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志刚
摘要：自秦王朝天下一统后，“书同文”成为天下共识，为后代的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到了汉魏时期，书法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从当时的碑刻艺术中可见一斑。本文以曲阜汉魏碑刻为例，分析曲阜汉魏碑刻的书法艺术特点及曲阜汉魏碑刻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以期为当代书法艺术之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汉魏碑刻、赵之谦、篆书、隶书
正文
汉魏时期，经济复苏、文化发展，人们社交更加频繁，文字使用的频率进一步增加，对于书法等艺术的追求与日俱增。人们不仅追求文字书写速度轻快，更加注重字体结构的优美，从而助推篆书字体结构逐渐瓦解。同时，一种在篆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隶书被人们所追捧，促使汉字书法从篆书向隶书转变，实现了汉字发展的又一次质的飞跃。自“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大盛，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在遵守礼节、崇尚儒学的影响下，厚葬之风蔚然，树碑立石成为当地之风尚，为后世之人研究当时人文风俗与碑刻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曲阜汉魏碑刻概述汉魏碑刻是汉魏时期产生的所有画像石、墓碑、记事碑、刻石的总称。曲阜汉魏碑刻以墓碑、记事碑为主，且不同的碑刻在用途、形制、内容、艺术方面各具风格。
汉魏时期，在政治庇护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其忠孝思想被广泛推崇，曲阜地区出现大量纪念逝者的石制碑刻，这些墓碑记载了逝者的生平、祖籍、官职迁升以及后人对其的褒扬之辞。以《孔宙碑》为例，此碑碑额为小篆写成，其线条端庄醒目，婉转流畅，圆首，刻于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碑高302厘米，宽107厘米，碑刻内容为“君讳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孙也……”，碑阴上记录其门生故吏62个人名。
《孔宙碑》局部
曲阜的记事碑主要与祭祀孔子之事有关，一般将事情始末记录清楚。“汉碑三杰”（《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亦属于记事碑，主要记录了孔庙管理及修葺情况。
汉魏碑刻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一方面，通过碑刻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另一方面，碑刻所书字体成为后世研究书法变迁、结构、风格等的珍贵材料。
二、曲阜汉魏碑刻的书法艺术特点汉朝经济、文化、政治高度发展，在大环境影响下，篆书字体结构扁长、提按变化逐渐不再适应人们实际使用所需，与之相比，颇具微波起伏之势、更具实用性的隶书备受喜爱。由此，汉碑呈现出从“篆书的瓦解”到“隶书的成熟”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特点。而到了魏晋时期，隶书迅速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汉碑——篆书的瓦解与隶书的成熟
1、西汉碑刻：篆笔隶形
从现存于世的曲阜汉代碑刻来看，西汉时期碑刻文字具有浓郁的篆体文字之风，笔画基本粗细一致，并未见明显提按变化；结构偏长，文字转折以圆转为特点，某些字体还能看到原始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特征，代表作品有《鲁北陛刻石》《五凤刻石》等。尽管这些碑刻文字结构篆体较为明显，但细观之，便可发现字体与秦朝时篆书碑刻已有本质不同。以《鲁北陛刻石》为例，从该碑刻中可见某些文字已经逐渐从“圆”变“方”，渐渐有了隶书的某些细微特点。
《鲁北陛刻石》属于篆书一类，但其又有别于传统篆书碑刻，在章法、字体结构空间等方面渐渐透漏出些许隶书的风格。该碑刻在不同行安排不同文字数量，第一、二、四行各有两个字，但第三行却有3个字，这种每行字数不等的排列方式，充分体现出刻意而为之的效果，使得篆书原本行列分明的特征被打破，文字空间布局呈现出一种变化之美。而且，某些类似于“月”“所”等文字之间的横画空间被压缩，使得整体碑刻文字更具开张体式之特色。《鲁北陛刻石》仅是当时某些碑刻的一个缩影，类似此碑字体转变的碑刻还有很多，呈现出当时碑刻由篆书逐渐向隶书发展的趋势。
《五凤刻石》便是篆书向隶书转变的代表之作。此碑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56年），撰书者姓名不详，碑体中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碑上之字不做粉饰，长短错落、用笔灵动、生动别致，但从字体上依旧可见篆书之形。在字体形态上，属于篆书向古隶书转变的典型代表，可见明显的篆笔隶形。《五凤刻石》在圆浑凝练的笔画之中，可略见隶书之态势，如“六”“卅”等字，尽管在点、横、撇上并无波磔之形，但已有蚕头雁尾的迹象。且《五凤刻石》章法自然灵动，行间布白几近均齐，第二行与第三行留白较大，形成虚实相间、疏密有致之感，更添此碑之灵动。
〔西汉〕《五凤刻石》
2、东汉碑刻：隶书之大盛
在曲阜一带的汉魏碑刻中，西汉时期隶书碑刻作品相对较少，直到东汉中后期隶书才逐渐发展成熟。这个时期，碑刻的字体呈现出成熟的隶书结构特色，以横长竖短、蚕头雁尾、波式分明等为主；在字体结构上，文字的象形性特征明显削弱，篆体解散，结构通常较为方正。如汉碑刻中“横”画的变化：经历《五凤刻石》（汉宣帝五凤二年）—《东安汉里禺石画像》（新莽至东汉初年）—《孔宙碑》（汉桓帝延熹七年）此三阶段的发展，使得“横”画从原本保留部分曲折逐渐变为平直，形成“捺脚”。这充分表现出文字结构逐渐向体式开张、横势发展的特点，体现出了文字发展一脉相承的特点。
碑刻从西汉到东汉发展十分迅速，此时期碑刻文化大盛，出现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碑刻。其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皆成于此时。此三碑皆为官方主持刻制，所用字体也为当时庙堂通行的标准字体，见证了隶书的成熟，为后世隶书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乙瑛碑》属于汉隶成熟的典型代表，书风颇严谨，成为后世研习隶书之最佳范本。此碑已可见隶书波磔的明显特征，且用笔方圆兼备，更添碑文秀逸平正之气，属宗庙之美的典型代表。此碑与后来的《礼器碑》相比更加厚重，与《史晨碑》相比更加雄健，给人以雍容端庄之态。在碑文字体结构上，体现出刚柔相济的特点，方笔入纸，圆转出锋，将隶书波磔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礼器碑》在字体结构上更显细劲刚强，虽然此碑字体大多较瘦，但纤而能厚，瘦劲如铁，传达出一种高古之气。此碑成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晚于《乙瑛碑》三年，但字体上却与《乙瑛碑》大不相同，充分说明当时隶书发展速度之快。《礼器碑》字体整体收笔、起笔干净利落，捺角粗壮斜行，长波尾部尖挑，风格质朴，使得字体节奏感更强，更显美感。此时的隶书碑刻，凸显特征更加多样化，笔画波磔、蚕头、长短更加多变，既有之前严谨的静态之美，亦渐有线条流动之美。
《礼器碑》局部
《史晨碑》是“孔庙三碑”中建成最晚的，此碑刻除具有隶书常见波磔之美外，更注重字体结构每一个笔画的艺术加工，使得字体更具美感，风韵自然，提按得法，飞彩凝晖。波法：更具变化，起笔时稍有下探，转翻笔逐渐提笔，行至笔锋中间，渐渐加力，雁尾处止。横法：多于变化，中间部位可凸可凹。点法：形似三角形，也可作短横。捺法：依据短捺、长捺之别，采用不同的书写方式，在捺脚处可见折笔。此时隶书已经相当成熟，文人墨客对隶书的推崇达到新的高度，为隶书后来繁荣发展及向楷书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魏碑——隶书的飞跃
汉魏碑刻体现了篆书的逐渐瓦解，以及一种新字体结构——隶书的形成。隶书的形成，从最初仅为某些点画的发展，到之后随着篆书不断向隶书逐渐发展，出现了笔画增多等现象，为此时期碑刻风格的形成增添不可或缺的一笔。篆体是在甲骨文等文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篆体同象形文字等相比，具有书写性强，以及弯曲有弧、线条粗细一致等特点。篆体可以使用弧线、直线、点等三种线条来概括，等发展到隶书后，字体笔画逐渐丰富了，增加了波、竖、横、磔、挑等笔画，使得汉字书写更加注重变化的动态之美。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隶书更富于变化，且逐渐显现出向行书发展的趋势。其中，曲阜魏碑中《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李仲璇碑》属于曲阜魏碑典型代表之作。《贾使君碑》承前启后，具有《礼器碑》字体结构类似之特点，字体高古，但字体结构更加精绝，充分彰显魏碑大成之作。
与《贾使君碑》相比，《张猛龙碑》更加追求体态的多变，体现自然流畅之美感，在整体风格上更加逸气横生。字体结构上富于变化，以横画为例，在碑刻中以方横为主，兼有圆横，整体横画气势雄浑、厚重，且横画自左向右倾斜，呈俯仰之势，增加横画的多变特点；且字不同，则横画特点不同，通过体式、粗细变化，增强碑刻妙趣。该碑刻字体沿承汉隶，在章法结构上则更加大胆，但保持了碑刻的整体统一性。《李仲璇碑》为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刻，较《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成碑较晚，此碑刻特征：正书，时作篆笔，间以分隶，字体更是多变。康有为评其为“逸上品”，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其书法“圆静”，“如乌衣弟子，神采超俊”。
三、曲阜汉魏碑刻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一）曲阜汉魏碑刻影响下赵之谦书法的“形”与“魂”
19世纪，书法艺术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金石学逐渐被引入书法研习与创作之中，使得书法更具有金石韵味。当世之才子纷纷加入到金石书法研究之中。赵之谦属于那一时代的集大成书法家，英才天纵，其在印学、书画等方面均造诣颇高。赵之谦学书最初取法颜真卿，后折服于包世臣“鈎捺抵送，万毫齐力”的思想，完全转向北碑。赵之谦曾在随身札记《章安杂说》中写道：“所见无过《张猛龙碑》，次则《杨大眼》《魏灵藏》两造像。”赵之谦从《张猛龙碑》中吸收了结字的严密整饬和用笔的劲健峭拔，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其字结体以欹侧取势，重心往往从左下向右上角伸展，在统一中求平衡。不难看出，这些正是从《张猛龙碑》中得到的精髓。
《张猛龙碑》局部
篆隶方面，赵之谦巧妙地将从北碑中学到的笔法融入篆、隶书体中，故其隶、篆二体也呈现仪态多变、飘逸飞扬的特点。赵之谦在青年时结识了书法家胡澍。胡澍精于书法、善于篆刻，师从邓如石，对汉魏碑刻研究颇深，曾云“《乙瑛》雄古，《韩敕》变化，《史晨》严谨，皆汉隶极则”，足见其对曲阜汉碑的推崇。赵之谦与胡澍交往甚密，在书法上深受其影响，对其推崇备至。
赵之谦曾言邓石如篆书第一，之后则是胡澍。可见，赵之谦的隶书也源于曲阜的汉碑，形神具备。但赵之谦更加注重创新，在考究基础上增加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特有的书风。例如，其传世的《张衡灵宪四屏》，从中可见赵之谦隶书沉雄方厚、血肉丰满、婉转圆通，运用直入平出和折锋等用笔方法；字体以偏上为中心、为特点，形成上紧下松之“形”，颇具流动之“神”。
（二）传承曲阜汉魏碑刻之道
汉魏碑刻对当代的隶书、篆书等书法艺术发展与创作影响很大，为当代隶书与篆书碑刻临摹与创新之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清代书法家赵之谦书法创作深受汉魏碑刻影响为例，在汉魏碑刻临摹与创新中可以运用以下之法。首先，治学之法在于“严”。无论是对于曲阜汉魏碑刻的隶书碑刻或是篆书碑刻的研究，皆应当以严谨为研究原则，多方面查证。其次，发展之法在于“鉴”。书法艺术传承的重点在于对原有书法的传承，使得书法得以延续，代代流传。最后，创作之法在于“新”。不仅需要前期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亦需要思考之后的创新尝试，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书法作品。
赵之谦隶书《张衡灵宪四屏》
结语综上所述，曲阜汉魏碑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为后世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书法家赵之谦的成功亦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思路。在汉魏碑刻临摹与创新之法上，可以采用治学之法在于“严”、发展之法在于“鉴”、创作之法在于“新”等方法，以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