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姚霜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沈卫荣、姚霜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页，128.00元
从《教授与疯子》谈起
2019年新上映的好莱坞影片《教授与疯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中有这样一幕令天下语文学家动容的场景： 梅尔·吉普森（Mel Gibson）饰演的詹姆斯·穆雷（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 1837—1915）被带进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一间神圣庄严的学堂里，面对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代表们——一群维多利亚时期最桀骜不驯的精英知识分子，穆雷神色凝重，开始了以下这样一段陈述：
我不得不说语文学，不管是比较的还是专门的，都是我毕生挚爱的追求。我对雅利安和叙利亚—阿拉伯语系的语言和文学有一般的了解，并不是说我对它们全部或者说它们中的全部都很熟悉。但我拥有一般的词汇的和结构性的知识，故只需要有机会应用就能够获得更精通的知识。同时，我熟习罗曼语种，包括意大利语、法语、加特罗语、西班牙语、拉丁语，还懂得一定程度的葡萄牙语、瓦尔多和诸多地区方言。在条顿语支系中，我完全掌握荷兰语、弗莱明语、德语和丹麦语。而我自己专注于盎格鲁—撒克逊和莫西亚天主教研究，出版过不少文章和专著。我懂一点点凯尔特语，目前正在学习斯拉夫语系，俄语水平已经够用了。我也看得懂一些波斯语、梵语支系的，主要是为了做比较语文学研究。当然，为了研读《旧约》和伯西托本《圣经》，我掌握了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教授与疯子》这部电影改编自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于1998年发表的一部畅销历史小说《克劳索恩的外科医生： 一段有关谋杀者、疯狂和对语词之爱的传奇》[The Surgeon of Crowthorne： A Tale of Murder, Madness and the Love of Words]，此书同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版时改名为《教授与疯子： 一段关于谋杀者、疯狂与〈牛津英语词典〉成书的传奇》[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rper Collins， 1998]。这段话的原文为：“I have to state that Philology, both Comparative and special, has been my favorite pursuit during the whole of my life, and that I possess a general acquaintance with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Aryan and Syro-Arabic classes—not indeed to say that I am familiar with all or nearly all of these, but that I possess that general lexical and structural knowledge which makes the intimate knowledge only a matter of a little application. With several I have a more intimate acquaintance as the Romance tongues, Italian, French, Catalan, Spanish, Latin & in a less degree Portuguese, Vaudois, Provençal and various dialects. In the Teutonic branch, I am tolerably familiar with Dutch （having at my place of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to read in Dutch, German, French & occasionally other languages）, Flemish, German, Danish. In Anglo-Saxon and Meoso-Gothic my studies have been much closer, I have prepared some works for publication upon these languages. I know a little of the Celtic, and am at present engaged with the Sclavonic, having obtained a useful knowledge of Russian. In the Persian, Achaemenian Cueiform, & Sanscrit branches, I know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I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Hebrew and Syriac to read at sight the Old Testament and Peshito； to a less degree I know Aramaic Arabic, Coptic and Phoenician to the point where it was left by Genesius.”电影台词改编自穆雷提交给大英博物馆职位申请的自荐信中。穆雷虽然被大英博物馆拒绝，却被伦敦语文学协会[London Philological Society]接纳，从而得到了《牛津英语词典》主编的职位，详见温彻斯特： 《教授与疯子》，第63页。值得一提的是，“对语词之爱”正是《牛津英语词典》对“语文学”一词所做的定义。）
电影《教授与疯子》海报
显然，穆雷试图以他出色的语文能力让考官们相信，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没有任何文凭的苏格兰穷书生就是《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主编的不二人选。学术委员会的大专家们对他的这番陈述见仁见智，对他的学术能力将信将疑，但最终做出决定，同意把主编《牛津英语词典》的重任托付给穆雷这位懂得几十种语言的语文学家。据电影所依据的传记小说《克劳索恩的外科医生》中交代，当时在场决定穆雷是否合格担任《牛津英语词典》主编职位的评审团成员中有伟大的东方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关于马克斯·穆勒的学术与近代语文学的发展的最新研究参见约翰·R. 戴维斯[John R. Davis]编：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与维多利亚思想中的语文学角色》[Friedrich Max Müller and the Role of Philology in Victorian Thought]，伦敦： 劳特里奇出版社，2019年），英国史学巨匠、主教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等伦敦语文学学会的成员们（伦敦语文学协会早期历史参见由谢菲尔德大学历史学家费昂娜·马歇尔[Fiona Marshall]撰写的《语文学协会的早年历史》[“History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the Early Years”]一文[可由伦敦语文协会官方网站获取： http：//xintu.philsoc.org.uk/history.asp]）。作为一位非学院派的学者，穆雷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缮写室中的詹姆斯·穆雷
接着，电影以一幕幕震慑人心的戏剧性场景告诉观众，为完成这一项大英帝国的伟大文化工程，穆雷这位略显木讷和冬烘的语文学“教授”带领着他的几位助理，经年累月，青灯古卷，“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艰辛。而为这部词典的编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一位天才的疯子威廉·彻斯特·麦诺尔（William Chester Minor, 1834—1920）——电影中由好莱坞最富激情的魅力型演员肖恩·潘（Sean Penn）扮演——他是一位美国军队的退休外科医生，因精神错乱而犯下了谋杀罪，被囚于精神病院长达近四十年之久（1872—1910）；而这名疯子原来竟也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书虫，拥有十分丰富的私人古书收藏，平生以读书为乐，且过目不忘。某日，他偶然看到了穆雷发出的一则为编纂《牛津英语词典》招募志愿者的字条，顿时他似困兽般被长期囚禁着的身体重新充满了活力，被压抑着的那股激情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喷薄而出。随后的十余年间，他于半疯半醒之间，为《牛津英语词典》贡献了数不清的语词引文资料，以它们为基础形成了这部词典中的大量辞条。
《教授和疯子》这部电影记录的《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是英国“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都无法不为教授和疯子这二位“语文学者”的执着和疯狂而动容，同时也对“语文学”（philology）这门学问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今天的观众/读者们来说，语文学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它听起来有点“高大上”，穆雷之所以能够担当起《牛津英语词典》主编的职责，并最终成就为一位杰出的词典编纂学家（lexicographer），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懂得几十种语言的语文学家（philologist）。人们不禁会对语文学十分好奇，想弄明白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能使教授和疯子都为它如此着迷、如此激情，乃至如此疯狂，直可以性命相许？谁掌握了语文学这把钥匙，谁就真的可以打开尘封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的神秘大门吗？
其实，语文学并不仅仅是一门语言的学问。穆雷自称“毕生挚爱和追求语文学”，为此他自学了二十多种语言，令人肃然起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和穆雷的学术贡献参见门马晴子[Haruko Momma]： 《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 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伦敦语文学协会： 作为民族语文学的编纂学》[“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Lexicography as National Philology”, pp.95136]）。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能懂得很多种语言的学者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对一位优秀学者的神话化叙述往往从历数他/她到底精通多少门语言开始，中外皆然。譬如，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数说陈寅恪、季羡林二位先生懂得多少种语言的故事，也听到过有人津津乐道西藏僧人根敦群培喝醉了酒还能说十二种语言的传奇。这或给人以错觉，以为语文学家无非就是一些懂得很多种语言的天才，或者说一位好的学者首先必须懂得很多种语文，谁懂得的语文越多，他/她的语文学造诣就越深，作为学者的他/她就越卓越、越伟大。可是，穆雷之所以能被选为《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后来还曾当选伦敦语文学学会的主席，自然不只是因为他精通几十种语言。
《牛津英语词典》的雏形——《基于由语言学会所收集的材料、以历史原则编订的新英语词典》（1884）
伦敦语文学协会是一个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学术精英团体。早期成员包括剑桥大学古典学家托马斯·赫威特·柯伊（Thomas Hewitt Key, 1799—1875）、乔治·朗（George Long, 1800—1879）、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 1787—1832）、欧洲东方学奠基人之一弗兰兹·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弗莱德里希·罗森（Friedrich August Rosen, 1805—1837）等许多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他们都是誉满天下的语文学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伦敦语文学协会这一尊贵而专业的精英学术组织。而穆雷能够出任这个协会的会长，说明他除了通几十种语文之外，还有其他卓越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成就。例如，他对苏格兰南部方言的专业研究，并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œdia Britannica）第九版撰写了英语的发展史等。
伦敦语文学协会成立时的学术使命是资助语言，特别是历史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但它很快就突破了语言学习的界限，开始结合当时的新、旧语文学，打造出了能够代表大英帝国最先进、最前沿的人文学术。这里所谓的“旧语文学”，亦称“大陆语文学”（continental philology），指的是以希腊语、拉丁语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典学研究，是沿袭自人文主义时代的语文学主流；而与它相对应的“新语文学”则专指对各种语言的结构、关联和历史的探索（前揭F. 马歇尔： 《语文学协会的早年历史》，第1—3页）。显然，穆雷是新语文学家的代表，以对多种语言的历史和比较研究作为其学术事业的重点。新、旧语文学的区分亦是传统语文学与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在19世纪的分水岭，新语文学则是伦敦语文学协会正式成立后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工作，所以在当时英国的学术语境中，语文学基本等同于包含“审音勘同”在内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不是以解读多语种文献资料为基础，尽可能多地发现和利用一切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进行细致扎实的实证型的文本和历史研究的广义语文学。
不管是传统语文学，还是新语文学，它们都不等同于语言学，后者是从语文学中演变出来的一门专门研究人类语言的学问，研究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而传统语文学不仅仅研究语言，更重视研究记录语言的文本，它以正确读懂文本，从而理解这些文本所记录和传承的整个人类文化、文明为目标。此外，不管是语言学，还是语文学，它们也都不是只要懂得许多种语言就可以成就的一门学问。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语言学家或者语文学家，除了要学习和掌握多种语言以外，还需要接受现代科学和人文诸多领域的精深的学术和科学训练，懂得多种语言或只是语言学、语文学的必要条件和外在标志之一。学习语言和从事语言学研究只是语文学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和目的。
因此，与其说穆雷所主持编纂的《牛津英语词典》是一部语言学作品，倒不如说它是一部语文学的著作。从电影中看，它的基本编纂方法非常语文学，它从追寻每个语词的词源开始，进而搜集这个语词于自古及今各种代表性文本中出现的难以计数的引文（quotations），将它们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比较和分析，进而来确定这个语词在不同时间和语境中的不同涵义及其用法，从而对这个语词的意义作出全面的、多元的和正确的解释。不管是追寻这个语词的词源，还是探索它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不同意义，编纂者都还特别重视它与英语之外的其他古代欧洲语言，甚至梵语，或者属于所谓印欧语系的各分支语言的关系。尽管最终编成的词典对每个语词的解释只能列出最简要的几个条目，但如果把他们为每个词条的编写所收集到的语言资料，放在不同时代的文本语境中进行分析、研究的话，那么每个词条的编辑记录都可以发展成为一篇语文学的好文章。（对一个词语进行专门的语文学研究，以历史地揭示这个词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曾是语文学家们的一个常规的做法。在汉学研究领域的范例，参见杨联陞：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版；卓鸿泽： 《浅说“啸”的语文学》，载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七辑，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128页。）
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卓鸿泽： 《浅说“啸”的语文学》
穆雷编纂《牛津英语词典》所用的这种方法无疑包括了语文学实践最基本的内容。哈佛大学语文学教授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语文学绝不仅仅是宏伟的词源学或辞典编纂式的工作。它也涉及我们尽可能地为言词重构它们的本来生命和其微言大义。正确地阅读过去了的文明的文字记录，需要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知识： 如民俗、神话、律法和习俗等（知识）。语文学亦包含文本表达其信息的形态（forms），所以，它也包括文体学（stylistics）、韵律学（metrics），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原文见扬·茨奥科夫斯基： 《何谓语文学？——导论》[“What is Philology?” Introduction]，载于《比较文学研究》1990年第27辑第1期，第7页[见本书收录译文，第52页]）
在18、19世纪时的英国，以研究历史中的语言（language in history）和多种古代语言的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常被当作是语文学的代名词。（于此让我们想起好莱坞去年上映的另一部以英国著名学者、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的生平为主线的传记电影《托尔金》[Tolkien]。影片中具有特殊天赋、能够构建各种欧洲古代语言的托尔金同样也被称为语文学家。）所以，懂得几十种语言的穆雷可以自信和自负地标榜自己是一位语文学家，并有足够的底气来竞争《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职位。然而，即使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学学术建制中，对英语等现代地方性语言（白话、方言）及其文学（文献）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足够的重视，学院内的权威学术位置通常都被研究古代印欧语的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和欧洲古典语文学所把持。而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和学术史上，语文学有着远远超越多种语言和包括历史语言学在内的专业语言研究的更广阔和重要的内容和意义。即使在18、19世纪的英国，除了历史语言学以外，新语文学至少也还要包括文本对勘（textual criticism）和语言风格分析（stylistic analysis of language）等其他多种学术实践（见扬·茨奥科夫斯基编：《论语文学》[On Philology]，大学城&伦敦：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扬·茨奥科夫斯基编：《论语文学》
Philology Matters!
如前所述，虽然主编《牛津英语词典》的穆雷通几十种语言，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但语文学本身既不是语言学，也不只是词典编纂学。语文学包括对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但它与近代才逐渐形成的专业的、科学的语言学（linguistics）并不是一回事： 语言学从语文学发展出来，它或可被视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但不能被认为是语文学的代名词。从事语文学研究必须经历学习语言以外的其他各种学术训练，并掌握一整套从事语言和文本研究的科学方法。那么，语文学到底是什么？于世界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它曾经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它于今天又有何用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语文学与当代人文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要回答好以上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语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1983年，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其本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用语文学这块老牌子来抵挡美国学术同行对源自法国的结构学派所倡导的新潮文艺理论的批评，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竟然引起了西方人文学界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激烈反应，从此不断有人站出来回应他的呼吁，一时间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语文学，如“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圣经语文学”（Biblical Philology）、“女性主义语文学”（Feminist Philology）、“激进语文学”（Radical Philology）等等，讨论“语文学与权力”成为一种学术时尚。1988年，哈佛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也在德曼这篇文章的启发和影响下，专门召集了一次题为“何谓语文学？”的学术讨论会，邀请哈佛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们一起来讨论语文学的过去和现在，尝试要给它做一个适当的定义（会议的论文集则是前述扬·茨奥科夫斯基于1990年出版的编著作品《论语文学》）。
可是，要给语文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让大家都接受它，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西方学术著作中，我们见到的对语文学的定义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近年来讨论语文学的论著层出不穷，但作者们对语文学的定义依然似盲人摸象，各执一是。譬如，我们常见有人将语文学定义为“对言语的爱”（love of the word）、“对学问和文献的热爱”（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对文本的厘定”（the establishment of texts）、“对文字记载的研究”（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对文本的研究”（the study of texts）、“对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文学批评的基础”（the basis of literary criticism）、“对语言的结构和发展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对语词的历史性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语言中的人类精神”（the human spirit in language）等等（唐纳德·麦多克斯[Donald Maddox]，“Philology： Philo-logos, Philo-Logica or Philologicon”，《趋于共识？新语文学论文集》[Towards A Synthesis? Essays on the New Philology]，凯思·卜思碧[Keith Busby]编，阿姆斯特丹、亚特兰大： 洛多皮B. V. 版本出版社[Editions Rodopi B. V. ]，1993年，第60—61页）。
《趋于共识？新语文学论文集》
此外，历史上也有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学者们曾对语文学下过各种别出心裁的定义，例如尼采曾经把语文学定义为“一种慢慢阅读（文本）的艺术”（ein Lehrer des langsamen Lesens, 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说它是一种处理言辞（文本）的金匠般的艺术和鉴赏力（尼采： 《全集： 15卷精校版》，前言，乔治·科利[Giorgio Colli]和马志诺·蒙提纳里[Mazzino Montinari]编，共15卷，慕尼黑，1980年，第3卷，第17页[转引自谢尔顿·波洛克《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一文，见本书译文第400页]）。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则“不把语文学定义为语言的历史或者科学，而是把它〔定义为〕专用名词的历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瓦尔特·本杰明： 《瓦尔特·本杰明通信录： 1910—1940年》[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5—176页）。奥尔巴赫（Erich Auebach, 1892—1957）则把语文学相对广义地理解为“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研究”（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ulture of a nation）（参见奥尔巴赫： 《时间、历史与文学： 埃里希·奥尔巴赫论文选集》[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詹姆斯·I. 波特（James I. Porter）编，简·O. 纽曼（Jane O. Newman）译，普林斯顿、牛津：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晚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先生给语文学下的一个最新定义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谢尔顿·波洛克： 《语文学的三个维度》[“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载于《后中世纪： 中世纪文化研究期刊》[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2014年第5期，第398页[见本书译文，第427页]）。以上所列这些语文学的定义显然都是下定义者们分别从文学、哲学、历史或者语言、文献研究等不同角度，给予语文学所下的不同定义，分别强调它对于自身学科或者定义者自己所做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从中我们很难挑选出一个最完美和最能被人普遍接受的定义。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philology这个词的意义，我们不妨从头开始，即从探究这个词的词源开始。英语中的philology，在法语和德语中均作philologie，来源于希腊语φιλολογiα，它由“φιλο-”（热爱）和“λóγια”（语词）两个部分组成，通常被人认为它的意思“对言语的热爱”。然而，在古希腊语中，“λóγια”可以有logos和logia两种形式，前者意为word（言语），后者意为reason（理性）。与此相应，φιλολογiα这个复合词实际上拥有“对言语的热爱”和“对理性的热爱”两层含义（见唐纳德·麦多克斯，“Philology： Philo-logos, Philo-logica or Philologicon”，第59—79页）。尽管在现代西方语文中的philology更多的是指其前一种意义，即philo-logos的意义，是“对言语的热爱”，但它的后一层意义，即“对理性的热爱”也并不是可以被轻易地忽略的。
在穆雷主编《牛津英语词典》（初版）的“philology”条目下，我们见到以下两条定义：
1. 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对文本的研习，广义而言，包含语法、文学批评和诠释，文学作品与文字记载与历史记述的关系等；文学与古典学术，或典雅教育（polite learning）——如今该词汇很少作此广义应用；
2. 特殊用法（在现代用法中）对语言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语言科学；语言学——实际上是第一个义项的一个分支。
同时，完整本《新韦氏国际词典》（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对“philology”做了如下定义：
1. 本义，对学习和文学〔献〕（literature）的热爱；研习；学术。
2. 对文字记录，特别是文献（literary text，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抉择其真实性和含义等。语言学： 当代用法。（转引自扬·茨奥科夫斯基： 《何谓语文学？——导论》，第5—6页[见本书译文第50页]；同时，参见温彻斯特： 《教授与疯子》，第43页，此OED词条作为介绍詹姆斯·穆雷出场的序言。于《牛津英语词典》先后不同的版本中，对语文学这个词条也有不同的解释，对此的讨论见门马晴子： 《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 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导论部分《语文学在何处？》[第4—7页]，见本书译文第66—70页。）
门马晴子： 《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 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
这两部英语词典对语文学的定义大同小异，显然它们都将φιλολογiα作为由philo和logos组成的一个复合词，故将语文学首先定义为“对语言和文本的研究”，可引申为所有的（人文）学术和学问，这当是现代西方学界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同时，它们都把语言学作为现代才出现的语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用法，虽然语文学并不等于语言学习，但语言学可以被认为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两部词典中对语文学的定义和解释都不足以完全概括语文学于西方文明史上的涵义和功用，它们基本忽略了语文学作为“对理性的热爱”这一层面的意义。而从古典到现代，语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担当，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和意义。
于整个西方的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语文学的影响可谓甚深广大、举足轻重，一句话，Philology Matters! 简单说来，语文学和哲学是人类精神文明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形成人类两大精神和知识体系，缺一不可。如果说哲学是思想和智慧，那么，语文学就是知识、学问和学术。如果世上从来没有过语文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各种神秘灿烂的古代文明今天依然能够被人理解、继承和发展，也很难想象今日世界的人文科学研究能够如此的博大精深、绚丽多姿。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源泉，今天属于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语言、音乐研究等，不但都源自语文学，而且也从来都以语文学为其最基本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方法。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所说的那样，“在英语世界中，〔形成于欧洲文艺复兴与二十世纪之间的〕现代人文学术即脱胎于语文学”（詹姆斯·特纳： 《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xiii页）。
詹姆斯·特纳： 《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
语文学不但是一门几乎与人类文明历史一样悠久的古老的学问，而且它曾经也是一门十分前卫的人文科学学科，是“十九世纪欧洲大学中的科学女皇”。遗憾的是，今天的语文学却早已经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源头”。在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学科建制中，语文学早已经无家可归，失去了它应得的一席之地。由于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已被明确地划分为文学、历史学、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每个学科的研究主题、资料、方法（范式）、理论等看似都有了不言而喻的明确的分野，所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各科学者们各擅其长、各尽所能，各自占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青天。与此同时，他们却已经不知道何谓语文学，也说不清语文学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研究之间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和危险的事情。
近代欧洲最激进的虚无主义哲学家尼采先生曾经是一位十分失败的古典语文学家，他的第一部专著《悲剧自音乐精神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r der Musik）从语文学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看，是一部十分失败的作品，故而受到了他同时代语文学家们十分激烈和尖锐的批评，被讥讽为“未来语文学”（Zukunftsphilologie）。然而，尼采于语文学历史上可称是一位“悲剧英雄”，晚年的尼采最终从他可怕的失败经验中顿悟出了今天最为人宝贵的语文学精神，他说语文学就是“一种慢慢读的艺术”，是读书人必须具备的金匠般的手艺。尼采提醒世人： 失去语文学这门艺术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失去一种最好的教学方式，失去众多宝贵和丰富的历史记忆，也将不再能够接近已被现代性摧毁了的生活方式，不能享受和人类的过去相沟通的那份奥妙。语文学水准的降低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失落，表明人类阅读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因此而能够保存他们人性尺度的能力的丧失。而人之为人，无非就是要理解古典、现实和我们自己，而这正是我们语文学家的任务！（参见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威廉·阿罗史密斯[William Arrowsmith]编： 《尼采与〈我们语文学家〉的注释》[“Nietzsche, Notes for ‘We Philologists’”]，载于《阿里昂》[Arion]第1辑第2期，1973年/1974年，第281页；更多讨论参见沈卫荣：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回归语文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二章。）
尼采，1872年，这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悲剧自音乐精神的诞生》。
无疑，“理解古典、现实和我们自己”从来都是每一位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研究者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就如历史学家们对自己一生之学术成就的最高期待无非就是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样。可是，对于今天大部分人文学者来说，语文学更像是一个历史名词，它离我们是如此遥远，对它我们或仅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了。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人文学者要实现“理解古典、现实和我们自己”这样崇高的追求又将是何等的不易！有鉴于此，近几十年来，国际学界不断有学者振臂呼吁，号召人文科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并特别指出在我们这个以全球化和数据化为标志的新世纪中，语文学依然举足轻重、意义重大（参见哈里·罗恩罗斯（Harry Löennroth）： 《Philology Matters！关于慢读艺术的论文集》[Philology Matters! Essay on 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莱顿、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2017年）。
《Philology Matters！关于慢读艺术的论文集》
语文学远离人们的学术视野实在已经太久了，如今不只是普通的读者，就是专业的人文学者亦有很多人茫然不知何谓语文学，更不知道自己做学问应该回归到哪里去？少数对语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和汹涌澎湃的激情，急切希望语文学能够回到21世纪世界学术前沿的当代“教授和疯子”们，却也很难说明白语文学到底是什么，它对今天的人文世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让大家可以心悦诚服、激情满怀地和他们一起走上语文学的康庄大道。语文学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迭经流变，在今日之精英学术和大众文化语境中，它的涵义千变万化，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语文学可以是一门十分特殊的语言学科，一种实践已久的人文学术方法，或者是一个具体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它也可以是一种解读文本的手艺（the craft of interpreting texts），一门阅读的艺术和学问（the art and scholarship of reading），甚至说，它只是一种学术观念（academic perspective）或者一种学术和生活的态度，或者一段有趣的学术掌故。总之，今天没人能够三言两语把语文学的涵义说个明白，语文学是一个说不清、也说不尽的话题，但是，谁也不能否认Philology Matters!
语文学的六大范畴
与对语文学的定义无法达成绝对的统一相应，在汉语世界中，我们对Philology这个词的翻译〔译名〕迄今也远未达成一致。在汉语文中，对Philology先后出现了语学、言语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小学、朴学和语文学等种种不同的译法，仍然有人坚持对Philology不做翻译（参见张谷铭： 《Philology与史语所： 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载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第375—460页），或者坚持沿用日本学界的惯例，将它翻译成“文献学”（日本学界通常将Philology翻译成“文献学”，其意义相当于是英语中的“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这种译法和对语文学的定义受到了日本古典英语语文学家的质疑，参见门马晴子： 《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 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导论部分，第xi页）。显然，这些单个的译名都不足以全面地表达和界定语文学的性质和意义。迄今我们无法为Philology找到一个能被普遍认同的译名的原因，除了前述对Philology难做统一定义之外，长期以来我们对来自西方的语文学的学术实践并没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各种译名每每只触及语文学中的某一个侧面而忽略了其余部分的内容。而这种无法达成一种统一一致的译名的现象，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对语文学之理解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使它难以和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整合，并名正言顺地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主流。（例如由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期以来被人认为是历史和语言（学）研究所，实际上按照它的英文名称“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可知，这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指的应该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其中的语言并不是指“语言学”[linguistics]，而是指“语文学”[Philology]。可是，即使傅先生自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一名篇中也将他所要引进中国学界、并再三强调的“语文学”翻译成了“语言学”或者“语学”，尽管文中对语言学的解释分明指的是语文学。见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原刊于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傅斯年
我们一贯主张将Philology统一翻译成“语文学”的主要理由，一是遵从Philology最首要的字面意义，即“对言语（语词）、文本和学问的热爱”（a love of words, texts/literature and learning）；二是相对认同将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的philology定义为“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并把它当作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根本。但我们充分认识到语文学的定义、功能及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十分复杂，且变化多端。如前所述，古往今来，语文学曾有过太多种不同的定义、涵义，有太多不同的能指、所指，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希望将它统一、固定地用语文学这一个词语来翻译它，但也深知我们必须要以更加开放和全面的态度来对它作出相对宽泛和恰当的定义、表述和解释。在我们看来，语文学至少可以有以下六个不同的层面或者范畴：
第一，顺应语文学一词的字面意义，即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我们可以将它引申为泛指世界上所有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知识、学问和学术。它与热爱思想的哲学（philo-sophia）相应而生，形成为人类知识、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系的两大部类。我们或可以笼统地说： 人类的精神文明不外乎哲学和语文学两大部类，非此即彼。哲学是智慧和思想，语文学则是知识和学问。所以，语文学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最基本的知识和学问的宝库，人之为人或可以没有思想，缺乏智慧，但不可能不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和学问。
第二，自西方古典时代至近代人文科学研究形成之前，一切与语言、文本（文献）、甚至文物相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实践都可以被称为语文学。从古希腊的文法、修辞学到近世的《圣经》文本研究，从学者们最初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内所进行的对《荷马史诗》等古希腊经典文本（抄本）的收集、编目、修复、整理、校勘、印刷，到人文主义的宗教学者对多语种《圣经》版本进行翻译、对勘、文本分析和解经活动等等，都可归属于语文学的范畴。西方古典学即是对西方古典文本的语文学研究，而西方古典教育的主体即围绕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解读希腊文、拉丁文经典文本而展开，形成了典型的语文学教育和研究传统。若没有语文学的传统，就很难想象西方古典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生生不息。
第三，语文学是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研究（Modern Humanities）的总称或者代名词，它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被遗忘了的源头。近〔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最初并没有文、史、哲等分支学科的明确划分，不管是对西方民族及其多种古代语文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还是对某个特殊地区、民族/国家的人文学术研究，如汉学、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伊斯兰学，或者笼统的东方学等等，它们都必须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即从这些民族、地区、国家和宗教的语言、文献出发，进而对它们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所以，语文学曾经是19世纪欧洲人文学术的皇后，它与自然科学相对应，是研究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语文学就像是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是研究人类文化的一种准科学。
第四，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被明确地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特别是当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域研究逐渐取代了包罗万象的传统语文学研究，如汉学被中国研究、佛学被佛教研究取代，且具有更强阐释性、普适性的理论范式逐渐引领学界的发展方向，语文学不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龙头老大和主流之后，它就常常被人狭义地当成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如对印欧语系的建构一类的研究（比较语文学），或者专指一套特别精深的、批判性的文献学处理和研究方式，即把对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勘和译解等作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把采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古典语言、文本的学术研究定义为语文学研究。随之，原本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之主流的语文学却反而被越来越边缘化，成了一门拾遗补阙的流亡中的学问。好像只有当它的研究对象离西方越遥远、离今天的时代越久远，语言越冷门、文本越破碎，这个时候才要求语文学最大程度地到位。于是，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其中的印度和梵文研究、印藏佛教研究等等，渐渐成为语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与此同时，语文学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则越发变得可有可无，乃至被人彻底遗忘了。
第五，于当今世界，语文学和对语文学的坚守可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这种学术态度可以是仅仅反映语文学的本来意义，即对语言、文本和学问的热爱，也可以表现为对语文学学术方法的坚守，即对实事求是的、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坚持和追求，对最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积极维护等等。语文学的基本精神既可以是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即是对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它也可以是尼采先生所主张的将语文学当作一种慢慢读书的艺术，即一种用于读书的金匠般的手艺。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读书，和信口开河、炫人耳目地诠释文本，都是违背语文学精神，并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理性和科学准则背道而驰的。语文学的精神也可以是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语文学家是现代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现代精神”的理性主义、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同一天诞生的（此句出自恩斯特·勒南[Ernst Renan， 1823—1892]《科学的未来》一书，转引自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 《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载于《表现》[Representations]2009年第106辑第1期，第40页[本书译文见第354页]）。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1—1677）用语文学的方法对《圣经》所做的新的、去圣化的解读，打破了基督教教条对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打开了去往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的通道（参见波洛克对斯宾诺莎与《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讨论于： 谢尔顿·波洛克： 《语文学的三个维度》，第402—404页[本书译文见第433—435页]）。
第六，语文学可以是值得当代人信仰和践行的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我们提倡“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即是倡导一种理解、宽容和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语文学和诠释学（Hermeneutics）一样，都是一门理解的学问，它的精髓就在于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进而寻求对人和世界的理解。若我们能坚持用这种语文学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正确、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自在和和谐的语文学方式来与这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交往，这无疑是一种能够促成世界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十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只有当你能够与众不同地读书、阅人、知世时，你才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读什么书不见得就能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你怎样读书将决定你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只有当你能够学会多方面的、从多种不同角度出发去读书，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信息时，你才能够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够和这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开明和博雅的君子。
因为语文学已被我们忽略、遗忘得实在太久了，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消化信息的方式，乃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人类或将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不厌其烦地重弹语文学的老调，相信只有语文学才能够让我们理解古代圣贤们留下来的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字字珠玑的文本，让我们领略圣贤书中所描写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劳动的奥妙，并让我们有能力与先贤们展开无与伦比的深刻的思想性交流。相反，语文学的消亡，则意味着我们不但再也无法保全古典教育与历史记忆、无法追寻被摧毁于现代化之下的各种古典的生命形态，而且终将丢失与过去进行对话的要门和秘诀，这将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损失和灾难。
不言而喻，回归语文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但是，我们今天倡导要回归的语文学绝对不只是一套学习语言和处理文本的技术性的手艺，更不是一套拾遗补阙、收藏遭别人遗弃了的古董的学问，而应该是对以上所讨论的这六种范畴的语文学的综合、结晶和升华。于今日世界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体系中，人文科学研究早已经被细分成文学、历史、哲学和神学（宗教研究）等多种分支学科，这样明确的学科分野已经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很难设想我们还能将它们重新整合起来，退回到那个只有语文学的时代。甚至，我们也不再可能像当代最著名的语文学推手谢尔顿·波洛克教授所梦想的那样，让语文学作为凌驾于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之上的一个超级学科，重新回到21世纪世界一流大学之学科设置的中心位置。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让语文学重新现身，把它广泛地认同为人文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以此来重新整合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并组织开展于语文学框架结构中进行的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呼吁语文学的回归，本质上就是要号召人文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能够以上述语文学的精神和立场出发，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开始，进行历史的、文学的和哲学的、思想的研究。唯有如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才能重新回到科学的和理性的人文科学的轨道上来。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于今被狭义地定义为语文学的专门学术领域，眼下于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很多甚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绝学”，例如对梵文、藏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古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语言、文献和历史的研究等等，这同样是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所遭受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呼吁振兴绝学，就是要挽救这些濒危的学科。但是，振兴绝学并不只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这些濒临失传的语言和文献资料，它更要求我们加强从事这类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语文学训练，提高他们的语文学学术水准。从振兴绝学的角度而言，语文学确实是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对于一名狭义的专业语文学家而言，需要接受长期的语言、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文本对勘（textual criticism）等学科的十分专业和精深的学术训练，否则他们就无法担此重任，读懂这些古代文字和文献，并对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和历史文化做出正确和精到的研究。而对于一名普通的人文学者来说，回归语文学首先是要求他们回归将人文科学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的学术传统，同时还要求他们坚守语文学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坚持以实证的、科学的和理性的学术态度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力求全面、彻底和准确地理解文本和历史，著书立说则追求学术表述的平实、准确和学术写作的规范和精致。学术研究既不是自娱自乐，不能避苦趋乐，披着职业的外衣而奉行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也不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to please），以沽名钓誉，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报答。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得真知、真如，它是一种理性和科学。如果缺乏扎实的语文学的基本训练，不遵守语文学的基本学术规范，那么，任何花样百出的人文研究都是不科学和不学术的。
从古典语文学到近代语文学
我们今天倡导的语文学是一门建立于科学理性的批评精神之上（philo-logia），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文本对勘、比较分析等学术方法，以正确设定与解读文本、构建历史和文化、理解古典和现实为目的的人文科学（philo-logos）。作为近代人文科学的代名词的语文学是于近代才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人文学科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在近代人文科学诞生的整个19世纪，语文学被认为是一种可与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媲美的准科学，是“一切人类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王中之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严格说来，自进入科学的人文研究时代以来，不管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宗教学和神学研究，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是一种语文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这是区分近代人文科学与中世纪神学和经学控制下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的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前者是科学的人文和学术研究，而后者不过是神学、经学的说教，或者说是一种“书院学究式”的学问。（傅斯年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语文学）研究与传统的“书院学究的研究”之间的差别做了非常好的说明。例如，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但是，语文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问。如果说近代人文科学研究是从古代欧洲的语文学转变、演化而成的话，那么，当我们追溯语文学于欧洲文明传统中的源头时，无疑就需要直接回溯到古希腊这个人类人文学术最初发源地方（本节是从一个大体的西方学术史、特别是侧重文本研究的历史来勾勒语文学的发展，而本书还收录了从语言研究史角度[例如语法发展等]回溯语文学历史的文章，参见本书门马晴子著、刘雨桐译： 《语文学在何处？》，第63—92页）。正如特纳教授十分形象地描述的一样：“想象一下几条书虫极有耐心地沿着现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根茎钻下去，直到找到最后的、埋藏得最深的根须。当书虫钻到底的时候，它们来到了古代的地中海世界，聆听着希腊语言。”（詹姆斯·特纳： 《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第35页）
大约公元前9世纪，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字母，开始了自己的书写，于是，希腊语文学诞生了。在希腊文最初成型的几个世纪里，各种对语言和文本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希腊人对语言及其学术产品的好奇心从此绵延不断地持续了下来。而这类语言和文本研究，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继形成了语文学的四大领域，即语言学、修辞学、文本语文学与语法学。在当时，修辞学是语文学的重中之重，它不仅在古希腊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代表了传统语文学一直承担的阐释功能。在盛行辩论的古希腊公共生活中，修辞术占有中心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眼中，辩证法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而修辞术则从个别案例开始，理清具体事实需要的逻辑推演（同上，第42页）。如是，哲学与语文学于古希腊思想史的发展中交相辉映——哲学通达普遍适用的真理，语文学则诠释具体的个案，而二者的不同追求有时也被看作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与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
公共辩论除了需要阐释的技法，更需要能在雄辩说辞中“引经据典”，这成为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文本语文学亦必须在一个手稿、书本足够普及，文本形式足够复杂的年代才有可能出现。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于今天埃及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一座“缪斯宫”（mouseion），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缪斯宫”是古希腊城市文化活动中心，见于希腊诸城邦中，该词汇也是英文“museum”[博物馆]的来源）。修建此宫的目的是要搜罗和收藏所有用希腊文写成的文献，建成之后托勒密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雇用了一大批皇家学者与科学家们，让他们集中在此宫中专事讲学与研究。这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处理大量与文本相关的各种问题，如鉴定、甄选文本、识读搜集到的手稿残片、对它们进行编辑、分类和编目等，文本语文学由是便在这座“缪斯宫”中应运而生了。(关于更多语文学在早期欧洲文明中的历史详见《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一书中第一部分[第34—177页]。本书中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一章《“幽居的书虫，在缪斯的鸟笼里争论不休”： 语文学从古希腊到约1400年的历史》[见本书第101—149页]；此题材亦可见弗兰克·蒙塔纳里[Franco Montanari]： 《从书本到版本： 古希腊的语文学》，载于谢尔顿·波洛克、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张谷铭编： 《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45页。)
亚历山大图书馆
由古希腊的书本文化发展出来的文本语文学，塑成了西方人文学术的雏形。而崇尚古希腊文化的罗马知识分子们则掌握了更多的语言，他们处理文本的方法和技能也愈加精密和复杂。他们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方法去厘定那些流传到他们手中的古希腊文献、手稿，并尝试以作注释的方式去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它们。辅助他们阅读古希腊文献的方法，除了逻辑推演的修辞术，还有对句子结构、词汇变化的语法分析等等。此外，他们还罗列出相关的旧文献，将它们与他们正在整理的文本进行对勘和比较研究，据此为它们作出详细的注释和评论，以此呈现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这样的文本处理工作被称为“scholia”，也正是如今我们理解的标准语文学的文体形式（参见特纳： 《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第58页）。除了学术研究外，以“scholia”为核心的“schooling”（“上学”）实际道破了早期教育以文本训练为主体的本质。罗马学者们将语法学、修辞学的推行深入到高等教育中，受到了精英阶层的普遍认可，譬如昆体良（Quintilian, 35—100）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即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最佳的课程教材。而这些学科的概念远比我们今天理解的意义广阔，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语文学的教育，它将文本对勘、语言分析，乃至历史书籍与文物的学习使用都结合了起来。
教学中的昆体良
当欧洲进入基督教的时代以后，语文学的传统依然被继承了下来。尽管古典文献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对《圣经》的厘定、诠释、甚至翻译，在实际需求的推动下，成为最庞大和首要的语文学工程。要制作出一部标准的、易于推广的基督教《圣经》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犹太人尊崇的希伯来语的圣典与其注释就有很多不同的传承版本。早期的基督徒使用的圣典是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而大约直到千禧年，现在基督徒使用的《旧约》的原希伯来文本才被确认下来。基督教与犹太教在共享圣典时的竞争与争执往往都源于对文本的解读，即语文学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杰出的经院学者相继涌现，他们借鉴异教传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经法，影响了圣典与学术传统的形成。譬如，早期基督教学者奥利金（Origen, 185—254）提出了三重解经法，即先做字义解释，再解读表达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最后揭示寓意下的神性旨意；为了读懂圣经，他常常借用历史和语法研究，甚至去研究语言的起源与性质。同时，他将不同语言的《旧约》希腊语译本平行罗列出来，将之与希伯来文本进行校勘，标出歧义的地方，将罗马流传下来的、并在犹太拉比中更加常用的文本语文学这一工具普及于基督教学术。而哲罗姆（St. Jerome，347？—419）则抛弃了希腊语这一媒介，直接使用希伯来文本，他沉浸在犹太学术中，通过文本语文学的方法厘定完整文本，并将它翻译成拉丁文，形成了教会最终可以推行的通行译本“武加大本”（Latin the Vulgate）。无疑，语文学在圣典学术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整个基督教文化研究都离不开这个最基本的学术工具。以教会史编写为例，尤西比乌（Eusebius，约260—339）的《编年史》（Chronicon）为此设定了标准，其中引用并标明原始文献出处这一学术规范首次出现在他的著作里。如此有理有据的实证路径，在后世研究者看来，更能强有力地证明基督教的真理，而这正是他书写历史的根本目的（参见特纳： 《语文学： 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第68页）。
圣哲罗姆
尽管早期基督教的传统非常辉煌，可当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只有拜占庭很好地继承了多语种文本语文学的传统，而西罗马自进入中世纪后，普遍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如学校教育等）明显趋于衰微，仅剩延续着香火的、为基督教服务的经院学者们还用心于对知识的开拓与古典作品的训练。有些具有稳定社会条件的教会学校还会教授阅读西塞罗、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文学、语法和修辞作品，为接下来的“文艺复兴”奠定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经院教育只注重辩证，强调文本与神学教义的联系，并没有以语文学的方法处理文本。
中世纪之后，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方法和学术实践，重新在西方复兴，塑造了人文主义时期与近代的欧洲学术。人文学者们首先掌握的语文学，确切来说，仍然是对《圣经》分析法的继承。当拉丁语的武加大译本不再是《圣经》唯一的经典权威时，人文主义者们利用希伯来语的《旧约》、希腊文的《新约》等不同译本和版本的《圣经》，开始重新解读和诠释圣典。他们将东方保留下来的实证、考据式解读《圣经》的方法（例如人文学者大量涌向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重新用来对古典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促成了以经典为基础的高等学科和教育的改革。一方面，部分牧师和主教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在对文本进行对勘和比较时发现了圣典的权威诠释者们诸多叙述间的不一致性，进而在教义阐释上促发了顺应时代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在意大利大学中出现了经院神学学科和新兴学术方法的结合： 例如，一位想要学习法律或神学的年轻人首先要修习人文主义的课程，他不仅需要掌握古典修辞学，而且还要进行希伯来文、古希腊文等多种语言的严苛训练。与此相应，法律与神学的教授们由此也了解到历史、希伯来文、希腊文之于这些高等学科传统的相关性与相容性。至此，如今在西方大学里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或“古典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便逐渐成形（在本书中相关文章有安东尼·格拉夫顿： 《人文主义的语文学——西方近代早期文本、古物及其学术演变》、理查德·F. 托马斯： 《古典语文学之过去与将来》；关于古典语文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与展望可参见冼若冰、程炜： 《古典语文学之旅》，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访谈录》2019年3月22日，第W11版）。很快人文主义者们注意到通过古代语言的学习，进而对文本、文献进行历史分析，这不仅适用于神学与法学，而且更应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古物等整个古代文化的研究。
被认为是近代语文学奠基人的德国语文学家弗莱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将18世纪欧洲学界新兴的、用于研究《圣经》的文本分析法率先应用于对荷马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之中。（1777年，当沃尔夫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时要求以当时并不存在的“语文学”学科名目注册入籍，竟然得到校方批准，成为欧洲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语文学学科专业的学生。参见谢尔顿·波洛克： 《语文学与自由》[Philology and Freedom],《语文学的相遇》[Philological Encounters]2016年第1期，第5页[参见本书译文第445页]。）在他的代表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 1795）中，沃尔夫将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视为几个世纪间不断被人传抄、转写的产物，认为虽然荷马史诗基本以一种口头形式流传，但每一个还能找到的文本都暗藏着真实和已经过了编辑的荷马的原声，而读者可以通过一整套缜密的学术劳动，即对文本语言的分析——“从杂质经年累月的腐蚀之下将其破解”（此部分具体阐述可参见本书文章杰弗里·哈芬： 《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文本只是一种展现出来的表象，其内核则必须通过包括语法的、修辞的和历史的学术方法去考证和鉴定后方才能够识别出来。在这种围绕文本分析进行的准科学的学术实践中，语文学孕育了诸多现代学术的规范，包括厘定文本、书写注释、编辑方法等等（在近代学术中，语文学如何被中学、大学与出版界推动发展详见安东尼·格拉夫顿： 《人文主义的语文学——西方近代早期文本、古物及其学术演变》；也可见同氏的其他著作，例如安东尼·格拉夫顿著，张弢、王春华译： 《脚注趣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弗莱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
总而言之，在西方学术史中，语文学是一门关于文字、文本和文献的精湛的技艺，它所要求的训练之严苛、分析之精密、题材之古老，均凸显出它作为“精神科学之王者”的崇高和它与凡俗的脱离。语文学起源于遥远的希腊、罗马时代，在解读《圣经》的学术实践与人文主义教育中得到了锤炼和发展。不论是学者还是神职人员，他们对新、旧《圣经》文本所作的不同方式的注疏、诠释，推动了基督教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传播。在思想史领域，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文本语文学研究——对比语法、修辞、校订抄写错误、进行历史分析——重塑了我们对罗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而传统语文学通过语言、修辞学的训练塑造了欧洲的古典教育，或称绅士教育；法律、医学和神学的课程无不建立在对古代文献的学习上——一位随口援引希罗多德的牛津本科生，或是一位言辞凿凿有据的英国下议院成员，都是成功接受了这种古典教育的杰出代表。可以说，在从古典时代到近代西方，语文学具有卓越的历史传统，也得享无上的辉煌和荣耀，而语文学的训练和技能是进入西方学术殿堂的至高门槛，其学术作品则代表了西方古典学术的最高成就。于语文学实践中培育出的这套学术技能是一套适用于诠释任何古代文化的综合学术方法，具有明显的广泛性与普适性，它赋予以完美诠释古典文明为己任的语文学家们以十足的学术自信和难以抑制的雄心壮志。这种阐释的野心使语文学家将有限的经验与无限的推断结合起来，完成了从文本细读到文本语言研究的转变，继而将注意力投向了文本作者本人、其所属的文化、文化的起源，最后延伸到人类起源。
因此，语文学成为欧洲大航海时代最根本的知识支撑，为帝国培养了如今看来十分“全球化”的殖民主义人才。譬如，伦敦语文学协会建立时，它的成员就已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古希腊文、拉丁文的专家，而且还有不少从事东方语文研究的专家。在“新语文学”运动中，最具代表的成果可推“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构建。印度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最早提出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或拥有共同的源头。（关于威廉·琼斯对于印欧语系的构建和现代语文学所做的贡献，参见门马晴子： 《语文学的觉醒： 威廉·琼斯与学问的建筑》[“Philological Awakening： William Jone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Learning”]，《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 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第28—59页。特别是关于他那段被后人称为“语文学段落”[philology passage]的最早提出印欧语系构想的讲话片段，参见该书第31页以及随后的讨论。）随之在接下来的一批批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如在弗兰兹·葆朴、威廉·冯·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 1767—1835）、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等人的努力推动下，围绕“印欧语系”以及与它紧密相连的“雅利安人”的想象，构建出了一套十分精致的学术和政治话语，遂使比较语言学与种族主义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联姻。同样，《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作为一项伟大的语文学文化项目，其初衷即是因为“这一门伟大的语言将要延伸到世界各地”，反映出大英帝国要文化征服整个世界的野心（可参见电影《教授与疯子》开头穆雷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委员会面试的情节）。这种由语文学家参与构建和创造出来的文化优越感在精心雕琢的学术和文化叙述中蔓延开来，最终成为西方主流认知非西方世界的一种典型形式，它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治的实施铺平了前路，语文学变相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学术利器和帮凶。正如前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文学史家杰弗里·哈芬（Geoffery Harpham）先生所说的那样，“语文学的历史就像是一面透视镜，在同一图像中，它结合了学术研究的最高远的志向和最黑暗的恐惧”（参见本书杰弗里·哈芬： 《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第348—375页；对于19世纪语文学与种族主义的专门讨论，本书收录的文章还有马库斯·麦思林： 《文本与决定——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中的种族主义》）。
威廉·琼斯
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语文学便成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火力最集中和最猛烈的对象，以至于今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学术中，语文学这门带有原罪式的欧洲传统学问似乎已鲜有人问津。虽然，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依然在后殖民时代发展壮大，但它们看似急切地想要撇开语文学传统中那个令人生畏的文化历史阐释功能，而专注于打磨出一种更加符合自然科学规范的语言学研究。文本文献不再是新兴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相反口头语言与任何时下发生的语言应用现象都变成了语言学的考察对象，这与传统语文学家专门研究上古时代手稿残片的景象迥然不同。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于西方主流学界，语文学已被遗忘和忽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文系《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一书导论的第一部分，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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