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前调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个人经营性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对非保本同业理财产品出具保本保收益承诺”“违规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翻看2022年银行业相关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从中可见当前银行机构触及监管红线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近年来，对于违法违规金融机构的处置一直是我国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时值“3·15”之际，奥一新闻记者根据2022年1月-2月，银保监、人民银行、外管局网站公示的银行罚单情况进行梳理，从被罚银行的机构类别、金额数量、处罚人数、被罚领域、地域分布五大维度解析银行业监管风向。
农商行成处罚“重灾区”
村镇银行多次领百万罚单
在被处罚的不同类型银行机构中，农商行是今年1、2月监管处罚的“重灾区”，不仅罚单数量、处罚人数、总处罚金额均居各类银行之首，两个月内罚款数额最大的1张罚单也被农商行拿下。
图片制作：记者 麦妙钿 （下同）
银保监局官网显示，1月26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投资业务投后风险管控不到位、员工行为管控不力、贷款转保证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数据治理有效性缺失、流动性资金贷款被挪用、房地产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信用卡透支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等，被罚款人民币4410万元。这既是青岛农商行历史上领下的最大金额罚单，也是近三年来银保监会对于农商行开出的最大处罚金额罚单。
随后在2月，罚款金额数目最大的一张罚单又来自农商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因存在同业业务专营改革不到位、同业拆借不审慎、理财资金违规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同业投资未做实穿透管理、理财资金间接投资本行信贷资产等12项违法违规，被银保监会常州监管分局处以罚款580万元。该行董事长陆向阳、副行长张建军、原行长史文雄、原副行长吴开等8人同被处以罚款或者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农商行之外，村镇银行逐步成为监管处罚的主体，多次领下百万罚单。2月16日，邛崃国民村镇银行因为未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违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承兑业务等9项违规，被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罚款270万元，是年内村镇银行领下的最大金额罚单。此外，浙江云和联合村镇银行、上海浦东恒通村镇银行还分别被罚140万元、100万元。
银行机构领罚的同时，银保监会也加大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问责。据梳理，1-2月合计有820名银行工作人员受到监管处罚。其中，农商行以260人次位居榜首，其次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村镇银行、城商行、农信社、政策性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
农业银行收千万罚单
位居近两月国有大行被罚金额榜首
从国有大行被处罚的情况来看，近两月国有大行被罚机构数达到了145家，是所有被罚银行类型中数目最多的，而罚款金额也排在类型银行中的第二位。
其中，被罚力度最大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合计被罚金额达到了3448万元，共收到了81张罚单。其次是中国工商银行，被罚款金额为1537万元，共收到53张罚单。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罚款数目同样达到了千万级别，邮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以758万元和464万元的罚款位居国有大行罚款榜单的第五、第六位。
中国农业银行在近两月的罚款金额远高于其他国有大行，背后是因为其收到了大额罚单。该罚单需要溯源到2020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江州支行营业室批量开立12536户Ⅱ、Ⅲ类电子账户，涉及1457名学生。开户所用信息为江州支行向学校提供代收学费服务时获得，江州支行营业室超范围使用，违规开立账户。
崇左银罚字〔2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涉及的违法行为包括，未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管理规定；违规使用个人金融信息；未严格落实银行账户风险监测要求；未按规定完整保存客户身份资料。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由于未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管理规定等，最终被罚1142.50万元。
国有大行处罚力度加大，股份质银行同样。从近两月全国性股份质商业银行的被罚情况来看，中信银行以968万元罚款排名第一位，其次是浦发银行被罚874万元，光大银行被罚636万元，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广发银行分别被罚593万元、573万元和568万元，招商银行以256万元的罚款排在榜单第六位，接着是平安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罚款额度均在100万元及以上，兴业银行和恒丰银行分别以60万元和20万元的罚款额排在最后。
此次被罚金额排名第一的中信银行，其被重罚的案由涉及理财产品的违规宣传销售等领域。被警告并罚款240.6万元的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经查，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违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建设、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金融营销宣传、金融消费争议解决等相关管理规定；违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相关规定；未按规定履行假币收缴程序；违反规定占压财政资金；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同样，在今年2月，中信银行扬州分行则因违规销售理财产品、违规发放虚假委托贷款，被罚人民币80万元。
1-2月罚单数量环比涨超两成
江苏地区银行密集领罚单
开年以来，银行业监管力度不减。2022年1-2月份，银保监、人民银行、外管局网站共公示银行罚单1115张，罚没金额达39933.29万元，两项数据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1%、-7.6%。
就罚单主要分布的地区来看，江苏省内银行收取罚单的数量最多，1-2月合计领下97张罚单，占罚单总数近8.7%，累计被罚没金额2607万元。记者梳理发现，2月被罚金额最高的罚单被江苏江南农商行拿下，该行因同业业务专营改革不到位、理财资金违规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等12项违规被罚580万元。
被罚银行金额排名前20个地区
其次是江西和辽宁两省，两地监管局分别开出90张、87张罚单。陕西省辖内银行受罚程度最轻，两个月内仅领下1张罚单。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中，北京领下的罚单数量最少，合计收取7张罚单，罚没金额246万元。
相较上述几个省份，上海、浙江体现出罚单数较少、罚没金额较大的特征。以上海为例，上海辖内银行前两月领下20张罚单，但罚没金额高达3172万元，远超江苏省全省罚单金额，可见上海地区监管机构的监管强度和处罚力度较高。安徽、黑龙江则是罚单数量较多，但罚没金额相对较低。
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浙江、山西、重庆、海南、四川五地处于罚单数或罚没金额相对较低的象限，但从2021年度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上述5地的发单数或罚单金额至少有一项处于top10。
信贷业务违规占比高 反洗钱力度持续加大
从处罚事由来看，信贷业务作为银行的核心业务，相关违规依然是银行的高频“踩雷区”。据记者梳理，1-2月份涉及信贷管理的罚单案由合计718次，较去年同期猛增38.3%。同时，百万级罚单中，涉及信贷管理的罚单案由数亦位列榜首，合计91次。
具体来看，信贷管理领域的受罚案由主要有贷款三查不严、用途不合规及违规发放贷款等。其中，“非房地产类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是2021年以来伴随房地产市场调整出现的监管重点。当下，已有多地监管部门明确表示遏制信贷资金违规“输血”楼市，并频频开展专项检查。以监管力度甚严的深圳为例，2月25日当天，深圳银保监局披露了4张罚单，其中3张罚单的案由为“贷款资金被挪用”等违规事项，致使3家银行合计被罚378万元。
除信贷管理业务违规外，1-2月银保监会处罚较多的另一大违规则集中在反洗钱领域，涉及此类违规的案由数量合计272次。超百万罚单中，这一职能领域报送相关的案由出现次数亦多达29次。
反洗钱向来是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就在不久前的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其中尤为强调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行为并加大惩治力度。此前，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明确各金融行业客户尽职调查具体要求，完善了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的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反洗钱监管机制。在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洗钱力度的背景下，接下来相关案由罚单数量或将增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银行业哪些领域仍将保持高压监管？
综合去年以及近两个月银行业的处罚情况来看，严控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理财业务、反洗钱以及信息安全管理等领域将会成为银行业监管重点。
从2021年到目前，中国银保监会等部门频频出台重磅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等。
回看2021年银行业的处罚趋势和特点，为配合房地产调控，2021年房地产相关处罚力度明显加码，理财业务和房地产相关成为大额罚单重罚的重要两大领域，无论是通过信贷业务还是通过理财业务等渠道违规给房地产提供融资均被重罚。除了违规涉房被罚外，理财业务和自营业务未有效分离或隔离风险、理财产品调节收益等为2021年理财业务处罚重灾区。而今年，特别是在资产新规实施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两大领域的监管将会更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监管对于银行业的数据安全工作和业务合规性提出了更明确的监管指向。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银行保险机构要加强战略风险、创新业务的合规性、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外包风险等管理，同时防范模型和算法风险，强化网络安全防护，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指导意见》还提出加强组织保障，做好监督管理等要求。
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从监管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延礼委员认为，一是监管要具备广覆盖性。监管不仅要深入了解被监管对象，还要具备监管的震慑力，让被监管机构约束自身行为，避免激进式违规运营，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从监管手段上，监管者应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分析双重推进监管工作。从监测指标选取而言，监管者不仅应扩充传统监管中的定量指标，如偿付能力、流动性等，还应包含难以量化的定性因素，如业务模式、公司治理、公司董事及高管的素质及履职表现等。
监制：刘丽君
策划：谢江涛
统筹：管玉慧
采写：奥一新闻记者 麦妙钿 林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