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的网络科技公司坐落于北京通州某居民楼内，公司一共四个人，除了王斌和他的老乡，还有两个偶尔来帮忙的大学生。
王斌每天的工作是在网上发广告、接活，他们的业务涉及评职称等方面的订制出版。据王斌介绍，在全国各地，像他们这样挂着网络公司旗号做“枪手”生意的公司不在少数，这条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了一套操作准则和规范。
王斌打过交道最多的是教师和体制内的公务员，前者多为评职称找他们代笔，后者则是找他们替领导干部写论文或者调研报告。
2021年底的某天深夜，北方某县一名处级干部的工作人员在网上联系到王斌，需要他们代写一篇3000字的领导调研文章，选题是关于用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乡村振兴。由于对方催得紧，要求第二天必须成稿以备上级领导检查之用，并称自己是“病急乱投医”。王斌稳住对方，说自己的团队十分专业，并列举了之前替他人写的调研报告，终于打消了对方疑虑。
收到1000元订金两个小时后，王斌将调研文章发给对方，两天后，收到对方打来的5000元尾款。据称，该调研报告最后顺利过关，并得到领导表扬。在王斌看来，用120分钟速成一篇调研报告，在他们这个行业并不稀奇。
阳光下的灰色行业
在某搜索引擎上搜索“代写”关键词，各种代写平台和广告映入眼帘，随便点击进去，立即会有人工服务询问需要哪方面的代写服务，代写内容涉及调研报告、论文、文案、讲话稿、材料……不一而足。某代写平台的接待员介绍，他们全天24小时接单，百分之百满足客户订制需求。
据王斌介绍，代写平台有的只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做的网页广告，他们作为中介，将接到的工作交给有合作关系的写手，从中赚取差价。而写手大都是高校在读学生或者媒体编辑记者。
120分钟写完一篇3000字的调研报告，对于有四五年代写经验的人来说并不困难，难的是对方提供的基础资料过于匮乏。王斌称，有了基础资料后面就是结构设计和文字的润色。一般的“调研情况—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意见和建议”的三段式结构四平八稳，不会出现大问题。但也有一些介绍成果的调研文章，结构可能是“成绩综述—具体做法—经验总结”的三段式结构。如果基础资料不够，代笔者往往会经对方同意后自己发挥，造出假数据假经验以支撑文章的论点。
“调研文章一般都要反映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单位成绩，反映问题的有，但不多，所以往好的、虚的地方写准没错，完稿后会预留3到4天，这几天内对方可以要求免费修改，不满意可以退订金。”王斌说，至今他们遇到过的最大风险，是对方在尾款上扯皮。
某知名的文案写作平台一名写手透露，由于行业和客户的特殊性，代写业务报酬都是口头商定，对方一般要求将对话、转账痕迹全部删除，做到从头到尾不留痕，这个行业本来是存在风险的。
早在2020年，王斌的同行郑某代写的一篇论文被他人举报抄袭，差点摊上官司。王斌表示，做这一行随时面临法律风险，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22年开始，王斌不再从事代写业务。
走钢丝的需求者
“灰色的行业，能在阳光下大行其道，只因需求太旺盛，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众多交易掩盖下的恶。”罗远说。
几年前，罗远在贵州某大学的法律专业念硕士，导师将一个基层法律服务建设的调研文章安排给她与一名同学。两人在黔西南忙活了半个月，成稿后再无下文。半年后，二人的调研文章在某期刊上发表，署名为某厅级领导的名字。文章自己没有署名权，自始至终他们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
之后，导师前前后后多次安排罗远撰写相关的调研报告，有时给几百元的报酬，有时一个饭局下来要接到几个代写文稿的活。一来二去，罗远对代写行业逐渐有所了解。她的同学有的为补贴生活，主动去接活，也有的接完活再转手给代写平台的写手，从中赚差价。据介绍，她有一名同学曾为一名厅级“一把手”代写过一篇调研论文，拿到近万元报酬。
“代写一般的文稿不难，难的是技术性的稿子，比如机械工程、生物农业等类别的，必须找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代写。而其他文章中，调研报告相对比较难。原因有以下几点，调研文章讲逻辑和数据，行文要求简单清晰，还必须具备较强的政治性，既要体现上级的决策需求，也要回应百姓具体的关注。”罗远说，“代写人需要对相关的政策法规有所了解，即便不了解，也需要这方面的网络检索能力。”
某事业单位技术岗的科技干部讲述起这样一件事情，单位领导评职称需要，将一个调研选题交给自己去办。由于该科级干部是干技术的，语言功底稍显欠缺，便在网上找了人代写。一开始，他心里纠结，担心事情败露，不仅领导脸面全无，甚至可能丢掉乌纱帽，自己的前途也将遭遇重大挫折。结果，代写平台的编辑不断安慰他，让他宽心。成稿之后，该单位领导还表扬他写得好。此后，相安无事，该科级干部的焦虑慢慢打消。
罗远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科研著作这类作品，法律并不禁止委托他人创造作品。但是，调研报告请他人代写，首先是道德层面应被谴责；其次，代写其实就是学术造假，在官员这里还要加上政绩造假。“这些需求者其实都在走钢丝，当你出钱让别人代写时，你根本不知晓代写出来的论文是否涉及抄袭侵权等等。”
从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到湖南省高院政治部主任董岚和益阳市委副书记黎石秋等等，论文涉嫌抄袭造假的官员屡屡被曝出。国内高校不少学校领导因抄袭论文而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李晓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陈德萍等等。相关法律人士认为，目前的监督和处罚机制缺失，社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厉的处罚体系，让所有的人不敢“以身试法”。
假文章后面是假调研
“调研都是下属写，这个在我们机关里面是约定俗成的。领导在职研究生和博士论文会找专业枪手，一般领导先把大致要求告诉我们，我们再找在校学生代写。”褚旭曾在某省级机关研究室工作，他介绍，研究室每个处室都有明确的调研任务，其他的机关一般来说没有明确的调研任务分解到各个处室，但隔段时间会搞类似于“大讨论大调研”这种活动，针对性地完成任务，而最终的调研成果都是“一把手”独享。
在褚旭近8年的研究室工作经历中，他没有遇到过一名领导自己写过调研报告。大多数领导到调研点位看一下，后面的工作都交给下属办。
北京市怀柔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王海峰曾谈起自己在市级综合决策部门工作时的感受，认为有的干部重视调研，但视野过度宏观化，把所谓“高度”等同于只从“广角镜”看问题，使得调研报告不具可操作性，难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不可否认政策研究需要借助高校和专家力量，但有的部门将调研报告都转包给学术单位，自身研究能力无从提升。”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从两个小时完成的调研报告到领导干部调研“一日游”，再到调研文章的“转包”，反映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贴近实际，只顾做表面文章，更反映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错误的政绩观和权力观。调研本身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通过调研，能够掌握真实情况，有利于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但在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没有去实地调研，或者是走马观花，然后把调研任务压给身边的秘书等，让他们写一个调研报告或者是论文。
“这样写出来的调研文章被注水，脱离了实际，并没有把基层最真实的声音反映出来。党员领导干部也没有真切地了解实际。”庄德水指出，调研一旦成为表面文章、虚假文章，就会使调研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桎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还要加强对调研工作的评估，这个评估不仅是要看调研文章本身的质量和水平，更要看领导干部是不是通过调研反映了实际的情况，解决了实际问题。”（文中王斌、罗远、褚旭为化名）
作者：李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