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书彬
王阳明纪念馆位于绍兴新河弄，门柱上刻着王阳明的两句诗：“起向高楼撞晓钟，不信人间耳尽聋。”这两句诗出自王阳明的《睡起偶成》一诗，全文为：“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纪念馆旁边，是修复中的王阳明故里。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这几年也是他一生最为愉悦的时光。巧合的是，同样是在绍兴，在王阳明之后，也走出了一个自比为敲钟人的文化大家——鲁迅。不过，鲁迅看待钟声，并没有王阳明那种自信的态度。
讲学在绍兴绍兴是王阳明的祖籍地。1472年，他出生在余姚。他9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绍兴。由于他父亲在朝中任职，王阳明的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北京度过。后来，当王阳明也出仕后，他辗转多地任职。在晚年以前，他很少有机会在绍兴家中久住。
1521年，王阳明回乡祭祖，并从这一年起长居绍兴，一直到1527年。
《睡起偶成》这首诗作于1520年，当时王阳明尚在江西巡抚任上。在写下这首诗之后不久，他在南昌提出了“致良知”之教。而后，随着他回到绍兴，绍兴也成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讲学地。
从孔子起，儒家就以讲学为传道之法。孔子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之后，感慨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晚年的孔子，不再寄望于通过施政来实现抱负，而是喜欢上了做一个传道的老师并乐在其中。在孔子身后，他被人们称作“先师”。
有了孔子这个先例，后世儒者常以讲学为传道要务。宋代，在官方的教育体系之外，书院兴起。在宋儒看来，比起官方的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民间自办的书院才是儒家文化的真正传播者。理学宗师朱子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并主张书院教育要摒弃官方教育的影响，师生在书院里要专心以讲习提升自身修养，进而推动社会形成良善的道德风气。
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和朱子理学在治学方法上截然不同。朱子主张用外在的“天理”约束人的行为；而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天理”就在人心之内，可以由内而外地让人做出合理的行为。
但在教育观方面，两人别无二致，像朱子一样，王阳明也对官方教育体系深恶痛绝。王阳明认为，由于官方教育体系已经和科举高度捆绑在一起，人在经历了这种教育后，“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究其根本，在于这种教育丢失了儒家育人的真精神，让人以做官、出人头地为目的而非以完善道德、移风易俗为目的。所以，王阳明非常赞赏朱子所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认为它显明了书院教育的宗旨，“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特别喜欢讲学。在龙场悟道前，他就开始收徒讲学了。《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龙场悟道后，他在江西、北京、南京、滁州等多地为官，然后到江西。在此期间，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不忘讲学。如他所言：“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但这些讲学无论在时间的持续性还是在影响范围上，都不及他晚年在绍兴的讲学。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如此记录晚年王阳明在绍兴的讲学盛况：“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敲钟在绍兴在“致良知”之前，王阳明的教学宗旨为“知行合一”。
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太监刘瑾专权，被杖责四十，然后被流放贵州龙场。他在龙场提出了“心即理”，创立了心学，并开始以“知行合一”为教学宗旨进行讲学。
如果把“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进行比较，可以说“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而提出，仍有一定程度的二元色彩。“致良知”则完全消除了二元色彩，“致良知”既是“知”，也是“行”。这种高度的融合性，标志着心学进入到了成熟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儒家“亚圣”之称的孟子，最早谈及“良知”。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在孟子那里，“良知”是一种先天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与生俱来，人只要听从这种认知的引导，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人与人之间的相敬相爱。在王阳明那里，他除了强调良知的先天性和良知对人的引导，还把“致良知”作为了教学宗旨，同时也是心学的基点所在。
1521年初，在向弟子正式提出“致良知”时，王阳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他又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这种激动的心情，也表现在他的《睡起偶成》一诗里。在绍兴，王阳明除了以书院、寺院、山野为讲学地外，也把自己的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讲学地。如今的王阳明故里为一片工地，在修复完成后将作为旅游景区开放。因为王阳明曾受封“新建伯”，所以王阳明故里又称“伯府第”。按照时人黄佐的记载，“伯府第”除了大厅比较豪华，其余地方都很简朴，特点是房间数很多，以方便从外地来的王门弟子留宿。
碧霞池位于“伯府第”外，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如今碧霞池尚在，天泉桥已无迹可寻。这里是心学史上“天泉证道”的发生地。1527年，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对门人钱德洪、王龙溪讲学，裁定二人对“阳明四句教”的理解。这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对此，王龙溪认为，“心之体”既然无善无恶，那意、知、物也都是无善无恶的。所以他主张“四无”：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钱德洪反对王龙溪的看法，他认为，“心之体”因为受到了人之习气的污染，所以需要“致良知”，以恢复“心之体”本来的样子。若是像王龙溪那样强调“四无”，那人还需要学习、做功夫吗？
王阳明听了他们二人的看法，回复说：“四句教”不可更改。但王龙溪、钱德洪的见解各有可取之处，那就是王龙溪的见解比较适合“上根”之人，钱德洪的见解适合“下根”之人。
讲学之乐也是在碧霞池上，王阳明表达了对朝廷事务的疏离态度。
他在一首题为《碧霞池夜坐》的诗中写道：“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诗中的“无端礼乐纷纷议”，指是当时朝中的一件大事——大礼议。
正德皇帝死后，因为没有子嗣，其堂弟登帝位，为嘉靖皇帝，新皇帝执意要把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数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外大哭抗议，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气地施以集体廷杖，杖死十余人。
依世人之见，王阳明应该在“大礼议”之争中发表意见，因为皇帝这种做法会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战帝位的可能性，而他是平定宁王之乱的第一功臣，对宗藩叛乱体会最深。但是，王阳明对此无一字上书。有多名弟子问他对“大礼议”之争意见如何，他都没有直接回答。这首《碧霞池夜坐》，算是委婉地做了回答，而且，在这时的王阳明看来，“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
在一封写给门人的信中，他说到讲学之目的：“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这一时期，他也多次自陈，讲学是多么快乐。“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儒家的理想是恢复人的善良本性，进而建立一个合理的、人人相亲相爱的人间秩序。王阳明的心情之所以如此舒畅，是因为他自认为找到了实现这个理想的路径：通过“致良知”，让人得以醒悟；通过讲学，汇聚志同道合之士，带动天下之人，自然而然地造就一个大同社会。他以“讲学”为路径，也是他疏离了朝廷事务的原因。
按照学者余英时的说法，“致良知”之教，标志着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觉民行道”：“‘致良知’之教应个体意识在明代中国显现的时代大潮而生，打破了朝廷对‘理’的解释权的垄断。（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绍兴新河弄的王阳明纪念馆，设在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吕本的府邸里。
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王阳明在《睡起偶成》一诗中，为什么怀着激昂的心情，自比于一名敲钟人。他认为“讲学”就是钟声，而这钟声可以让无数人从沉睡中醒来，让“良知”流行于整个社会并让这个社会焕然一新进入理想境地。
学者杜维明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的贡献一样深刻。”
“良知”与“良知”巧合的是，在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中，“良知”也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宗教改革与王阳明创立心学几乎同时发生。
1517年10月17日，因为被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行为激怒，路德在德意志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订上了《九十五条论纲》，指出教皇没有赦罪的权柄，赎罪券售卖活动只能导致腐败；真诚悔过的人，无须赎罪券就可以获得罪罚的赦免。
他这些观点等于否定了教皇具有最高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展开。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受审，主审官要求他收回改革观点，被路德当场拒绝。路德说：“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我不能而且不愿意撤销任何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上帝助我，阿门！”
什么是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路德曾这样解释：“每个人的良知就有足够的驱动力，使自己的心忐忑不安，以至像一个穷困可怜的乞丐，见到珍宝就欢喜得不行，非要得到了才安心。真的，若是乞丐听到哪里布施钱财、衣服，他就不需要监守官的鞭打、强迫，而是自动地尽快跑去，以免得不到礼物。”
在路德那里，良知是一种否定性的内在力量，让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对恩典充满渴望。相较之下，良知在心学中，是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内在力量存在的。对于王阳明而言，良知既内在于人性，也引导人性走向完美、丰富。一个“致良知”的人，不仅仅不是贫穷的乞丐，反倒是一切不用外求的最富有的人。
因此，王阳明对良知的种种解释，也都洋溢着乐观色彩。比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又如：“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王阳明和路德所说的“良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是最高本体，而路德所说的“良知”没有本体性，是“被上帝的道俘获”的。
“致良知”的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让心学走向主观化。
王艮是倍受王阳明欣赏的王门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进一步强化了心学的这种主观性。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颜钧，在讲学的时候就地打滚，一边打滚一边说：“试看我良知。”对此，泰州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李贽认为，颜钧参透了“良知真趣”，是个真性情的人，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那些人才是“无一刻不打滚”。
李贽之所以要为颜钧做这样的辩护，是因为心学在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也越来越有流入怪异的趋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讥讽心学后人“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同为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虽然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严词驳斥心学，但也认为心学开启了“狂禅”之风。
四百年，又一个绍兴敲钟人这些纷纷扰扰，对于王阳明而言，都是身后事了。
1527年，王阳明最后一次受命于朝廷，前往广西平叛。1529年，他在归程中病逝于江西。临终前，留遗言于弟子：“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的弟子将他安葬在绍兴城外的鲜虾山南麓。
他曾在《睡起偶成》中表达的愿景，并未在他的身后实现。如学者余英时所言，王阳明曾经寄望于通过“致良知”，以“觉民行道”的方式，打开一条新路，然而，他所处的明代，正是融儒家伦理与专制君权为一体的秩序登峰造极的时代，亦即“道统”与“治统”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不分彼此。这就使得，当王阳明试图在这种局面之外，另起炉灶以民间讲学为“行道”之法时，必然会和官方的意志产生冲突。
对于理学中人而言，他们和心学的冲突，乃是儒学内部的学术之争，他们讥讽心学，原因是不认同心学的为学之法。但对于官方而言，则是难以容忍儒学解释权随着心学的传播而旁落。
王阳明去世后，朝臣桂萼上奏，请求将心学斥为“伪学”。由于这份弹劾，心学在嘉靖年间被朝廷长期当做“伪学”，遭到严禁。与此同时，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余姚、南昌、金华、青田、辰州、溧阳、龙场、赣州、泾县、蕲州、宣城，各地的王阳明门人却无视严禁，不断建书院讲习心学，建阳明祠祭祀王阳明。
至明末万历年间，官方和心学后人的冲突愈演愈烈。1602年，曾为心学辩护的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随后在监狱里用剃刀自杀。在此之前，泰州学派另一传人何心隐因为抗议官方禁止民间讲学，在湖北被逮捕并死于乱杖之下
此后，1644年，清军入关，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了，而且是比以往更加严酷的秩序。1912年，清帝在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呼声中退位，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了。民国刚刚建立，却显出一片暮气沉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反思之后，把矛头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认为必须打破旧文化的束缚，方可有新秩序的建立。
这个时候，也是在绍兴，走出了作家鲁迅。像早他四百年的王阳明一样，他也给了自己一个敲钟人的角色。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有许多人睡在一间没有新鲜空气的铁屋子里，他们需要被唤醒，但如果他无法帮他们打破铁屋的话，岂不是让他们白白承受了临死前的痛苦？还不如让他们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闷死呢。
与几百年前的王阳明不同，写下这些文字的鲁迅，心情是悲凉的。他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