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明远
今年北方降水异常多，很多自媒体都说“华北重返水乡”，“西北暖湿化”，“气候重回汉唐”，认为中国北方气候向好的方向变化。不过，这些观点在业界并不被认可，中国气象局、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干旱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机构接连出来辟谣澄清，但是现在科学理性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夺人眼球的新鲜观点更能获取社会大众的关注。
笔者2014年以来在内蒙古等地投资农业，一到作物生长季，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天气预报，因此对近几年的气候变化也有最深刻的体会。总的感觉就是这些年不是气候变得湿润了，而是降水变得不均匀了，极旱、极涝天气增多，让我们在涝年误以为降水在增多。
以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发生“7.21暴雨”，最大降水量超过460毫米，导致79人死亡，是建国以来损失最严重的洪涝灾害。而2016年冬至2019年春，又发生连续三个冬季严重干旱，几乎没有任何降雪，只是到3月冬末春初才出现一场雨夹雪。其中北京市2017年—2018年冬季创下了连续145天无降水的记录，从秋天的10月23日到次年3月16，将近5个月没有任何有效降水。大家的切身体会也是那几年总体都是很干旱的。
笔者在内蒙古赤峰的经历也是如此，2014年、2016年和2018年都发生严重旱灾，其中2014年旱灾，全市农民三分之一以上受灾，绝收土地占全市六分之一左右，当时农牧民抗灾情景历历在目。而在2020年和2021年又发生严重洪水，尤其是今年的大水冲坏了很多桥梁，过来视察灾情的自治区领导也只能涉水而过。
所有这些都是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加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突出现象是，极暖、极寒现象越来越突出，比如今年1月7日，北京南郊观象台测得-19.6度的低温，是1951年建站以来最低纪录。在内蒙古也是，2015年夏季克什克腾旗出现降雪，而2018年春季又普遍高温，4月就开始体验到30多度高温，这在蒙古高原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线农业投资者的感觉就是，现在对作物生长节气越来越难把控了，尤其是春夏之交，温度反常的事情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沙尘暴也变得更频繁、强度更大，比如2015年4月15日特大沙尘暴造成几乎几乎所有早播的农田绝收，笔者当时正在内蒙古，亲眼目睹赤地千里的情况。今年3月15日的沙尘暴，也是让蒙古高原损失惨重，即便是风暴中心两千多里外的北京也黄沙漫天、遮天蔽日。
所以，今年雨水多，不代表北方要成江南了。气候变化是个至少百年为周期的过程，不能见风就是雨，只拿某些年份特例说事。如果仅凭今年的降水多就去推断华北将成为水乡，那也是否可以依据前几年北京老是不下雪，来推断北方在变得日趋干旱呢？
近年华北降水在历史正常波动范围之内根据气象测量，到10月份，北京累计降水已经超过800毫米，超过往年的五成以上。但是从历史降水纪录看，今年的降水量并没有特别多，1950年以来的71个年份中，今年降水量只能排第7位，1959年曾经创下降水1406毫米的纪录，今年与之相差还很大。
如果拉长比较范围，我们可以更清晰了解今年降水状况。中国北方最准确的历史降水纪录是清宫钦天监在观象台所做的《晴明风雨录》，为我们保留了从雍正二年(1724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降水详细资料。气象学家将之与1841年以来在京西方传教士的实测比较，吻合度非常高，因此可以作为判断近300年来北京气候变化的可靠资料。
根据《晴明风雨录》以及此后的近代科学测量，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在1790年代、1820年代、1840年代、1870年代、1890年代、1930年代、1950年代都出现过丰雨期，丰雨期年平均降水可以达到800毫米左右，峰值年份可以达到1000毫米以上。而近十北京年平均降雨量不过650余毫米，作为极值的今年降水量也很难超过900毫米，两个指标都跟历史上丰雨期差距都很远，根本无法得出华北降水明显增多，重新变成水乡的结论。
“华北重返水乡”的另一层意思是，温度重回亚热带。华北地区的确在周初以前曾经是亚热带气候，考古资料表明，白洋淀周边出土过5000多年前的水青冈、山核桃、枫香等亚热带植物的痕迹。但是自从3000年前的气候变冷后，华北再也没有恢复到亚热带气候。
如果华北要从暖温带变成亚热带，逆转3000年来一直维持比较稳定的气候，现在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可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京津一带的年平均气温需要从目前的11-12度，上升到15度以上。地球经历这么剧烈的升温，不仅会给大气环流带来不可预料的影响，还会带来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对华北地区到底又是好事还是坏事？
西北局干旱化趋势仍未逆转再说，西北地区。这些年西北的降雨的确有所增加，但是这个增加的速度是很慢的，新疆年降水量增加速率为每十年9.6毫米，青海、甘肃中西部年降水量增加速率为每十年5.4毫米。1980年代西北地区47个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为110毫米，为历史最低水平，如今达到140毫米左右。虽然有明显增长，但是仅仅恢复到1960年代水平，与20世纪初的降水量仍相差甚远。
西北地区更要考虑蒸发量问题，蒸发量最低的地方也有800毫米，而干旱沙漠地带则会达到2000多毫米，所以即便降水量有几十毫米的增量，与庞大的蒸发量基数对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不能导致气候的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随着温度升高，蒸发量也会增加。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魏科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气候暖化导致的降水每增多10毫米，蒸发量就会增加20毫米，言外之意，蒸发量增加速度是降水量的二倍。
所以，尽管自媒体会找出西部在变得暖湿的个别案例，但是在科学系统监测中的西北地区气候，仍然是干旱进一步加剧，比如：帕米尔高原地区干旱指数，二十年来增加了65%；新疆建国初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而如今仅有4700平方公里。正像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所指出的，“西北降水量增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年降水量还在减少，所以水资源短缺仍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
从根本上讲，所谓“西北暖湿化”是全球变暖在西北地区的投射，与华北地区一样，它带来的是极端天气的增加，比如暴雨变多，加上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使得洪水增多，给人们带来“气候变湿”的错觉，其实更多是环境的挑战。
局部生态恢复不等于气候根本改变，更是人为干涉的结果这些年北方一些地方生态恢复了很多，比如西北干涸多年的塔里木河、疏勒河下游开始过水，北京的密云水库水位明显增长，永定河全线通水，让人们觉得这是气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结果。其实，这些改善都是国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人为强力干涉的后果。我们无法以某些地方生态改善，甚至重现古代记载的景观，来倒推北方重现历史暖湿期。
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投资百亿计的资金治理塔里木河断流问题，到2020年，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已向塔里木河下游实施生态输水21次，累计输水量达84.45亿立方米，这将近占塔里木河年径流量的40%。敦煌附近的疏勒河、哈拉奇湖重新蓄水，也是各级政府累计耗资达数十亿调水才实现的，单靠敦煌本地40余毫米的微薄降水，根本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地表径流。
密云水库则得益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密云水库作为该工程的“中转站”，每天可以有370万立方米的水量进入，所以，从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竣工后，密云水库库容就迅速增加，周围生态迅速恢复。另外，北调的水资源中，除了供应北京市民作为饮用水外，还有近20%用来给北京的河渠填水，来恢复生态，我们今天看到京城河道流水充盈，很可能是受惠于南水北调工程之故。
永定河今年实现全线通水，这背后是国家投资42亿元，以及对整个水系的整体调度的成果。为了实现全线通流，特意通过南水北调、引黄工程等补水7000多万立方米，又命令官厅水库、洋河水库、三家店、卢沟桥枢纽等开闸放水，才实现了下游廊坊、天津段有水的景象，而非降雨增多所致。
重新认识气候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自从历史地理学将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联结起来后，人类获取了一个新的观察历史演化的线索。但是这些年人们有简单归因化的倾向，喜欢把复杂的历史文明变革，简单归结为气候变化所致。
历史地理学过去有个很流行的结论：凡是暖期，中原王朝就强盛，凡是寒冷期，中原王朝就衰落。汉唐都是暖期，所以汉唐国力强盛，这也是人们潜意识乐意看到气候变暖的基础文化心理所在。但是如果结合最近的气候史研究，以及经济史研究，这个气候与经济关联模型未必站得住脚。
第一，暖期中原王朝未必昌盛，寒期中原王朝未必衰落。13世纪中叶是典型的温暖期，黄河流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冬季低温则高3.5℃左右，然而依旧发生蒙古崛起，并且征服中原及江南的事情。而新的气象史研究，唐代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温暖，《册府元龟》记载的玄宗时代皇苑小麦收获期在6月5日左右，与今日很相似，北宋明显被盛唐更温暖，但是北宋国力远远不如唐朝；明朝及新中国前四十年则是典型的寒冷期，但这却是中华文明的力量上升期。
第二，告别农业社会后，气候对社会影响不是太大了，一个地方兴衰与冷暖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更取决于产业资源禀赋、制度等，这是经济学常识。比如，欧洲最发达的地方是寒冷、阳光少的北欧，而不是热量充足的南欧；总体来讲，美国还是最寒冷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发达，而不是温暖的南部亚热带地区。中国未来的国运，更取决于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是温度的上升。
第三，历史温暖期，往往也是中华文明的危机孕育期。因为冷暖变化是全球同步的，在历史上，但凡是华北暖期，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也会进入暖湿期，这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山林渔猎民族的人口也会暴增，如果气候一旦转寒，这些膨胀的人口会在生存压力下南下，都会带来中原王朝的覆灭。今天中国处在更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气候变化会对北半球大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都会产生复杂影响，更难说是对中国有利的变化。
所以，我们对近几年的气候现象，应该放在气候科学分析的体系内，放在复杂的气候史范围内，去做理性的比较，杜绝将其“虚无化”、“玄学化”、“浪漫化”包装。总体来看，近年北方气候的变化，有其利好一面，但是挑战、不可以预测的一面更多，我们应该抛去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测，更积极务实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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