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岳秀坤
《海贝与贝币》，杨斌著、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541页，108.00元
什么是历史？可以说，历史就是记录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走过的路程。书写历史的角度，可以有无穷多的变化，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写，历史总是人的历史。自然物也有自己的生命演化历程，可以称之为自然史，但它跟我们所说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如果有一位历史学者以一种自然物为中心，讲述它的历史，那么，作者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人类与这种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的自然史。杨斌先生新著《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观察的焦点集中在现代人熟视无睹的海贝，意图透过这一海洋生物，讲述人类与海贝的一段关系史。对那些习惯于通过文明、国家、社会、民族等等概念单位来认识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所描述的一幅历史图景可能十分陌生，无疑也是非常新鲜的新知识。
一、“贝币世界”
让我们从书名中作为关键词的“海贝”与“贝币”开始对这部全球史新作的讨论。
“海贝”，在普通人的眼里，不过是海洋里出产的贝壳的泛称，按照生物学家的界定，海贝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玉黍螺目宝螺科，一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了地球上，比我们人类古老太多。海贝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的浅水区，以藻类植物为食，其生活区域往往跟珊瑚礁密切相连。迄今发现的海贝品种超过两百五十种，从西印度洋的非洲东岸到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分布区域广阔，不同亚种有形态、体型上的明显差异。“贝币”，就是一度进入人类历史、作为货币使用的部分海贝。在两百多种海贝中，曾经扮演贝币角色的主要有两种，一是货贝（中文名为黄宝螺），另一种次要的是环纹货贝（中文称金环宝螺）。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是货贝最大的供应地。
印度尼西亚巴图岛出产的货贝（黄宝螺）
《海贝与贝币》的写作目标，作者自述，是“试图对从考古时期到20世纪初期的亚非欧大陆内外的贝币做一番全球性的考察”，“一一考察印度、中国、东南亚、西非以及太平洋诸岛和北美的海贝与贝币”，“解释长时段、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网络及互动”。通览全书，《海贝与贝币》实际上主要刻画的是一个以马尔代夫出产的货贝为中心的“贝币世界”，地理空间涉及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欧洲、西非、太平洋群岛、北美。
作者用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全书总共十章），详细分析这一“贝币世界”在不同时空中的伸缩变化。马尔代夫的货贝进入南亚之后变成贝币，始于公元四世纪（这大概跟普通人“古已有之”的想象大相径庭），起点在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地区，随后延伸到印度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区。向东，贝币进入东南亚，从下缅甸的滨海地区到今天的泰国，又继续北上，到达中国的云南（九世纪），在这里使用的时间长达七八百年。大约从十一世纪初开始，马尔代夫的货贝在直线距离七千公里之外的西非，以尼日尔河为中心，开拓了“贝币世界”的一块飞地。
以十六世纪为界，这个“贝币世界”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它的中心在孟加拉地区，从此地辐射周边。此后，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迅速改变了游戏规则。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闯入印度洋，占据了货币的源头——马尔代夫，货贝跟棉布、枪支等其他商品一起，被他们用来在西非购买黑奴，再贩运到美洲。西非取代了孟加拉，成为“贝币世界”供需网络的中心。作为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洲也吸纳了部分货贝。于是，这一来自印度洋的海洋生物真正实现了全球性的旅行。十八世纪是罪恶的海贝-黑奴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也参与到竞争之中。到十九世纪初，由于欧洲各国相继禁止奴隶贸易，流入西非的货贝骤然跌落。不过，欧洲商人很快又在西非找到了黑奴的替代物——棕榈油，海贝贸易重新兴起。
十九世纪是“贝币世界”最后的繁荣时期。马尔代夫的货贝供应已经无法满足这个跨越三个大洋的贸易网络的巨大需求，欧洲商人转向东南亚，寻找新的货贝来源，苏禄海周边的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中叶，产自印度洋西侧东非海岸的环纹货贝，作为马尔代夫货贝的替代品，被德国人和法国人大量输入西非。超额的海贝流入之后，最终在十九世纪末导致了西非贝币体系的崩溃。
在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的云南，“贝币世界”的退缩过程各有地方特性。在印度，英国殖民统治者虽然不喜欢贝币，但是最初采取了承认和接受的实用主义态度，从1781年开始引入铜币，之后逐步用铜币取代了海贝，导致十九世纪贝币在印度持续贬值，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东南亚，贝币的使用地区主要是邻近孟加拉的中南半岛西部，贝币和金银一起构成双重货贝制度，最终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云南，由于海贝贸易中心转向西非引起的连锁反应，贝币的使用在十七世纪初已经出现明显衰减，加之晚明税收的白银货币化，以及明末清初大量铸造铜钱，贝币受到极大冲击，整体上到十七世纪中叶便消亡了，尽管此后作为小额零钱仍然继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对影响“贝币世界”消逝的因素，杨斌先生更愿意强调的是全球格局的变动，他认为这是全球性的欧洲现代体系“吞噬”地方性的孟加拉贝币体系的结果。
二、“移步换景”
《海贝与贝币》的结构设计，以不同空间为顺序展开叙述，移步换景，逐一描述它们在“贝币世界”的历史变迁中有过何种表现。
首先是马尔代夫（第二章）。作者广泛采撷九至十七世纪波斯-阿拉伯文献、中文文献、欧洲文献的记录，描述这个印度洋中的群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产而成为“贝币世界”的源头。其次是印度（第三章）。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尽管印度古代很早就在使用海贝，但是这跟四世纪开始在孟加拉地区出现的贝币是两回事。他还特别提到，在印度，金属铸币的使用要早于贝币。实际上孟加拉是印度东部长期缺少金属铸币的地区，尤其是在八至十二世纪，波罗王朝和塞纳王朝统治下的孟加拉，因为政府停止了铸币，贝币填补了金银币留下的空白，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实，在这里隐含了一个关键的推论，已经呼之欲出，但作者并没有将其点明：贝币的出现，以及衍生出一个跨区域的“贝币世界”，实质上是在广阔的亚非欧大陆文明地带中，金属铸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货币体系，而少数地区因为金属供应不足，不得已寻找低成本的替代性选择，以实物作为货币。换句话说，“贝币世界”是亚非欧大陆文明地带的边缘和缝隙。继而，作者使用包括印度地方文献在内的多种材料，细致刻画直至十九世纪贝币在印度不同地区的流通、使用情况，晚近英国殖民者的策略和表现也被纳入了讨论。
关于东南亚的贝币（第四章），无论是文字史料，还是考古发现，作者所能利用的资料相对较少，因而空白、晦暗之处所在多有。根据以往学者们的推论，贝币从印度东北部开始向外扩张，沿着恒河河谷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抵达泰国的昭披耶河盆地。直至十九世纪，贝币作为小额货贝流行于下缅甸和暹罗。东南亚社会如何使用贝币，作者可以用到的细节材料，来自于泰文文献《清迈编年史》《孟莱王法典》和泰文碑铭，它们提供了十九世纪末之前贝币在暹罗和兰纳王国（即今天的泰国）的表现情况。从兰纳继续北上，就到了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从暹罗南下，就是马来半岛，这两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贝币。但是，从暹罗再向东，即柬埔寨、交趾支那，则不在“贝币世界”之内，因为来自中国的铜钱已经在这些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
杨斌先生早年以“世界史中的云南”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对云南历史特性的深刻理解无疑构成了他的研究中扎实的基础。关于云南的贝币（第五章），他主张，云南的贝币制度实行于九至十七世纪，在此之前，被汉武帝征服的滇国所遗留的海贝，仅仅是上层统治者的财富，而非社会流通的货币。海贝在云南作为货币使用，是“贝币世界”从孟加拉到东南亚、再到云南的延伸过程的结果。贝币之所以能够沿着这一路径北上进入云南，关键原因当如学者江应樑的分析，云南盛行贝币，是因为这里长期缺乏铜钱。
先秦中国的海贝（第六章），这个话题可能是本书引起中文读者强烈兴趣的部分，不过就从马尔代夫出发的“贝币世界”而言，这又像是一个多余的部分，因为先秦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形成“贝币世界”的四世纪。杨斌先生的具体看法，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接着看“贝币世界”的另一个区域——西非。
西非贝币区域（第七章），距离印度洋是如此的遥远，让读者产生深刻印象。关于贝币在西非的缘起，因为缺少证据，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难问题，亦即，或者是海贝贸易促成了西非以此作为货币，或者是西非先以海贝为货币，进而寻找新的货源而促成了海贝贸易。杨斌先生采取的是相对稳妥的论述策略，仅仅为读者描述海贝贸易可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红海、波斯湾是地中海-印度洋贸易的传统通道，马尔代夫的海贝跟其他商品一起，首先来到地中海世界，进而利用驼队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开辟于八世纪），或者绕道走海路，抵达西非。埃及、北非、乃至地中海西部的港口，都可能是海贝的转运站。十四世纪初的阿拉伯文献明确记载了西非人使用海贝完成买卖，而贝币体系的发端可能在更早的十一世纪。至此，杨斌先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通过贸易网络勾连起来的“贝币世界”：中心在马尔代夫和孟加拉，东至泰国和马来半岛，北至中国的云南，西部还有西非这块飞地。
西非班贝拉王国的贝币（1796年采集）
在这个以贝币为中心的故事里，1500-1900年，这四百年上演了最波澜壮阔的一幕。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进程，马尔代夫的货贝开辟了新的海上通路，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除了输送到西非之外，还抵达了欧洲和北美。使用贝币的区域并没有扩大，但是，与此相关的海贝贸易大大扩张，影响遍及世界不同的角落，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历史现象。不过，因为《海贝与贝币》“移步换景”式的结构安排，这个现象被分在了两个章节里分别讲述，即西非（第七章）、北美（第八章）。尽管所费笔墨在全书之中占比不多，但是欧洲殖民者从事海贝贸易的跌宕起伏、转折变化、交易细节等内容都有细致刻画，这当然是受益于欧美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深厚积累。值得一提的是，海贝-黑奴贸易的兴盛，促使西非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权——达荷美王国。这个国家军事机器的运转，完全依赖海外输入的巨额海贝。
西非-北美-欧洲之间的三角贸易，在世界性的殖民贸易网络之中，无疑是关键的一部分。销往西非的海贝，跟其他商品一起，沿着三角贸易的路线流转，其中有一部分“沉淀”在了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商人直接参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为此运输了大量海贝到北美。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细节。如果换一种写法，也许可以考虑，以欧洲商人为主线，描述一幅1500年以后世界性的海贝贸易图景，亦即：以太平洋的苏禄群岛为东端的起点，经过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以及东非海岸，绕过好望角到达大西洋中的西非海岸，进而延伸到欧洲和北美，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群和社会串联起一起。
三、“贝币世界”只有一个吗？
《海贝与贝币》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篇幅用来描述以马尔代夫为起点的这个“贝币世界”。当然，应该说它的确是世界性的，直接使用贝币的区域涉及到印度、东南亚、中国、西非，而且，因为欧洲人的海贝贸易而牵涉其中的区域更为广阔。不过，它并不是唯一的。作者只用了一章（第八章），简略描述了除了这个“孟加拉体系”之外，在太平洋诸岛以及北美洲，还有其他使用贝币的地方社会。
新几内亚岛是太平洋诸岛中使用贝币的典型区域。岛上居民分散为若干个经济相对自足的群体，有多种贝币使用方式，甚至毗邻的两个社会群体（如美尔帕人和恩加人）使用同一种珍珠贝，却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既有像卡帕库人这样，广泛使用货贝作为货币的社会，也有其他的社会对贝币毫无兴趣。贝币在太平洋诸岛的差异化表现，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发展程度较低，经济活动的规模与亚非欧大陆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毫不意外的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大量海贝进口，当地社会秩序的运转受到了严重威胁，尽管勉力维持，难以避免衰退、终结的命运。
在北美洲，贝壳货币在不同区域的印第安人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显著的形态是管状的贝壳珠子，经过精细加工，名为琬朋。琬朋因其制作复杂而显得稀有，既用作装饰物，也是交换媒介，也就是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十六世纪的欧洲商人，在毛皮贸易中认识到了琬朋的重要性，不仅采用琬朋为交换媒介，而且开始自行制造，因而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北美琬朋数量暴增，在烟草等多种交换媒介中脱颖而出，变成跟欧洲人的硬币混合使用的常用货币。
佩戴贝壳珠饰的北美印第安人（1905年）
在讲述琬朋的故事时，杨斌先生有一段在我看来特别重要的讨论，亦即，通过比较琬朋与商周时代中国的海贝，可以对货币的起源问题有新的理解。他认为，这两种贝壳在各自的社会里都是贵重物，可以作为礼物赠送，也是难得的装饰品，还能用于葬礼。当琬朋达到足够数量的供应，就摇身一变，成为货币。而商周时代的海贝，因为一直处在稀缺状态，无法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错失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的机会。
在这里，除了海贝的供应数量，我想还有必要考虑两种影响因素，一是某个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程度，二是它与周边的外部世界交往、整合的程度。无论在西亚、埃及还是印度，从实物形式的各类交换媒介发展到按照一定标准制造的金属铸币，期间有一两千年的过渡过程。已知最早的金属铸币，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相继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吕底亚、印度以及中国。货币史学者并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一历史现象属于同一种制度发明的传播变形，还是不同社会发展的类似条件造成的雷同表现。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地带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以金属铸币作为主导型流通货币的经济模式。
基于如上看法，我想或许可以为《海贝与贝币》讲到的三个“贝币世界”提供一种猜测性的解释。以马尔代夫-孟加拉为中心的贝币世界，属于亚非欧大陆文明地带的交换网络的一部分，不过，是相对边缘的部分。这个交换网络的主体由金属铸币主宰。“贝币世界”的诞生，恰恰是因为金属铸币成为主流，在缺少金属的地方，以相对低成本、标准化高的货贝作为替代物。因此，这个“贝币世界”的性质属于金属铸币体系的附属和补充。
太平洋诸岛和北美的“贝币世界”，与亚非欧大陆并无联系，是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北美洲的贝币，涉及范围看起来也是相当广阔，在北美大陆的东西两侧，以及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谷等地，都有使用；但是，就其表现方式而言，尚未发展到标准化制作并且普遍流通的程度，相当于亚非欧大陆出现金币铸币之前的早期阶段。贝币在太平洋诸岛，与北美类似，也是自然形成的交换媒介之一，可以称之为原始货币，但是，由于地理空间、人口规模所限，社会经济交换的规模远远低于亚非欧大陆和北美。
四、先秦中国的海贝
《海贝与贝币》为先秦中国的海贝专设了一章（第六章）。放在以马尔代夫-孟加拉为中心的“贝币世界”的描述之中，看起来有些突兀。不过，这一历史现象无疑是中文读者极为关心的，也非常希望看到作者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观察视野之下，能够给出何种新的解释。
不同于其他各章的叙述方式，杨斌先生在这一章里，没有直接描述先秦中国使用海贝的各方面信息，而是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缕述各家观点，从当代一直上溯到司马迁，呈现出学术界的认识状况。读者的初步印象很可能是——众说纷纭、宛如迷雾。
相对而言，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是，从考古发现能够判定海贝的基本分布特点：就时空而言，有明显的自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而且均在长江以北；就随葬数量而言，新石器时代尚不多见，商代逐步增加，至西周达到最盛，战国中晚期开始减少。由此可见，先秦中国的海贝使用，首先是一个北方的现象，其次是西周时代的风尚。而且，这些出土海贝的自然属性，也没有异议，即可分为三类：绝大多数是货贝，少数是环纹货贝，还有一些拟枣贝。
引起争议的问题是，这些海贝来自哪里，通过何种交通渠道输入中国北方？以往学者的答案俨然进入了“竞猜模式”：印度洋，南中国海，中国东南沿海，山东半岛沿海，琉球，都有可能。困难在于，海贝自己不能告诉我们它产自哪里，而海洋生物学家迄今还不能明确告诉我们，作为热带海洋生物的货贝，在商周时代生存的最北界限在哪里。杨斌先生采信的是彭柯（美国芝加哥大学）、朱岩石（日本国学院大学）两位学者的意见，主张这些海贝来自印度洋，经过中亚的土库曼，走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这一立场可以概括为“西来说”，相对于来自中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处的说法，属于少数派。
还有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即海贝在先秦中国的使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是否中国最初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的有关讨论中，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见，亦即在战国金属铸币出现之前，货贝曾经充当了最初的货币。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以下，历代学者以各种方式论证了这一观点。海贝自己不会说话，当代学者可以使用的证据是商周金文，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金文材料的片言只语。为数不多的学者（如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表达了对这一成说的怀疑，其中以台湾学者李永迪所做的反驳性论证较为系统。他认为，海贝在商代和西周的主要功用是装饰、随葬和礼仪，西周中期开始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亦即，海贝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但还不是货币。杨斌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站在少数派一边，主张中国最早的货币是出现在战国中后期的各种金属铸币，其中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楚国的青铜仿贝。也就是说，承认海贝的确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是不宜奉上“最早的货币”这一桂冠。连带着，杨斌先生也尝试回答了四川三星堆的海贝问题，认为其性质当如中原的海贝，虽然贵重，但并非货币。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之中，环纹货贝居多，货贝次之，这种比例关系恰好与中原相反，也就意味着，它们很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古代中国的铜制仿贝（山西博物馆藏，商代晚期）
以上两个争议性的难题，笔者在前一个问题（即先秦中国海贝的来源）上完全赞同杨斌先生的立场，支持少数派，印度洋的海贝经由中亚和草原通道自西而东，是可以兼容多方面证据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而后一个问题，亦即海贝是否货币的性质判定，就不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无法以真假来决断。学者们的分歧，首先在于各自对“货币”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方式，持宽松的定义则主张海贝既然充当了交换媒介，就是货币，反之则加以否认。
五、全球史的写法
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观念，从二十一世纪初进入中文学界，迄今已经快有二十年了。如何解说这个概念，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我想，或许可以用一种不那么严谨的说法，把全球史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史学”，就好比一百年前，鲁滨孙在美国、梁启超在中国所提倡的“新史学”一样，历史学的发展又到了一个自我革新的关口。全球史的“新”，首先在于它所标榜的“全球视野”，强调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因而，全球史所致力的研究趋向，就是要跳出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思维习惯，探索各种跨国、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进程或现象。
现代历史学的特征之一是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古、今、中、外，各管一段，各有自己的治史“家法”，很多人都是一生致力于某个极为专门的领域。全球史在欧美起步更早，各种长时段或跨区域的全球史著作出版越来越多，但是，“不够专业”的讥评一直不断，只是整合别人的研究，自己不掌握第一手的资料，等等。在学理层面，这种批评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涉及不同范围的历史问题，需要不一样的资料，“第一手”是相对的，视具体的问题语境而定。不过，在现实中，这种批评确实给国内很多历史学专业学者构成了障碍，对全球史仅仅是观望而不肯实践。最早踏出第一步的，是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李伯重教授。他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中文全球史写作的开风气之作，将晚明的军事史放在东亚世界的背景之下，从世界潮流的涌动着眼，加以宏观的解释和分析。在该书序言中，他“预先”回答了可能的批评意见：“这是一部集合各家说法的综合性著作，用我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其他学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这都反映了我个人的观点，不仅如此，本书的主线和主要观点也是我提出的。”
按我的理解，一种可以称之为全球史的专门研究，它所探讨的历史现象（或者其历史语境）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知识新鲜度，而且，作者概括的“主线”以及其中的“主要观点”，就是这部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杨斌先生这部《海贝与贝币》，是继《火枪与账簿》之后中文学界又一部成功的全球史著作。他的目标是为读者描述一个曾经长时间存在的“贝币世界”的整体图景，这一对象的呈现，对我们既有的世界历史认知模式构成了挑战，促使相关研究要对自己的习惯思维加以怀疑和反思，其价值不可谓不大。在写作方式上，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说的，《海贝与贝币》同样是“集合各家说法”，“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进而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并且给出了详细的注释，说明文献来源。在我看来，本书是全球史研究与写作的一个精彩范例，我也相信并且期待着，在它之后，中文学界将会涌现更多具有专业水准的全球史著作。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