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对彝文古籍一次很好的收集、翻译、整理和研究，其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厚重历史。该书体例严谨，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全面记述了历史上彝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医药科技、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关键词：《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学术特点；史学价值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于2007－2012年云南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总计出版106卷，6200多万字，内容宏富，属于一部上乘的彝文典籍翻译整理研究巨著，也是研究彝族历史和毕摩文化的总结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一、《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主要内容《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内容包含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天文历法、彝族历史、政治军事、哲学宗教、彝族医药、婚姻丧葬、文学艺术等，也有众多的口传祭经，全面反映了历史上彝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自然地理、民族迁徙等情况。
关于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的记载。该书《梅葛·姚安彝族口碑文献》“开天辟地”中有九儿子造天，七姑娘造地的歌谣传说[1]；《查姆》主要流传于楚雄双柏等地哀牢山区，是用古彝文记载的彝族先民讲述天地万物及人类起源的一部创世史诗；《阿细先基·弥勒彝族口碑文献》“开天辟地”描述了天地万物的产生、人和自然的关系，充满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想象和解释；《尼苏史诗》《阿黑西尼摩》《红河彝族创世史诗》等均有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内容虽然有些虚幻和离奇，但却是彝族先民对客观物质世界孜孜不倦地探索的结晶，反映了人类试图认识自然战胜灾害的进取精神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关于人类起源，古籍文献同样记载较多，《查姆》收录的《天地起源》《物种起源》《动物起源》《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等[2]，主要讲述天地形成、人类从何而来等内容，反映彝族先民对人类起源、宇宙观的丰富想象，充满了直观性和幻想性。
记载了众多的彝族远古氏族部落。《彝族源流》和《彝族古代六祖史》的记录认为彝族起源于哎哺时期，由哎哺繁衍的尼能、实索、慕靡、武僰几个大氏族是彝族的主要来源。《哎哺九十根》《哎哺九十代》记载了哎哺氏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哎哺时代诸多的氏族名、祖先人名、部落首领和地域名。尼能氏族与实索、举偶、武僰、慕靡等氏族部落同时起源于哎哺并平行发展，尼能实索氏族繁衍遍布天下，有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开始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尼能实索关系密切的鲁朵氏族、艾鲁氏族很早就会祭祀祖灵，《艾鲁谱系》叙述了氏族部落首领艾鲁的功绩及对艾鲁的高度评价[3]。武僰主要有仇鲁阿摩、支嘎阿鲁、武蒂、武陀尼、武德本、武古笃、恒袅五家僰等分支，各支有其各自谱系，建立基业，在其统治区域范围内征收租赋。远古彝族氏族部落，因相互距离遥远，语言文化及自然物产均有差异。《彝族源流》[4] 还记述了夷僰后裔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部落家支在各历史阶段的主要人物、活动地点、历史事件及当时的背景。
彝族洪水神话与阿普笃慕的记载。在《彝族源流》《洪水泛滥史》《阿细先基》《尼苏史诗》及《梅葛》《查姆》中，记载了滇川黔桂各地彝区不同的洪水神话传说。洪水神话是联系彝族武、乍、糯、恒、布、默六支的纽带，六支的谱系均以笃慕为始祖，《奢窦六祖》[5]叙述了天地起源人类产生、人类社会从母系到父系、部族的分衍、笃慕活动、六祖诞生及分支等历史；《夷僰六祖》也叙述了“六祖分支”后各部繁衍、开拓、迁徙的历史[6]。《彝族源流》《滇彝古史》《彝族古代六祖史》均比较详细地讲述了武、乍、糯、恒、布、默各部源流以及扯勒、乌蒙、德布、播勒、乌撒等各部各支的谱系，各代开亲和分支情况以及嫡亲土目的形成。这些彝文典籍系统地记录洪水时期彝族“六祖分支”的历史，记载了西南各地彝族
迁居发展的历史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彝族历史研究价值。
反映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的见闻记载。吴三桂于顺治六年 （1649） 在昆明绞杀南明永历帝被晋封为“平西亲王”藩镇云南，于康熙三年 （1664） 集云、贵、广西等省清军对水西、乌撒彝族地方政权大规模进剿。《吴三桂野史》系和吴三桂反清的彝族土司根据见闻写成，该书主要分为《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三个部分。记录了吴三桂会同清军扼杀李自成农民政权后南下剿灭南明永历皇帝政权，残酷镇压云南各族人民反抗，被清廷册封为平西王，直到吴三桂欲称帝和明朝遗老联合十八土司反清到战争失利死于衡州的历史过程[7]。虽然彝文记载的许多地名、人名与汉文史书记载的战争线路不符，对他们的功过记述也大相径庭，但这些流传于彝族民间的野史，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可多史料、多角度进行分析。
记载了彝族古代部落群酋争战及军事兵法。第二十四卷 《彝家兵法》 原出自楚雄武定，抄录于民国九年 （1920），属滇东北乌蒙古代彝族军事类典籍，采取地域、人物、事件相结合记叙手法，纪传内容以彝族将领为中心，所载事件主要发生于今昭通、黔西北、曲靖、昆明等地，记述了滇川黔三省连接地带彝族古代先民部落相争、群酋争雄的历史事实[8]。“攻城，安营扎寨，不攻自破，举城而降”“左中右三军，互相协调，彼此照应”“以神灵稳住军心”等等，充分反映了古代彝族先民在战略、战术、盟誓及组织军队等方面的实用战法。对培养军事人才、以战养战、收编俘虏、地形利用等军事知识也作了很好的阐述。第十七卷《布默战史》是黔西北地区的一部彝族古代军事类文献，分为六祖时期至西汉的《笃慕战鄂莫》《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和唐宋时期的 《菲德论手段》《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及明末清初的《阿哲与芒布的争端》《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等几个战例和战论。这些文献侧重于古代彝族军事行动、军事谋略、战法运用、军事人物及战争的记录和叙述。虽然有的记载略于简要，但涉及政治、历史、宗教、地理等学科，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史及军事史价值。
彝族谱牒著录丰富资料翔实。彝文谱牒和汉文谱牒并重，共编入彝文谱牒 34 份，汉文谱牒20份，彝族口传谱牒19份。彝族谱牒多为私家收藏，保存着各地与世系家支相关活动的丰富材料，所记述的家支历史、家族兴衰、迁徙变动、人口增减及婚姻交往状况，是一定历史时期彝族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彝族谱牒是与地方民族历史和有关社会民俗档案并列的历史文献，是族群记忆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尽管谱牒的口传记录随着时间推移会有失传或所记历史事实渐渐模糊的情况，但对了解掌握一个家族家支的历史发展仍可提供极大便利，对研究彝族社会历史及文化习俗具有独特的价值。
其他，彝文账簿文书、彝族指路经、医药科技、宗教哲学及经济生活、社会风俗、民间习惯法、铭文碑刻等都有较多内容，所有记录生动，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编纂方式与学术特点综观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具有如下编纂及学术特点。
发凡起例，体例统一。凡例即为所应注意的说明编纂体例的文字，《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所据文献包括彝文文献和口碑文献。彝文文献译注为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后加汉文意译的整理及注释；口碑文献有国际音标记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及意译整理注释。彝文文献、口碑文献凡五言或七言诗体自左至右纵行阅读，散文体从左至右横行阅读[9]。
卷首插页，真实可信。各卷卷首均附有八页彝文典籍影印插页，是为该卷彝文文献原抄本选取的部分页面，使人可以看到这些手抄本、木刻本或彝文摩崖碑刻真实存在的原貌。
内容创新，门类齐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实为“百科全书”式的彝文典籍巨著，是关于毕摩文化和彝族文化的集大成文化遗产，突破了以往的彝文古籍文献整理翻译，多有创新，译释较为准确可靠，更能反映和说明彝文文献本真特点和史料价值。其所译注内容卷帙浩繁，门类齐全，内涵丰富，有着可资参考的文字和文学价值。
注释完整，分析清晰。各篇目直译、意译之外，随之均有具体、完整的注释。注释涉及彝语古地名、人名、部落名、世系谱系、氏族战争、家支演进、历法占算、风物古迹、账簿文书、习俗礼仪等，读后一目了然，易于理解。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碑刻阐释，均做了清楚明白的分析研究，有其深厚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考证疑误，资料性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吸收了既往有关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研究成果，继承前人基础上推陈出新，内容和体例的安排更符合当今学术要求，既丰富了相关内容，又保存了原始文献资料，因而具有很强的资料性。资料扎实，旁征博引，主要体现在各著述篇目的注释中，如第二十四卷 《彝家兵法》说到结盟之事，述说古代彝族先民为共同利益而结盟，又举述清咸丰八年彝族农民起义领袖李文学与哈尼族农民起义领袖田四浪喝生鸡血酒宣誓结盟，以及 1935 年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佳话实例[10]。第二十八卷《吴三桂野史》述及顺治、吴三桂、李自成时，使用诸多汉文资料，对这些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了具体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介述[11]。稽考史实，考疑订误，补史之阙，力求记载准确。汉文史籍对阿普笃慕记载甚少又语焉不详，通过《彝族谱牒》相关文献的丰富资料，对笃慕活动及六祖分支、迁徙路线、后裔分布均有明确清晰的记载，这与贵州著名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的记载一脉相承，有补史之阙之作用。武定慕连那氏土舍和罗婺部凤氏土司有何渊源？《武定慕连乡土舍那氏谱系》 及立于清乾隆四年（1739） 的《那德洪墓碑》“那德洪，自宋世罗婺部长……明改授武定知府，世袭……赐姓凤”的记载，证明了慕连那氏与武定土知府凤氏同宗[12]。又如，南诏统治者蒙氏族属在学界争论颇多，通过三份父子连名彝文宗谱《张兴癸宗谱》《杞彩顺宗谱》《杞绍兴宗谱》所追溯其祖先由统治者流为平民的迁徙路线及历史渊源，印证了南诏王室的族属是彝族[13]；依据和运用彝族系谱，南诏相关民俗事象与彝文父子连名宗族形成互证，为南诏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民族学研究新证[14]。
地域特色突出，有时代感。106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大多为首次公开出版，从地域分布来看，云南77部93卷，四川3部5卷，贵州 3 部 7 卷，广西 1 卷，取材广泛，彝文典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最多。各类口碑文献，彝族《指路经》、彝族谱牒等，各地都有属于本地特色的经文版本，地域特色十分突出。首次编入的《彝文账簿文书》，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清中晚期武定、禄劝彝区在土地占有和处置、买卖，尤其田赋地租缴纳、借贷典当、民事纠纷、土司府衙库房及年货收支等情况。诸多卷本对西南各地彝族饮食起居、婚丧嫁娶、民间祭祀等社会生活习俗，均有生动的记载。资料丰富又能反映时代的变迁，因而该书内容和体例上，富于新的时代气息。
三、《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彝族是我国有古老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众多的彝文古籍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对彝族典籍文献一次很好的收集、翻译、整理和研究，其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厚重历史。这些彝文文献，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原始性、权威性，是研究古代彝族历史进程的第一手资料[15]。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无论从内容上，或从语言艺术表达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一，记录彝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多维展现彝族传统文化价值。从内容看，《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编入祭祀经文 44 卷、文学 27 卷、天文历法 12 卷、历史 7 卷、医药 6 卷、教育 5卷、语言 2 卷、军事 2 卷、账簿文书 1 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医药、科技、文化教育、语言文学等，包罗万象。这些典籍，记录了千百年来彝族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体验、感悟与阐释，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凝聚着彝族先民的集体智慧，构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涤荡、古今延续和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彝族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具有独自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
第二，具有研究历史地理和地名沿革的学术价值。经过翻译、整理和研究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或可作为历史地理方面的工具书来使用。几乎每卷本经文的翻译，均有很多彝语古地名的注释，十分注重所见地名的介述与研究，同时一些地理地望、村邑、河流、山川走向等变迁沿革及自然地理诸情况均有比较详细的叙述。经文简约，注文则繁复，考订以往记载之讹误或加以补充说明。彝族谱牒及彝文指路经里的地名，是彝族家支迁徙过程所经地名的真实记录，亦如贵州彝族文献《叙高原》《地名简介》及云南彝文典籍《地理志》《名山经》和各地彝族《指路经》详细记载西南地区地理状况、环境、物产、山川河流具体情况，对地理学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6]。“在云南地名中，许多是以族类名称演变而来的，不能用汉语的意思去强作解释，切忌望文生训，这是云南自古为多民族之地所决定的。”[17]地名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它的变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很多地名就是古代彝族部落的名字。所以，是书不仅编写体例便于翻检，还因地名齐全且研究较为精深，也是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西南地区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应读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第三，伦理道德教育及文化坚守的精神追求价值。《彝族教典》《教育经典》《红河彝族道德经》《红河彝族行孝积德故事》《太上感应篇》等教育类典籍文献，反映了彝族古代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在彝族社会中流传时间久远，影响力深广。为训世诲人之书，教育人们要懂得礼仪制度，遵循道德规范，“纳众言之谏，听贤臣之言”，要求后人要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邻里和睦，平等待人，如有违法，公众鄙视，舆论谴责，家族责罚。特别是流传于罗婺部武定、禄劝一带成书于明代中晚期的《彝族教典》，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宗教礼俗、伦理道德、彝汉关系诸方面。全书记述了丕通照矣、金俄崮、姆峨崮、鲁租鲁峨、罗勒峨崮、洪额照升、堵清峨崮、谷清峨崮、德朵普峨九大区域内各部落在氏族首领的带领下辗转迁徙开疆拓土修建城池，以及各氏族部落相互争战与外民族相互融合过程中，彝汉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最终形成和睦相处、民族团结的历史事实[18]。同时，以宣礼说教的写作手法，记录了彝族先民在进行各种祭祀活动以及念及祖妣恩德举行祭祖盛典进行氏族分支的重大场景，以朴实简单的语句阐明寓言深刻的至理名言，不乏大量闪烁着彝族先民智慧光芒的哲理格言。故是系统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宗教礼仪、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风情礼俗、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西南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更是彝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彝族道德经》和《教育经典》因是少有的清代木刻本，尤显珍贵。《教育经典》 所包罗的彝族社会历史、阶级关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在凉山彝族中几乎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包含着对民族核心文化的坚守，同时又展示出向往文明的精神追求。
总的说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作为一部彝族传统文化巨著，内容广博，内涵丰富，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为民族史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视野，随着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其史学价值会更为凸显。
（作者：白兴发 陶迪；责任编辑：刘祖鑫）参考文献：[1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3页。[2]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159页。第37卷第1期2022年1月Vol.37 No.1Jan.2022[3]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81－282页。[4]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41－264页。[5]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7－52页。[6]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15－221页。[7]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19页。[8]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127页。[9]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页。[10]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24－125页。[11]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12]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541页。[13] 陈光明，李平凡：《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1页。[14] 普珍：《彝族谱牒的史学研究价值》，《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15] 陈光明，李平凡：《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9页。[16] 陈光明，李平凡：《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3页。[17] 林超民：《云南地名辨析三则》，原载《地名集刊》1981年，第3期。又载《林超民文集》第四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18]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八十四卷《教育经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作者简介：白兴发 （1965－），男 （彝族），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史、民族学、彝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14ZDB119） 阶段性成果。中图分类号：K281.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22）01-0084-06 收稿日期：2021-11-25注：本文由作者白兴发教授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