏里填上：文秘；在业余爱好栏填上：足球。哈哈，谢天谢地，我的这些才能没入招聘者的青眼，从大学出走的愿望悄无声息地被掐灭了。在这里记录这段“出轨”的经历，一是要记录一段历史、为自己的心路历程留下一抹印记，也想说出一个道理：对文学保持始终如一的忠诚并非易事，能做到不离不弃，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圣徒。
1993年9月，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张德林先生。张老师自谦是一个没有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但他是国内最早使用叙事学、符号学等西方理论方法进行批评实践的理论家，而且成果丰硕。他的《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一书在国内影响巨大，我自己从这本著作中受益深远。师从张老师的三年是平心静气读书的三年，除了一如既往地追踪当代小说创作之外，较多涉猎了文艺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后来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使用较多的精神分析学、小说修辞学、现象学等理论大都得益于这几年的阅读，我尽可能地利用时间补上理论不足的短板。读理论和跟踪小说创作的经历直接导致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使用叙事学理论对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几个主要小说思潮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研究。当时论文使用的题目是“经验·叙述·意识形态——新时期小说思潮研究”，一年后经过增补以《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其文化意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幸运的，这本书获得了“1996—199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孙先科《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读博三年的其它成果还包括，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重要学术期刊上的十几篇论文，尤其是针对“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几篇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转载和被引述次数较多。
我把我发表第一篇论文到2000年左右的研究称作“批评时期”。主要标志是博士论文和1997年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新时期小说思潮精神文化特征的批判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当下小说现场发生的小说思潮，在研究理路上则是通过理论化实现批评的深度与学术性。
2000年教授评审通过，2001年被遴选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2002年上岗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岗位，经济压力和事业上的压力在减小，于是出国深造、“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要去看看”的念头再次复燃。经过英语资格考试、出国前的培训、申请出国目的地等一系列环节，2002年10月，终于实现了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访学的机会。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在写给莱顿大学的推荐信中特别强调“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很少有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这样的意思。靠王宁教授的美言、或许还有教授的身份，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获得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从而有了一段独立的时间和独立的空间潜心地学习和研究。
在莱顿大学访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访学时间过半，汉学院安排了一次我的讲座。讲座当天来了不少人，不大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其中还有一个长得细高的白发老者。讲课过程中，我提到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成就很高，就是荷兰籍的佛克玛先生，并推荐了他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的一本著作。说到这里，听众席上扬起了笑声，我莫名其妙。讲座结束以后，一位在场的中国籍学者将白发长者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佛克玛”，我当场大惊，也理解了笑声的根源。
佛克玛先生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学者，在比较文学、后现代理论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多年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一职。更重要的是，他有在中国担任文化官员的经历，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还是一位中国文学专家。于是在莱顿见面后便与佛克玛先生约了一次访问。
大约两周后，我去位于荷兰中部的乌特勒支大学访问了佛克玛教授。行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先是阅读了他的两篇中篇小说，然后大致浏览了他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见面后，我从他的小说创作问起，他有点吃惊，大概没想到我会阅读他的小说，毕竟学术研究才是他的主业。但从小说开始的话题使访谈变得轻松愉快。佛克玛先生热爱中国文化，认识一些汉字，但不能讲中文，而我的英语水平只是勉强能够交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交谈的热情。交谈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话题涉及到他的小说创作、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当时的伊拉克战争，他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美国政府颇多不满、不屑，显示出一个正直学者的可贵姿态。他中午在教工餐厅请吃饭，并在饭后带我参观了市中心的大教堂。记得他指着大教堂前的一条小街告诉我说，那是西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的最北边界，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与一个国际性大学者的短暂交往给我留下了如沐春风的感觉，是我在荷兰访学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将近一年的访学，对我的文学研究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原来的小说追踪批评因为阅读的中断难以为继了。其次，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我的阅读不得不往前延伸，“十七年文学”成为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这次转向带来的成果，包括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进行“重读”的一组论文，如对《青春之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三家巷》、《创业史》和“百花文学”等结合“版本修改”、“互文”关系等现象，将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再度问题化并作了新的阐释，包括专著《说话人及其话语》，也包括我主持完成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典的重述”——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的的历史研究。我把出国访学到2008年左右的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作“历史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往前延伸，是对象的历史化，更重要的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历史化，诸如版本、续写、改编等问题涉及大量的文献整理、比对的实证方法问题，是历史化更突出的表现。
2008年底，我由河南大学调入河南师范大学，2017年初又由河南师范大学调入郑州师范学院，行政管理的身份压倒了学术身份，能够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在两种身份之间转圜的难度越来越大，有时会陷入在两难中挣扎的困境。这一时期，成果渐渐稀少，主要围绕王蒙和宗璞这两位我钟爱的当代作家写了几篇文章。2017年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获批。项目以“转载”这一文学“再生产”的特殊形式为研究对象，将当代文学生产的多个主体：主管文艺的领导者、杂志编辑、作家和读者，以及文艺报刊这一文学生产的阵地纳入到“文学生产”的阐释框架，解释当代文学的发生机制。思考、申报这个基金是有点野心的，是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即从文学创作的阐释转向文学生产的阐释，使自己的研究在原来历史化的前提下更加“语境化”，获得更深刻的历史感。如果能够如愿以偿，这将是我文学研究的第三阶段。
我走到文学研究这条路上来，是选择，也是宿命。天分所限，尽管孜孜矻矻，所做所成仍然绵薄。所幸的是，我做了自己愿意和能够做的事，而且至今还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