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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清史研究》2014年第三期转自：明清史研究

摘要：清朝的翻译科举是八旗士子所专有的进身之阶，是传统中原王朝政制与满洲政治传统结合的范例。本文依托遗留性史料与记叙性史料，考察翻译科举体系产生的过程，并分析该制度对清朝满蒙官员群 体形成的作用，进而在政治文化的视野下探讨翻译科举形成的整体背景及其与清朝中期政策走向的关系。关键词：翻译科举 八旗教育 满蒙官僚群体 同文之治清朝科举有文场、武场，不拘旗民，皆可应试。此外别有翻译科举，专为旗人出身之阶。就 制度而论，自世宗于雍正元年正式设立翻译科，至道光末年已基本定型，其后虽有更易，究属补 缀性质，无关宏旨，故本文讨论时限仅至道光三十年。学者已据政书等文献对其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梳理，①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翻译科举形成发展过程的若干具体问题，如宗室翻译考试、驻防翻译考试及翻译科的防弊举措等。此外，翻译科举融汇满洲政治传统与中原制度模式， 在乾隆朝旨在强化满洲蒙古认同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尤值得关注，实不失为考察清朝中叶政治文化 的一个面向。 一、翻译科举的创始及其渊源 雍正元年 ( 1723) 正月十六日，世宗传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会同礼部酌议考取八旗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① 四月十二日，王大臣等覆奏翻译考试章程: “满洲、蒙古能翻译者，三年之内考取秀才二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考试流程、考官简派及命题原则亦一并奏定。② 据覆奏，首场翻译童试定于雍正二年五月举行，乡试在二年十一月，会试在三年二月。旋即又以制度初定，恐学习之人尚少，故于元年十月内增加考取翻译生员一次，次年五月再行考取 一次。但此系四月内预定，政书如 《清文献通考》等亦仅载议奏之文，而两次考试是否皆如期举行则未见明言。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署礼部事务吏部尚书隆科多等上奏折云:本年十一月考举人时，已取中翻译举人九名。臣部照依原奏，咨文八旗满洲、蒙古，将 新取翻译举人及现有文举人内会翻译者，造册送部考试等情去后。今由各该旗将考翻译进士 之举人德宁等二十八人送部，人数甚少。③按此，雍正二年十一月乡试取中翻译举人九名，其中至少有赫庆一人系由贡生应考。④是时仅有所谓满洲翻译科举，考翻译清文及作清文论，八旗满洲、蒙古及包衣皆可应试。雍 正三年 ( 1725) 三月，左通政陈良弼请增入汉军，部议从之，命照满洲蒙古例一体考试。《科场条例》系此于雍正四年，时逢乡会试开科之年，恐所记为实行年份，而非议定年份。⑤ 九年四月三十日，世宗以 “近见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语言翻译者甚少，沿习日久，则蒙古语言文字必渐至废弃”，令开设蒙古翻译科，“以备理藩院之用”⑥。部议与满洲科分坐东西号房，同场考试，同榜揭晓。至此，以满、蒙二科为主体的翻译科举制度框架大体形成。若从制度史的脉络来看，翻译科举可以找到若干渊源。近者为清初的八旗科举与铨选翻译考 试，远而言之，可以追溯到金、元等王朝的政治传统。先行研究论及翻译科举之始创，一般据上述历程定在雍正元年，亦有追溯至顺治年间者。事 实上就制度演进而言，两说皆无不妥之处，惟因其所定义的翻译科不甚相同，故有歧异。以翻译 科作为一种科试的专名，无疑当始于雍正元年; 而以翻译为考试内容的八旗科举则在顺治年间即已设立。顺治八年 ( 1651) 六月，首开八旗科举，满洲、蒙古、汉军皆可应试，满洲蒙古生员归礼部与内院考取; 汉军生员归顺天学政考试。乡试则满洲、蒙古 “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试艺与民籍例同; 部院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亦许应试。会试则满洲、蒙古 “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二篇”，汉军亦与民籍例同。⑦ 乡试计开八年辛卯、九年壬辰、十一年甲午三科，会试则历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两科。⑧ 虽一时亦有得人之效，如九年壬辰科一甲第一名进士麻勒吉， “气度老成，兼通清汉文义”⑨。但世祖对于八旗科举似不甚热衷，首先是缩小应试范围，十一年令部院现职官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不得应会试; 复次于十三年裁减中额，满洲蒙古乡会试取额各裁五至十名不等。① 至十四年正月，世祖谕吏礼兵三部，以科试取中者径授部员，免于军役，且升转甚易，遂致 “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命停止八旗科举，仅于满洲、汉军各佐领下出一人读书，蒙古两佐领下合出一人读书。② 至于 《科场条例》云 “顺治十七年停止翻译考试”，所谓翻译考试即指八旗科举，事实上不过为版本讹误，综合 《清世祖实录》及 《八旗通志》所载历年中式名录，八旗科举确在十四年停止。③此后八旗科举时开时停。康熙二年 ( 1663) 开设特科乡试，一科取中 156 名，交吏部补用， 其不中者悉数斥革。④ 此举是为解决已中生员出路问题的权宜之策，亦是顺治十四年停科的后续性工作。六年九月，从御史徐诰武题请，复开八旗科举， “命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一例考试”⑤。十五年十月，因时方用兵三藩，恐八旗士子 “专心习文，以致武备懈弛”⑥，故暂停八旗乡会试。十九年复开，自是乃成定制。将雍正以后的翻译科举溯源至顺康之间，始于嘉庆朝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王庆云亦言“满洲科举，始顺治八年”⑦。若说顺治朝的八旗科举与翻译科举稍有渊源，则康熙六年复设以后的八旗乡会试与翻译科举截然不同，两者分别代表了清代八旗科举发展的两条线索。后者实质上 是将满洲蒙古士子纳入到汉籍民人的科举体系之中，合榜并试，只不过另编字号、别定中额而 已。前者与翻译科举皆代表着为旗人设置专科的趋向，其间有制度的承继因素: 首先是分榜分试，顺治间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与汉人合为一榜，而翻译科举则进一步容括汉军; 其次是考试内容，翻译在顺治年间仅针对识汉字者，并非考试的全部内容，而翻译科举则旨在实现满蒙汉多 文种之互通。可以说，翻译科举是基于顺治朝八旗科举的进一步专门化。顺治朝八旗科举虽无翻译之名，⑧ 但在广义上称之为翻译科举，亦无不妥，可视为旗人专科考试的一种早期尝试。除八旗科举外，翻译科举的另一制度渊源是铨选翻译考试。由于清朝的多元民族特性以及因 之而来的多语种复合政治的特色，在内外各衙门往往设有专官职司行政文书的翻译、撰拟，除最 为普遍的笔帖式之外，内阁侍读、中书、各部院主事等职官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有此职责; 而汉籍的翻译、满蒙文字史籍的撰述，需大量长于翻译的现职官或监贡等参与其事。上述职、差之 铨选、派充，皆须经考试翻译，惟其翻译优良，方有资格授官或派差。如康熙二十四年 ( 1685) 三月，考选翰林院侍讲学士，圣祖于乾清门亲试各官，旋传谕大学士云:内阁、翰林院唯博通汉文，善于翻译之人，方为有用。可将正卿以下、部院无品笔帖式以上及满洲、蒙古、汉军革职随旗行走并闲散人等内，有博通汉文、善于翻译者齐集，详加考试。其学问优长者，着行录用，交与该部速行查奏。①现职官有时亦需要不定期考试翻译，作为陟黜的标准。此类考试在清朝政书中并无一个特定分类 或名称，本文暂称之铨选翻译考试。其并不具备科举考试的性质，取中者仅获得任官或升转的资 格，并无科名。从中央机构的职权划分来看，铨选翻译考试基本可以划归吏部之下，而翻译科举 则归属礼部，嘉庆 《会典》大体上即作如此划分。但两类考试务求实用的立意则甚为一致，翻译进士分部行走后专司办理 “翻清事件”，翻译举人亦是部院笔帖式的重要来源②，蒙古翻译科举之设更是为 “备理藩院之用”，为多语种的政治运作直接供输后备人员，因而其拔擢范围较文场、武场为小，亦更为专门化。就此点而言，翻译科举当继承了铨选翻译考试的部分。事实上此种带有明显族群特色的考试选官制可以追溯到金朝的女真进士科与元代的 “蒙古学”。女真进士科面向女真人与 “诸色人”，“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程式之期皆依汉进士例”，并试弓箭，以保持尚武精神。③ “蒙古学” 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 ( 1271 ) 正月，京师设蒙古国子学，诸王投下、千户所及各路皆设教授，以蒙译 《通鉴节要》为教本， “习学生员选择俊秀，出策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为中选，约量授以官职”④。蒙古学考试并非科举性质，只是一种基于学校的铨选，可以算作前述的铨选翻译考试。而元朝的科举中，虽蒙 古、色目与汉人、南人间有差别，但皆需以汉文试程朱义理，绝无以蒙文考试之科目。⑤ 女真进士科是以中原科举考试制度结合女真国俗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与翻译科举基本相同，而其中的若 干制度要素，如并试骑射，亦完全为翻译科举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面对如何将 “国语” 融入科试体系的问题时，基本采用了女真旧制而非效法蒙古。这一方面由于设科时清朝与金朝在政治文化层面有某种相似性，均面临以制度性举措维系本族旧俗的要求; 另一方面，清朝对金的态度迥异于辽与元，特别是对于金世宗 “奋图法祖、勒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 的理念推崇备至⑥，屡次强调以金史为鉴的背后隐含对金的某种认同，这一太祖时形成的 传统对清朝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容忽略。传统清代制度史研究强调的 “参汉酌金” 或 “清承明制”，固然是清初制度形成与变迁中的重要因素，但亦不可因此而忽略北方民族王朝的制度影响，翻译科 “兼备金元之制而加盛焉”⑦，即是一个例证。 二、翻译科举的制度化历程 雍正九年 ( 1729) 蒙古翻译科举的设置标志着翻译科举制度框架的基本成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则是翻译科举的制度化时期，包括乡会试的常规化、宗室翻译科举与驻防翻译科举的设 立以及防弊措施的日益细密。贯穿其中的线索是翻译科举 “文场化” 的趋向，亦即说，翻译科举的种种制度逐渐向文场科举靠拢。在乾隆朝 《会典则例》中，翻译科举属 “八旗都统·教养”卷下; 而嘉庆 《会典事例》则改置 “礼部·贡举”卷下。① 官方历史书写的变迁无疑是此种趋势的反映。( 一) 翻译乡、会试的常规化雍正元年四月王大臣等奏定于三年二月举行翻译会试，三月举行殿试。但由于应试人数较 少，首场会试迟至乾隆四年方得举行，而翻译殿试则始终未能落实。前引隆科多奏折内已请“或取中举人及应考翻译进士之文举人数至五十名后，再行考进士”，奉朱批: “俟数至六十后，再行考进士。”② 自此著为定例。至乾隆三年 ( 1738) 三月，通政使司左参议马璘奏言:再查自甲辰至戊午，共系六科中式，翻译举人共一百九十九名，其由升用、降革事故等 员开除外，现约有翻译举人百余名，若再加以情愿翻译会试之文举人，为数已多，似可举行 会试之典。③同日奉朱批 “该部议奏”，部议于次年八月内举行翻译会试，随即陆续议定考官简派、命题等事宜。四年八月初六日，高宗钦定满洲、蒙古正副主考以下诸考官，翻译会试当即在数日内举 行。④ 是科仅取中翻译进士二十二名，其中满洲二十名、蒙古二名。十七日，高宗以人数甚少， 传谕 “不必举行殿试，俱著赐进士出身，吏部带领引见，候朕酌量录用，其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其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该堂官照例题补，又次者照满洲进士例选用。”⑤至此，翻译乡会试在实际运作中并未形成严密的体系，最为明显的缺陷是中额未定。翻译科举初设之时，自童试至会试中额皆无定数，惟 “临期视人数多寡，请旨钦定”⑥。此乃由于应考人数多寡难以预知，故为此权宜之策。乾隆二年 ( 1737) 八月，礼科掌印给事中德山以八旗考试文举人、文生员俱有中额，惟翻译科举无定数，且今人数加增，故请 “酌定额数”⑦。奉朱批 “该部议奏”，但朝廷对此显然无积极回应，中额直至乾隆十三年始定。十三年五月，令大学士会同该部议定翻译科举取中额数，庶无多寡不均之弊。大学士张廷玉等旋覆奏，满洲翻译生员额 取六十名、蒙古九名; 满洲翻译举人额取三十三名，蒙古六名，如无佳文，宁缺毋滥; 会试仍照前例，礼部据本科应考人数奏请钦定。此番议定之原则，是以文场乡、童试取中八旗士子额数为 准，视历科翻译考试原有取中率而酌减之，如满洲文举人额取四十一名，此前历科翻译乡试大抵 四十名取中一名，每十名减去二名，故满洲翻译举人中额三十三名，盖以 “八旗进身之阶甚广， 不止于翻译一途，如比文举人额数较多，未免过滥”; 翻译童试亦因 “较之时艺，似属稍易”，而照低于文童取中率之比率定额。⑧乾隆十九年 ( 1754) 三月初七日，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奏，停止翻译乡会试，并停翻译进士升转翰、詹官员。据傅恒等覆奏文:八旗翻译乡会试之设，原欲令满洲人等学习国书，并非专以科名为重。乃近年以来，八 旗应试人等，多事镂刻字句，希图中式，于实在翻译文义，转觉相去愈远。且查康熙六十余 年之间，并非以翻译取士，而其时之精通翻译者，未尝不人才辈出。是翻译乡会二试转觉有 名无实。况八旗通晓汉文者，既可专就文闱，以博科第; 而通晓翻译之人，原皆可考取内阁中书及笔帖式、库使等项，亦不必藉乡会试以为进身之阶。①废止的原因在于难以取中实学之人，此点在十一年时已为朝廷提及，大学士讷亲等奏云“主考大臣又计人数之多寡，视其文理略通者，将就取中”， “是以二十余年考过九次，殊少优等。”② 另方面亦由于旗人入仕的多元渠道，翻译科举只是进身的诸多途径之一，世宗、高宗亦无意将之上升为一种主要途径。乾隆四十一年 ( 1776) 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翻译乡会试停止以来，已二十余年。今日满洲学习清文、善翻译者益少，著加恩以乾隆戊戌年八月考试翻译举人，己亥年三月考试翻译进士。”③ 四十三年如期举行翻译乡试，四十四年举行会试。四十一年 《起居注》缺失，无由见定议始末，但检是年 《随手登记档》，未见有奏事涉及复设翻译科者。或可推测，复开翻译科举基本出自高宗个人意向。其中缘由，自浅层而言，与乾隆四十年以来接连出现的满洲甚或宗室 子弟不谙清文有关。四十年四月，因宗室有 “不能清语” 者，谕嗣后定期考试; 五月，因召见盛京候补笔帖式果尔敏，除履历外清语全然不能，遂饬将军弘晌，令满官勤勉学习清语，遵复旧道; 十月，召见员外郎舒通阿，清语甚为欠缺; 同月召见新袭郡王永皓， “竟不能奏对清语”，宗室永泽 “亦不晓清语”④。此类事件在乾隆朝以降并不鲜见，但未有如四十年之频繁者，满洲旧道的丧失促使高宗重新考虑复设翻译科举。自深层而言，这与高宗力图营造 “同文” 政治文化的努力密切相关。至此，翻译乡会试基本已实现常规化，但首要的限制因素是人数不足。四十六年二月，翻译会试届期，礼部照例奏请举行，高宗以 “为期太近，恐开倖进之门”⑤，命暂停本年会试。四十八年十二月，暂停四十九年翻译乡试。⑥ 五十二年举行翻译乡试后，因 “三年奏请考试一次，为期太近”⑦，于五月改为会试五年举行一次。五十三年、五十八年及嘉庆三年 ( 1798) 三科皆因人数不足世宗所定的六十名下限而未能举行，五十三年应试人数未详，五十八年为三十七名，嘉 庆三年为四十名。嘉庆八年癸亥科翻译会试，报名应考者仅四十二名，仍不足六十之数，仁宗以会试 “日久未经举行”⑧，特命开科。并定翻译会试仍照雍正朝所定旧例，三年举行一次。自是年起至道光三十年，翻译乡会试皆照例三年举行一次。惟嘉庆十四年 ( 1809) 己巳科，因蒙古士子报名者仅三人，停蒙古翻译会试; 二十四年己卯科，宗室翻译乡试仅一人应考，亦停止; 道光二十年 ( 1840) 庚子科蒙古翻译乡试报名者只有六人，遵例停止。( 二) 宗室翻译与驻防翻译的开设在乡会试常态化之后，仁宗、宣宗先后开设宗室翻译与驻防八旗翻译。此中原因，除涉及八 旗生计问题外，或亦有增广应试人数的考量。清宗室出路大抵分为封爵、科试、恩荫、考取低级职务 ( 如笔帖式等) 四途。封爵可称正途，但入关后，由于人丁滋生、爵位有限，故宗室封爵率大为下降，乾嘉之际大抵仅在 5% — 7% 之间。⑨ 而其中获得荫生资格者仅 298 人，出任低级职官者稍多，共 1125 人，占宗室总人数之 3. 2% 。① 至于宗室参与科试，在康熙朝已有初步尝试。宗室科试之渊源在于顺治初所立的宗学，惟宗学之出路早期仍在考取笔帖式、库使，而无科举上升之阶。康熙三十六年 ( 1697) 十月，曾以 “闲散子姓，素无职业”，许宗室士子与满洲诸生一体应试，易言之，即与文场合榜并试。但三十九年即停，仅举行乡、会试各一场而已，检诸题名碑录，事实上并无宗室中式会 试。② 乾隆初又曾复开，但已与文场科试体制大异，乃直接与宗学体系相勾连， “宗室生徒五年期满，奏请考试，或作为举人、进士，或以七八品官食俸”③，其习翻译者径赐翻译进士出身，习汉文者则许与文场贡士一体殿试。乾隆十七年 ( 1752) 停止。宗室科举之复开在嘉庆四年 ( 1799) 。是年二月，内阁奉上谕:宗室向有会试之例，后经停止。敬惟皇考圣意，原因宗室当娴习骑射，以存满洲旧俗， 恐其专攻文艺，沾染汉人习气，转致弓马生疏。然自停止考试以后，骑射亦未能精熟。天潢 支派繁衍，自当仍准应试。④吏部、宗人府会议具奏宗室应考事宜，宗室士子许一体应文试，由礼部另编中额。但至翌年闰四月，给事中庆岱奏言宗室就学未久，“亦难遽责以博通经义”⑤，请为另出题目，另行编号考试，至十月议定，于前议章程大有更张，宗室科举遂形成一套独立的特科体系。准确而言，宗室科举 包含文科举与翻译科举两部分，在此仅述后者。初定议时，宗室翻译科举系单立一场、另行考 试，试题亦与八旗翻译科举不同。此举不过为存宗室体制，因应试者少则十余人、多亦不过数十 人，实无必要，且有靡费之处，故未及实行，即于七年 ( 1802) 二月传谕改与八旗士子合场。⑥ 军机大臣覆奏时曾提及 “查乾隆年间，宗室曾考试翻译”，如前所述，乾隆间宗室翻译考试是宗学考核的一种，兼具科试与铨选考试双重性质。就科举体系而言，宗学考试具有与会试同等的效 力，乾隆八年翻译进士玉鼎柱即是由宗学考试而特赐进士出身。此种前所未有的体制是为优遇宗室而特别设置的，仁宗亦以为 “未免过优”，折衷之策是分立宗室翻译乡试与会试，即免除宗室士子童试的程序。虽则于宗室仍有优待，但已异于前，其防弊举措如稽查、弹压等皆与八旗翻译 乡会试相同。显然，仁宗设置宗室翻译科时依据的蓝本并非宗学考试，而是文场乡会试。自表面来看，仁宗重开宗室科举似是对乾隆朝旧制的背离。但若从宗室政治参与的角度来 看，仁宗的政策实是继承自乾隆朝的某些趋势。乾隆初期，近支诸王已由管部、与议政转向内廷 行走，疏离于具体政务的处理。与此转换几乎同时，远支或无封爵宗室由侍卫起家，开始出任京 旗、驻防八旗及西域军府官职，甚至有转任督抚者。即是说，此辈在宗室封爵体系内处于下层 者，得以参与日常政务，与八旗满洲官僚并无二致。杜家骥已注意到此现象，列出大量事例，并 从此类职务任用的 “民族色彩” 角度进行过分析。⑦ 除此以外，亦应与乾隆朝宗室政策的转向有关，即是通过任用宗室官员，将低爵位或无爵宗室引入国家职官体系。仁宗开设宗室翻译科举， 不过是此种尝试的扩大，使普通宗室成员获得与八旗满洲同等的政治上升渠道。驻防翻译科举始设于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但其渊源则可追溯至嘉庆四年 ( 1799) ，与复开宗室科举同时。清初定制，禁驻防八旗兵丁应文场科试，世宗时复加申严，因恐其一旦应试， 则 “竞尚虚名，而轻视武事，必致骑射生疏、操演怠忽”⑧。嘉庆四年七月，军机大臣议覆湖南

布政使通恩所奏驻防事宜，始为八旗驻防酌定学额，许驻防士子就近应考文生员，并听其应顺天 乡试。次月，礼部、兵部会议考试章程，定应考者先由驻防官员考试马、步、箭，而后 “汇送地方官，于府考童生时一并考试，录送学政取进”①。十一月议准，五年三月始传谕施行。在该谕中，仁宗对开设驻防科举的缘起表达甚明:盖因各处驻防兵丁较之雍正、乾隆年间生齿增倍，而披甲名粮，例有定额。概令食粮当差，则人浮于缺，势有所难。若徒手嬉游，毫无所事，必致习于非义。②与宗室科举相类似，驻防科举亦是起因于生计困窘。高宗于嗣位之初即留心于驻防八旗生计问 题，乾隆朝实行汉军出旗、开户出旗，试图重新界定 “八旗” 的边界。③ 在此过程中，驻防兵丁与驻防地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即八旗驻防由 “临时” 转向 “固定”④，实现了一种 “本地化” 的过程。仁宗允许驻防士子就近应试，并将驻防士子岁、科、童试归于本省学政与该府知府管理， 是 “本地化” 过程的一个环节，亦是 “本地化” 的必然结果。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宣宗谕将驻防文试一律改为翻译考试。次月，军机大臣等议覆驻防考 试翻译章程。具体制度设计，因明文载于 《实录》、《科场条例》诸书，并无疑义，兹不复述。⑤ 需要指出者，考试流程基本与原有文场考试相同，惟乡试改于各省另试，不必皆至京考试，实乃 于各省文闱之外另立一套单独的体系。至于已中式文场举人，愿大挑者赴部大挑授官，但不许其 再应文场殿试。据上谕，驻防改试翻译乃因 “近年以来，各驻防弁兵子弟，往往骛于虚名，浮华相尚，遂致轻视弓马，怠荒武备，其于应习之清语，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不能晓解。”⑥ 此外，驻防翻译考试的设置应亦有增广应试人数的考量，因至道光时翻译会试应考者日减，而八旗驻防 士子人数颇多，在维持满洲旧俗的同时，亦避免翻译会试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三) 翻译科举的 “文场化”如前文所言，翻译科举经历了一个向文场考试靠拢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制度设计都以文场为 蓝本而逐步完善。前文所论的翻译乡会试常态化与宗室、驻防翻译考试的设立都是此 “文场化” 趋势的表现。本节拟就考试流程、命题、防弊措施等细节方面对 “文场化” 的趋势略作阐释。事实上，翻译科举设置之初即是参酌文场科举体制而完成自身的结构过程。雍正元年 ( 1723) 四月王大臣覆奏翻译考试章程中，关于童试至会试诸层级的划分、考官的简派等方面都有相当精细的安排，当是参照了文场考试日趋成熟的经验。但由于事属草创，亦不免有未周之 处。首先是对乡试场次的设置，初议定头场试经书、性理、小学及 《通鉴纲目》等书内翻译三篇，“二场汉主考官或判论或表策，自作二篇为题; 三场于入场后取到通本一道为题”⑦，完全沿用文场乡试的三场考试制度，作策论并不合于翻译科举的宗旨，故未及实施，即于二年十一月缩减为一场，“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书或五经酌量出一题，其优劣便已可见”⑧，因裁去策论，故不复简派汉官入闱; 会试初议三场与乡试同，至乾隆朝举行时，仍免考策论，缩为两场。① 其次，关于考试内容。其使用经史诸书的范围大致与文场一致，推崇程朱性理学亦是沿袭文场旧制。可留意者是乡会试第三场的翻译通本。所用通本系 “顺天府官赴通政司亲领封固，亲送至贡院门首”②，乃径直以行政文书作为命题资源，在科举史上实为罕见。此因翻译科举有铨选翻译考试的制度渊源，故其拔擢人才亦以讲求实用为纲，翻译行政文书正为求实用之 效，俾士子得熟习其事; 雍正十一年改为翻译已刊上谕一道，用意亦出于此。惟吏部考试笔帖式同用谕旨为题， “刊刻上谕内堪为试题者实无可选拟”，如此不免重复，易滋 “蹈袭揣摩” 之弊③，故乾隆元年 ( 1736) 从御史舒赫德之请，翻译乡会试俱于清文 《性理精义》及 《小学》内出题，与文场一致。复次，雍正元年定议并未涉及具体的防弊措施，如点名、搜检、编号、弹 压、誊录等等，皆为后来陆续确定，而此方面正是 “文场化” 趋势主要发生的领域。兹以考试流程为序，略述各项环节的更张与完善。翻译童试为翻译科举最低阶考试，应试前有报名与预考两环节。就文场童试而言，生童须经 县、府试而至院试。翻译科初设时定制 “其考试之生童，八旗都统造备旗分佐领三代履历年貌清册，咨送礼部，转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册送学政，于贡院内考试”④，较文场简易，且严遵康熙二十八年八旗科举先考骑射之祖训，以维持八旗武力。八旗科举固无县府试可言，但八旗文 场则有本旗考试作为预考，实与县府试具有同等作用。乾隆十一年 ( 1746) 三月，御史岱图以翻译童试顶替、传抄之弊滋多，请将应试生童进场前先由本旗预考，文理通顺方准入场⑤，欲仿 效文场制度。同年闰三月大学士讷亲等议覆允行，并定简派翰林、司员内谙通翻译之员会同该旗 都统、副都统搜检考试。⑥ 但旋于十八年以 “向来并无去取，事属虚文” 停止。⑦ 盖翻译童试应试人数较八旗文场童试为少，不必经此程序预先汰去若干。此预考虽不复统一举行，但就档案来 看，为保证报考生童中无滥竽充数者，至嘉庆年间仍有部分旗分实行预考，如嘉庆七年 ( 1802) 二月正红旗汉军有报考生童十二名，经都统琳宁先行考试， “当有临时不到者三人，立即扣除”⑧。乡试亦需一预考程序，即所谓 “科考” 或 “录科”，生员科考一二等及三等前若干名者可送考乡试，此谓之科考; 其余三等、因故未考生员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等则需经学政录科，方许应乡试。⑨ 翻译科举初无此法。乾隆三年 ( 1738) 通政使司左参议马璘具折指出， 翻译生员向无岁考、科考，“伊等于进取之后并无科考、岁考分别优劣之例，未免偷安，以致学业荒疏，直至乡试届期，遂尔备名入场”瑏瑠。惟奉旨交部议奏之后，再无下文。十一年十二月，侍郎德龄等奏请考试翻译生员，分为六等，逢乡试年 “三等以上送考举人，其余不许赴考”瑏瑡，至此乃立为定制。文场童试、乡试于入场之先皆有严格的点名与搜检程序，以杜顶替与怀挟之弊。翻译童试、 乡试皆于顺天府贡院举行，但翻译童试，并未有稽查之法。乾隆十二年，始由顺天府咨准， “于甎门外设牌八面，分立八处，大书旗分，令各旗送考之参领、章京带领士子各按旗分，随牌站立，听候点名，以次进砖门听搜。” 各旗先期将 “送考之参领、章京姓名开送外场巡查御史”①。事实上，此仅属具文，并未起到监察的实效。乾隆三十八年，御史戈源具折述及翻译童试入场之 混乱:诸生请考之时，该旗并无稽查，任听报名，作弊之徒得以混行入册。及至临场点名，又 无搜检，往往千余人一时拥挤，杂沓争先。其点名官系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威望素轻，不 足以资弹压，而该旗送考章京则仅于监试御史前投递职名，旋即散归，不任稽查之责。由是 士子漫无顾忌，诸弊丛生，莫可究诘。并奏请 “照学臣录取文童之例”， “加派御史二员于东西两砖门分旗点进，并请派王大臣逐名搜检; 围墙以外，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意巡逻，严拿传递”②。高宗当日接折，即朱批 “著照所请”，交送礼部办理。③ 四十一年丙寅科童试，即遵从此例，于五鼓时王大臣集齐后， “按名严搜，唱名给卷，扃门之后，按各号人数分散题纸”④。文场科举于内场之防弊尤为重视，考生分字号编入号舍，设有专官稽查弹压。翻译科场的内 场防弊措施早期殊为简易。雍正元年 ( 1723) 定制，仅于乡试设监临一员，并未涉及童试。又因初制仅有八旗满洲应乡试，至三年许汉军应试，乃定满洲蒙古编为满字号、汉军编为合字号， 雍正九年开蒙古翻译科后，又另编立蒙字号。翻译童试之始编字号，则迟至雍正十二年，是年因 应考者日多，乃照乡会试之例将士子编入号舍，“多派员役，严加巡逻，俱令遵守场规，不得任意往来越号”⑤。乾隆初对此又有所完善，明定翻译乡试每号分坐十人，会试三人。⑥ 稽查、弹压官的完善始于乾隆朝。翻译科场初仅设监试御史六人，乾隆三年 ( 1738) 增设乡会试入闱稽查御史四员，满汉兼派⑦; 九年三月，增设翻译乡试巡查参领一员、领催二员，严缉越号、换卷之弊⑧; 十年二月，以事务日繁，增派外场巡查御史; 三十二年，复于童试设入闱监试御史二员、入场弹压副都统二员、参领章京四员。嘉庆二年，定于满洲侍郎、京卿内简派一员总理翻译 乡试场务; 七年，定于外场御史内分派内簾稽查御史。至道光年间，稽查、弹压官体制已相当成熟，与文场几无二致，如道光十一年 ( 1831) 辛卯恩科翻译乡试，有外场监试官二人、巡墙监试官六人、入号巡查官四人、内簾监试官二人、督理稽查官六人。⑨以上略述考试细则上的 “文场化” 现象，事实上，翻译科发展历程中向文场靠拢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翻译会试两度与文场会试合场。首次是乾隆七年 ( 1742) ，是年七月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嗣后翻译会试即于会试天下贡士时，于闱中另编字号，一同考试; 分为两场，其头场人众不必入试，于二场点进”， “至殿试日，钦颁翻译题一道，一同应试，即令满读卷官阅看进呈，分定甲第，二甲者附于二甲之后，三甲者附于三甲之后，一体填入金榜，带领引见”瑏瑠。即不仅在考试环节上将翻译科与文科合场，而且于揭晓及其后的若干仪式活动中均将翻译科视作文科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文科的附属品。乾隆四十一年复开翻译会试并常规化之后，初未与文科 合场。至嘉庆八年 ( 1803) 三月，尚书缊布重提鄂尔泰之议，并请将翻译乡试与文乡试合场， 以为合场则 “毋庸另派多员，于一切支应较为简便，而防范亦更周密”①，易言之，可节省国家的行政成本，仁宗是其议。礼部旋即议奏章程八则②，自此以至清季，翻译会试皆与文会试合场 考试。“文场化” 始于翻译科举初设之时，经历世宗、高宗、仁宗三帝的努力，至道光朝已形成了与文场科举相埒的翻译科举体系，道光朝纂修本 《钦定科场条例》内所著录的翻译童、乡、会试的 《现行条例》即是文场化的最终成果。一方面，“文场化” 是翻译科举制度化的历程; 另一方面，翻译科举的性质在此过程中亦得到改变。翻译科举自雍正时即归属礼部③，但如本节开首 所言，乾隆朝 《会典》列翻译科于八旗教养卷下，无非是突出其作为八旗内部考选方式的一面， 亦即说，其事虽归礼部，但性质上与国家考试体系并不一致。“文场化” 不仅是使翻译科举制度得到完善，更是令其进入到国家考试体系的结构之中，嘉庆朝 《会典》的归类方式即是对此转换的承认，易言之，翻译科举已渐渐褪去其初设时的八旗属性，而成为国家政治运作的一个环 节。 三、翻译科举与八旗官僚群体的构成 作为专门针对八旗的选举制度，翻译科举的规模与取中比率如何，中式者如何经此进入到清 朝的行政体系中，翻译出身者又在清代八旗官僚群体的构成中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凡 此种种，均正是本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一) 翻译科举的规模与取中率关于翻译科举的规模与取中率，先行研究已有粗略涉及，所据史料多为 《实录》或 《科场条例》，但二者皆 “记异不记常”，数据并不具代表性，难以据此作出整体性的结论。这里就档案中所见材料，重新检视这一问题。探讨翻译乡会试取中人数主要可依据三种文献。其一是历科乡会试题名录，流传极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部分，但并未开放。其二是 《钦定八旗通志·选举志》所录 “八旗科第题名”，有雍乾两朝历科翻译乡会试题名，但多有遗漏。④ 其三是 《科场条例》，记有雍正二年至咸丰元年历科翻译乡会试中额。⑤ 此部分材料应来自礼部旧档，对照档案文献，并无错讹。因此，本节涉及历科中额之处，皆以道光本 《科场条例》为据，并以档案相印证。而其实际入场人数，最为大宗的记载见于历科乡会试主考官的奏折，已辑录如表 2。限于史料，对雍正朝翻译科举的规模难以作出确切的说明。由于初创未久，应考人数实属有 限，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会试一再延迟。雍正末年，此种情况有所好转，雍正十二年 ( 1734 ) 将童试士子编入号舍的理由即是 “今士风鼓舞，人数增添”⑥。雍乾之际翻译乡试的取中情况颇能反映应考者的增多，兹就 《科场条例》( 卷 60) 所载表列如下:

虽然首度明定翻译考试取中比率已迟至乾隆十三年 ( 1748) ，但已往历科考试皆当遵守一定的比率，以求公允。另外，翻译生员虽非翻译举人的唯一来源，但当占有绝对多数。故此表可以 反映雍乾之际童试、乡试不断扩大的趋势，乾隆二年礼科给事中德山已指出， “自今考试翻译之人，日增月盛，较之从前，实多数倍”①。关于雍乾之际翻译科举的发展，石桥崇雄业已论及，但他认为，自乾隆初翻译科举应试人数开始下降，遂致后来难以为继。② 核之史籍，稍失妥当， 村上信明已有驳论，诚如村上氏所言，以应试者的人数和实施状况来看，翻译科举在乾隆初期“比雍正时代更能顺利举办而呈现盛况”③。乾隆十三年，大学士张廷玉等议覆奏定翻译考试额数。童试、乡试皆依据历年入场人数的平均 水平明定取中比率。历年童试 “应考满洲翻译童生约计八九百名及一千二三百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四五十名，或八九十名，通计有十一二名取进一名，亦有二十三四名取进一名”，“应考蒙古翻译童生约计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八九名，或十三四名不等，通计有五六名取进一名，亦有十名取进一名”，是后改为满洲翻译生员额取六十名，略相当于十六七名取中一名 ( 6. 06% ) ; 蒙古额取十名，大致十名取中一名 ( 10% ) 。满洲翻译乡试，入场人数大抵在五六百人， 约十至十二名取中一名; 蒙古翻译乡试入场四十至六十名，每六至八名取中一名。是后改为，满洲取三十三名，蒙古取六名，取中率大抵为每十七人取中一名 ( 5. 88% ) 与每八名取中一名( 12. 50%) ，“如无佳文，宁缺毋滥”。会试则不预定额数，据当年入场人数临时确定。④ 此为朝廷所颁定之录取比率。实际考试状况，在奏折中常有体现，如表 2 所示。由于档案与传世文献中皆未记录历科翻译童试的取中额数，姑从阙如。乡会试取中率、满蒙 宗室取中率皆有所区别。翻译乡试的总取中率为 7. 05% ，其中满洲翻译乡试取中率 7. 53% ，蒙古 13. 79% ，宗室翻译乡试 14. 29% ; 翻译会试的总取中率为 14. 80% ，其中满洲 11. 86% ，蒙古11. 63% ，宗室 21. 33% 。因嘉庆十三年 ( 1808) 前礼部旧档 “并未载有每科入场实在人数”⑤，上表所录仅是散见于主考官奏折之内者。此数据虽不能完全代表乾隆至道光朝翻译乡会试取中的 总体水平，但仍可作为一种比较精准的参照。入场人数的变迁可以反映出翻译考试的兴衰。以满洲、蒙古翻译乡会试为例，乾嘉两朝总体 呈下降趋势，嘉庆中后期至道光初年则有一明显的下降过程，甚至如蒙古翻译会试已至难以为继 的局面。宗室与驻防翻译考试的先后设置未尝无此层面的考量。驻防翻译考试无疑有助于缓解此 问题，成都驻防所存记载最为系统，成都将军廉敬特具折奏闻: “自近年改翻译以来，八旗子弟莫不争自琢磨，交相勉励”⑥，此决非虚语，观表 2 所列应考人数，则可以想见一时之盛况。翻译科举之所以能在咸丰以降持续举行，驻防八旗士子实有其贡献。

就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翻译科举的取中率尚能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以满洲翻译乡会试而言，其取中率少有大幅度的变化①，惟嘉道之际为例外，蒙古翻译乡试同时段内的取中率也有所 增长，但道光二年 ( 1822) 以后皆回归常态。嘉道之际正是应考人数锐减之时，此种对应恐非巧合，取中率的提升是否是朝廷面对应考者人数减少的对策，目前在史料中尚无法得到确证，存 疑俟考。不过可以肯定，应考人数多寡对取中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即使嘉道之际的变化是朝廷有 意为之，亦仅是权宜之策，旋即复归正轨。论者或谓嘉庆以后翻译考试取中比率因应试人数减少 而增加，至少就嘉道两朝的情况来看，此论断并不能完全成立。乾隆十三年奏定乡试比率大约为5. 9% ，若允许一定误差，则仅有少数年份超出，其余则低于此数值，可见政令并非为虚文， “宁缺毋滥” 的原则一直持续至道光年间。蒙古与宗室翻译科举，无论乡会试，其取中率均较满洲为高。乾隆十三年奏定蒙古翻译乡试取中率约为 12. 50% ，但似未得到严格遵守，乾嘉两朝取中率皆高于此，道光后始有回落。至于宗室翻译会试，嘉庆八年癸亥科因系首科，仅四人入场， 亦取中两名以资鼓励，此属特例，但其余年份仍略高于满蒙翻译考试，朝廷厚遇宗室当是主要原因。比较翻译科举与文场科举的取中率实属必要。文场乡会试的入场人数鲜有记载，检历朝朱批及录副，仅有数则史料: 道光十二年 ( 1832) 壬辰恩科，“实在进场士子四千五百十七名”②;十八年戊戌科， “除回避二十三名及点名不到一百五十名外，实在进场士子五千三百二十三名”③; 二十七年丁未科入场五千一百八十七名④。此三科取中人数分别为 203 名 ( 4. 49% ) 、 182 名 ( 3. 42% ) 及 211 名 ( 4. 07% ) ⑤，因文场会试中额在清代并无大幅度更易，故此数值当具有一定代表性。与翻译会试录取率更具可比性的是满洲蒙古士子在文会试中的取中率，因满蒙 应试士子人数无考，无从计算，不过即便取中对满蒙士子有所倾向，与文会试整体取中率亦当相 去不远。据此可以推断，翻译科举的取中率当高于文场科举。( 二) 八旗官僚中的翻译出身者八旗官员出身途径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且不拘汉人正途异途之分。诸多出身途径中，翻译科 举并非主要的上升渠道，甚至在人数上不及文场科举，但因其考试内容而颇显特殊。成都将军廉 敬于奏报成都驻防翻译考试情形时言及， “八旗臣仆固应以骑射为先，然办理公务，亦须晓畅文义，方能通达政体，遇事始有把握。至于翻译之学，亦必由汉字入门。”① 廉敬早年以官学生补授内阁贴写中书，专司翻译，故深谙此中要义。② 翻译科举与考取笔帖式两种出身者往往兼通满、蒙、汉文字，特别是乾嘉以降，他途出身的八旗官员多不谙习满语文，故翻译科举在清代的多民族政治结构中尤显重要。此外，翻译科作为一种国家层面上的 “选举”，具有正式的功名身份，与笔帖式又有所不同。由于翻译科目前缺乏系统的题名文献，无法悉数还原中式者的仕履。笔者依据清国史馆文献 ( 包括 《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已刊本传以及台北故宫今藏国史馆传包) 及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辑出雍正至道光朝翻译科举出身 ( 含生员、举人、进士) 官员 129 人。③ 在官阶序列中可称中上层者有 103 人，其中大学士 10 人、尚书 11 人、总督 10 人、驻防将军及都统 2 人、京旗都统 3 人、侍郎及内阁学士 16 人、京旗副都统 5 人、巡抚 11 人、驻防副都统 5 人、总兵及新疆军府大臣 3 人、布政使 12 人、左副都御史及通政使 2 人、京卿 4 人、按察使 2 人、道员及盐运使 7 人。这只是清代翻译功名持有群体的一小部分，但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可见翻译功名持有群体确在满洲统治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以下将试析其特色与作用。首先是族属的问题。129 人中属八旗满洲者 99 人、八旗蒙古 20 人、八旗汉军 4 人、内务府三旗 2 人，另有 4 名宗室，分布形态与前节所述翻译考试的取中情况有直接关联。张永江最先关注到翻译科出身的蒙古官僚，指出长龄、富俊、松筠等皆由翻译科出身而 “居位卿相”④。继之村上信明撰有专文分析此群体，指出出身翻译生员的高级官僚中蒙古旗人多于满洲旗人，进而认 定其原因在于蒙古翻译考试清蒙互译，而满洲则考试清汉互译， “蒙古翻译考试对于蒙古旗人来说比满洲旗人考满洲翻译还简单”，因此蒙古翻译考试生的清文水平当优于满洲旗人，前者较后者更为 “满洲化”⑤。笔者辑录的 129 人中，仕至从二品及以上者凡 89 人，其中八旗满洲 67 人、八旗蒙古 14 人，考虑到蒙古翻译考试应试者及取中额数均远少于满洲翻译考试，蒙古士子上升的几率确实颇为可观。在探讨翻译科之于蒙古官僚群体的意义之前，有必要明确其在清初政治参与的状况。《八旗 通志初集》卷 170、卷 171、卷 186 及卷 215 至 217 为八旗蒙古大臣列传，立传 ( 含附传) 者大约有 395 人，大抵是开国、平三藩、征准噶尔诸役的功臣，其中多数拥有世爵世职，或属于八旗职官系统 ( 内大臣、都统、副都统等) 。可以说，清初八旗蒙古官僚是以军功勋臣为主体，从征、袭爵、充任低级武官是其入仕的主要方式。而部院 ( 理藩院除外) 大臣及地方督抚则鲜有蒙古旗人充任。蒙古旗人大量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担任文职，大抵实现于乾隆朝; 八旗蒙古政治参与的重心由军功勋爵转变为文臣官僚亦同时完成，这体现出八旗蒙古对于文官统治体制的协调适 应。而此转变也意味着出身非军功群体的蒙古旗人有更多进入国家行政体系的可能，其上升渠道 与八旗满洲无异，如文场科举、捐纳、议叙、荫生等等，但翻译科举的设置，又为其提供了另一 种进身之阶。八旗蒙古热衷于此者不乏其人，官宦之家有专设家塾以教习翻译者。明福，正黄旗 蒙古卓特氏，系乾隆十三年翻译进士，于未第之前即设有家塾，后又纂辑清蒙汉合璧之 《三合便览》，“以取便家塾”①。纳延泰，正白旗蒙古萨尔图克氏，由理藩院笔帖式仕至理藩院尚书，亦有家塾，其幼子长龄六岁入塾、十三岁诵清书，十六岁考取翻译生员。② 从学者不仅限于其本族，正蓝旗蒙古玛拉特氏松筠乾隆三十五年即曾就傅于纳延泰家，与长龄为 “同砚之友”③。此二族的家塾颇具成效，明福之子富俊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翻译进士，仕至大学士; 纳延泰长子惠龄充翻书房翻译官，仕至总督; 长龄、松筠并由翻译生员考取理藩院笔帖式，仕至大学士。总之，翻译科举作为一种上升渠道，对于非军功背景的八旗蒙古文官群体的形成确有贡献。其次是清代边政中翻译出身官员的位置。清朝作为一个涵括多元族群的政治共同体，对待不 同族群与疆域往往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边疆行政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朝廷治权的维系，对于 回疆、西藏与外藩蒙古而言尤其如此，是以清廷于边务大臣之简派至为慎重。翻译科举的设置务 求行政上的实用性，雍正九年 ( 1730) 开设蒙古翻译科举时上谕有云 “令蒙古旗下人亦照考试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考取蒙古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在理藩院补用”④。翻译出身者或兼通清蒙，或兼通清蒙汉语文，具备办理边政不可或缺的条件。可以说，翻译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 边政人才的储备之地。这在翻译童试与录科的命题上反映最为明显。一般观点沿袭清朝官修政书 之说，认为满洲翻译童试例用汉文 《四书直解》内三百字出题译汉，蒙古翻译童试例用满文《日讲四书》内三百字出题译蒙。⑤ 此说事实上并不确切，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翻译童试题目来看，乾隆中后期有用高宗御制文者，至乾隆末则改用上谕。⑥ 嘉庆朝的试题保留最为完整，计童试题目 10 道、录科题目 7 道，除嘉庆二年录科试题外，其余皆用有关旗务之谕旨，涉及旗员拣选、钱粮蠲免、考试防弊等事。⑦ 且其中多有涉及边务者，如四年 ( 1799) 童试用三年赡养伊犁鳏寡孤独之谕，五年童试用二年大臣子弟留伊犁效力之谕，十年童试用元年察哈尔、厄 鲁特营未出痘官员改自乌里雅苏台至热河觐见之谕，十五年录科用七年安排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赴藏修法之谕，同年童试用六年贺班禅额尔德尼自达赖喇嘛处受戒律之谕等。① 此种极具指向性的命题使翻译出身者较早开始练习处理边务文书，成为其历练边疆行政的基础。在笔者辑录的129 名翻译出身官员中，具有边政经历者 ( 指曾任职于理藩院及东北、北部、西北边疆者) 计72 人，占总数之 55. 81% 。而 89 名从二品及以上官员中，有 61 人具备边政经历，占 68. 54% 。其中不乏有久任边政的重臣。如乾隆、嘉庆两朝六任边陲的博兴、松筠、富俊等人都由翻译科举 起家。②综上所述，翻译考试的规模在乾隆朝及嘉庆初年呈现空前的盛况，嘉庆中后期开始，应考人 数下降，但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取中率，略高于文场科举。经由翻译考试入仕的八旗士子成为清 代八旗官僚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雍乾之际非军功世荫阶层的蒙古旗人渐取代国初功勋子弟成 为八旗蒙古官僚的主体，翻译科的设置正与此转变同时，对蒙古文官群体的兴起贡献良多。此 外，由于翻译出身者具备多语种的资质，成为处理边政的绝佳人选，从中产生了一批边政官僚， 成为清朝边疆行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世宗开创翻译科举以期 “理藩院亦收得人之效”③ 的设想，在乾隆、嘉庆两朝最终成为现实。 四、政治文化视野下的翻译科举 清朝作为多元族群的政治实体，一方面需要针对不同人群的特色实行各异的治理政策，另方 面则需将之有效统合进一个向心式的王朝框架之中，以消解我族认同产生的离心力，由此便需要 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模式与政治文化。翻译科举作为八旗士子的进身之阶，牵涉到政权的构成、 多元族群官僚群体的协调、满洲蒙古旧俗的维系等诸多层面，成为考察清中期特别是乾隆朝政治 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面向。( 一) 同文之治“同文之治” 或 “同文之盛” 在清朝官方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但朝廷对其意涵却未见有系统的阐释。传统中原王朝对 “同文” 的理解，大抵是所谓 “书同文字” 的简称，文字为政令、教化之所系，故文字统一意味着政治的一统，朝廷政事沿正轨而行， “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④，中原声教远被，外族莫不向化，臻于 “至治” 之境。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为火源洁 《华夷译语》所作之序文颇具代表性:今天下同文同轨，皇上推一视同仁之心，经营是书，以通言语，以达志意，将见礼乐教 化四达而不悖，则用夏变夷之道，端在是矣。⑤刘氏显然是基于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作为正统的中原士人了解蒙古文字，不过是为了向之 传播声教，最终使之同化入以单族群文化为主的社会结构之中，即所谓 “以夏变夷” 之道。传统 “同文” 概念的扩大得益于非汉族王朝，特别是元朝的统治。元世祖时创制八思巴文，因其较旧有的畏吾体蒙古文更便于转译汉音，是后诸帝皆推行不辍， “与正朔同被，暨位诸字右”⑥。

吴澄曾赞许八思巴文 “以开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圣度如天，无所不容”①，这并非说元朝拟以八思巴字取代汉字作为通行全国的官方文字，而是蒙元治下的中原士人对旧有的 “同文” 概念的变通，如程钜夫所言 “字虽重百译，而文义如出一口”②，同文之重点不在作为符号的文字，而在文字所承载之义理，蒙汉文字虽异，但其能够承载相同的义理，如此即是同文，固不必待于 文字符号的划一。清朝的 “同文” 政策含义甚广，一方面就以汉文承载的中原文化而言，包括读音、文字乃至义理的厘清审定。雍正六年 ( 1728) 八月上谕:“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 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③ 因当时外省官员就任闽越，难晓其乡音，故世宗有此谕。在此之前，圣祖敕纂 《康熙字典》，其目的亦是为 “昭同文之治”，御制序云: “然后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伦矣。”④ 其后高宗于开馆纂修 《四库全书》之先，诏令各省蒐求遗书，亦云 “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 汇送京师，以彰同文之盛。”⑤ 朝廷试图构建正统的知识谱系，明确 “异端” 的边界，在此意义上，同文直接关乎朝廷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面对由多元族群构成的地域， “同文” 亦代表着在一适当的框架内协调各族群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就此而言，又与蒙元时期的表述颇有契合。后一语境之下 “同文”，蒙文写作 bicˇ ig i nigen bolγaqu，满文写作 bithe be emu obumbi 或 hergen be emu obumbi，虽皆是汉文的直译，但表意则与历来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传统不甚相同，对此林士铉已有精彩的分析。⑥ “同文” 之 “文” 更侧重于以文字记载之各类撰述， 而非作为符号的文字本身，进一步言之，是强调各类撰述中所涵括之理，即文字虽异，而义理则一，即是高宗屡次阐发的 “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⑦，清朝的 “同文之治” 正是肇基于此观念。正如叶高树所言，在清朝统治框架内的诸多语言，都具有 “载道” 的能力，以沟通观念、强化统治。⑧清朝举凡具有合璧性质之处，如钱币、典籍、文书、碑铭、匾额等等，均可视为 “同文” 观念的体现。清高宗于乾隆八年 ( 1743) 为 《御制满蒙文鉴》所作的序文中，明确将翻译科举列作 “同文之治” 的内容:又立蒙古、唐古忒、俄罗斯等官学，教习各部之文字。此内之蒙古语文，俱行用于各 部，于修史、降旨、上奏、立碑等大政大典，用处甚大，关系亦属紧要。是以朕圣皇祖父圣 祖皇帝特降旨将 《御制清文鉴》译蒙刊行，颁于内外。皇考世宗宪皇帝复开恩设立蒙古翻译科举，以励士子齐心向学。⑨翻译科举的考试内容深契 “同文” 之意涵，在朝廷确定的正统经学范围内，童试考满蒙文翻译，乡会试又在此基础上考察满蒙文书写策论。后者对于文字承载的义理之强调高于前者，如乾隆六年乡试四书策论题为 “诚者身之艺，道者身之行”瑏瑠; 乾隆十年会试孝经题 “抚育教导百姓者无过于孝”，四书题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 嘉庆十一年乡试论题为 “知耻而近勇”; 同年宗室翻译乡试论题为 “齐家而后治国”②。而翻译童试所给出的翻译段落，则如前述多为事关旗务或边政的谕旨。用多种语言阐释儒学经典及清朝政纲，正是高宗所说的 “达者契渊源于一是”③，在义理的层面达成一致。按照乾隆末年官方所定的谱系，“同文” 政策与满文的创制同时，太宗朝翻译汉籍便是 “同文之治” 的早期体现，高宗继承列圣，将同文之治推至极盛。④ 在这一谱系产生之先，朝臣早已有类似的认识，如吴寿昌作高宗七旬颂寿诗时特有 “颂志同文” 一首，内云 “语习诸蕃，字窥天巧，圣治同文，街通毕昴”⑤。乾隆朝确是清朝 “同文之治” 达到巅峰的时期，高宗对于推行各类同文政策颇为热衷。林士铉曾就满蒙文辞书的编纂，汉籍、佛经的满译，满文字母音写蒙文 的应用等方面系统考察了 “同文之盛” 背景下具体的实践活动⑥，可以发现，乾隆朝几项重要的满蒙文翻译、修订、撰述工作均完成于乾隆中后期。乾隆三十五年 ( 1770) ，校定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 三十六年，《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书; 同年底开始办理 《清文翻译全藏经》，五十五年告成⑦; 四十一年修成 《御制满蒙文鉴总纲》; 四十二年，完成 《蒙古源流》汉译本，是据稍早完成的满文译本译出⑧; 四十五年，修成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四十六年完成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翌年刊布; 五十六年完成 《五体清文鉴》，三年后又修成 《四体清文鉴》。可以说，同文之治莫盛于乾隆朝，而尤盛于乾隆中后期。在此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何以乾隆四十一年复开停止二十余年之久的翻译乡会试，一方面当然是为务求 “同文” 的政治文化因素所促成的; 另一方面因是出于实际的考量，大规模的 “同文” 修书工程应需要大量精通清文、蒙文的低级官员或八旗士子充当纂修、翻译或誊录官。翻译科举之复设对于 “同文之治” 尚有另外两点反作用。其一是推动满蒙文辞书的编纂。伴随着 “同文” 政策，清朝满蒙文辞书的编撰在乾隆朝达到极盛。⑨ 值得注意的是，清中后期有 三种颇为重要的私撰满蒙文辞书出自翻译功名群体: 明福纂、富俊续纂 《三合便览》 ( ilan hacin-i gisun kam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 十二卷; 富俊纂 《蒙古托忒字汇》 ( monggo tud hergen i acamjiha isabun) ; 赛尚阿纂 《蒙文汇书》 ( monggo hergen i isabuha bithe) 十六卷。富俊及 《三合便览》前文已有提及，《蒙古托忒字汇》则是富俊嘉庆初任科布多办事大臣时所纂，在《三合便览》的基础上增加词汇，并加入对应的托忒文词语，是清朝较少见的托忒满汉对照辞 书。赛尚阿为正蓝旗蒙古阿鲁特氏，由蒙古翻译生员中式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翻译举人，后仕至文华殿大学士。他幼谙满文，十四岁始学蒙文，初因旧有蒙文辞书 “载字未备”瑏瑠， “学之既久，竟不得其蕴奥，率多亥豕鲁鱼之失”瑏瑡; 中式后，遂依 《清文汇书》之例排列字头，编《蒙文汇书》。此三书在清中后期颇有影响，赛尚阿即盛称 《三合便览》 “精详备美，奥旨遐深， 于后学者大有裨益也”①。《便览》行世后，出现了若干改正本、摘录本，如赛尚阿即曾纂有《便览正讹》，足见其流布之广。而 《蒙文汇书》经奏准，成为光绪十七年 ( 1891) 十二月颁定《钦定蒙文汇书》的底本，详加校阅增补后，由私纂而升入官定。其二是与乾隆朝所谓 “钦定新清语” 有密切关系。“钦定新清语” 是在高宗主持下对满语文进行规范化后的产物，主要是将各类由汉语音译之专有名词的满文形式改为意译，其运作时期可以说与乾隆朝相始终，亦是 “同文之治” 的一项重要内容。② 翻译乡会试取中之卷例应进呈，是高宗了解满语文使用状况的渠道之一，就翻译考试试卷中多有不规范处而进行的 “新清语” 改革尚未见有明确记载，但有一事可资比较。乾隆五十二年 ( 1787) ，考试八旗官学满洲教习，进呈试卷，高宗阅后谕曰: “进呈试卷内风俗字样俱翻安科礼 ( an kooli) ，此虽系旧定成语，但初定时已失字意矣，盖久行不易者谓之科礼 ( kooli) 。随时人之常习谓之风俗，理宜翻作格伦尼塔钦 ( geren i tacin) ，所有进呈试卷已经改正，著将此交翻书房，将 《清文鉴》照依改正，宣示各处遵行。”③ 另方面，翻译考试又是应用 “新清语” 的体现，试卷书写完全按照规范化以后的清语，此点石桥崇雄已根据仅存的若干试题有所讨论。④( 二) 重振满洲文化翻译科举得以产生并发展完善的另一政治文化背景是兴起于雍正朝、鼎盛于乾隆朝的维系满 洲旧俗的努力。前述同文之治是清朝一以贯之的政策，而维系满洲旧俗的努力则是出于对满洲认 同危机的应对。其直接外因是满洲人所面临的中原文化的巨大压力。清入关后，虽圈占旗地、建 立满城，但无从实现旗、民的完全隔离，至迟于康雍之际，旗人渐染汉俗已引起朝廷的警觉，世 宗曾明谕:今若如此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百方力 学，岂能及江南汉人? 何必舍己以所能出人之技，而习其不能及人之事乎? ……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以致武事既废，文义又未能通，徒于其间成 两无所用之人耳。⑤旗人习汉俗的风气在世宗初政时尚不明显，但世宗已察其端绪，诚如其所料，至高宗即位后，汉 俗已渗入八旗自贵戚以至闲散的各个阶层中，宗室子弟亦在所不免。旗人 “国语” “骑射” 的衰退、效汉人命名、与汉文臣诗文唱和，凡此种种，在乾隆朝的上谕、奏疏中颇为常见，先行研究 对此已有较好的归纳叙述，不复赘述。⑥ 乾隆五十七年 ( 1792) 五月，因有伊犁驻防满兵使用汉名，高宗传谕伊犁将军保宁云: “官德、功德之名俱非满洲语，系满人内之汉名，皆成汉人矣”⑦，可以说，上谕中的 nikacilambi ( 沾染汉俗或变为汉人) 正是高宗隐忧之所在。雍正、乾隆朝试图重振满洲文化的一系列举措涵括两朝政治史与边疆民族史的诸多方面，譬 如满洲源流的系谱化、八旗制度的局部调整、对国语骑射的制度化保障、对东北龙兴之地的制度 调整等等。翻译科举的设置亦是这一整体工程的一环，因其不是独立出现，必与翻译学的创始与八旗教育体系的调整结合观察，方能明晰其意义。

帝制时代科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是 “选举” 与 “学校” 互为表里，对低级科名群体而言尤其如此，而清朝的八旗教育体系亦秉持了这一原则。雍正元年 ( 1723) 翻译科举的设置势必面临应试士子的来源与出路问题，而最终指向则是原有的八旗教育体系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 翻译科举，故有必要对雍正元年时八旗诸学的状况略作考察。八旗教育体系的构建创议于顺治元 年 ( 1644) ，翌年五月正式设立八旗官学，是后屡有损益。康熙末年定制，满洲、汉军每佐领补官学生一人，蒙古每二佐领合补一人，皆用生员俊秀，官学教习则自岁贡、副贡内拣选。八旗士 子入国子监读书始于顺治十一年，初仅限于恩荫子弟，后亦准各旗保举起送生员、贡生入监，并 多有捐纳者; 康熙六十一年 ( 1722 ) 十一月，世宗明定每旗满洲、蒙古选拔二名、汉军一名 “文行兼优” 者入监读书。① 宗学设于顺治九年 ( 1652) ，但直至康熙末年其性质仍不甚明确， 当时有爵宗室俱于各自府第延士授读，宗学仅于各旗设满官教习满文，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体系。 景山官学设于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系专为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所备，世宗嗣位前，该官学学额388 名，教习由旗下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内选取，期满后各授官职。康熙三十年又设八旗义学，将旗下幼童年十岁以上者择员教习，八旗满洲习满语，蒙古习满语、蒙古语，汉军习满语及 马步箭。盛京、黑龙江亦于康熙中期先后设置了官学，教习满汉书及马步箭。世宗设立翻译科举前夕的八旗教育体系大抵如上所述，当然八旗世族往往各自设有家塾，故有相当一部分士子未经国家教育体系而径直参与科举考试。而在上述各官学中，翻译虽未设有专 门教习，但仍是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如康熙元年 ( 1662) 定八旗官学生 “每月赴监讲书一次、翻译一次、五日射箭一次”②; 十二年定呈送八旗汉军之荫监生、官学生，俱由国子监考试策论与满汉文翻译，以保证汉军士子的满文能力。因而翻译科举的设立，部分是利用了官学体系内旧 有的翻译传统。但原有的官学体系并不完善，首先是学额较少，国子监与八旗官学名义上是汇集 八旗士子之精英，然学额寥寥无几，无力延请塾师的士子仅能仰赖于八旗义学; 其次是培养效果不佳，至康熙末年，国子监生多出自捐纳，不通文义，八旗官学则因出路有限而不断缩小规模。因而雍乾两朝为重振满洲文化而对八旗官方教育体系进行的调整即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建立多元化的官学结构，并形成较为严密的制度体系。由于 “国语” 向被视为满洲旧俗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此时面临汉文化的压力有衰落之虞，故满语文的地位在新的官学体系中尤为凸显，而最具行政 实用性的翻译亦随之成为新体系的重点。自雍正元年 ( 1723) 起，世宗即开始尝试重振八旗官学，并强化翻译在其中的位置。是年增设蒙古教习十六人，令于八旗蒙古内拣选 “通晓经籍、明白翻译、谙练国语” 者。与之同时或稍后，八旗官学内开始出现专习翻译的官学生。二年，饬令国子监祭酒、司业勤加督促， “将官学生内习满文者，教以书写本折字画; 习文章者，讲论圣贤经传; 习翻译者，熟翻 《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并特别提及 “设立官学原欲清汉兼优，精通翻译，以备部院衙门补用”③。根据元年所定翻译考试章程，上述二书正是翻译乡试的命题范围，这无疑是元年政策的延续。五年，又准翻译举人考取八旗官学教习。除整顿旧有官学外，世宗又于雍正元年设立教场 官学与蒙古官学、二年设立宗室官学、四年正式设立八旗义学、六年设立咸安宫官学、七年设立 觉罗学、世职幼学与汉军清文学。针对生计无着的旗人，世宗特于教育中寓恩养之意，如教场官学即为教场内所居 “无力延师教训子弟”④ 者而设，康熙时由各旗承担的义学亦归由朝廷掌控并立为定制，八旗内教授满语的范围由此大为扩展。

其中蒙古官学、清文学和咸安宫官学与翻译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蒙古官学系因副都统祁尔萨奏言 “确见蒙古旗人多已摒弃蒙古之道”① 而设，该学内的详细章程至迟在雍正六年业已形成，据是年九月吏部尚书傅尔丹等题本可知，蒙古官学生内有习满洲蒙古翻译者，有习汉文翻译 者，傅尔丹同时题准，嗣后各部院蒙古笔帖式先以蒙古官学生补授。② 其维护蒙语和备部院行政之用的初衷与蒙古翻译科举完全一致，设立蒙古翻译科举正可视为设立八旗蒙古官学的后续政策。清文学专为汉军所设，教习国语骑射，俾汉军士子 “皆娴熟清文射法”③，这是汉军翻译生员的来源之一，甚至士子是否有考中翻译科者成为考核清文学助教等第的标准。④ 咸安宫官学性质略同于景山官学，其成员主要来自内府佐领、管领，但亦有少数为官学生补入，设有清汉教习，“汉教习教以文义，满教习教以清书、弓箭”，虽未如八旗官学另设翻译生，但仍形成了汉文、清文与翻译并立的格局，雍正十二年考试咸安宫官学生，乃 “择其文理清通、翻译优长者”⑤，首日考试汉文，翌日则考翻译、楷书与清字。⑥ 是年又自原设咸安宫清话骑射教习九缺内扣除三缺改为翻译教习，“令其教习翻译清书”⑦。综上所述，雍正朝满洲、蒙古、汉军翻译科举的先后设立绝非孤立的行为，其重要的政治文 化背景即是世宗尝试在八旗内扩大满语文教育的努力。二者之主次无从断定，实际上也不可能断 定，二者在强化满洲旧俗、重振满洲文化这一目标下持续互动、相辅相成。高宗即位后，仍延续 世宗朝调整八旗教育的政策，补缀旧制，另设新学，同时引导翻译进士、举人的出路与官学教习 相结合。自康熙前期开始，八旗官学即因出路过狭而不断萎缩。乾隆三年 ( 1738) ，定官学生入学三年后考试，“其材质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分隶教习，令其安心讲诵; 其年齿已长、愿学翻译者，归满文班，分隶助教，令专心翻译”⑧。随后即为满文班专习翻译者扩展升补之途: 如欲任官则可经考试翻译而补授库使、笔帖式、中书等官，此外官学生亦可以参加翻译科举。当然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不乏有将两途合并者，如图明额，镶蓝旗满洲喜塔腊氏，嘉庆六年 ( 1801 ) 由官学生考取工部库使，后复考取翻译生员，十四年升补笔帖式。⑨ 调整八旗教育体系的成败关键在于 “选举” 与 “学校” 的关联度，即官学能否作为旗人政治参与的一种上升通道，高宗显然留意到此点，故在世宗已确定大体的架构内进一步完善细节。此外，高宗又缩减了八旗教育中 汉文学的比重，将士子引向满文、翻译的学习，如将宗学汉文教习俱改为翻译教习即是明证。就种类而言，世宗已为京师八旗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官方教育体系，高宗时期仅另设八旗世职 幼学、健锐营学、回缅官学与托忒学，而将重点转向驻防八旗，荆州、福州、广州、绥远城驻防 皆设立官学。瑏瑠 其中绥远城与福州驻防皆专设有翻译官学。绥远城翻译官学设于乾隆十一年，因时任绥远城将军补熙按例于驻防兵丁内考取笔帖式，阅卷多文义不通，故请设立满汉翻译官学， 是年九月礼部议覆 “于绥远营八旗左右两翼，各设教习一员教导”瑏瑡，诏如所请。后设为满洲官学五处，“自裁汰翻译官学以来，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渐次竟不得人”①，故至乾隆五十年经将军积福奏准后复设，学额定为三十名。福州驻防官学设于雍正六年 ( 1728) ，至乾隆初年纂驻防志所载时制，官学教授清文清语，考试骑射、翻译、 “编话” 与缮写清语四项。② 乾隆十五年 ( 1750) 十月，福州将军新柱奏言福州驻防兵丁清语生疏，故 “请敕部于候补候选旗员内，选翻译精通之笔帖式一员，发来闽省，专司教习”③，议如所请。虽然在嘉庆以前驻防士子难以参加科举考试，但宣宗开设驻防翻译科考以后，应试者如斯响应，驻防官学的作用实难忽略。

调整翻译举人、进士的升补途径亦是高宗整体政策的一部分，试图以此引导翻译功名群体流 入新近成立的八旗官方教育体系中。咸安宫官学自雍正十二年 ( 1734) 设立翻译教习后，例由国子监助教充任，但因翻译乡会试例考清文论，必需翻译出身者为教习，故乾隆五年八月尚书来保奏准 “于归班候补之翻译进士考取三员，在学教习”④。八年，准翻译进士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八旗义学教习。⑤ 此仅为制度上曾明确规定者，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翻译功名群体充任官学教习绝不仅限于以上三处，如道光六年 ( 1826) 翻译进士长臻，内务府镶黄旗人，系嘉庆二十二年翻译举人，考授景山官学满教习，成进士后始以主事分工部候用。⑥调整八旗官方教育体系与翻译科举互为表里，共同构成雍乾两朝为重振满洲文化而强化国语 的制度性举措。其在驻防八旗的效果尤其明显，道光以降，驻防官学发展不辍，在士人群体中仍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满语文的教学与使用，而此成为驻防翻译科举在驻防八旗社会迅速生根的必要 条件。至同治年间当京旗的翻译考试已难以为继之时，在荆州驻防仍然设立了八旗翻译义学，光 绪六年 ( 1880) 又并入新设的辅文书院; 在光绪元年至六年间，荆州驻防产生了三名翻译进士、八名翻译举人，可见此一传统仍绵延于驻防之中。⑦ 五、余论:翻译科举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道光三十年 ( 1850) 驻防翻译科举考试的确立标志着翻译科举制度的最终完善， 这只是完全依据制度变迁的脉络所得出的结论。在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嘉庆以后，翻译科举 应试者日益减少，已难再现乾隆时的盛况。研究者往往据此来说明满蒙语文的衰落与清朝的“汉化”⑧。但翻译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翻译人才，满语文直至清末仍然是朝廷的行政语言之一，因而朝廷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并不因满语文在社会行用层面的衰落而有明显的减少。笔者以为， 翻译科举的衰落，还应反求诸制度本身。翻译科举的实质是选官制度，因此评估这一制度的首要 标准是其作为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是否畅通有效。就此点而论，翻译科举的制度设计是不成 功的。八旗士子取中翻译举人后，可以继续参加翻译会试，亦可经由考试补授内阁中书、部院笔帖式、官学教习等官。翻译科举不设殿试，会试取中者经引见而赐进士出身，优者以主事用，次者 则选补知县。① 此外还有归班候补者，则可考授义学教习、咸安宫官学教习等。但主事等官缺均有明定的额数，因此翻译出身者不得不面临补缺的问题，每科进士得以主事即用者不过一二人， 余者则皆需经历较长的候补期，如乾隆四年 ( 1739 ) 翻译进士增福，至八年方补任吏部堂主事②; 乾隆十年翻译进士勒尔谨，十五年补授刑部主事③; 嘉庆十九年 ( 1814) 翻译进士宗室奕毓，引见后奉旨以主事用，“道光二年七月考充实录馆纂修，四年十二月 《实录》告成，议叙为一等; 八年四月放为宗人府主事”④，历时十年方得补官; 嘉庆二十四年翻译进士宗室文彩，中式后签分工部，道光九年 ( 1829) 奏补主事，亦先后十年。⑤ 相较于翻译进士，翻译举人与翻译生员则往往需要更长的候补期，如翻译生员海明，雍正十三年 ( 1735) 考取内阁中书，至乾隆十二年 ( 1747) 补官⑥; 道光元年 ( 1821 ) 翻译举人英桂，同年考取内阁中书，八年正月补官。⑦ 就出路的多元性与广泛性而言，翻译科举显然无法与文场科举相提并论。翻译进士皆是赐进士出身，相当于文场的二甲进士，但二甲进士有馆选之资格，翰林院编、检诸官皆无定额，不 存在补缺的问题，且在翰詹升转远比在部院衙门为易，道光二十七年 ( 1847) 始准翻译进士馆选，与翰詹一体升转⑧，但名额有限，实际无补于事，其次，满缺翰詹升转未必局限于进士馆选出身者 ( 内班) ，其余各部院衙门应升品阶之官员作为 “外班”，在内班无人时，亦可转入翰詹，但翻译出身者的班次位于文科出身者之后，如詹事府中允、赞善缺出，如用外班人员则 “各按出身用文班二次后，再用翻译人员一次”⑨，三次出缺方得一次机会，补官远难于文进士、举人。再次，翻译举人或翻译生员可经考试授内阁中书 ( 仅限举人) 、笔帖式等，但此类官职在乾隆以降实已泛滥化，可由恩荫或已成杂途的监生补任，亦可由捐纳而获得候补资格，翻译举人与生员 虽另有科名，但在铨选与候补序列中并无优势。此外，在嘉道年间，翻译进士在部院事务中已处 于边缘化的位置，其兼通多语文的行政特长无从应用，正如御史万超所言， “六部清文事件均责成笔帖式翻清，由翻译进士分部主事并无承办翻清事件，遂以熟习清文之员用于无须翻译之地， 是以由翻译登进者学业日远日疏”瑏瑠。与文场科举相比，翻译科举虽有较高的取中比率，但在升转出路的广泛性上明显逊于前者。而与旗员的其他进身之阶如考取笔帖式、挑补侍卫等相比，翻译科举的科名又基本不具有优势。易言之，其并非一种有效且高效的上升渠道，对希冀通过科举仕进的旗人缺乏吸引性。而满语文 在社会行用层面上的衰落又与此制度缺陷相互作用，最终造成翻译科举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