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方方对照法律规定，认真开展案件流程监控。
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的大厅里，四部电话频繁响起。坐在大厅中央的案件流程管理处检察官助理施方方，一只手举着听筒，另一只手时而握笔记下关键要点，时而翻动手边的文件材料。无论事情有多么棘手，电话那头的语气多么急躁，她都让自己语速放缓，条理清晰地给予答复。
认识施方方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热心、细心又贴心的东北姑娘。接听电话、接待律师时，她随和亲切；受理和流转案件时，她恪守原则，守好案件的“入口关”，正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说的那句话：“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1退回“带病”案件
案管办是检察业务工作的中枢——进入检察办案系统的案件材料是否符合受理要求，从案件受理流转、办理再到结案的流程是否规范，案管办都要进行动态实时监管。
而案件受理是案件进入办案系统的第一道关，守好入口关，施方方不能出错，一旦受理环节不规范，不仅给案件办理带来麻烦，也会影响到后续案件的数据统计和分析研判工作。
案管工作琐碎复杂，又讲求高效准确。为此，施方方会反复地审查每一份材料，字体大小、标点符号，哪怕是行间距都不能有误，同时保证案件能够“当日来、当日转、当日送”。在她看来，作为一名案件入口关的“质检员”，“零失误”是底线。“一定要按照规范的程序办案”这句话，施方方更是时常挂在嘴边。
2021年6月，某省检察院向最高检报送了一起案件，其中一份名为《提请作出决定报告书》的材料让施方方感到很是“陌生”，在她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这种文书类型。在对照了共333种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后，施方方确认这份材料有问题。
然而，在第一次和省院承办人沟通时，对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复道：“我在文书中已经说明了，检委会对该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且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检察长的最后意见就是对这个案子是否提请抗诉报最高检决定，我依据检察长的原话制作文书，有什么错？”
施方方提到，在工作中，有的承办人不注重办案程序，不看重文书材料，只关注这个案件构不构罪，能不能定罪，是哪个罪，“可是办案程序有缺失，材料不规范，就是瑕疵。程序都不正义了，这个结果能正义吗？”
“在案件受理环节，我们要保证每一份材料严谨规范。第一，此案的文书是自行创设的文书类型，极不严肃；第二，最高检也没有‘提请作出决定’这个案件受理类型。实在抱歉，我们马上将这个案件退回，请你们制作规范文书报送。”施方方跟对方耐心解释道。
退回案件后，施方方又拨通该省院案管部门的电话，提醒他们在送案前要严格审核，不能将“带病”案件向最高检报送。最终，省院承办人依据正确的案件类型，重新制作了规范的法律文书并报送。
施方方认真审查送案部门移送的案件材料。
对于递交过来的案件材料，施方方习惯每天更新一次进度，贴上标签，该提醒的提醒、该通知的通知，同时在办案系统里做好同步。对于第二天可能有进度更新的案子，她也会把需要提前准备的事项一一在手机上做好备忘，设置闹铃提醒，第二天提早到单位做好准备。
对待工作的严格细致还表现在其他琐碎活中。案管办常常人手紧张，有时案管大厅就只剩下施方方一人，这时她都会保持高度警惕。保密柜是否都锁上了？自己接电话时都有谁进来了，进来做了什么？哪怕是去趟厕所，出门时施方方都得把大门锁上。
在案管办工作4年有余，“如履薄冰”是施方方最深的体验。刚到案管办的时候，她经常是白天手忙脚乱，晚上又睡不好觉，脑子里总想着“这个案子我这么做对不对？”“那件事情是不是这么处理？”4年过去了，尽管她已游刃有余，对案件进展的情况有所预判，但半夜还是免不了会被惊醒。
2学会“好好说话”
施方方所在的案件流程管理处不仅要监控案件的办案流程，还要接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接待“检察开放日”的参观者并进行讲解。几乎不消停的电话、时不时弹出的微信消息，其间穿插着一些上门的咨询，施方方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施方方学会了“好好说话”。
在她看来，和前来询问案件情况的律师的沟通最需要技巧，“因为自己不是承办人，既要说得合情合理，又要让对方心悦诚服，同时还要掌握好尺度，不能透露办案细节以及承办人的倾向性意见，这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才行”。
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的前一天，办公大楼门口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律师。通常情况下，律师要么拎个公文袋，要么背个双肩包。可这位律师拉着一个巨大的拉杆箱就来了，情绪还特别激动，看到施方方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这次来一定要得到满意的答复，不然我就不回去了！”
施方方带着这位律师回到案管大厅，让她喝杯茶、平复心情后，便开始了解案件情况。从办案系统显示的信息来看，承办人已经作出了中止决定。
听到这一消息，律师的脸立马拉了下来，情绪再次被激起，大声说道：“这个案子在你们检察机关办了这么长时间，这又中止了，啥时候能有个结果？我的当事人说了，如果还不能快点办结，他今晚就来北京，明天两会一开幕就去上访……”
面对情绪如此激动的律师，施方方决定先找承办人了解办案具体情况。心里有底之后，施方方再次回到案管大厅，开始向律师一一说明：“我刚才详细了解了案件办理的情况。承办人之所以对案件进行了中止，是因为承办人计划在两会后到案发地全面调取案卷、详细了解案情。您说这个案子前期在法院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前前后后也办了七八年了，作为律师，您应当清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件，检察机关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办理。光是把案卷从头看到尾，捋清楚主要证据和事实，都得要一段时间，您说是不是？”
施方方继续解释道：“中止并不意味着不继续办这个案子了，因为在我们的办案系统里，案件‘中止’的下一个节点不是‘恢复’而是‘作出决定’。这意味着，我们最终作出抗诉还是不抗诉的决定，都要合理解释，不抗要说出不抗的理由，抗诉也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看到律师脸色有些缓和，施方方又以检律关系为切口继续和她聊：“大姐，我们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着同样的职业操守，立场也是一样的。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是因为这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条路了。这点我们十分明白，也十分慎重对待这起案件。所以希望您能理解我们，您的当事人能够理解我们。请您再耐心等等，我们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施方方的一番解释让律师了解到检察机关的慎重和专业，当着施方方的面买了回家的车票。
两人分别后，施方方在经过大门门口时，一向面无表情的武警对她说了一句：“您请进。”这让施方方很是触动，“武警作为一个旁观者，天天守在大门口，可能都不知道办公大楼里的人都在做什么。也许是我和律师的对话被听到了，并发自内心地认可我们的工作”。
简单的三个字让施方方的职业自豪感也越来越强烈，意识到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最高检，还有检察机关群体。而自己的一言一行，更是会影响他人对检察群体的印象的。
3这是一个“窗口”
在来到最高检案管办之前，施方方在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工作，其间曾到基层社区进行为期一年的锻炼。施方方记得，刚到社区的时候，跟老人家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检察院的，结果却被误以为是在医院工作，纷纷问道：“你是检查哪一科的？”
“当提及法院、公安，大多数人都知道，可如果问他们检察院是干什么的，能答出来的人却很少。”正因如此，施方方尤其重视案管办这个“窗口”，也很珍惜每个向公众介绍检察机关的机会。
参加“检察开放日”的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民营企业家，以及在校学习法律的大学生等，为了更好地接待他们，施方方准备了不同版本的讲义和演讲稿，反复练习自己的发音、口吻，还邀请自己的小伙伴或者领导来试听。
接待成年人时，施方方往往从专业角度出发，各个层次介绍案管工作，并进行归纳总结。但对待小朋友，施方方又变成知心大姐姐，语言生动，同时增加很多的手势和互动环节。
实际上，面对前来参观的小学生，施方方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接待。怎么能把专业性强的案件管理工作，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感兴趣而又不觉得枯燥呢？
发着愁时，她突然看到了正在写作业的儿子，顿时有了主意，“这不就是最好的‘参观者’嘛”。施方方把儿子当成了参观的学生，进行接待演练。哪里听不明白，她就换个说法，直到找到一个孩子愿意听、能听懂的说法为止。
案管大厅里人来人往，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施方方总要抽出点时间好好收拾大厅。和其他检察业务工作不同，来到这个“窗口”的案件，背后的当事人大多都是绝望的、是走投无路的。
接听电话时，施方方很怕电话刚撂下就会有下一个电话打进来，下一个电话接完又忘了上一个电话的内容，因而她养成了边听边记的习惯。她记下的大多是关键词，略显潦草的字迹分布在纸张的各个位置，外人看了一头雾水，但她能看得懂。
在施方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摞各项主要工作的规定，电脑桌面也放着很多法条文件。对于一些经常会出现问题的条目，她早已熟记于心。电话里对方刚讲完，她就能立马给出回应。依据哪个规定、是第几条，是属于理解认识有误还是办案过程程序不当，她都能说得一清二楚。而凡是经她手的案子，稍微一提，她便能够回忆起相关内容。
“对于来电人来说，这是一种尊重。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也会更愿意跟你沟通。在此基础上，案件才能够顺利推进下去，这对于我的工作、对于案件背后的当事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施方方说道。（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2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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