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李彩霞 | 乡族·科举·港口：明代琼州文人地理网络与地缘认同》
李彩霞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南海历史地理。
摘要：明代琼州乡族科举网络，以琼山家族师友关系为中心而展开，呈现出数量大、地域分布广、内部联系紧密的特点，并与琼州北部、东部贸易港的分布有密切关系。琼州文人重视科举的态度，以及受贬谪文人影响而成的文化性格，体现了边缘岛屿文化对大陆中原文化的认同理念，加强了琼州与中央朝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他们以开放前卫的海洋意识和国际视野，从地理边缘走向朝政中心，并将影响辐射至全国。
关键词：琼州文人；科举；港口；地理网络；地缘认同
琼州府（今海南）位于中国最南端，地处东西洋交通要道，四周港口众多。贞元五年（789）琼州建都督府，领琼、崖、儋、振、万安等5州，此后琼州一名基本沿用至清代。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将琼州府由原属广西行省，改归广东布政使司，辖崖州、儋州、万州共三州十三县，将琼州带入快速发展的道路。正统四年（1439）撤宜伦、万宁、宁远三县，改为十县，一直沿用至清代。明代是琼州科举史上唯一可媲美中原的黄金时期，产生了如丘濬、海瑞、王弘诲等大批颇有作为的官员，“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虽天下望郡，亦罕有衣冠盛事如琼者”。在孤悬海外，远离主流社会的背景下，明代琼州乡族文人富有活力的地缘团体与科举的兴盛，都离不开贸易港口的促进作用。本文试以琼州港口及其周围的科举文人为中心，阐述地理网络与地缘认同对琼州文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以琼山为中心的科举地理网络
据《海南历代进士研究》统计，明代海南共产生了64位进士、595位举人，占海南历史上进士总数110人、举人总数802人的一半以上。这些进士、举人主要分布在琼州北部和东部，其中北部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就有进士47人，占总数的73.4%。琼山科举地理网络，主要包括以唐舟、海瑞为中心的家族科举网络，以及以丘濬为中心的师友科举网络。
1.以唐舟和海瑞为中心的家族科举网络
家族师友科举网络是文人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的科考活动和科举地理网络以家族师友为中心而展开，以血缘、婚姻关系为基础，能产生良好的集体效应。琼山文人的科举地理网络主要包括，以进士唐舟、清官海瑞为中心的家族网络以及以大学士丘濬为中心的师友学缘网络。唐家是琼山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迁琼始祖唐震原籍广西桂林，淳祐间任琼州知州，落藉琼山番旦村（今攀丹村），“先世桂林之兴安人。宋淳佑间，始祖震刺琼州……子叔建荫琼山县尉，遂卜城东番蛋里”。明代唐家共有38个举人，6个进士，包括唐舟与唐亮、唐胄与唐穆两对父子进士。唐舟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唐亮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曾任安徽宁国府同知等。唐胄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唐穆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以唐舟为核心的唐氏家族，还包括与他有姻亲关系的丘濬、王佐等人。丘濬于正统八年（1443）娶崖州金百户桂公之女为妻，婚后7年金氏去世，继娶吴氏，侧室唐氏即为唐舟之女。唐夫人受书香世家熏陶，精通诗文，有七言古诗《题吹弹歌舞图》等传世。王佐于宣德二年（1428）生于临高县，7岁丧父，其母唐朝选为唐舟侄女。王佐父亲去世后，母亲将他带到琼山外祖家生活，称唐舟为叔祖父，又因唐夫人的关系，称丘濬为堂姨父。正统十二年（1447）王佐在20岁的弱冠之年考中举人，与他受教于县学教谕冯源，以及与唐舟、丘濬的姻亲关系是分不开的。王佐求学时深得冯源的赏识，《挽那邕冯教谕先生》诗“仅能雪案涂鸦舞，已许朝阳作凤鸣”，可见冯源曾以朝阳之凤期许王佐。大概正是出于对老师的报答与感激，王佐在其《鸡肋集》中，为冯源之女、唐舟孙媳冯银（唐继祖之妻）作《冯氏墓志》记载其事迹。
琼山海氏家族是洪武年间从军的新移民，迁琼始祖是海答儿。海瑞祖父海宽为“景泰七年（1456）丙子科举人，任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知县”。海宽侄儿、海瑞伯父海澄为“成化乙未科（十一年，1475）进士，任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知县，升四川兵备道监察御史”。海瑞以清廉著名，曾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户部云南司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应天巡抚等职。海瑞的同学梁云龙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湖广巡抚、提督军门、兵部左侍郎。海瑞晚年所娶一妾即出自丘氏，海瑞求学时曾与丘濬曾孙丘郊、丘祁为好友，并为丘郊所建乐耕亭写下《乐耕亭记》。
2.以丘濬为中心的师友科举网络
琼州文人地域邻近，因科举活动相聚而形成稳定的师友网络。丘濬曾祖父丘均禄从福建晋江迁至琼山，祖父丘普、父丘传以医传家。丘濬幼年丧父，正统九年（1444）23岁为广东乡试第一名举人，弘治间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的子嗣，据何乔新《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文丘庄公神道碑文》载：“子男四，长曰敦，吴夫人出，以荫补国子生，博学，工文章，先公五年卒。次昆，次仑，皆殇。季曰京，侧室唐氏出。女二，适冯颢、岑英。孙男二，长㽦、次甸。”长子丘敦31岁卒于京邸，二、三子皆早殇，四子丘京“以荫授中书舍人”。孙丘㽦和曾孙丘郊以荫授尚宝司丞，六代孙丘承箕为“郡庠生”。七代孙丘尔榖、丘尔懿仅以举人出任知县，“丙午科（万历三十七年，1609）……丘尔榖，文庄七代孙，懿之兄，贵县知县。为人孝友温恭，博涉经史。己酉科（万历三十七年，1609）……丘尔懿，文庄七代孙，榖之弟，凤阳知县”。虽然丘濬子嗣稀少，家门不显，其师友门生网络却十分兴盛。
薜远是琼山人中任官职最早、最高的人物之一，正统七年（1442）中进士。正统十三年（1448）丘濬与本县冯元吉、文昌人邢宥一同赴京应进士第，成为莫逆之交，此次仅邢宥中进士。景泰五年（1454）丘濬与琼山人林杰同时中进士。后薛远出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成为琼州首位尚书。成化十三年（1477），薛远从南京兵部尚书任上辞官，同年丘濬升国子监祭酒，林杰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彼此关系更加亲密。弘治七年（1494）丘濬出任武英殿大学士，与馆阁名臣刘健、谢迁、王鳌等时常宴集，琼州学子陈繗在《相府咏梅》序言写到：“时群公宴集丘师邸中，皆翰苑名流，予以一明经滥厕席末。刘希贤公健指梅起韵，谢公迁、王公鳌次之。二公丘师门士也。”文中刘健为英、宪、孝、武宗四朝元老，谢迁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生，王鳌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三人死后皆追赠太师。丘濬与馆阁重臣的密切交往，对于加大琼州文人在朝廷的影响力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仍有大批琼山人进入中央朝廷。如嘉靖二年（1523）吴会期授南京户部主事；林士元于嘉靖四年（1525）出任南京户科给事中，十一年（1532）任湖广副使，十七年（1538）升浙江按察使；陈天然嘉靖十四年（1535）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镇江知府等；嘉靖十五年（1536）唐胄任户部左侍郎；嘉靖十七年（1538）郑廷鹄中进士，历任工部都水利司主事、江西参政；万历四年（1587）许子伟任户部给事中，万历三十年（1602）梁云龙任湖广巡抚兼提督军门等。
丘濬的师友网络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朋友或亲自传道授业的师生关系，如丘濬与邢宥、薛远、林杰等有同乡或同年之谊，又同朝为官，成化七年（1471），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为四人建“表贤亭”牌坊（在今海口市府城镇）。又如琼山进士陈繗、举人王佐等皆从丘濬受学，以及许子伟15岁时拜海瑞为师等。陈繗所在的陈氏家族明代出现过13位举人，陈繗之父陈经为宣德十年（1435）举人，陈繗本人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选庶吉士，官翰林院检讨。嘉靖十七年（1538）海瑞的姑父、琼山人郑廷鹄33岁考中探花，在家乡颇有威望，海瑞曾拜他为师。许子伟于万历十四年（1586）与同县林震一起中进士，林震官至按察司副使，“与王尚书弘诲，许给谏子伟为道义交，常时论学”。第二类是虽然没有直接师生关系，但后辈自觉以本邑优秀前辈为榜样，从而产生良好影响的情况。如郑廷鹄、王弘诲皆比丘濬晚一百年左右，但他们以丘濬为荣，曾作《谒景贤祠祠祀苏文忠公、丘文庄公》《五指参天和丘文庄公韵》《夜饮丘文庄公宝敕楼》等诗与丘濬遥相唱和。王佐曾模仿丘濬的《南溟奇甸赋》而作《南溟奇甸歌》，以及丘濬与同里后学海瑞、许子伟并称琼山金花村“一里三贤”等。丘濬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也往来频繁。如王佐与母家晚辈唐胄（比王佐小43岁）等唱和，作《答唐举人平侯》诗教导唐胄，唐胄也曾作《谒桐乡王汝学先生》推尊王佐，唐胄与陈繗（字绍之）都是琼山籍进士，陈繗去世后，唐胄有《逢绍之侄》诗缅怀陈繗。王佐与邢宥之间虽无直接交往，但邢宥是王佐恩师丘濬之至交，邢宥去世时，王佐亦作《次挽邢都宪韵》诗悼念等，皆属此类唐舟、丘濬、海瑞等人物关系详见图1。
图1 唐舟、丘濬、海瑞等琼山主要科举人物关系图
二、明代琼州港口与科举的互动关系
明前期以朝贡贸易为海外贸易的唯一形式，占城、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暹罗、真腊、满刺加等国朝贡船，须先停泊在琼州港口，再由琼州派官船护送至广州，“番贡多经琼州，必遣官辅护……各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送至京”。琼州港口凭借贡道节点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东西交通要冲的优越条件迅速发展起来。琼州贸易港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决定了分布格局，港口功能也初步形成职能分工。北部琼山、临高港口主要与内地相通，从两地出发，西北可至广西，东北可至闽粤；南部崖州、万宁港口则主要与南海诸国相通，从两地出发，正南可至马来半岛、爪哇等地，西南可至占城、暹罗等，形成港口与科举的良性互动关系。
1.琼州北部港口与科举的地缘关系
琼州诸港中，北部港口的政治经济地位尤为重要，主要包括琼山、澄迈和临高等地港口。琼山作为琼州政治经济中心，位于琼州最北端，面临琼州海峡，水深易通船舶，港口最为密集,其中烈楼港（在今海口长流镇）是汉代开辟的古渡口。乾隆《琼山县志》载：“烈楼港在县西二十里。……乃汉军渡海之处。有大石生出海北三墩，名曰烈楼嘴。海南地接徐闻，此最近。”贞元五年（789），琼山在县北十里（今海口长堤路一带）设白沙津（因沙滩洁白而得名），作为琼州与内陆商品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商船出入频繁。宋代琼山之西的澄迈县石港，是白沙津的主要辅助港，商船多从石港渡海至广州。《太平寰宇记》记载：“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船，本州石镬（即石“石矍”，笔者注）水口驻泊，候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淳熙十五年（1188），白沙津因海岸屈曲不通大舟，官府欲疏浚而不成，后飓风如神般冲成一港，改称神应港。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任福建提举市舶使时，设置市舶的城市皆在琼州北部或东北部，“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
正德年间从琼山出发，“东路，半日至铺前港,半日至文昌青蓝头（即清澜港）,一日至会同调懒港,半日至乐会博敖港,半日至万州连塘港,一日至南山（即陵水南山岛）李村港,一日半至崖之临川港。俱无稳泊处。西路，半日至澄迈东水港,又半日至临高博浦港,一日至儋州洋浦港,一日至昌化乌坭港,一日至感恩抱罗港,一日至崖之保平港。俱有港汊可泊舟。”万历年间，神应港（白沙港）仍是琼州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渡口。《琼州府志・海黎志》写道：“与海口唇齿相通,凡大舟商船皆住泊焉,是琼泊之咽喉也。”丘濬以“帆樯之聚，森如立竹”形容其繁华。海外番舶途径琼州时，多在北部琼山各港停靠补给，前述丘濬、唐胄、郑廷鹄、许子伟、梁云龙等皆为琼山人。
北部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驻泊口岸，吸引大批疍民和客商来此从事渔业、沉香和槟榔贸易。谢肇淛《五杂俎》记述：“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甚至有外国商人冒称贡船到海南走私偷售货物，“舶商去来不定，多在海南州县走泄细货”。琼州贸易港的兴盛，带动了海商、官商集团的大量崛起。海瑞晚年过继堂弟海珥之子海中适为子，海中适及其子海述祖仰仗家族声名，及与梁云龙的姻亲关系成为富商。其中仅崇祯十五年（1642），海述祖携私货从琼州港出海，“斥其千斤家产，治一大舶……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资无算”。
受港口经济的影响，琼山北部的村落发展迅速。番旦村元初就是疍民聚居之地，闽浙商船直接来到城下交易，“学前水（今美舍河）在城南。源自西湖，流经旧县学前……东经番旦村，达大江入海，其支分流绕城东至龙歧。古通番舶。元初闽浙商舟皆入至城下”。番旦村的“旦”，是以船为家的“疍”民的简写。番旦村唐氏科举家族的产生，与它靠近的港口的地理位置有关。明前期北部琼山的政治经济地位带动了科举的兴盛，海口港是最早的贸易中心。琼州科举网络的家族性和师友学缘性特点，在琼山县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琼州科举情况急转而下，仅产生了31位进士、157位举人，不及明代的一半。各市县进士仍然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其中琼山9人，定安8人，文昌7人，琼海3人，儋州2人，万宁、澄迈各1人。除嘉庆十四年（1809）定安人张岳崧中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外，几乎没有产生全国有影响力的名人。贸易港口也表现出同样衰落的态势。虽然在明代基础上延续使用52个，废弃15个，新增40多个，总数增加到92个。但清代朝贡贸易国家大大减少，且仅有琉球、暹罗、安南、苏禄（在今菲律宾群岛）等少数国家是从海上来贡。其中琉球、苏禄从南海东侧入华，不经过琼州，暹罗、安南也多走陆路至广西太平府镇南关（今友谊关）入境。《光绪会典事例》记载：“（康熙）四年议准，安南贡道由广西太平府。雍正二年议准，安南国贡使进京，广西巡抚给予勘合，由广西、湖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乾隆六十年奏准，此次安南贡使，改由广西水路，经广东之肇庆等府，至江西沙井起旱，取道入京。嘉庆七年定，越南贡道由陆路至广西凭祥州，入镇南关，由水路达京师。”由于清代海外贡船皆不经过琼州海峡，琼州西部港口明显萎缩。在万年年间港口的基础上，清代儋州废弃港口3个，陵水弃2个，琼山、澄迈各弃1个，保留下来的港口也大多不能泊船。琼山西郊的海口港原本水深易通船，有琼州门户之称，乾隆后开始淤浅，船只遇暴风雨则无处停泊。至道光年间，除白沙港、北港、小英湾可停船数十只外，其余港口皆因狭小淤积沙土而废弃，如道光《琼州府志》记载：
（海口港）近年浮沙壅塞,水浅港狭,舟不能进，多泊港外。风涛不测，商旅病之……海口港东二里有牛矢港，不能泊船。牛矢港不二十里有白沙港，可泊大船数十。又东二十里有大林港、北洋港、沙上港，俱系小港，不能泊船。海口港西二里有盐灶港，又西五里有小港，亦名沙土港，港外有沙洲一段，不能泊船。沙土港西五里曰小英湾，可泊大船十余只。湾西又有白庙港、红沙港、丰盈港，俱浅狭，不能泊船。
此外，澄迈石攫港、东水港也因四周山势巍峨、海寇抢劫而荒废。文昌多数港口涨潮时成港泊舟，潮退时沿岸煮盐。咸丰《文昌县志》载：“长歧港，县南五十里。沿岸煮盐。白延都诸水由此入海。原置驿，今废。陈村港，县东南四十里。距长歧港东十五里。潮长可泊船，退则堆沙煮盐……南沙港，大人沟东七里。原水深口阔，可泊舟。发沙填浅，垦为田。外尚可泊舟五、六只。”
2.琼州东部港口的兴盛及对科举的影响
据《正德琼台志》，正德年间（1506—1520）琼州四周可供停泊或贸易的港口共有67个，其中崖州11个，儋州9个，文昌8个，琼山6个，临高6个，感恩（今属东方）6人，陵水5个，澄迈4个，昌化4个，万州4个，会同（今属琼海）3个，乐会（今属琼海）1个。以上67个港口，如果以三亚正南的番坊港为界，西部港口有35个，东部港口31个。总体来说，西部港口数量略多，但渔户数量则东、西部基本持平。如正德七年（1512）琼州渔户总数为1913户，其中东部渔户为956户，西部渔户数为957户。东部渔户中，崖州最多，为349户，其次是文昌230户，乐会112户，陵水100户，会同88户，万州77户。明中后期海上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东部城市，如文昌、万宁、陵水、三亚诸港口的兴起。万历（1573—1620）年间，《琼州府志》记载琼州港口总数依然为67个，但结构有变化，北部和东部港口开始增加，西部港口有所萎缩。如北部临高县原有6个港口，万历年间新增吕湾、乌石2港，达到8个，其中马袅港为琼州著名盐场。另有文昌县新增长歧港，感恩县（今属东方市）则弃白沙港等。
对比正德、万历年间的港口分布可以发现，港口数量有从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清代港口进一步往东岸转移。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崖州增加8个港口，琼山、临高各增加5个，万宁、感恩县各增加3个，会同、儋州各增2个，陵水、文昌各增1个。总体来看，明中后期琼州港口呈现出从以西部为主，变为东西并重，甚至东部反超的态势。这一态势与琼州文人的科举情况基本成正比，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较为明显。
与港口情况相对应的是，明代进士也主要集中在琼州东部，具体有文昌8人，万宁3人，定安2人，陵水、三亚各1人。如文昌人何测最早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中进士，选庶吉士；文昌人林密为永乐九年十年（1412）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万州（今万宁）人徐祥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安徽歙县知县等。出生文昌望族的邢宥，正统十三年（1448）中进士，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以钦差大臣身份任江浙巡抚。明中后期，商船从广州屯门山出发，经琼州东部到达东南亚，大大缩短了航程，文昌、会同、乐会贸易港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文昌清澜港口小腹大，海产丰富，渔民常在海中捞起鹦鹉杯、海漆香、琼芝菜等。《正德琼台志·土产》载：“琼芝菜，一名石花，文昌多……鹦鹉杯螺出清澜海，形似鹦鹉，用金银镶为嘴足，作饮器。”万历《琼州府志》亦载：“海漆香，产文昌海港，黑色，焚之，油出如漆。”港口除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本地经济的发展，还兼有军事海防的功能。建文元年（1399）王伯贞任琼州知府时，曾“往清澜浦视番舶”。万历间也在文昌铺前港设巡检司管理商船活动，“深广可容商船，凡倭寇贼船常从引入……势与白沙相倚,是琼治之胸项也”，还在文昌县新建了长歧港等。
元代乐会县调懒港因多条河流交汇入海而形成港湾。至元二十四年（1287），鉴于调懒港的重要地位，会同县治从县门市（今琼海塔洋镇）迁到调喇港附近，“邑治徙于太平都之调懒”。至元二十八年（1291），从乐会县析出西北部分，单独成立会同县。明代调懒港成为重要港口，正德《琼台志》称：“调懒港，在（会同）县东北二十里太平都。潮长成港，堪泊舟，退则沙浅。卤利灶丁煮盐。岸有调懒村。”此后，调懒港逐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成为琼州东部的重要港口。康熙八年（1669）会同县调懒港（港门埠）改称潭门港，名列会同八景之一。嘉庆《会同县志·地理志》载：“斗牛埠，近调懒，太平都。港门埠，近斗牛，太平都。县治八景之一有‘大海澄潭’，即其处也。”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琼州图》在文昌清澜港的东南方，详细标出潭门（镇）和潭门港，可见潭门港地位之重要。光绪二十九年（1903）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广东图”中，在海南博鳌港之北标出潭门。1933年陈铭枢在《海南岛志》中介绍潭门港：“旧名调懒港，在琼东县城东三十里，位在沙涌、竹山两溪入海处。港门甚阔，极目汪洋，一望无涯……每年二三月间，有一千担左右之帆船，由南洋各埠回港。”除了潭门港之外，琼海的其他港口地位也在上升，如乐会县新潭港可泊大船数十只，博敖港在新潭港北30里，“为本邑咽喉,亦为各处货品出入之要口”，亦可泊大船数十只。琼海（包括乐会、会同2县）在明代没有出过一个进士，清代则在琼州整体数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3个进士，进士总数上升为琼州第四位，进步非常明显，不能不归功于明代以后琼海港口地位的重大提升。
明代万州3个进士，虽然总数不多，但进士总数紧随琼山、文昌之后，排名第三，与番船所带来的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万安军（今万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宋代城东就建有祭祀舶主（从事贸易的商人首领）的都纲庙。正德年间建有昭应庙，中外船只必往祀之，或停靠于此避风补给，“昭应庙在州东北三十五里会通都新泽港。其神原有庙祀，名舶主。国朝洪武二年，取勘祀典神祇，州同知乌肃达其能御灾捍患，请赐封新泽海港之神，入祀典”。万州对番神的祭祀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万州志》记载，万州城州东三十里的港门港（又称莲塘港），“其山嘴有一石船、三石番神，不知其所由来。商贾祷之，极灵。忌猪肉”。清代琼州科举整体衰落，万州的科举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只产生了1位进士。
明代东部的陵水县有1位进士，与北部的澄迈、临高以及南部的三亚数量一样。陵水盛产香料，县内多有商业港口，其贸易比琼山县还要兴旺。丘濬在《送琼郡叶知府序》中称：“奇香异木，文甲氄毳之产，商贾贸迁，北入江、淮、闽、浙之间，岁以千万计，其物饶也。”海瑞也在《赠陵水尹吴秋塘德政序》中说：“陵邑连崖州，山海货比郡治下为胜。其地又居郡城之尽，有仕于此，为贪为肆，可为己百方文饰。”官员的贪污程度之重，可见其港口之繁华。陵水的港口，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有：“黎庵港（今黎安港），在县东南十二里岭黎乡，源发黎亭峒，流经黎苗铺与潮会成港，黎人曾结屋岸居……南山头港，在县西南二十里，源自岭脚峒，流至南山村与潮会成港……咸水港，县南十五里，潮长蜑船可渡。”文中的南山头港和咸水港，在万历《琼州府志》中合为一处，称为桐栖港。它写到：“桐栖港，县南十五里，外有南山，商船番舶泊于此……即旧志咸水港，又名南山头港。”对此，乾隆《陵水县志》有详细介绍：“桐栖港，在城南三十里。外通大洋，内为商艘停泊之所，广、潮二府商贾于此运载槟榔、糖、藤等货。自七月以后占风不顺，商艘即不出港。每年粤海关派书役征收饷税，于二月来，七月去。港内有渔船二十余，朝出暮归。两岸设立营汛、炮台以备倭。实陵邑之一要区也。一名咸水港，一名南山所港。”该书写作于以考据严谨著称的乾隆时期，文中称桐栖港（今新村港）与南山头港、咸水港为同一处，其位置远至城南三十里。大概因为万历年间陵水南湾半岛还是海岛或形成陆地不久，则乾隆时则已与陆地连接，港口又向南推进了十五里。
崖州在明代虽然只有钟芳1位进士，但他是“上继文庄（丘濬），下启忠介（海瑞）”的承上启下的人物，被万历《广东通志》称为“岭南巨儒”，代表琼州文人的较高成就。钟芳出生在“海南第一文化古村”水南村，该村因地处海南第四大河流——宁远河之南而得名。唐代宰相韩瑗、李德裕，宋代名臣丁谓、卢多逊、胡铨、赵鼎，元代诗人王仕熙、纺织家黄道婆皆曾在该村居住。大蛋港、保平港分别在水南村的东西两侧，宁远河紧贴着水南村从大蛋、保平二港之间注入大海，唐代高僧鉴真就在大蛋港附近上岸。明代崖州是南海航线的必经口岸、外国贡舶停泊的避风港和补给站，特别是崖州西部的大蛋港客商云集，州西40公里的望楼港是外国贡船的主要补给地，州东百里的毕潭港（今三亚河入海处）则专为占城朝贡船泊舟处。正德《琼台志》载：“大蛋港，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蛋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望楼港，在州西八十里，水自抱里村岭下流，经望楼村入海，番国贡船泊此……毕潭港（今三亚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保平港，在州西五里。水自五指，流经后河，至此会潮入海。”清代崖州进士空缺，举人也只有林缵统、吉大文、张隽、郑绍材等廖寥数人。大蛋港也因泥沙淤积而废弃，光绪《崖州志》载：“大蛋港，城西南八里，港浅，不能泊船，昔为要隘，今废。”三亚港（唐宋时称临川港）港湾情况也不太好，以晒盐为中心，“港内水不甚深，千余担之航船可以入口”。罗马港时浅时深，只容小船乘潮而入，禁港、头铺灶港、龙栖港亦开塞无常（见表1）。
表1 明清主要时期港口、进士数量表
资料来源：正德间港口数量，据正德《琼台志》，第225-231页；万历间港口数量，据万历《琼州府志》，第57-93页。道光间港口数量，据道光《琼州府志》，第110-178页。明清进士数量，据朱东根《海南历代进士研究》，第30-32页。
三、明代琼州文人的地缘认同
“地缘认同”一词最初主要见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如孙谦《战前东南亚华侨的地缘认同》和肖文燕《地缘认同：客家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心理共识——以清末和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为例》等皆指出，它是“指人们对人与土地关系的确认，是一种对居住地区以及对这一地区人文景观的归属意识”。后来该词逐渐扩展到边疆区域和民族的研究领域。如赵晓梅在对贵州侗寨的研究中说：“对这些侗寨的萨坛建置进行整理归纳可以发现，萨坛与鼓楼一样，既可能表达一种血缘的联系，也可能表达一种地缘的结合。”洪仁怀也说女真族“以其领袖完颜阿骨打为统帅，在建国、伐辽、发展经济的许多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使女真人由血缘认同到地缘认同，进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而形成了女真民族”。可见地缘认同是指因生长生活区域相同，而在某一省、州、县、村的乡族社会中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或结合起来的团体（如同乡关系），也是人们对居住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归属感。明代琼州文人的科举网络建立在血缘、婚姻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基础之上，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地缘认同关系，并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
1.重视科举与贬谪地文化性格：地缘认同的表现
科举制度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和社会政治功能，对稳定士绅阶层、传播和普及文化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边疆区域的实施，能起到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明代琼州岛屿文化对大陆文化的地缘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理念，主要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方式表现出来。琼州文化发展起步较晚，贞观二十年（646），太子校书王义方贬任儋州吉安（今海南昌江县）丞，开始在海南创办学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1）才有第一所琼州府学，绍圣四年（1097）苏轼到儋州后创办东坡书院，培养出琼山姜唐佐、儋州符确为琼州第一个举人、进士。明代琼州大量移植大陆教育制度，兴办学校，设置官学私学，共建有书院23所，州县社学179所，及医学等专门学校，科举制度深入人心。其中仅琼山官私书院就不下10所。如副使涂棐办同文书院，副使陈茂义办崇文书院，郡守谢继科办粟泉书院，贡生陈文徽办桐墩书院，唐胄办西洲书院，丘濬办奇甸书院，郑廷鹄办石湖书院等。王弘诲在定安捐资创立尚友书院，又资助修建澄迈天池书院、文昌玉阳书院等，亲自到书院授课。这些支持科举的措施，使琼州区域文化与儒家文化高度融合，儒家思想与文化也得到了琼州文人士子的广泛认同，并广泛传播。
正是在重视科举的背景之下，明代琼州进士数量高达64人，占广东进士总数871人的7.4%。比重虽不高，但在广东11个府级行政单位，排名仅次于广州（469人）、潮州（155人），位列第三。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和朝廷的选拔任用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其中正三品以上的官员不下10人，产生了邱濬、海瑞等极具影响力的名儒大臣。琼州文人重视科举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已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琼州学子赴雷州应试要渡过琼州海峡，不仅有路途遥远、奔波劳累之苦，而且海上风波险恶，海寇出没，比内陆学子更加辛苦。嘉靖三十六年（1557）临高知县杨址率数百名儒生渡海北上时，因遭风浪全部覆没，酿成惨剧。万历四年（1576）王弘诲任翰林检讨时，上疏《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请在琼州增设考场，由琼州兵备道台兼提学考官，获得诏准，史称“奏考回琼”，对海南的教育科举事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隋唐至明代大批名臣官员流放琼州。据统计，隋朝1人，唐朝67人，五代4人，宋朝79人，元朝11人，明朝21人，共计183人。尤其是唐宋时韦执谊、李德裕、卢多逊、丁谓、李纲、赵鼎、李光、胡铨、苏轼等爱国贤臣的政治骨气和人格精神，已融到琼州的地域气质当中,成为当地文化性格的一部分。贬谪之臣的事迹声望及记载海南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诗文，客观上加强了海南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成为海南本地文人认同大陆文化的重要渠道。琼州文人继承了贬谪地地缘文化性格，多具有政声卓著、刚毅廉洁的特点。出身文昌旺族的邢宥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历任四川临察御史、浙江台州知府、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55岁即告老还乡，“清谨廉介，不事华靡，两典剧郡皆有政声……激流勇退，士夫尤有取云”，与海瑞、丘浚并称“海南三贤”。儋州人薛远祖籍安徽，父辈流放海南。成化十三年（1477）薛远任户部尚书时因谏废西厂不准，与商辂、李宾同时致仕，至今儋州尚存为纪念薛远的“尚书坊”。唐舟以监察御史致仕，“及归，杜门不出。家无担石之储，处之晏如，乡议高之”。唐胄于武宗年间因反对宦官刘瑾而罢官，居家近20年，嘉靖十七年（1538）定明堂大飨礼时，再次因冒死抗疏而削籍归乡。
理学名臣丘濬乐观豁达，位极人臣，“而自处无异韦布，产业仅仅第宅，不逾齐民……规模卑陋，聊庇风雨……及卒南归，除钦赐白金绮币外，囊无赢资，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王佐二十余年一官不升，亦不在意，“性疏散，不事家事。生计甚拙”。王弘诲20岁（嘉靖四十年，1561）就考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四年后中进士，选庶吉士，本前途无量，却在50岁的盛年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与其淡泊名利、耿介正直的性格不无关系。海瑞一生刚正不阿、节俭廉洁，世称南包公、海青天。《明史》载：“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为母寿，市肉二斤……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帷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此外，文昌人韩俊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历任刑部郎中、河南副使，“以廉能为天下第一。卒于官，宦囊如洗，地方赙金始能归葬。崇祀名宦”。琼山人陈实弘治十一年（1498）中进士，“刘瑾用事，告疾归……瑾矫诏除名。瑾诛，起为江西道御史……嘉靖初，出知常州府。遇岁大祲，发羡余银数千两籴谷赈之，全活无算”。琼山人黄显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刑部主事时，治狱多所平反……出守抚州，罢筑千金陂以苏民困。完逋数万，不刻核不及于下，部民立生祠祀焉”，等等。明代理学兴盛，琼州文人普遍具有重视名节，刚正清廉的文化性格，与它长期作为贬谪流寓之地的区域氛围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乡土情怀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感情，琼州士子尤为明显。琼州与内陆远隔千山万山，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出岛应考和返乡都更加困难，而琼州独特的热带风貌又是内地所无法取代的，他们对家乡的人物、风景的感情也更加深厚。嘉靖四十三年（1563）海瑞下狱时，正在国子监读书的同乡王弘诲四处奔走斡旋，带食物和药到狱中探望，海瑞去世后运其棺柩回归故里，体现了浓厚的乡谊同道之情。崇祯间进士、文昌人陈是集辑录28位海南诗人的诗歌400余首，编成的《溟南诗选》多包含此类作品。王佐是描写海南风物最多的诗人，还因家乡临高县盛产刺桐而自号“桐乡”，他的《槟榔》《食槟榔白》《寄张凤彩求槟榔扇》《椰园写景》以槟榔、椰子等为题材，充满琼州特色。王弘诲也作有《游铜鼓岭观海寄贺明府二首》，赞美文昌旅游胜地“琼东第一峰”铜鼓岭等。天顺元年（1457）邢宥出巡辽东后回家省亲，作《琼台杂兴》七首描绘家乡的饮食服饰、人情景物等，致仕回到家乡文昌作七言古诗《海南村老歌》“海南村老非真村，家能识字里能文”，写出文昌老人文化之盛。琼山进士陈繗《琼台览胜》二首和《海南风景》等皆以瑶台、瀛洲、蓬莱等传说仙境代指琼州，充满对家乡的自豪感。丘濬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生活在海南，其《琼山》《题五指山》等写出对海南山水的热爱。《家居琼山之下田村》“有人问我家居处，朱橘金花满下田”一句，直接点明其家乡下田村（今金花村）。丘濬晚年长子已逝，二、三子早夭，妻子和四子长居琼山，多次乞归不允，思乡之情更切。如《敬之下弟，书此慰之》“遥听佳音播海南”，《哭邢克宽都宪》“眼泪汪汪望海南”，皆表达了无法南归的惆怅。
2.从边缘到前沿：地缘认同的延伸
海南与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相望，位于中国最南端。虽然早在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就置珠崖、儋耳两郡将海南纳入版图，但中央王朝的统治显得极不稳定，仅仅在此后二十余年间就发生六次反叛。初元三年（前46）珠崖郡又爆发起义，汉元帝遂采纳贾捐之的建议，“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罢珠崖郡，设朱卢县，隶属于交州合浦郡。建武十九年（43），光武帝又在合浦郡置珠崖县，此后五百余年，中央政府虽然在海南置郡县，但郡治多设在合浦郡或徐闻县，行政管理显得松散而间接。吴赤乌年间（238-251）在雷州设珠崖郡（治徐闻）“遥领”海南。徐坚《初学记》引《交广二州记》云：“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民间传说路博德、马援两位伏波将军途经海南的事迹亦未见于正史记载。唐宋时期国家政局相对稳定，派遣官员到海南任职，但仍然主要作为政治流放地而存在。元代因为朝廷进攻越南的需要，海南一跃成为军事后勤基地，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大大加强。明代对外贸易和港口的繁荣，成为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和停泊港，又因海寇入侵，军事地位和航运地位大大提高，琼州文人的杰出成就，在诸多方面也开始走到国家前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前卫的海洋意识。琼州文人从小生活在海边，熟悉海洋和海上航行规律，对琼州港口、海岸、海防的认识非常深刻，相对于内地学者，普遍更具有开放前卫的海洋意识。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放开海禁，发展海运和民间海外贸易。他说：“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海运虽有漂溺之患，然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还在文中提出官府在商船出国前进行查验，从海外返国时抽税等管理方法。唐胄在正德《琼台志》卷21“海道”篇详细介绍了海境、海防、海寇、番方等内容，体现了对海洋安全的高度重视。钟芳以琼州海峡为观测点，提出潮汐涨落与月亮盈虚、东西洋流等因素都有关系的观点，以及潮汐的涨落每天都会略有推迟的结论，显示了海洋观察测绘水平的提高。他说：“两岸相对，海经其中，潮汐往来，其流甚急，欲知地之嘘吸，于此观之最为明的。其吸也自东而西，万港俱消，及东海之水泻落如井，则消之极而嘘生焉……消长之期浃一昼夜，而每迟数刻。”嘉靖十五年（1536）唐胄任户部侍郎时，从历史、地理、文化、军事、经济实力等七个方面，反对朝廷征讨安南的决议，显示了在海上军事安全、南海外交策略方面的远见，被《明史·唐胄传》评为“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第二，学术思想的前沿性。王佐、钟芳还与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等中原思想家切磋学问，将思想影响辐射至全国。正统十二年（1447），王佐到广州参加乡试，与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陈白沙）皆以弱冠之年中举，时称“二俊”，次年同入国子监读书，三年后同时会试落第。王佐《鸡肋集》中重心性，强调心、道、境融合的思想，具有由程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痕迹，与陈献章的“白沙心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钱志熙所说：“研究王佐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发展的某种踪迹。”正德三年（1508），钟芳与陕西人吕柟（号泾野）同时中进士，选庶吉士、翰林编修，作《恒山中丞宅夕饮次泾野韵》等诗与吕柟唱和，还作《和王司马浚川韵奉寄》等诗送给王廷相（号浚川），为其诗文集《王氏家藏集》和理学著述《慎言》作序。钟芳在江西、南京广西任官时还曾与王阳明共事，并四次致信罗钦顺，并为其理学著作《困知记》作序。海南定安县虽不靠海，但地处琼州东北，受文昌、琼海等东线城市开放思想的熏陶明显。定安人王弘诲任礼部尚书时，选拔出状元焦弘、会元董其昌为著名学者、书画家，一时皆称得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王弘诲、许子伟邀请高僧憨山德清到琼州游历，期间他们共同探访苏轼、惠洪法师遗迹等，憨山德清写下《琼潴探奇记》《春秋左氏心法序》等名作。
第三，开放的国际视野。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弘诲利用去北京参加万寿节的机会，把已进入中国十七年，却因政治原因始终不能进京的利玛窦带入北京，是利玛窦入京的引路人。两年后，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成功地面见万历皇帝，获准留居向明朝官员传播欧洲的宗教和科学技术，对明后期的西学东渐功不可没。王弘诲的儿子王保罗也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成为天主教徒，开启天主教在琼州传播之先河。王弘诲等人以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走在时代前列，接受西方传教士的思想洗礼，这样的胸怀与他们生长在海洋区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清代以后因南海海盗和鸦片战争的影响，海南再次成为国防前哨，在行政设置上先后定为公署和特别行政区，显示其在政治、地理、经济和军事上的独特地位。1988年海南建省、成立经济特区。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再次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四、结语
明代琼州文人生活在中国海洋边缘地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以及数量大、地域分布广、内部联系紧密的特点。明代琼州文人在科举和官场上的巨大成就，与他们建立在血缘、婚姻和地域关系基础之上的地理网络和地缘认同是分不开的。琼州文人以家族科举的方式出场，将强烈的地缘认同意识渗透到工作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文人重视科举的态度，以及受贬谪文人影响而成的文化性格，体现了边缘岛屿文化对大陆中原文化的认同理念，客观上加强了琼州与中央朝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使二者的关系由松散变得更加紧密。遍布海南全岛的众多港口，既是琼州文人思想、个性成熟的摇篮，也是他们走出本岛、走向全国的起点。热带海洋港口文化赋予了他们海洋视野和奋发进取、坚毅果敢的人格精神，使他们在孤悬海外，远离政治军事中心的条件下，以强劲的势头从地理边缘走向朝政中心，甚至国家建设的最前沿，对于今天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辑。
责编：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