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4日，北大医院教授熊卓为在北大医院接受了腰部手术，结果手术后第七天熊卓为便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
熊卓为的丈夫对此悲愤不已，以“非法行医”的名义将北大医院告上了法庭，并索赔540万元。
“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我在病历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就差一点就晕倒在这个地方。”
“这种大医院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事，把一个人的生命去交给一个没有资质的人，这是什么意思？”
这起惊天的医疗事故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当年熊卓为手术前后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医院又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对病人实施了手术与抢救呢？这起医学事故的背后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
熊卓为，1956年出生于武汉，她的父亲是全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母亲则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熊卓为也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1977年熊卓为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考入了武汉同济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协和医院担任儿科医生，不久就因为个人能力突出被提拔为了主治医师。
此后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她还多次前往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学习博士以及博士后学位的相关课程。
1999年熊卓为任职于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在那里她创建了生物和脂蛋白研究所，这也是她的强项，她关于脂蛋白的研究，还曾两次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4年3月，熊卓为以澳籍华人的身份受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此后便一直在这里工作，为北大医院在心血管研究方面的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但是，这位为北大医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杰出女教授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因为一次手术而结束在了这个自己工作的医院。
2006年初，熊卓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舒服，腰腿等部位都感觉比较的酸痛，起初她也没有太过在意，只当是自己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有些劳累过度。
但通过几天的休息，这些疼痛感不仅没有有所好转，反而更加的尖锐，这也引起了熊卓为的警惕，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
为了保险起见，1月18日熊卓为前往北大第一医院的门诊部拍了一组X光片，根据拍片结果显示，熊卓为的腰椎出现了轻度的滑落，同时还伴有腰椎骨关节病以及腰椎间盘病变。
在对熊卓为的病情做出评估之后，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也是建议立刻进行手术。
根据李淳德的说法，这就是个小手术，术后一周左右就能恢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丈夫王建国也是劝妻子早日手术，于是夫妻俩接受了李淳德的建议。
2006年1月23日，熊卓为住进了北大第一医院，第二天李淳德就给她安排了手术，在做了腰椎管减压，植骨融合术等一系列治疗后，李淳德也是向王建国表示，手术十分成功。
但手术完几天后，熊卓为的病情并没有像李淳德所预料的那样有所好转，反而是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病情。
在术后第六天熊卓为在病房活动时突然跌倒失去意识，由于当时很多主治医师都回家过春节了，留守在医院的二线主治医师刘宪义带人对熊卓为实施了抢救。
对熊卓为的抢救工作从1月30日晚上9点多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遗憾的是，熊卓为女士最终还是没能被抢救回来。
2006年1月31日，在熊卓为接受手术后的第七天，经抢救无效，北大第一医院宣布了熊卓为的死亡，死因是术后并发症肺栓塞。
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更是无法接受，在妻子手术时他便跪在手术室的门口一遍遍地为妻子祈祷。
然而妻子却再也回不来了。据王建国后来回忆：“我当时整个人的感觉就是五雷轰顶的那种感觉，我不敢去想象我太太死的那种惨状。”
之所以说自己妻子的死的凄惨，是因为在查看了妻子的病例后，王建国觉得有很多地方自己都完全不能接受。
尤其是在抢救过程中，熊卓为的肋骨出现了断裂，心脏肝脏等都出现了破裂的状况，特别是在熊卓伟的肝脏上，竟然出现了一个3厘米宽，8厘米长的伤口。
如此骇人的记录让人触目惊心，可想而知熊卓伟在死前经受了多么痛苦的折磨。
对此院方的解释是，这个伤口是由于抢救时对心脏的按压造成的，这种说法让王建国完全不能接受。
当时在现场参与抢救的医生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比如原骨科主任朱天岳，心内科专家丁文惠教授，ICU专家王东信。
以及当时的骨科住院总医师于峥嵘等等，除了北大第一医院自己的医生外，还有王建国亲自从阜外医院请来的两位专家。
如此豪华的阵容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为何在抢救的过程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对抢救过程怀有巨大疑问的王建国和参与抢救的阜外医院的医生胡盛寿做了交谈，胡盛寿是熊卓为的同学。
同时也是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的院长，应王建国的邀请，他也是早在1月31日的凌晨就赶到了医院。
根据胡盛寿的说法，在对熊卓为进行抢救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操作不当的情况。
据王建国回忆，当胡盛寿从抢救室出来后说了这样一番话：“有几道关卡，其中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会死。”
这也让王建国认为自己妻子的死并未意外，而是医院的一起严重医疗事故。
随后王建国开始对妻子整个手术过程的病历进行细致地查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竟然发现了诸多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就是医院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主治医师在提出手术的建议前，并没有将该手术的风险和严重性告知患者家属。
反而是信誓旦旦地承诺术后一周内便可恢复，而且手术费用也不是手术前医生所说的五万元，而是达到了十二万元。
这种价格的手术已经不能称之为小手术了，手术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所有必要的身体各项指标检查以及病情观察。
并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手术方案的合理制定，这期间还要让家属参与并知情，但显然这些要求医院方面都没有做到。
其次，在手术后患者出现了轻微血栓症状时，院方并没有对此产生重视，既没有对患者的血液状况做出任何必要的检测，也没有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治疗。
而且据王建国交代，自己的妻子在手术前为了降低血压血糖服用了阿司匹林等药物，也被医生叫停，但术后并没有提醒妻子恢复吃药。
熊卓为的身体状况已经属于具有高危因素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是不应该再给她进行手术的，但在熊卓为入院的第二天主刀医生李淳德就给她安排了手术。
这也让王建国觉得北大第一医院的医生有些不负责任，甚至有些草率地对待病人的病情。
再者，在对熊卓为进行抢救的过程中，针对她肺部出现的血栓状况，参与抢救的人员既没有对熊卓伟采取抗凝措施，也没有进行手术打开胸腔取出血栓。
反而长时间采用人工起搏的方法试图恢复患者的呼吸，这直接导致熊卓为的内脏器官损伤出血，以至于出现了那道3厘米宽丶8厘米长的伤口。
在发现了这些问题后，王建国也是与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再次通了电话，对于熊卓为的抢救失败胡盛寿也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常规处理有问题，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
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在这段话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关键词，“抗凝治疗”以及“非医疗人员”。这两个词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抗凝治疗，就是运用抗凝药物减少血栓形成、预防血管事件发生的治疗方法。
抗凝治疗在预防心源性栓塞、脑静脉及静脉窦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常用的抗凝药物有口服制剂、静脉制剂和皮下注射制剂等。
那么熊卓为的死因是医院没有进行抗凝治疗导致的吗？非医疗人员又意味着什么呢？
痛失爱妻的王建国认为，北大第一医院在对妻子熊卓为的手术及后续治疗及抢救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过失，而这些过失直接导致了妻子熊卓为的死亡。
2006年4月，王建国将自己发现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汇总，给北大第一医院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向医院索赔50万元。院方对此会作何回应呢？
经过医院对熊卓为死因的调查，院方认为熊卓为是死于名叫急性肺栓塞的术后并发症，绝不是医生的不专业导致的。
院方也解释道，这种类型的手术并发症来得非常凶险、而且往往难以预测，如何诊治这种并发症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并不是院方的过错。
对于北大第一医院这样的回应，王建国感到十分的寒心，也异常的愤怒，“我的妻子在你们医院出了意外，你们却一再地推卸责任。”
在和医院多次协商依然没能获得自己欣慰的结果时，王建国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时隔一年后，王建国将北大第一医院告上了法庭，并索赔540万元，并且聘请了相关律师对妻子的治疗过程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随着调查的进行，王建国发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妻子熊卓为的病历竟遭到了院方的恶意篡改。
其中在记录病情的部分许多关键信息都遭到了篡改或者抹去，刻意对熊卓为原先的病情进行夸大，在手术后的查房记录上，也并没有记录熊卓为因血栓导致的疼痛感受。
院方就这样将许多事实加以混淆，而且在熊卓伟的许多身体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主治医生就给熊卓伟进行了手术，并在手术后篡改了这些报告产生的时间。
更离谱的是，熊卓为的死亡时间竟然都出现了出入，也就是说熊卓为的死亡时间竟然有三个。
医嘱单上这样记录着，1月31号的上午3点30分，尸体处理一次，显示病人已经死亡。
而在死亡志里边记录的死亡时间则是上午4点50分，当时熊卓为经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证明熊卓为死亡的心电图上，心跳停止的时间则是6点53分。
院方对此的解释是，在第一时间确认熊卓为的死亡后，是家属强烈要求再进行抢救的尝试，而院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所以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尝试，并不是院方刻意地去修改这些时间。
院方认为是王建国干扰了抢救工作，而王建国则表示自己当时绝对没有对医生进行干扰。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逐渐开始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后续的调查中，王建国的律师又发现了医院一个致命的漏洞，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词“非医疗人员”。
在当时对熊卓为实施抢救的人员中，有三个人是没有执业证书的，而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在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条件下是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因此王建国在上诉的名义中加了一条“非法行医”。
而这三人不仅参与了抢救的全过程，还是在没有上级医师的指导签字确认下参与的，他们的身份更是尚在读研的学生。
一时间北大第一医院“非法行医”的消息传了开来，大家都认为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的著名医院不该出现这种“草率”的情况，更何况病人还是自己医院的一个教授。
连对待“自己人”都这样的草率，那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还能得到保障吗？2009年7月，对于王建国控诉医院“非法行医”一案一审有了结果。
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认定：北大第一医院存在一定的医疗过失，造成了熊卓为的死亡，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基于这个结论，法院判决北大第一医院赔偿受害人家属75万元，但对原告提出的北大第一医院存在“非法行医”的行为，法院不予认同。
听到这一结果，无论是王建国还是医院方面都觉得有些无法接受。王建国认为，医院的赔偿金额太少，远低于自己的预期，而且他认定医院一定存在着“非法行医”的行为。
院方则认为熊卓为的死是由于术后并发症，而且院方在意外发生后也是尽全力组织了抢救，所以熊卓为的死不能归咎到医院的头上。
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服谁，最后都对一审结果提出了质疑，并决定继续上诉。
而此时这一事件经由媒体报道，也是瞬间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对其中涉及到的“非法行医”一词，更是引来了无数人的关注。
每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要进医院，当医生的资格都无法保证时，那么谁还能来保障我们的安全呢？
连北大第一医院这么好的医院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以后普通人看病还能放心吗？
诸如此类的担忧让许多医生的行医资格都遭到了质疑，在许多病人看病时，都要求医生先出具自己的《医师资格证书》以及《执业医师证》。
不仅如此，一些无良媒体为了博眼球，甚至采用了“草菅人命”，“蓄意制造医疗事故”等字眼，这也让北大第一医院迅速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指责。
2009年11月5日，该案的二审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次庭审依然对之前双方未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审理，主要包括“非法行医”是否构成？
以及院方是否存在恶意修改病历等行为，此外还提出了另一个关键词“抗凝治疗”，是否该使用这种治疗方法对熊卓为进行抢救。
对于“抗凝治疗”这一说法，双方都各自引用了相关文献加以说明，在最终出具的庭审结果表示：对于脊柱外科手术是否使用抗凝治疗，国内外对此尚且没有定论。
而对于恶意篡改病例的说法院方也是存在着相应的疏忽，应当担有一部分的责任。但对于”非法行医“的这个说法院方却始终不予承认。
那么北大第一医院究竟是否存在”非法行医“的行为呢？当时参与抢救任务的三个研究生真的是”非法“的吗?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从一个医学生晋升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
修读临床专业的医学生基本上都是本硕连读，这就要花费8年的时间，如果读博的话就得再加上3年，更别提那些还要继续深造的医学生了，光是从学校毕业就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
而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还要经过一年的试用期才能参加《医师资格证书》的考试，之后再通过注册，确认各种信息才能获得《执业医师证》。
而临床这个专业我们也知道，不通过自己亲自操刀去锻炼，又怎能在拿到相关证书的同时就上手术台呢？
临床医学本来就缺乏人才，难不成真的要让所有临床专业的学生都严格执行这样一个流程吗？
那这样以后谁还愿意去读医学院，谁还敢去选择临床这样的专业呢？仅仅因为那几个研究生参与了抢救和治疗。
就给他们扣上”非法行医“的帽子，这种做法未免有些过于激进了，也会给这样的年轻人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终审判决中，法院亦未能对原告提出的”非法行医“做出明确的判断，显然国家对于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的相关法律还需要完善，双方为此也是争论不断，事情依然没能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熊卓为教授的死是医学方面的重大损失，令人惋惜不已，而那几个参与抢救他的年轻医生也承受了一些不该有的压力，他们都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我们只希望以后此类事件能减少发生，医院方面应该负起责任来。
让每一个患病的人都能有一个安心的治疗环境，让治疗过程变得透明，不要让一些无辜的人承受意外带来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