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家恺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答辩”邀请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历史系苏夏（Bill Sewell）教授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苏氏新著《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本文为第二篇评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文学术界内就日本帝国在东北亚的殖民扩张史，开拓性著作层出不穷。相关研究的时空框架逐渐细致化的同时，关注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外交、政治、经贸等宏观或是自上而下的主题，而是通过结合日常视角来重新审视日本帝国的扩张之于日本本土以及被殖民社会的影响。Bill Sewell氏新著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以城市规划、建筑、经济建设和殖民社会等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重新讨论了日治时期长春及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此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广泛涉及了近代日本帝国史的诸多重要问题，可谓近年来学界动态的一个缩影。
本书的导论和第一章详细梳理了近现代长春的发展史，以及殖民政权留下的印记。19世纪后期清廷对东北开禁放垦，加之东北自然、土地资源丰富，华北各地向东北的移民潮开始，而长春得益于其地理位置，迅速成为区域性的贸易中心。作为甲午战争及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结果之一，俄国取得横贯东北修筑“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长春成为中东路的重要一站。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得关东州租借地以及中东路长春以南段的控制权。1906年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满铁”）宣告成立，开始修筑新的“南满铁路”，并在新建的长春站（位于长春旧城西北约1.5公里处）的附近建设铁路城镇。1907年清廷应列强要求正式在长春城外开辟商埠，从此长春地区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重要据点以及进入“满洲”腹地的门户，而此地的日本人口也日益增加。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翌年扶植伪满洲国，将“首都”设在长春，并更名为“新京”。此后在日本及伪满洲国当局的系统性规划之下，长春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
在本书中，Sewell多次强调1932年是长春城市史的重要节点，并以此折射出日本“满洲”整体战略的重大转折。在伪满洲国出现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长春作为“南满铁路”的起点，主要以殖民据点的地位存在于日本帝国版图的边缘。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一系列军政机构通常被概括为“四头政治”：即由关东厅（即关东州政府），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和“满铁”四大机构分别主导日本“满洲”事务的各个方面。在这背后则是日本内阁和拓务、陆军、外务等政府分支之间的互相掣肘和牵制。19、20世纪之交，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渗透的逐渐深入，中国东北对于日本的战略重要性在日本国内几乎成为共识，然而就“满洲拓殖”的具体形式和手段，日本政府及民间的各方势力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日本对于东北的农产（尤以大豆为重）、矿产、林业等资源向来垂涎已久，而20世纪前期东北迅速增长的人口为日本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产品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市场。从这些方面看，日本在东北的早期活动与19世纪以来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无太大出入。但是作为日俄两国间的缓冲地带，南部“满洲”从一开始便对于日本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同时，在日本殖民者眼中，东北向来被视为一片广袤无垠的无人之地，既可用以解决明治后期以来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又有待于日本的积极开发。而这种发开又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迅速兴起的泛亚细亚主义（Pan-Asianism）联系在一起，使得“满洲拓殖”被认为是日本向其亚洲同胞传播先进文明的必要过程。此外，日清、日俄次两战争中日军在东北的伤亡，经过当时日本国内媒体的长期宣传与渲染，逐渐被描绘成为“保疆卫土”的伟大牺牲。以上各种因素，都在1905年以后成为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层层推进的动力。
但是直到1930年代以前，这种扩张的势头相对平缓。尽管关东军素来对东北野心极大，日本外务省及其指导下的日本驻东北领事机构长期主张相对稳健的外交策略，不愿以激烈的扩张模式过度刺激中国及西方列强。“满铁”的首任社长为此前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他一向倡导“科学性”的殖民政策，即遵循所谓的“生物学原则”，充分了解殖民地社会原有的民风民俗，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动员殖民地人民，以最终达到同化的目的。这种殖民统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大量的物质建设，不断向被殖民者展示日本在科学、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先进性”，以期被殖民者能够主动接受殖民统治。因此，20世纪初期日本在东北的拓殖活动主要体现在由“满铁”主导的一系列铁路、城镇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Sewell认为这些建设既有攫取资源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向东北展示并输出日本的现代化成果。而长春作为一个长期由“满铁”全权负责投资开发的新兴铁路城镇，集中体现了此类现代化建设。
本书开宗明义地提出，东北的日本殖民者普遍将自己视为先进文明的传播者，而这种错误的观点之所以能长期地存在，是因为日本人自视为亚洲的天然领导者，而他们构建帝国的方式包括不断学习同时期其他殖民帝国的策略，并因地制宜地改善这些策略。因此，很多日本人不认为帝国的扩张是单纯的资源攫取或者开疆拓土，而是带有系统性的发展目的；且这种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同时有利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近代（西方）文明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固有联系已被史学界广泛研究。自启蒙时代以来直至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帝国主义的一大基石是黑格尔哲学影响下的线性历史观，即人类历史是始终沿着特定的方向发展的，而近代西方文明则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以殖民统治的方式将先进文明普及到落后的地区和社会，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存在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之一。近代日本的文明输入和输出始终深受这一系列观点的影响。众所周知明治以来的日本一直以赶超西方文明为目标，而开拓海外殖民地并向其输出文明，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日本已经能够在文明程度上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日本的“满洲拓殖”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展开的。当然，与西方列强不同的是，二十世纪日本在东北乃至整个东亚的殖民活动都带有泛亚主义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后文会进一步讨论。
本书第一章的前半部分详细介绍了1932年之前以长春站为中心的铁路城镇建设。作者重点运用了“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和“城市空间”（urban space）这两个概念来论述日本殖民者对于环境的改造。这些改造包括建立网格形的街道系统，铺设主干道路，建造大型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功能区，以及设立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以上建设均大致基于后藤新平在“满铁”成立伊始对“满洲”城市作的规划和他本人对于现代化城市的理解。另外，这一时期以长春为代表的殖民地建设，往往是与日本本土的城市改造同步进行的，甚至稍稍领先于后者。这些从侧面反映了长春作为一个现代化新城对于日本本土有着试验性的意义。此外，“满铁”所掌握的庞大资源和其在长春的统治性地位也大致确保了长春的铁路城镇建设能够按照规划实行，而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近年来，日本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城市空间的改造被很多历史学家所关注。罗芙云（Ruth Rogaski）在其经典著作《卫生的现代性》中论及了天津日本租界中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下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这些建设的成功与否，构成了日本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位美国学者Todd Henry则通过分析首尔的街道、街区、建筑物的改造，详细讨论了殖民统治之下城市空间的变化何如被赋予意识形态上的作用，而各种公共乃至私人空间均可以被用作管理和同化的工具。与这些例子相比，长春的殖民统治者似乎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长春的“满铁”车站和城镇完全新建于旧城以外，因而殖民者从一开始就可以几乎随心所欲地进行规划，而不必迁就旧有的空间和社会经济因素。另外，与同期日本本土的城市改建相比，长春的一大优势在于它提供了广阔的可用土地——长春最初的建设规划就为未来的人口增加预留了富余的空间。例如，从19世纪中叶开始 ，公共绿地的大小和多少逐渐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至1930年代，长春的人均绿地面积也已经接近世界范围内的领先水平。
尽管Sewell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及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这一流行于世界近代史中的概念，但是从城市建设的角度而言，作为“满铁”城镇的长春所体现的殖民现代性毫无疑问比同时期的大部分东亚殖民城市更加彻底与激进。但是归根结底，此书是基于日本殖民者的视角展开的。比起改造固有的被殖民社会，日本人眼中的满蒙拓殖更加带有一种从零开始建设的意味，这一点在1930年代以后更加突出。尽管伪满洲国的泛亚主义在形式上动员了某些复古的元素（详见后文），Sewell多次暗示殖民地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从未是日本殖民者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些原因可能解释了本书为什么没有从被殖民社会的角度考察殖民现代性。
尽管长春的殖民建设在1932之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伪满洲国和“新京”的设立标志着长春在日本帝国版图上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书的四个章节均是以1932这一年份作为分水岭而展开的。直至1920年代，日本的主要殖民策略大致是依据西方列强的已有经验制定的，如前所述，其主要目的是使日本能与列强在国际政治中与列强分庭抗礼。这一时期“满洲”铁路城镇的建设，主要遵循着西方城市的标准进行。但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由于国内民生凋敝、右翼势力兴起等原因，日本逐渐转向了更加激进的殖民主义理论，而不再拘泥于西方的范例。同时，日本社会开始提出自己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新的理解，并试图将这些理解付诸实践。在这背后，日本外务省一贯坚持的迎合英美主导的国际格局的外交策略开始失势，日本国内以陆军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扩张主义开始抬头，并把矛头对准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
Sewell认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标志着日本的满蒙拓殖走上一条有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特殊道路。而“定都”长春的一大目的是为了宣扬泛亚主义，并以此证明日本的殖民扩张在道德侧面上远胜于西方。对于“满洲”殖民的道义外衣，英文史学界已有相当深刻的批判。比如Mark Driscoll就将日本殖民“满洲”的过程描绘为一部资本主义掠夺不断升级的历史，其本质是福柯式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逻辑延伸。而Sewell也指出“满洲”的泛亚主义表象最终是需要国家权力和殖民统治的支撑的。然而，1930年代以后“满洲”对于日本国内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Louise Young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Japan’s Total Empire已经就此进行过十分详细的研究。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的宣传与日本媒体自发的报道相配合，迅速制造出一整套关于“满洲”的舆论，其中包括将“满洲”描述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并进一步渲染日俄战争中的“先烈”为捍卫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做出的“牺牲”，而这些“牺牲”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殖民扩张才能得到补偿等等。与此同时，满蒙开拓被形容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日本的舆论普遍否认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合理性，而是将这些反抗均视作“土匪”对于进步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破坏。Young的开创性研究首次系统地讨论了围绕“满洲”形成的一系列大众文化对于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满洲”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乌托邦式理想，其最终目的是引导日本本土乃至整个日本帝国的发展。这种乌托邦主义与泛亚主义相结合，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大量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反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并且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感到失望，但是他们对“满洲”充满了期待，并且积极地投身到那里的建设之中。
当然，1930年代后新的“满洲”殖民政策始终是由“满铁”和势力日盛的关东军主导的，但是其内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理想国家”“乐土”“民族融合”等词汇成为伪满洲国的标签。改名为“新京”的长春则以“理想城市”的形象居于伪满洲国的中心位置。与Young一样，Sewell的研究总体上更多关注于“满洲”及伪满洲国对于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而非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一点在本书的前两章中尤为突出。这两章详细讨论了长春城市建设的各种理论背景、政治目的和象征性意义。但是这些建设在实际上对被殖民者造成了如何的影响，则不在作者的考察范围以内。1932年3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编制“新京城城市规划”，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国务院”直属的“国都建设局”。“新京”的建设规划区达到200万平方公里，其中从1932年开始的第一期五年计划包括20万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50万。此前以长春站为中心的“满铁”城镇与长春旧城外的商埠连为一体，并大规模向四周扩展。“新京”的道路，公共交通，自来水供应，排水系统，以及在当地特别重要的供暖设备等现代化设施都被重新规划。其中道路建设一项尤其引人注目，到1937年底，“新京”的街道总长度达到了312公里。现代化都市的设想还包含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造。“新京”的规划包括了大量与商业、行政区域分离的住宅用地。“满铁”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很多主要企业都大量投资建造新式住宅，这些住宅在配备现代化日常设施的同时，往往面积较小，以服务于理想中的高质量现代核心家庭生活。此外，与1932年之前不同的是，“新京”的现代化建设被明确树立为一个模板，其最终目标是将这个模板推广到伪满洲国所有的大小城市，尽管这一目的从未实现。
与此同时，1930年代的日本殖民者可以说比此前更加自信。伪满洲国的殖民者不再追求单纯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试图在泛亚主义的旗帜下融入中国的传统政治元素。比如儒家传统中的“王道”“仁治”等概念被反复提及，以体现伪满洲国代表了一种高于一切现有政治制度的“蓝图”。“新京”的建设被有意识地用来体现这种理想化的政治秩序，比如宽达54米的全市中心干道被命名为“大同大街”。另外，这种政治理想在“新京”的建筑风格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1932年以前日本人在长春兴建的主要大型建筑，如长春火车站、大和酒店等，大多依照欧洲的新古典主义或是哥特式风格，大量使用结构对称、红砖等元素，并在这些方面延续了明治时期以来的趋势。但是“新京”的很多新建筑则有意识地加入了飞檐等传统的中式风格，并追求平面上的纵深而非高度。在城市结构上，Sewell认为这种新的建筑风格包含了两大目的。一是通过融合各种建筑风格来体现伪满洲国的所谓“民族融和性”，鼓励被殖民者认同新的政权并与殖民者合作。二是通过因地制宜地改造欧美建筑风格，体现一种胜过欧美的文明的新定义。但是Sewell也指出伪满洲国的建筑史在根本上是充满矛盾的。尽管“新京”的建筑服务于让被统治者对新政权产生民族认同感这一目的，但是由于伪满洲国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傀儡政权，这种认同在本质上是空洞没有意义的。而事实上，日本殖民统治者自身在培养伪满洲国的民族认同感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一直很微妙，这点尤其体现在溥仪的待遇上。“新京”的规划者一度想要仿照北京的城市结构，在长春的中心地带为溥仪建造一座新的宫殿，但是因为溥仪在伪满洲国政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座宫殿直到二战结束也未建成，而溥仪本人则长期居住在位于长春站东面的原吉黑榷运局的官署内。
本书的第三章讨论了长春的经济建设。在经济上，伪满洲国时期的长春在发展的同时受困于固有的内在矛盾。1932年以后，伪满洲国统治者开始将长春打造为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以取代此前大连的地位。1930年代中期，以长春为中心的新的交通、通讯、商业网络逐步建成，大量新移民（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和新资本的涌入确实让“新京”的经济蒸蒸日上。但是对“新京”掌有实际控制权的关东军军部向来敌视自由资本主义，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推行统制经济，以控制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另外，伪满洲国的建立也造成不少欧美资本退出东北。但是总体而言，长春的经济在1930年代中后期得益于银行业、建筑业、服务行业以及各类轻工业的兴盛而稳步发展。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长春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安全，对于日本帝国的经济重要性一度进一步增加。但是随后日本战争形势的恶化最终使得长春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
结合以上多个方面，Sewell认为伪满洲国时期的长春在政治和经济上被赋予了全新的地位以及泛亚主义的意识形态意义，而“新京”的城市建设本质上则延续了1932年以前日本殖民者对于现代性的追求。至于1932年前后的断裂性和连续性两者之间谁更为突出，Sewell对此稍显语焉不详。但是毫无疑问Sewell认为日本人在长春和中国东北的殖民活动始终是以追求现代性为中心的。而这种现代性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与国家权力的加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书的第二章提到了伪满洲国的日本建筑师们对于同时期纳粹德国建筑的批判性态度——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纳粹德国试图复兴中世纪德国建筑风格的行为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而伪满洲国的建筑尽管也试图融合传统元素，但其本质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全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风格。在他们眼中，这两种建筑风格的背后，德国人追求的是民族纯洁性，而日本殖民者则是为了创造一个所谓“多民族融合”的现代帝国，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殖民者最理解的伪满洲国的现代性超越了此前殖民地建设的物质层面，反映了国家机器和统治方式的最新发展。这里所涉及到的，是日本近代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原本的民主化进程严重受挫，并走上类似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自战后以来与此相关的研究不计其数，此处不复赘述。近年来，很多历史家都抛弃了“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的现代化不够彻底，最终导致封建残余因素复辟和军国主义抬头”这种一度流行的理论，转而将19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化视为国家机器高度现代化的产物。在这一点上，Sewell的观点与史学界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当然，殖民地的现代化建设对于普通日本殖民者而言，有着另一层意义。Sewell认为，长春的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令殖民者持有一种与本土日本人相似的“社会期许”（social imaginary）——即居留海外并没有给殖民者的物质和精神状况造成太大的不同，殖民者大多将自己视为日本帝国以及日本“家庭国家”的一员。对于Sewell来说，高度组织化且普遍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日本殖民者们深受爱国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于帝国的认同感和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现代化的殖民地被认为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自然延伸。同时，以文明传播者或是泛亚主义者自居的殖民者始终心安理得地占据着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并没有额外的道德压力。近年来，Christian Henriot、Jun Uchida、Todd Henry、Emer O’Dwyer等学者对上海、首尔、大连等地的日本殖民社会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一个普遍的结论是，各地的日本殖民者在当地的殖民统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步调并不总是与本国政府的期望一致。各地的殖民者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利，很容易产生出一种对于殖民地本地的认同感，并从本地的利益出发，与其他的殖民地形成一种竞争关系。而在如何发展殖民者社会，如何处理与被殖民者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殖民者时常会与本国政府形成冲突。
与这些学者的研究相比，本书第四章中对于长春的日本殖民者社会的研究略显不足。作者较为简单化地将殖民者概括为帝国的代理人，而没有论及他们潜在的独立性，以及与本国政府之间的某些对抗性。另外，作者似乎也忽略了殖民者与被殖民社会中精英阶层的互动，以及殖民者内部在社会经济分层上的复杂性等问题。 学者Emer O’Dwyer 在几年前曾提出，1930年代后大连的日本殖民者普遍认同于一种代表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大连主义”并引以为豪，与之相对的则是强调秩序和规划的“新京主义”。可惜的是，对于这一涉及到殖民者身份认同感的重要问题，Sewell并没有从长春的角度给出回应。以上几方面可谓是本书最大的遗憾。
最后，贯穿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日本帝国的建设，除了外交政治军事等手段，有赖于长期广泛的社会性参与。这一社会性层面对于理解帝国（以及帝国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不可或缺的。本书书名中的“建设/建构”涉及到大量不同的主体——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机构在投身于帝国的建设过程中，往往怀有各自的目的和动机，但也正是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最终让帝国得以成型。这一观点最早于二十多年前由历史学家Peter Duus在其关于朝鲜的研究中提出。另外，前文已经提到过Louise Young关于“满洲意识形态”对于日本社会的巨大动员效果的研究。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Kenneth Ruoff关于日本帝国达到鼎盛的1941年左右，爱国主义与大众消费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的研究。这些例子都说明，随着日本帝国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其中，国家机器与社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关于帝国的社会性动员力，本书与以上学者的观点大致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帝国、民族国家和工业化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中紧密相关的几大主题，本书充分展示了长春及“满洲”殖民史中“理想国家”、社会动员和现代性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