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福生 殷亚硕：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东北亚安全问题论析
作者：翟福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东北亚安全、日本政治外交；殷亚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东北亚安全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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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立足“两个大局”提出的国家安全思想，为统筹内外安全，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冷战后的东北亚地区始终是大国竞争之地，大国力量博弈和朝核问题交织共振，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对我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挑战。拜登上台后持续推动“印太战略”落地，介入东北亚力度增强，对地区安全形成冲击，东北亚安全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更趋于敏感复杂。要维护东北亚安全，就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摒弃零和思维，推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东北亚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2020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26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提出“十个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在安全领域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得以进一步充实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着眼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形势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治国理念方案，是一种综合、全面、发展和立体、多维、系统的安全观，其涵盖的“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反映出这一安全观，是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聚焦发展与维护安全的“一体两面观”、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融合安全观”，为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变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风险居高不下，世界安全形势复杂演变，日趋严峻复杂，且安全风险的联动性、外溢性更加明显，一国往往难以在安全问题面前独善其身。我周边安全环境在宏观国际安全变局的投射下，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逐渐上升。我国正处于“两个百年”奋斗之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着无比光明的前景，但我们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的战略压力和阻力就越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克服各种困难阻力的难度就越大，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安全屏障。按照地缘定义，东北亚是亚洲东北部地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和俄罗斯；按照地缘政治定义，则可包括美国和其他利益攸关者。[1]东北亚历来是大国力量的交汇冲突之地，是“一个对中国的安全与利益极其重要地区”[2]。冷战后，东北亚各方复杂的互动和实践构造了当前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和结构，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舞台特点始终处于亚稳定状态。[3]一度被称为“亚洲巴尔干”和“冷战活化石”。进入21世纪，东北亚历史远未终结，区域内大国环峙、纷争不断、对抗加剧，朝鲜半岛仍处于法理上的战争状态，朝核问题牵动地区局势急升骤降，美以所谓“印太战略”介入更加激进直接，域内大国博弈与小国渔利、力量对抗与地区合作、明面商量与暗中较量盘根错节，催生了当前东北亚复合的安全格局和复杂脆弱的安全生态，对我维护国家安全，形成了现实挑战。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东北亚安全新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间交流的深入发展，世界日益连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立足于全球化深入发展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它强调立足底线思维，着眼于外部可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风险挑战；同时，安全问题的跨区域、跨时间、跨领域和跨国别的特性，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国际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大安全观，时刻将维护国家安全放置于所处的地区和世界形势中来把握。从这个视角出发，东北亚的安全问题，关乎中国周边战略机遇期能否持续，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如期实现，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一）朝核问题趋于长期化，东北亚安全局势愈加严峻复杂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安全保障。朝核问题是影响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时间长、跨度大、牵涉面广的问题，由此衍生和引发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和破坏力，而该问题引发的战乱风险，是周边威胁我民族复兴进程的最大潜在威胁之一，必须加以防范。近年来，东北亚局势在朝核问题牵动下引发周期性紧张，2017年前后，朝密集进行核试验，并试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不断逼近美政策红线；美针锋相对，加大对朝军事威慑，甚至扬言对朝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特朗普时期的美朝互动，导致双方信任赤字扩大。拜登上台后，仍然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选择了“极限施压”和“战略忍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强调“自上而下”外交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依靠盟友之间协调和外交方式共同应对朝鲜去核，朝鲜半岛军事冲突色彩有所降低。但也要看到，拜登仍然强调对朝施压，前不久拜登宣布延长涉朝鲜的紧急状态，对朝制裁依旧延续特朗普做法。针对布林肯发出的无条件与朝对话信号，金与正出面否认，预示着美朝关系僵冷的局面仍将持续。另一方面，从朝鲜方面看，劳动党“八大”提出了发展军事现代化的九大装备目标，朝鲜宣布研发战略核潜艇、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等。金正恩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做好“对话”与“对抗”两手准备，尤其是万无一失做好对抗准备。不排除在疫情、经济等因素影响下，朝鲜铤而走险，运用边缘战术迫美正视朝鲜诉求，引发新的紧张和冲突，朝鲜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射正在印证这一点。此外，域内其他国家，如日本近年来奉行“积极和平主义”，借助炒作朝核问题进行整治动员，实则在于扩充军备，根本在于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修改宪法和正常国家地位，实现“战后总决算”，引发周边国家疑虑。岸田文雄当选首相后，日本军事保守化走向值得密切观察。美韩近日取消了《美韩导弹指南》，韩国发展自卫国防力量实现“松绑”，甚至发射了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4]为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整体上看，朝鲜半岛局势虽表面平静缓和，但朝核问题趋于长期化，东北亚安全局势未来更加严峻复杂。（二）美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加剧了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和地缘风险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形成了全政府、全社会、全频谱一致遏制的共识。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严重恶化了中美安全关系。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对华政策遗产，将中国视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重新回归多边主义，利用盟友体系规制中国成为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美日韩军事同盟被视作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是拜登实施对华遏制打压的重要抓手。拜登上台后，推动“四边机制”作为“印太战略”的骨架走深走实，并将其会谈级别升级为首脑层面，妄图打造亚太版“小北约”，在安全上围困中国。在2021年3月12日四边机制首脑视频会议上，四国积极讨论来自“中国的挑战”；在4月美日“2+2”会谈中，美日外交防务官员直言：“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面深度改变现状”，重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强调台海和平。[5]4月16日，美日首脑会谈后联合声明中，美日又就上述问题对中国大加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此外，美国极力拉拢韩国加入对华围遏阵营，有意诱拉韩国加入“四边机制”，邀请参加G7峰会提升韩国国际地位，在5月美韩首脑会谈后联合声明中，美韩首次就台海问题作出表态。在意识形态上，建制派拜登更加强调所谓“人权”“民主”，联合日、韩等“志同道合”国家与我开展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妄图唱响反华“大合唱”。军事上，美南海“新政”早已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公开化拉拢日澳等干涉南海和平局面，阻挠“COC谈判进程”，7月份，美日澳等国家牵头组织开展“2021护身军刀”“太平洋先锋队2021”军事演习，在内容设置上针对中国的一面显著上升。[6]美一系列动作强化了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安全结构，不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和地区安全困境，加大了区域内国家的对抗风险，将东北亚滑向“新冷战”的风险进一步推高。（三）地区经济合作出现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地区经济合作面临倒退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7]随着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一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深度互嵌。东北亚地区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地区内经济双多边经济合作活跃，结构上互补性强，经过多年培育，共同利益“蛋糕”不断做大，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区域。[8]2020年RCEP签署，且中国还表达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明确诉求，中日韩三国在这一框架下的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但受制于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大国利益和矛盾热点，东北亚的地区经济合作面临逆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不断泛滥，美在对华竞争的大框架下，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联合日本等国家构筑“去中国化”的“印太价值链”，在“四边机制”内对中国实行战略挤压。2020年3月，“四方安全对话”提出从政治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实现“供应链重组”，组建“供应链可信赖联盟”，挤压中国经济份额。[9]此外，美不断鼓噪、诱拉与我经济脱钩，支持日本发起的“供应链弹性倡议”，以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划线，建设排他性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加大对我供应链围堵，以实现对华经济切割与孤立。在美施压下，韩日出台了扩大企业回归和产业链调整转移政策，不断加大对企业行政干预，导致部分企业向本土或东南亚市场转移，对我稳定东北亚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合作、构筑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成挑战，中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影响力和地区发展的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四）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步生发，且跨界跨时空的影响越来越大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10]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次把“传统”与“非传统”用在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充分体现了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所面临的深刻变化，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升华。非传统安全问题起因复杂、传染迅速、危害面广，冷战后东北亚局势缓和时期，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显性要素。一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生物安全风险。疫情及传染病跨越国界，是在东北亚影响我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虽然日韩等国家疫情控制走在世界前列，朝鲜尚未发现新冠病例，但其他国家疫情经过朝鲜半岛，随着人员货物往来向我境内扩散的可能仍值得高度警惕。二是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问题矛盾突出。中、日、韩都是域内能源消费大国，朝鲜能源紧张，只有俄罗斯是能源输出国，能源问题脆弱性导致衍生的国家安全问题，中日曾围绕输油管线问题频生龃龉，摩擦不断，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东北亚在大环境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加迫切。三是环境污染问题更加凸显。大气污染、海洋污染、跨境河流治理等问题影响区域内国家的安全。2021年4月13日，出于一己私利，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将排入大海，排放将于约两年后开始。此举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但在美背书默许下，日本推进核污水排海的步伐仍在继续。如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其必将影响区域内所有国家的海洋环境和渔业、水资源、食品等领域安全和可持续性，导致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害，并产生一系列的次生问题。 二、东北亚安全问题原因及对我安全影响分析东北亚安全问题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美国在大国竞争战略下强势介入是东北亚安全问题恶化的直接动因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指出：“亚欧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对美国长久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至关重要。”[11]东北亚历来是大国力量汇聚之地，是美对欧亚大陆有效政策的远东之锚。美在东北亚目标是阻止任何国家或集团挑战其核心地位。[12]从特朗普到拜登，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已经成为美国共识，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决定，将继续推行“太平洋威慑倡议”，东北亚地区是美军事威慑的重要支点，美加强前沿军事部署，退出《中导条约》后，加快在东北亚编织反导系统，在军事上加快威慑中国步伐。2021年4月，美参议院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案》，将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援助作为“优先要务”，建议在2022-2026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和有关项目提供资金。美国在这一零和观念下，通过离岸介入东北亚，操弄南海、台海局势和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和消耗，利用“处于过渡权力增长期”的中国，[13]造成的地区权力增长和国际权力再分配，煽动“中国威胁论”，挑唆诱压相关国家与我对抗，瓦解我战略支点和周边“朋友圈”，恶化我东北亚环境，以达到围遏中国的根本目的。由此可见，美国的不当介入、暗中施压、极力挑唆，已经成为东北亚安全的最现实挑战和最大外部威胁。（二）朝核问题和南北分裂状态是东北亚安全问题的长期“溃疡面”朝核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涉及东北亚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一个综合性问题的“病灶”，究其原因在于冷战后美保留了美日韩军事同盟，实施逆时代潮流的区域政策，朝鲜在被孤立打压情况下，为寻求自保，不得不依靠发展核武力获取非对称的战争优势。可以说，当前南北分裂和朝核问题的总根子就在美国。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朝上演了元首外交的真人秀，虽然签署了新加坡宣言，但从最后的美朝互动结果看，朝核问题并无实质性进展，美不愿给予朝鲜安全承诺，不愿意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因为美国要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保持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力，保持对中国的威慑，必须借助朝鲜问题。在美坚定对华竞争的总框架下，拜登虽摆出愿意与朝鲜无条件会谈的姿态，但从美国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其必将操弄朝核问题服务自身地缘战略，通过施压制造周期性紧张，摆布朝核问题这一东北亚的伤口久治不愈。（三）日本倚美制华激化加剧东北亚安全生态失衡和矛盾激化过去几十年，日本经济与安全的发展，离不开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14]近年来日本认为，其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区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尤其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日益拉大与日本的差距，日本内心焦虑不安情绪更加浓烈。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就提出“印太战略”基本架构，构筑“自由繁荣之弧”，游说美国与日本共同牵制和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力。从其自身来讲，日本逐渐加快和平宪法修改步伐，谋求“政治大国”身份，主动塑造和争取地区秩序主导权。特朗普时期，因美国实施“美国优先”，美日关系因经贸等问题曾遭遇一定挫折和困难，拜登上上台后，菅义伟政府同步更替执政，日实施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在各个领域倚美制华，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助美对我开展科技封锁，比任何国家跳得都高。其实质就是日本选择以美日同盟为主轴，拉拢域外所谓“民主”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崛起。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摩擦逐渐增多，中日关系回摆，中日安全矛盾存在激化风险。（四）囿于历史领土问题和现实矛盾，域内国家政治互信水平处于历史低位东北亚独特文化和民族精神，衍生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15]历史问题和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的战略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16]一是民族国家分裂问题。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与朝鲜仍处于国家分裂状态，这均是二战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地区安全上的不稳定结构。二是历史认识问题。近年来中韩朝等国家与日本之间，就侵略历史、战争赔偿、教科书、慰安妇、参拜战犯、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等矛盾重重、不时发作，周期性引发关系紧张。三是领土纠纷。领土纠纷触及一国主权和各国最敏感神经，东北亚区域内围绕中日钓鱼岛问题、日韩竹岛（独岛）争端、日俄北方四岛、中韩海洋划界等领土资源争端等，新伤旧恨交织。四是朝韩民族矛盾、朝鲜有关绑架日本人历史悬案、日韩贸易争端，以及其他现实矛盾均未建成成熟机制加以解决，导致矛盾积累发酵，长期难以根除。从东北亚国与国双边关系看，也是矛盾重重。一是中日关系不稳定。在追求政治大国和国家正常化背景下，日本对华安全政策更加激进，近来日谋求加入“五眼联盟”，意图扮演更重要角色，在“四边机制”中发挥更骨干作用，尤其是在涉台湾问题上日本背信弃义，频繁传递协防台湾的错误信号，战略上追随美国制衡中国更加坚定。二是中韩关系脆弱性。因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韩关系一度陷入谷底，近来有所反弹，但美对韩国平衡外交的施压力度加大，在有关民族、宗教、领土问题上，文在寅政府继续走“平衡木”的等距离外交，不选边站队的压力加大，尤其是2022年韩国将面临总统大选，执政党必须确保美韩关系稳定，在美施压下，中韩关系仍存脆弱一面。三是韩日关系趋紧。韩日作为美共同盟友，经贸关系密切，但因历史、贸易等问题，双边友好的民意基础薄弱，因火控雷达照射事件摩擦龃龉，因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互不相让，甚至一度影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续签。四是日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日俄历史上就存在恩怨纠葛，曾为争夺朝鲜半岛开战。当前两国围绕俄罗斯实控的南千岛群岛时常引发两国关系紧张，日本要求归还领土，但俄罗斯宣称“南千岛群岛”是俄领土，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商量余地。（五）缺乏共同的地区身份认同欧盟、东盟等区域联盟的构建过程，共同的地区身份认同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无论这种认同是基于价值观念还是共同的外部威胁。东北亚区域意识的薄弱一定程度上源于这一区域的历史传统，东北亚国家虽然地缘相近，文化相似，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一系列的战争侵略，导致区域内的共同身份认同缺乏，最终导致区域国家在地缘基本身份认同“我是谁”、区域利益认同“我与区域”以及区域责任的“区域与我”三者整体缺失。[17]尤其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一心脱亚入欧，推崇美国文化价值，将美西方视为日本的再造者，对亚洲新的离心倾向十分明显。俄罗斯战略重心一直在欧洲，对东北亚身份认同感不强。区域内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存在分歧，现实中矛盾重重，缺乏作为东北亚区域一员的身份认同，导致地区向心力、凝聚力涣散。东北亚局势变化对我安全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地区发展环境恶化风险升高。在内外因素催化下，朝核问题趋于长期化甚至不排除发生高烈度军事摩擦可能，拜登上台后虽完成对朝政策审议，但实践发展看，美对朝敌视态度“换汤不换药”，美朝关系僵局难以打破，朝核问题引发的地缘次生灾害将长期存在。2021年下半年，朝鲜将劳动党“八大”国防建设付诸实践，连续试射机动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党政高层多次谈话谴责美对朝敌视制裁，要求美彻底放弃对朝敌视政策。韩虽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受到美、朝和内部政党博弈“三重挤压”，加之任期届满，充当中间“斡旋者”动力渐失，朝鲜半岛局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逐渐累积，双边关系紧张、军事摩擦风险等负面影响，将恶化我地区发展环境。域内国家的周期性对抗若引发军事对抗，将对我战略机遇期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构成严重挑战。其次，中日、中韩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美将我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将美日韩同盟置于复杂的地缘政治斗争之中，以民主价值观为幌子，拉拢日韩在周边围堵遏制。从日本方面看，在拜登一系列回归盟友体系措施下，菅义伟看守政府更加倚美抗华，甘愿充当美“印太战略”马前卒，在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岸田文雄上台后，曾放言“第一任务是对付中国”，在台湾问题等我核心利益上抱薪玩火，中日关系下步能否企稳止损，还将继续经受巨大考验。从韩国层面看，在美韩同盟加强外交大环境下，在中美间继续保持距离、不明确选边站队的传统做法难度上升，美拉拢韩加入遏华“四边机制”，在朝核问题上选择性响应文在寅诉求，在涉台问题上也捆绑韩国，对我核心利益屡作试探。随着2022年文在寅总统任期结束，在韩社会保守思潮复归下，一旦亲美保守势力上台，中韩关系也将面临新的冲击波。再次，我东北亚地区双多边经济合作前景不明。东北亚经济面临疫后复苏的强大压力，各国经济民生问题逐渐长期化复杂化。日韩分别是我第四、五大贸易伙伴，在我对外经贸版图中地位重要。美推动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国家安全问题对日韩施压，操弄弹性供应链倡议，腐蚀我地区供应链中心地位，推动在高科技领域与我脱钩，开展不正当科技竞争。鼓吹基于新规则基建项目，并在东南亚地区联合日韩等对我“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围追堵截，干扰正常地区经济合作进程。面对我加入CPTPP意愿，目前在该机制内居于主导地位的日本并不配合，区域经济合作阻力增大，压缩我与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空间，影响我供应链安全，对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障碍。最后，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东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日俱增，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边界更加模糊，两者相互转化，影响力、破坏力不容小觑。疫情扩散、生物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跨境走私犯罪、自然灾害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造成内外部风险在东北亚地区交织互溢，并向我境内扩散迁延，对我政治安全、人民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基本面安全等形成现实威胁，需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东北亚持久安全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东北亚安全形势，只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维护和塑造、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才能切实维护我利益。在东北亚地区，要实现地区安全，根本的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根本的在于建立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8]他强调，要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关于合作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的最高目标和根本目的，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各国应对挑战的治本之策，是中国向世界的庄严宣誓和重大理念贡献，是推动世界和平、共同繁荣的中国方略。具体到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问题，更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塑造东北亚的未来。（一）构建国家互信关系，营造地区安全氛围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以来，朝鲜半岛将近70年处于休战状态，但休战不等于停战，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与朝鲜仍属法理上的战争状态。要维护地区稳定，一是要维护中美关系行驶在正确轨道上，为中美在东北亚合作创设空间、维护稳定。美国是影响东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中美关系是否稳定，将直接影响该地区局势走向。美国借助介入东北亚以谋求维护霸权，搅动地区局势的做法有悖历史潮流。美国要切实改变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做法，积极寻求在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方面与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加强合作，创设新的合作空间，以中美关系战略稳定促进东北亚整体稳定。二是妥处朝核问题。朝核是东北亚最不稳定因素，要突出朝核问题引发军事摩擦风险等不确定性，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树立底线思维，警惕朝核问题有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风险，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应对预案，并积极劝和促谈，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增强互信，纾解安全困境。自由主义认为，安全困境虽然不可以消除但可以缓解，在东北亚地区研究中，“信任”是被提及最多的名词之一。朝美间互信赤字尤为严重，要按照“行动对行动、口头对口头”的原则，释放善意、积累互信，要照顾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适时启动涉朝制裁决议的可逆条款，落实中方“双暂停”倡议，努力实现域内国家关系正常化，中韩美朝四方适时签署和平协定，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二）筑牢地区普遍安全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19]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已经日益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国家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内外风险相互传导，跨国性的安全问题愈加突出，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问题既有可能形成风险洼地，又有可能溢出本国殃及地区安全甚或全球安全，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趋势非常明显。小事治智，大事治制，东北亚实现长远的普遍安全，呼唤安全合作的制度化。一是妥处历史问题，管控领土纷争。背负沉重历史，永远难以有光明未来。东北亚要“向前看”，建设面向未来的安全制度，就要统一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管控好域内领土纷争，避免矛盾激化扩大。二是形成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要建立军事热线、磋商海空相遇准则，避免各方误判。三是尽快实现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正常化。1992年，俄韩、中韩相继建交，但美韩与朝鲜失去了建交的良机，要在推动互信基础上，推动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正式外交制度安排固化安全互信。四是尝试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东北亚安全机制主要目的是为地区内主要国家提供安全与和平这一主要公共产品”。[20]当前，美在东北亚排他的辐辏安全结构是构建多边安全机制的最大障碍，可根据东北亚这一实际情况，按照渐进性、适度制度化原则，充分照顾各方利益诉求，尤其是按照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利共赢、互相协商一致的原则，创造性推动符合东北亚特点的多边合作机制，当然，这需要日韩做出政治决断和运用政治智慧。（三）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行稳致远新功能主义认为，始于经济的功能性合作，能够从“低级政治”向其他领域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强化“高级政治”的安全依赖。在全球化遭遇挑战、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东北亚要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本地区共同繁荣发展。一是加快中日韩FTA谈判，提升三国内贸易投资水平，形成互利共赢更高水平的自贸网络。二是推动大图们开发，逐步形成覆盖全域的制度性安排。加强中、俄、美、蒙、朝、日、韩经济合作进程，增强小多边合作机制动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东北亚基础设施、能源投资、区域减贫合作，提升经济活力。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落地。受制于地缘政治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始终未能在东北亚形成经济走廊。[21]要结合“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需求，准确与韩国“新北方”“新南方”政策对接，强化与日本就规则制定、金融合作的沟通协调，共同开发中亚、东南亚等第三方市场，逐步增强对俄、蒙、朝的吸引力、感召力。四是将东北亚经济发展纳入我双循环格局。要继续巩固地区产业链，既要稳链固链，又要增强韧性，扩大回旋余地。结合我发展经济双循环格局新要求，推动东北亚与我东北市场发展准确对接，推动合作升级扩容。（四）增强地区身份文化凝聚力中国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安全观，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放、多元、包容的旗帜，加强思路创新和理念供给。一是增进文化交流互鉴，增强东北亚共有意识。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能够被构建，安全共同体也能被构建，其中认知和实践过程中，“认同”的缺失或冲突带来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实质就是不同层次行为体双边的、多边的乃至复合交织的认同关系问题。属于东方文明的东北亚各国有深厚共同的传统价值观，作为汉字文化圈，要充分挖掘共有历史、民族和地缘共同点，形成共有信念，增强地区身份认同。二是倡导包容和谐、多元共存的文化观念，强化东北亚各国文化交流，在保障文化安全基础上，加强教育、人文、历史、旅游等交流，促进地区文化繁荣。三是夯实地区和平的民意基础。要通过宣传提升各国民意好感度，消除彼此敌意，厚植互信的坚实民意基础。（五）从功能性领域入手，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要将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东北亚低敏感领域和功能性合作的重要甚至首要议题，循序渐进逐渐深入。一是加强抗疫合作，共建东北亚卫生健康共同体。疫情仍在肆虐，东北亚在疫情爆发之初，携手抗疫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一段佳话，中国抗疫取得的战略性成果和日韩等控制较好的“东北亚”经验模式，为加强合作和交流奠定了基础。要延续合作抗疫良好势头，加大疫苗等公共产品提供力度，建立合作机制，打造地区卫生健康共同体。二是加强环境共同治理，共建环境共同体。要就东北亚国家共同关心的大气、水体、海洋等环境问题加强跨国合作，形成制度化磋商和执行机制，携手推进环境治理。三是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建富裕共同体。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重要范式，要加强对东北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减贫经验供给，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四是加强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针对东北亚地区跨境赌博、金融电信犯罪、走私等边境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地区国家信息共享和执法安全合作，加强各个层级交流合作，打造安全稳定的边界。五是加强能源合作。通过能源合作，不仅能够带动各国经济发展，还能服务东北亚地区安全。东北亚各国在能源勘探、开发、提炼和运输等环节具有不同优势，通过发展制度性机制实现能源互补与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目前不确定性较大，但各国从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只要实现了相对收益就有可能达成合作，要通过能源的合作，推动各国在经济上获益、安全上互信、政治上沟通，不断提升区域能源安全合作水平。 结语百年变局下的东北亚，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冷战后70年的安全格局发生了缓慢量变，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新的机遇也蓬勃孕育，关键是区域内各国能否把握住历史机遇，认识危中有机，把握危可转机，善于化危为机，创造性推动地区长期和平与共同繁荣。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性、立体性和全方位的国家安全新理念，倡导包容共存、合作共赢、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强调通过合作求安全，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国发展看，东北亚区域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经济和安全意义，在我维护周边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深刻把握东北亚地区重大涉我风险，主动塑造有利的东北亚安全环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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