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仔 伍业君
发表于《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01期
摘要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中，产业振兴是两者衔接点和关键。根据产品空间理论，通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模式的剖析，可得到贫困村通过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而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结合乡村振兴成功案例，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提炼出实现二者衔接的一般性机制和关键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的演进、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及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等。
关键词
产品空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19AJY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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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及文献回顾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依然还有很多脱贫人口刚刚超出贫困线，返贫的风险极大。同时，从告别绝对贫困到实现共同富裕，二者之间还有很大距离，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继续按步骤稳妥推进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和解决。这就需要，首先，做好脱贫成果的巩固，做好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其次，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这个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及其与脱贫攻坚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扶贫“怎么扶”的问题，提出实施“五个一批”（1）工程，其中第一个“一批”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即通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产业兴旺的突出位置，足见产业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一脉相承的基础性作用。发展生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建立可持续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而且这个长效机制应建立在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上（魏后凯，2018）。[1]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发展产业，而且是以农村为支撑的产业。脱贫攻坚中的五个一批，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的一批占比最大，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才能带动文化和生态振兴。从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看，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实现脱贫的475.4万贫困户中，享受产业帮扶措施的有352.8万户，占比74.2%；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全国92%的贫困户已经参与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已脱贫人口中主要通过产业帮扶实现脱贫的占比67%。理论与实践均指明了两者衔接的路径：产业发展。
(1)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研究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已有文献主要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之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案例剖析、实现路径、政策接续及关键举措、衔接程度评估等方面来展开（孙鑫月和陈艳珍，2020；曹立和王声啸，2020；吕方，2020；朱海波和聂凤英，2020；侯诺和梁振华，2020；胡学红，2020；贾晋和尹业兴，2020；陈明星，2020；邓磊和罗欣，2020；付寿康和李忠斌，2020；侯刚和邢韵龄，2020；张亚平，2020；袁坤，2020；邓婷鹤和聂凤英，2020；高强，2020；蒋和平，2020；孙艾青等，2020；涂圣伟，2020；王介勇等，2020；岳国芳，2020；王志章等，2020；王志章和杨志红，2020）。[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这些研究多为政策层面的定性研究，学理层面和经验方面的探讨较为少见。仅有朱海波和聂凤英（2020）从产业发展的视角，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5]强调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王介勇等（2020）认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理论同源，其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不平衡发展能力，两者均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反贫困策略主要强调通过贫困主体能力的提升促进均衡发展，乡村振兴则强调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和均衡发展。[20]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前者着重强调脱贫攻坚中政府和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协同作用，未区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后者强调了能力发展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但未能分析产业发展和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从产业发展本身所需关键要素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衔接，拟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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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理论基础
（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
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这充分说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本身存在一致性。本部分在梳理二者目标、内容、机制、时间、对象等异同点的基础上，提炼出二者的衔接点。
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目标、方法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从目标看，二者的目标都是脱贫。尽管在脱贫程度上有所差异，但这种差异性更多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的正确把握与目标确定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设立脱贫攻坚目标为消灭绝对贫困，而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愿景目标中，乡村振兴作为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为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消灭相对贫困。总体看，二者目标一致，即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一致性体现。从方法层面看，脱贫攻坚方法主要有精准扶贫方略、产业扶贫等多种扶贫措施；乡村振兴则有产业振兴等五大振兴措施作为抓手。脱贫攻坚虽然看起来方法种类较多，但可以归为产业、生态、人才、文化、组织和社会六大类，方法的差异体现在是否可持续、是否为内生能力培养性措施。从保障体系看，二者几乎相同，都主要集中在政策支持、组织领导和考核机制上。乡村振兴的城乡融合的政策体系包括针对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细分的政策措施。综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目标、方法、保障机制上存在一致性。
其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如果将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2013年作为脱贫攻坚的起始年，而将2020年作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份，脱贫攻坚持续时间为7年（1）。乡村振兴战略从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持续至2050年中国现代化强国建成，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当然，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叠期，这一重叠期主要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探索方法、政策、具体推进措施，以实现二者稳妥接续转换。
(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考察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截至2020年9月以贵州省的脱贫为标志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止，历时近7年。
最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脱贫攻坚对象是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县，具有针对性、特殊性和局部性特征，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与城市相对的整个农村，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特征。二者实施范围的差异，导致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方法的具体实施在范围、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表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联系与区别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文件制作。
根据表1对二者联系与区别的梳理分析，笔者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要从二者逻辑一致的部分寻找。具体而言，在一致性的三个方面中，目标上的衔接，就是要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同时做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避免脱贫人口返贫。方法上的衔接，就是在保证脱贫成果的同时，强化可持续的、内生性的措施和方法，而弱化甚至退出突击性、超常规性的外生措施和方法。从脱贫攻坚的方法看，可持续使用的方法是产业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而其他不可持续的方法和措施则应在过渡期逐步弱化和渐进退出。保障体系上的衔接，就是做好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与城乡融合政策体系的平稳过渡并细化、实化、强化，使政策具有持续性、可执行性。
（二）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和关键
根据上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的分析，笔者绘制了二者衔接的逻辑框架（见图1）。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框架中，方法是核心，保证目标的实现；而保障体系是方法有效实施的机制性保证。因此，要做好二者的衔接，关键是要做好方法上的衔接。
图1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框架
注：虚线框中的内容代表脱贫攻坚中使用；而实线框中的内容是乡村振兴对应的内容；实线与虚线相交框中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内容，其中一部分项目在后续要弱化或者退出，如易地搬迁等。而另一部分则是要强化的内容，如产业扶贫，强化为产业振兴、产业兴旺。
从方法上看，精准扶贫方略、生态保护扶贫、易地搬迁等方法具有特殊性，在后续需要弱化或者退出。转移就业短期内可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收入快速增加，这种收入增加，如果伴随着培训机制保障，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持续提升，则是一种可以持续使用的方法；若仅仅是为了脱贫攻坚战胜利采取的突击性帮扶措施，而不管劳动力自身能力的提升，那么转移就业就会不可持续，最后会以返贫告终。因此，转移就业能否发挥更持续有效的作用，需要看其他配套的培训、保障机制能否跟上。兜底保障、健康扶贫是乡村振兴可持续使用的方法，对没有劳动能力和非健康人群进行社保医保兜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最低层次的要求，但这二者都有一定特殊性，只针对特定群体。因此，使用范围有限。社会扶贫，集中社会力量帮助乡村振兴，总体上看可持续，但是对于针对全体乡村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可能存在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保障体系中绝大多数政策是为产业发展提供要素和政策支撑的。
上述方法中，唯有产业扶贫是可持续、普适、可靠的方法。唯有产业发展，才能带动就业和收入可持续增长（魏后凯，2018），[1]同时，随着产业发展，通过干中学、用中学、边学边用，新的知识、技能可以提升劳动者素质，逐渐实现人才发展和振兴，进而形成产业发展—就业增加—收入提升—技能、素质提升（人才振兴）—产业发展（产业振兴）的良性循环。组织振兴，起引领作用。生态振兴、文化振兴需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赋予生态、文化以产业实体，生态和文化发展才能行稳致远。综上分析，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与关键。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理论基础——基于产品空间的产业发展视角
Hidalgo等（2007）最早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24]他们将产品比作树，而所有产品集比作森林，那么一个地区的企业就好比生活在森林里不同树上的猴子，它们要不断发现开发新产品。增长的过程，就好比猴子从森林中贫瘠的地方移动到更富饶的地方。这意味着，猴子们需要跳跃一定的距离。该理论告诉我们，森林不同地方的富饶程度不同，每个猴子的跳跃距离不同。因此，猴子本身的位置、森林的空间结构和猴子的跳跃能力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猴子向产品空间中心位置的移动，产品空间不断演化，变得稠密。同时，猴子自身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这就是Hidalgo等人提出的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依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伍业君和张其仔，2012；伍业君等，2012），[25，26]经济增长落到微观层面，就是企业不断发现新产品并生产新产品替代已有产品的过程。事实上，城乡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也大体遵从同样的逻辑，但工业和农业发展路径仍略有差异。
1.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路径差异。
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区别在于，二者在产品空间中所处位置不同。农产品分布在产品空间的边缘位置，而工业品分布在产品空间的中间位置。在产品空间结构上，中心区域的产品种类多，产品空间结构密集，企业容易发现新产品，而且产品之间距离近，升级需要跳跃的距离就近，产业升级相对容易，产业发展就快。农产品往往分布在产品空间的边缘，边缘区域的产品空间结构稀疏，产业升级发现新产品难度大，产品之间距离远，产业升级需要跳跃的距离远，产业升级难度大，产业发展缓慢。
农业要发展，首先要发现农产品之外的新产品，可以是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或者服务产品；其次是要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最后是要将生产的产品成功销售，完成产业升级过程。这三个过程对农村农民而言都是困难的。农业从业人员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及家庭和个人能力所导致的长期贫困——边缘化贫困（蔡昉，2018）群体。[27]这类群体，由于自然、地理、风俗、文化等因素与外界沟通少，知识面窄，发现产业机会——新产品的能力欠缺，产业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很难满足。第二类，外出打工者，或通过学习脱离农村在外谋生者。这类人群，因为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多，发现新产品的能力强，发现新产品的概率高，但是由于自身资源有限，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的能力不足，导致产业升级不能成型。第三类，乡村精英。这类人土生土长，成年后外出发展，而且在外发展较好，由于乡土情结，想回村反哺农业。这类人能发现新产品，也有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更有实现产品价值的能力，因而能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具体产业发展路径见图2。
图2 以第一二类为主体的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逻辑
注：图中虚线箭头代表没有能力实现，实线箭头代表有能力实现。虚线方框与虚线和实线箭头叠加，能力增强，路径可以实现。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的差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扶贫开发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集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实施脱贫攻坚战，改变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驻村工作队伍、第一书记，是定点扶贫对口支援单位派出的业务精英（1），是一支知识能力较强的队伍，为农村带去了新知识，丰富了产品空间中可选择的产品，发现新产品的概率增加。据统计，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伍的出现，弥补了第一类人发现新产品能力的不足，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提条件。脱贫攻坚期各项政策支持，缓解了第二类人组织资源能力的不足。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帮助第一二类人完成产品销售，实现价值增值。另外，驻村工作队伍发挥了“领头羊”角色，在他们的带领下，村民的知识水平得到提升，成为一批“走不了”的人才队伍（涂圣伟，2020），[19]增加了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驻村队伍背后的资源，能够支撑其为农业产业发展引资落地，实现价值，帮助第一类人形成产业发展的完整路径。正是因为脱贫攻坚中，全社会力量各显神通，农村产业才能在以第一类和第二类人为产业发展主体的贫困县的贫困村开花结果，实现发展生产脱贫。
(1)对口扶贫中，中央单位每年都有考核，为了在年终考核中交出满意答卷，各单位对派出干部会有所筛选。如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干部提出“因村派人精准，派强用好扶贫挂职干部、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等。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中单个产业发展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其不同表现在于，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主体为第一二类，这种“扶植式”产业发展模式存在产业发展主体单薄、产业形态单一、产业链短、产业之间的连接少、产品空间稀疏等特点，从而导致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不成熟、产业同质化程度高、产业升级难度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低，返贫风险大。乡村振兴，具有内生发展能力的地区特色乡村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是关键。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要求是产业兴旺，那就必然要求产业种类多样化、产业链长、产业之间的连接多，产品空间密集，构成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构建的首要条件就是乡村产业发展主体要多，以第二、三类产业群体为主体，实现产业“内生性”自主式发展，依靠不同产业织密乡村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产业发展的兴旺之势。
3.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
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转变。农村的产业发展一般表现为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以农业为主体产业，呈线性升级发展路径（见图3），产业抗风险能力弱，一旦产业发展停滞或者产业升级失败，则乡村地区发展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规模返贫现象。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下，以养殖业企业为例，它们往往从农业的养殖业逐步升级至初级加工品、肉制品。从养殖的前端看，一旦种业出现危机，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冲击，如非洲猪瘟对中国养猪业的影响。从中间环节看，初、深加工后，因为产品差异小，附加值低，受供需波动影响极大，而且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可能破产倒闭。
图3 单一产业发展模式示例
相比之下，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见图4），其发展则呈现出非线性路径，产业网络和链条更加复杂，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如果产业发展形成相关产品谱系，由单一产业和产业链条逐步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交互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真正实现产业兴旺，则乡村振兴将具备较强的内生发展动力。依然以养殖业为例，除了肉制品加工外，牲畜的皮毛可以用来精深加工，制成服装、鞋帽。提取肉类的部分成分，进行精细化工产业链延伸，如猪肉的胶原质提取转化为白明胶，可用于止痛药、维生素等药物生产。同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可发展绿色化工，促进研发行业发展。普通养殖业，若发展为精细化养殖、科技养殖，则一方面可以为育种业定向提供试验品种产品，促进种业、疫苗、生物医药甚至基因组学发展。此外，还可以发展体验农业、科普教育，这些产业都可以发展体验经济，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档次，提高各产业不同环节的附加值。这只是养殖业一个产业的部分生态，如果加上种植业，产业生态会更加复杂，这意味着产品空间结构会演进得更加复杂，产品空间中产品种类增加，伴随着农业产业发展而发生的从业人员素质提升，会使产业升级更加容易。不同产业交织发展，产业升级的模式也会更加多样，除了单一的产业内升级外，产业间升级（1）也会时有发生，产品空间结构向中心位置移动的速度会更快，经济发展得也更快。围绕养殖业形成了一二三、低中高端产业融合的复杂生态，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加。同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配套机器设备、包装、物流业发展，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住宿、餐饮、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发展一方面会通过干中学、用中学等方式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素质。同时，乡村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还能吸引城市人力资本、资金流入，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五个振兴的良性循环。
(1)产业内升级，指同一产业内低级产品向高级产品的升级，如，水杯产业，从纸杯到保温杯。产业间升级，指两个不同产业间的跳跃，如肉制品到化工。
图4 乡村振兴的产业生态发展模式示例
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关键在于做好产业发展上的衔接，也就是实现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广大的产业发展主体，提升其发现新产品的能力、组织生产和销售的能力，实现能力演进与产业发展、产品空间演化的相互促进是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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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案例研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这一历史进程中产业发展为情景，通过对成功实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提炼出关键的一般性机制，展开探索性和解释性研究，得到理论和实践一致的结论。
（一）浙江义乌何斯路村
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的西北部，是长堰水库上游的一个山区村，始建于公元前230年。这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为了维持生存，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留下的村民也仅靠一点耕地和到周边干零活为生，生活极度贫苦。随着年轻人的离开，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古村落逐渐凋敝。2008年，当地外出经商居民何允辉，回村竞选村委会主任，以自己画下的村庄美好蓝图说服村民，成功当选。之后他以生态农业为主线，带领村民从种薰衣草起家，发展薰衣草生态观光旅游，延伸薰衣草产业链，开发薰衣草香包、精油、香皂等产品，成立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入股，共同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文旅结合，推动本村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经过10多年发展，何斯路村已形成融农业、手工业、旅游、文创、影视等为一体的一二三、低中高端产业链齐全的产业生态系统。
何斯路村能够成功实现由脱贫向振兴的跃迁，可以归因于以下因素。第一，村支书敏锐的眼光和灵敏的市场感知力、号召力和村民的积极响应及参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对农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该村定位发展生态旅游业，并动员和带领村民积极发展相关产业。第二，非常重视农产品品牌打造和产业生态系统发展。“企业可以创品牌，农产品也可以效仿”，在何斯路村薰衣草种植还未形成规模时，该村便注册了薰衣草及其衍生品100多个品牌。产业发展方面，除了基于薰衣草种植的产业链外，何斯路村“百工百坊”项目吸引各类传统工坊落户，丰富了何斯路村产业生态。除了传统产业，何斯路村因美丽风景成为电影《纸梨花》拍摄地，也因此开始“文化兴村”的尝试，打造影视基地，发展文化产业。对于新兴产业，何斯路村瞄准人工智能产业，引进机器人围棋项目，欲打造一个集现代科技与传统于一体的乡村教育研学基地。第三，非常重视村民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及人才吸引。该村的“斯路晨读”“功德银行”，提升了村民素质，互帮互助、乐于奉献的文明新风尚蔚然成风。随着村庄知名度的提高，村庄的外国游客不断增加，村民也开始学习英语。村庄生态文化氛围吸引了不同专业人才入村创业，丰富了村庄的人力资本。第四，重视收益分配机制的设计。村庄发展之初，对于没有钱入股的村民，创新性地使用生态资源入股的方式，让所有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红利。有钱的村民可以选择入股分红，同时可以通过创业、就业增收。
（二）湖北十堰市保康县尧治河村
尧治河，为尧之子丹朱所居、所治之地，位于十堰房县、神农架林区和襄阳保康三县交界处，平均海拔1600米，地处高山之巅。全村160多户人家共600余人，人均耕地面积小，有丰富的磷矿。村民散居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深山峡谷中，没有路，村民“抱着金饭碗讨饭吃”。1988年，这个村“吃的是供应粮、穿的烂衣裳、点的煤油灯、住的破草房”。时任民办教师的孙开林，在村民的劝说下，回村带领村民修路开矿、筑坝发电、兴办企业、生态转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功实现凤凰涅槃式巨变。如今，尧治河村已成为保康县首富村、湖北百强村，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等称号。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轿车、人人有股份，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尧治河村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下因素作用巨大。第一，支部书记的远见及村民的配合。交通是发展的先行条件。支部书记在村子发展之前，自己掏腰包，借钱也带领村民开山修路。在开采矿石致富之后，他们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认识到“开矿吃的是祖宗饭，断的是子孙碗，不可持续”，积极探索开发其他产业。第二，非常重视产业转型升级。对磷矿产业的发展，从单纯的矿物开采到磷矿精细化工，实现产业从低端向高端、从环境污染型向绿色生态型转型发展。第三，重视产业生态式发展。作为一个有资源禀赋的山村，该村拥有磷矿储量占全县80%以上。但是该村没有仅仅只围绕磷矿这一产业发展，而是多条腿走路，以村生态资源禀赋为基础，建水电站，开发旅游产业等，形成一二三、低中高端产业综合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第四，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该村投入巨额资金建学校，而且20世纪九十年代就实现了小学免费教育。设立专门的院士工作站，引进高端人才从事精细化工研发。第五，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村里实施“十个一”文化工程，每家每户设置一间书房、一间标准客房、申请一个博客、修建一个花坛、摆放一件艺术品、一幅字、一幅画，会背一首古诗，会讲一个故事，会唱一首歌，村民的文明素质得到显著提升。随着村里文明程度提升，经济发展态势好，该村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回村工作。同时，很多外地人慕名前来应聘，选择在此工作定居，良好的环境留住了很多外来人才，人力资本城乡融合态势良好。
（三）浙江安吉鲁家村
2011年，鲁家村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子，村账户存款仅6000元，负债却有150万元左右，村容脏乱差，既没有资源，又没有产业，也不是古村落。该村的发展，起步于朱仁斌返乡创业的带动。2011年，辗转商海数十载的朱仁斌决定返乡创业，在村民支持下竞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聘请高端团队，为村庄设计了一张蓝图，将整个村庄规划成18个差异化家庭农场聚集区，拿着规划图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入驻。同时，美好蓝图吸引了很多返乡创业者。规划蓝图+外部资本+返乡创业团队，这个贫困村实现了从脏乱差的垫底村到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美丽乡村模范村、田园乡村模范村的美丽蜕变。目前，该村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3.29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335万元，村集体资产发展到2个亿，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壮大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
鲁家村能够通过产业发展成功实现脱贫致富有以下原因。第一，村支部书记的企业家精神和农户的积极参与，村支书用办企业的思维发展乡村。返乡之前的工作经历所积累的知识，让他敢想敢干，面对“无资源、无产业、无资本、无风景名胜、非名人故居、非古村落”的贫困村，他敢于设想，聘请高端设计团队，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奠定了乡村蜕变的基础。在规划好不同的主题农场后，村民积极配合，承包农场，自主创业，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活力。第二，重视产业生态发展。该村18个主体农场，差异化定位，每个农场自成产业链，18个农场18条产业链条，构成了丰富的产业种类。同时，农场周围分布着村民自主经营的农家乐、民宿、农副产品等，为农场提供配套服务，完善了产业生态系统。第三，重视专业化发展。由于专业性人才缺乏，发现市场、组织资源、实现产销衔接，是农村发展普遍面临的困难。鲁家村探索的“公司+村+家庭农场”的组织运营模式，解决了农村与市场衔接的难题。鲁家村与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安吉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鲁家分公司。这两家公司各司其职，前者专门从事农产品及其开发、营销工作；后者专业化负责串联游客接待场所、交通、风情街、农场等主要场所旅游业务相关工作。第四，重视本土人才吸引和培养。除了返乡人才外，为满足村庄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该村成立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为村民、村干部、创业者、就业者提供相关培训，提升本土人力资本存量。村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更多在外地打工者返乡就业创业。第五，重视利益分配机制的构建。虽然鲁家村的发展吸引了很多外部资本，但是该村设立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更多的利益留在农村、分给农民。上面三个专业化公司都由鲁家村与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每个公司，鲁家村集体至少占有49%的股份。这样的机制设计既让带动村庄发展的资本获得了相应收益，又保证了农村农业资源的相应回报。分红机制中，村集体、旅游公司、家庭农场主按约定比例进行利益分配，村民从村集体中分红。除此之外，村民还可以自营农家乐、民宿等相关服务业增加收益，还可以在村集体、家庭农场中就业获得工资收入。
（四）案例启示：理论与实践融合
本部分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分析贫困村产业是如何发展的？什么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产业如何发展才能走向兴旺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分析，提炼出以下关键的一般性机制：即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演进，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及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1.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演进。
发展的关键在人，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增产到提质的核心力量。基于对上述案例的梳理，上述能够成功实现蜕变的乡村，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驱动。其中特别是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乡村精英的引领。乡村精英，要么本身文化素质较高，要么久经商场洗礼，知识经验丰富，思维活跃。较高的知识能力让其善于发现产品空间中新产品，实现产业发展的第一步。除了知识以外，乡村精英还有较丰厚的社会资本，能够为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提供一定资源。如自己出资、招商引资等，助力产业发展的第二步。乡村精英素质较高，学习能力较强，能够快速学习或者借力实现新产品的价值转换。在乡村精英的引领下，村民积极参与产业发展，形成了网络状的产业生态系统。随着产业发展，通过自主学习、干中学、用中学、培训等，村民自身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村民自身能力的演进反过来又促进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和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显示，发现新产品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仅发现新产品还不行，还必须有能力将发现的新产品生产出来。这就需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因为，比较优势的演化符合就近原则，将自身资源禀赋比作初始产品的话，新产品离已有产品越近，产业升级成功的可能性越高。这三个案例中，产业发展均起步于对自身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既符合比较优势演化规律，又能充分发掘当地要素的经济、文化、生态价值，是产业选择成功的条件之一。单一产业发展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产业链断链的风险大，一旦产业发展出现问题，容易波及链上所有环节，导致产业发展停滞，脱贫成果难以巩固。上述案例中三个村庄的发展，都非常重视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有的是递进式发展多种产业，如，何斯路村从薰衣草种植开始起步发展旅游观光业，之后发展传统手工酿酒并将其产业化，然后陆续引进“百工百坊”项目，开发影视、文创产业，已经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尧治河村，先发展采矿业，然后向磷矿精细化工升级，逐步向水电产业、文旅业转型发展，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生态系统，村集体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有的是一步到位，发展之初就规划好多产业齐头并进，如鲁家村的18个差异化家庭农场，各个农场各有千秋，自成产业链，所有产业交织发展，为村民创业提供更多灵感，集体经济发展迅速。
3.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资本有逐利的天性，任由资本无序扩张，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引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国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为的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包括农村。因此，乡村要振兴，从一开始就要做好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的问题，要建立可持续的农民农村减贫和农村增收长效机制（魏后凯，2018）。[1]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组织发挥重要作用，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的思想，在产业选择、产业规划、产业发展、产业成果分享的过程中，组织要始终坚持人民观，不为资本和利益所俘获。上述案例中的利益分享机制，都充分体现了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没有资金入股的农民，可以至少以自然资源入股（何斯路村），或者劳动入股（尧治河村）；在村庄和外界资本合作的过程中，注意保证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占比（鲁家村），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侵占农村农民资源，保证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村民，激发产业发展主体，即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为乡村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本积累。
以上案例分析表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村庄，乡村振兴最终都落地于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的构建。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的演进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产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可激发村民能动性，并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本积累保障（案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理论分析提出贫困村通过产业生态发展模式构建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实践发展现实相统一。可以认为，本文多案例分析提炼出的一般性机制，可以用于指导乡村振兴实践。
表2 乡村振兴的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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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的理论分析，并运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提炼出两者衔接的一般性机制，得出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衔接逻辑和衔接点，进而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实现路径。基于理论与实践案例分析的结果，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可选择以下路径及其着力点。
（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路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目标衔接。聚焦产业发展，完善医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弘扬社会扶贫正能量，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方法衔接。产业发展，主要是实现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发展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兴旺。细化、实化城乡融合机制，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保障体系衔接（见图5）。城乡融合机制，重点在城乡要素融合，重中之重在人的城乡融合。因此，在保障机制的衔接中，除了保证财政金融、土地等要素方面的有效政策支持外，关键在构建城乡人力资本畅通流动的融合发展机制。
图5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路径
（二）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着力点
1.从长度、深度、广度三个维度打造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筑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产业基础。
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和关键，而产业振兴就是要实现从脱贫攻坚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发展模式转变，以复杂产业生态实现产业发展向产业兴旺的转变，应对产业链单一可能引起的同质化恶性竞争、断链和返贫风险。一是从长度上延伸已有产业的产业链条，扩宽农民收入渠道。比如从简单的养殖业、种植业向简单加工业、深加工延伸，延长产业链条。二是从深度上提升已有产业的附加值水平，提高产业创收能力。如，普通的手工酿酒一般市场价格10元/斤，但是何斯路村经过打造何氏家酿文化节，通过比赛、请业内专家品酒、评酒，选出质量上乘的家酿，进行品牌化运作，以高价卖出，在日本卖出了100元/斤以上的价格，大幅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三是从广度上拓展产业形态，织密乡村产业生产网络，提高农村产业抗风险能力。结合当地生态、文化资源禀赋，挖掘可开发的其他产业，丰富产业形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织密乡村产业生态网络，提高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驻、育、引”三管齐下，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人力资本衔接。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做好人力资本的接续和本土人力资源培养，才能实现从政策帮扶到能力提升的转变，实现乡村自我发展。
（1）继续保持和完善驻村干部制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乡村发展时不我待。因此，在衔接过程中，一要继续保持驻村干部制度，精选优选有实力、有能力、有毅力的驻村干部队伍下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发挥其优势，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二要完善驻村干部队伍的评价激励机制，激励更多优质、有志人力资本下乡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三是支持村集体与驻村工作队员、包村干部等建立长期联系机制，鼓励村集体通过聘用、技术和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吸纳其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庄事务管理（涂圣伟，2020）。[19]
（2）重视本土人才的培养。驻村干部的人力资本救济模式虽然能解乡村发展的燃眉之急，但该制度不具备可持续性。乡村产业振兴最终需要依赖乡村人力资本提升。鼓励高校设置乡村振兴相关课程，定向接受有志农民进校深造、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探索多元培训机制，建立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夜校、实地培训、实训基地、田间学校等，鼓励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党校教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职业技术能人常态化送教上门，提升农民素质。对脱贫攻坚中农村涌现出的致富带头人、创新创业人才、专业技能人才等加大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继续发挥好这部分群体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3）吸引城市人才下乡创新创业。完善人才入乡激励机制，落实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创业场租补贴等扶持政策，建立融资、融智、融商一体化的创业服务中心，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鼓励各类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涂圣伟，2020）。[19]设立乡贤俱乐部，与乡贤建立稳定联系，为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场所和便利。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专家服务三农行动等，鼓励高校毕业生、各领域专家通过项目合作、短期工作、专家服务、兼职等形式到基层服务。
3.建立“基本保障+要素回报+激励收益”的长效利益分配机制，为做好衔接积累资本。
好的机制设计不仅能够补偿要素投入，还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发展成果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和农村产业持续发展。一是建立针对所有村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如，对乡村生态资源折股分配，保障无资金入股村民能获得乡村发展的收益。二是合理设计资本报酬比例和按劳取酬的要素回报机制。在引资过程中，不要被资本和利益所俘获，合理设置资本报酬比例，让更多的收益留在农村。劳动报酬方面，多劳多得、不养闲人，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如产业发展好的个体予以额外激励，激发农村各主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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