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清廉和开明的他，却客死他乡、子女叛国、债台高筑。
文／刘江华
北京前门火车站，1923年的一天，聚集着一支送殡队伍。不同于大多数送殡队伍的是，有专人在灵柩前面撒纸钱，抬棺的人小心翼翼地落脚，确保必须踏着纸钱，一路向东。
灵柩里躺着的，是一年前的3月29日病逝于辽宁旅顺的末代肃亲王善耆。队伍的目的地是今天朝阳区劲松——当时叫架松，是肃王府的家族墓地。
一代亲王，为何死在了旅顺关键词排名工具旬上上海百首？抬棺的杠夫，为何一定要踩在纸钱上关键词排名工具旬上上海百首？这还得从善耆生前说起。
第一代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也是清初八大“世袭罔替”亲王之一。他勇武善战，随同多尔衮转战多地，征蒙古、察哈尔，平陕西、四川，并亲自射杀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积功被封为和硕肃亲王。可惜因得罪多尔衮而被革爵幽禁，死因不明，年仅40岁。
末代肃亲王善耆，后来客死他乡、子女叛国、债台高筑，以至于他住到旅顺都被袁世凯嘲讽为“有避债意”。其人生的悲剧性基因，或许在第一代肃亲王之际就已经种下。
诗人、票友和棋手善耆生于1866年，野史称其年轻时即有大志，有一次曾写下“如当舍”三字。旁人不懂，善耆解释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善耆自幼受良好教育，年轻时就颇有诗才。1922年去世后，其亲友曾编辑出版了《肃忠亲王遗集》，收入善耆诗歌近百首。第一首是他15岁时所写的《寄陆中甫世兄》：“怅别匆匆已二旬，吟诗问字总分神。榆关秋夜长安月，一样风光两地人。”这首诗，被评为“借鉴李白、王维等唐人诗句，又有某些新意，流畅自如”。1912年2月清帝退位前夕，在逃离北京旅途中，善耆还写下了气象宏大的《辛亥十二月出京口占》：“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不仅是诗人，善耆还是京剧票友。1894年，他在位于东交民巷御河桥的老肃王府（今正义路原北京市政府一带）成立票房，与载洵、载涛、溥侗等清室贵胄粉墨登场。善耆喜饰武生，最让他得意的是，其勇捷被评为甚至超过擅演孙悟空的名角杨小楼。由于老肃王府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受损严重，加上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成了使馆区，肃王府不得不迁往今东城区北新桥南船板胡同一带，票房也随之北迁，直到民国后才解散。
韩二刁是当时北京票友中有名的武生，常被善耆邀至府中研究戏剧。他记得，肃王府中建有戏台，善耆尤其喜欢僚属们陪着他排演戏剧。爱屋及乌，时任镶红旗汉军都统的善耆，为此将韩二刁的兄弟、该旗副参领韩秀峰擢为正参领。而韩氏兄弟的谢礼，就是亲自勾画一册京剧脸谱、亲制一匣泥捏京剧脸谱人头。善耆收到后非常称许。
诗人、票友之外，善耆还喜欢下围棋。据说，当时访华的日本棋士好像没有不去拜访他的。流传下来的照片表明，1919年，日本围棋五段棋手濑越宪作访华时曾在旅顺与善耆对弈。甚至，日本三段棋手中村善一郎曾在肃亲王府下榻一周，并得到殷勤招待。
官声、政绩和第一1901年，善耆出任崇文门正监督。崇文门税关为京师收税之总机关，每年更换正、副监督各一人，是京城有名的肥缺。只出任税关监督一年，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就将桂公府修葺一新，并发自内心地对家人说：“我这后半辈子总算不用发愁了……”。有一种说法：按例，崇文门税关每年上缴国库的税款为30万两，善耆出任时，朝廷特意降为12万两，少交的部分，用来补偿肃亲王府在庚子事件中被毁的损失。
善耆就任后，整顿官吏，罢免贪官，起用年轻有为的正派官吏，增加他们薪俸的同时严禁行贿受贿。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扣除官吏薪俸等支出后，收到的税金竟达创纪录的60余万两。即便如此，善耆自己“不取一钱”，全部上缴国库，“这成了当时破天荒的大事儿”。
为了协调新兴的警察机构与旧有步军统领衙门间的权限，清政府于1902年设置工巡总局，把已有的协巡局和警务处合并，任命善耆为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大臣，同时授步军统领。如此一来，京城军、警两大系统都归善耆一人管理，可谓大权在握。
1907年起，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将近5年之久。也因此，在北京城市政建设和管理上创下了多项第一。
他创始了京师警政。他在工巡总局下设中、东、西三个分局及路工局，在外国使馆区设分巡处来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纠纷。1907年出任民政部尚书后，他继续对京师警察体系加以整顿，建立起内外城巡警总厅—区—派出所的组织架构，有力地促进了京师警察机构的规范化。经过改革，北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街道第一次出现了巡警，路口出现了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相当于后来的岗亭）。
他创办了东安市场。1900年以前，王府井一带路面很窄，且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街道两边的店铺也很少。《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鉴于此地出入的洋人增多，加上东城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善耆意识到在此发展商业的可行性和有利性。经其奏请，清廷同意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原吴三桂府邸所在地建“东安市场”。1903年3月，“东安市场”建成并延续至今。
他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掌握相对准确的全国人口数量，是推行新政、选举议员、普及教育、推动立宪的基础。当时，国外多认为中国人口不到四亿，比如美国就认为中国人口为2.75亿。为掌握准确数字，任民政部尚书不久，善耆即研究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制定了专门的人口调查计划：1908年至1910年10月完成户数登记，1912年10月完成人口调查。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人口调查没有最终完成，但据1910年4月的数据，全国居民为4.07亿。
除此之外的第一，还有他在京城主要地带建立起第一批公共厕所关键词排名工具旬上上海百首；建设了京师第一支消防队，负责京城特别是内城火灾的扑救等。
同样值得书写的，还有善耆取消了女子不能到戏院看戏的禁令。1907年，他明令在京城西珠市口内、煤市街南口外（今丰泽园饭庄）开设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此举宣告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和旧俗，轰动京城。
林林总总的“第一”，折射出善耆能干、清廉和开明的特点，他也因此得到了“思想开化”的美名。
汪精卫救命恩人和革命党“保护伞”善耆在民政部尚书任上遇到的重大事件，莫过于汪精卫案件的审理。1910年初，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进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谋炸摄政王，按律可处极刑。经善耆等斡旋，汪精卫等最终免于一死，被判“永远监禁”。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被释放，前后被关了约一年半。
服刑之前，善耆允许汪精卫等将书籍、衣服带入监狱。关押期间，善耆常去监狱与汪精卫、黄复生等人谈心，还给汪精卫馈送食品，赠以钱物，甚至送去上百册图书。多年之后，已成汪伪政权主席的汪精卫回忆：“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到监狱中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能免一死，也许是一种政治作用的结果。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善耆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宽容，可以说是其来有自。他最为倚重的三位幕僚中，程家柽和谷思慎都是革命党人。史料记载，1908年夏，善耆曾派程家柽给同盟会总部送去3万元，转达了愿与“同盟会修好之意”。善耆的这些举动并未能“感化”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爆发时，谷思慎正在包头从事革命活动；程家柽则参与创办了京津革命党人机关报《国风日报》，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联络京津革命党人，准备在京师发动革命，最终迫使善耆不得不悬赏15000元通缉程家柽。
1910年10月，善耆还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代表孙洪伊等请到肃王府，设宴招待，倾谈竟日，对实施宪政深表赞同。同时讨好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多少折射出这位清代王爷明了清廷腐败、借此明哲保身的内心幽秘。
欠款谜云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份肃亲王府于1915年11月呈送宗人府的《奉天各佃庄地亩纸》表明，肃王府在辽宁登记在案的庄地8万多亩。而杨学琛、周远康在《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一书中说，肃王府在河北的庄地超过22万亩，在热河有“所有地”170余万亩。
此外，据1914年日本完成的《奉天省、东蒙古地方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肃王府在蒙古还有牧场地126万亩，在奉省、热河还有面积20平方里的森林1处、金矿1处、山地10处、果园3处等等。
30万亩庄地、120万亩场地、170万亩所有地，这些田产所收的租金，加上实领的5000两年俸、1500石俸米，还有祖上遗下的金银财宝及家产。显而易见，善耆的收入相当可观。难怪京城有民谚：“恭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拿斗量。”
但另一方面，档案显示，从1908年起，善耆就向德国人开办的德华银行、日本人开办的正金银行借款，二者相加，贷款数额达30万两。
由于善耆的6.5万两借款始终未还，1912年12月31日，德华银行通过德国驻华使馆向民国政府内务部发去公函，要求拍卖善耆的田产、王府等抵债。
当初借款时，善耆曾以古北口外旗地15000余亩为抵押。此后随着欠款的增加，德华银行又追加了肃王府位于天津新车站、德国新租界的地块，以及天津合利地亩公司地亩及股票作为抵押物。
《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一书测算，仅古北口外地亩，时价可值30万两以上。至于新追加的抵押物，据德华银行的估算，至少值十余万两。也就是说，尽管善耆所借的6.5万两此时已增至12.6万两，但两次抵押物所值已超过40万两，还债绰绰有余。
德华银行发公函的目的，是提醒其他人勿再收押善耆的这些田亩、地产、王府，类似于今天的财产保全。无奈之下，1913年12月19日，善耆致函德华银行，授权该行出卖天津、热河庄地，并同意德华银行代表自己签字画押。
德华银行并不满足于此，其所列的抵押物中，还有“北京肃王府之房契”。新肃王府的房契，为何会在德华银行手中呢？
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多数王公贵族怕出意外，就将房地契纸和珍宝、古玩寄存外国银行。善耆也把王府契纸送至“老朋友”德华银行代为保管。1913年，肃亲王管家曾致函宗人府，声明“北京府邸房契，原系收存该行，非抵押之物”。由此看来，德华银行硬说善耆以王府契纸作抵押，明显是想将保管之物作为抵押品趁火打劫，欲图吞下价值数十万两银的新肃王府。
除此之外，正金银行的档案表明，1909年，“肃亲王善耆为了个人购地急需资金”，曾向日方借款155，680两。
档案显示，当时善耆还欠着正金银行北京支店银3万两，“从肃亲王的信用来看，势已不能再行对其增加贷款”。但是，为了讨好正主持清朝复兴海军事务的善耆，为了达到通过拉拢善耆来控制大清朝海防事务的目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亲自出面，向正金银行北京支店经理实相寺贞彦施压，最终由正金银行横滨总行直接下令同意为善耆贷款。
善耆坐姿照。
一年后，善耆未能如期归还贷款。正金银行便以肃王府的一批物品抵债。1912年，眼看清王朝行将不存，日本正金银行开始清欠，“最终善耆以其全部家当被清理”为代价，偿还正金银行的贷款。
相对于捷足先登的正金银行而言，德华银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在德方压力之下，民国政府将肃王府关内外所有庄地一律冻结，但当肃王府再三请求自行变卖庄地以清偿欠款时，民国政府就是不批准。而按当时的价格折算，这些庄地，仅地价便当在百万元以上。
身为肃亲王，有优厚的俸禄、有可观的田租收入，善耆为何要向银行借此巨款？前文说过，向正金银行贷款的借口是要买地。而据德华银行所说，善耆的6.5万两借款竟是为了办公家工程。既是为公家工程垫款，为何最终由善耆清偿呢？显然，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有学者认为，“善耆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清朝末年，他为了登上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网罗亲信，疏通关系，花了很多钱”。是否真的因此而借巨款，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依然成谜。
善耆企图复辟帝制、开展运动恢复溥仪皇位，民国总统袁世凯自然不会高兴。资料表明，善耆欠债之事，早为袁世凯所掌握。1912年2月22日，袁在信中告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善耆）负债二十余万，赴旅亦有避债意”。内政部将善耆所有土地全部封存、不准出售，或许也有袁世凯借此断绝善耆搞复辟活动资金来源的考虑？
“不履民国寸土”德华银行、正金银行的贷款，发生在清帝退位前。而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善耆的“负债人生”并未止步。
1912年2月2日晚，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帮助下，善耆乘火车离开京城，四天后抵达旅顺。1916年3月，为了筹措复辟经费，他以肃亲王府名下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担保，按年利七厘（百分之七）付息，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
对于这批抵押物的价值，川岛浪速曾有如下记载：（这是）王家祖传的巨额不动产，位居王公中第一二……这些即使按中国低廉的市价估算，也共值1000万两白银以上。如在日本，可入大富豪之列。
民国政府已查封善耆不动产的消息，大仓喜八郎显然不会不知。一份备忘录表明，为了达成借款，善耆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益，约定“将来事成之时，愿以满洲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及其支流流域，不属民间所有之森林采伐权益，以及对江上流放木材征收租厘等各项事宜，作为与大仓男爵或其继承人的合办事业，而将其一切经营之权，委与大仓男爵”。
善耆的儿子宪均回忆，大仓喜八郎与善耆并不相识，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以首相的名义作担保，使得大仓同意借款。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借善耆复辟推翻当时与欧美走得较近的袁世凯。
由于袁世凯暴毙导致日本政府态度转变，加上民国政府的紧密防范，复辟运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善耆所借的100万元也所剩无几。1921年，由川岛浪速出面申请，日本政府以“庚子事件中日本使馆借用北京东交民巷肃王府邸守卫，致使肃亲王府在战火中被彻底烧毁的补偿”为名，将大连一处约3.6万平方米的土地无偿拨给肃亲王家使用。这宗地块，后来盖起了大连著名的“露天市场”，700多间房子大约每月可收租金 10800元。其中的1000元，拨给肃王府做日常开销。
晚年善耆在旅顺过着近似隐居的生活。平日饮食不太讲究，只抽烟、不喝酒；一年四季均穿蓝布褂，遇到节日行大礼加上青布坎肩；辫子始终保留。对于未能复辟成功，他心怀不甘、自觉有愧，在赠友人的诗中说“江山故国空文藻，愧尔东西南北人”。据其墓碑文，居旅顺十余年，每遇到京师来人或收到来自京师的书信，则痛哭不已。
自己复辟失败后，善耆把恢复帝制的希望寄托在他的21个儿子和17个女儿身上。他不许儿女做中国的官、当中国的民，把子女送进旅顺的日本学校，接受奴化教育。当年愤慨离开京师时，善耆发誓“不履民国寸土”，并以此约束子女。儿子宪德回过一次北京，善耆就不承认他是亲生儿子，也不允许其他子女以兄弟称呼他。1912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时，善耆甚至身着孝服，斋戒素食，服丧三天。
1922年3月29日，善耆因糖尿病引起肾衰竭，逝世于旅顺宅邸，享年57岁。在遗折中还深恨自己“无开济之才”。由于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溥仪赐谥为“忠”，并赏银3000元治丧。
1923年，善耆灵柩自奉天用火车启运回北京。临行时，张作霖前来拜祭，途经之地受到民国要员及清朝遗老们的路祭。为了不违背善耆“不履民国寸土”的誓言，当差人“不走阳地走阴地”，从前门火车站下车后，派人在前面撒纸钱，抬棺队伍踏着纸钱前行，将善耆灵柩抬至朝阳区架松肃王府墓地安葬。
善耆逝世后，他的一些子女继承“父志”，进行了背叛祖国的活动，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效劳。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第七子宪奎（金壁东）历任伪满洲国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特别市市长。第十一子宪原伪满时期担任伪翊卫军司令官。第十二子宪均曾任伪满洲国军医少将、伪满军医院院长。第十七子宪基是伪满上校参谋。第十四女显玗（又名金壁辉、川岛芳子）成了著名的日本间谍，曾任伪满“定国军”司令，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