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大道往腾讯大厦步行20分钟，30多幢大楼，每一幢都有数百家创业公司。智能音箱风口，这里挤满了前来淘金的人们。
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辑 | 金赫
就叫他们南山淘金族吧。你也许早就听说了他们。每次风口过后，深南大道上都会留下一批淘金的人。
9点钟，深大地铁口开始热闹起来，第一批上班的男青年，面无表情，走过一段混乱，就像冲破结界。
前方开阔整洁，一座座玻璃筑成的高楼闪着星光，大厅铺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电梯门是透亮摩登的金属材质，每家公司的前台都坐着一个伶俐纤细的姑娘，涂着红嘴唇，向来访者投以漠然的眼神。
从深南大道望过去，能看到腾讯和TCL，除此之外，中兴、百度、创维以及各大高校的产研大楼都扎根于此，楼高超过100米的，园区内有30余栋。
科技园南北跨度超过4公里。除了能叫上名字的大公司，还藏着成百上千家中小型公司和无数的创业者。
这里被称为全世界硬件厂商的乐土。手插裤兜等红灯的中年人也许是壮志凌云的开荒者，刚刚开过去的奥迪车，坐的也许是曾坠落崖口的失败者。海归、草根、技术宅、强迫症，打着领带或穿着牛仔裤，都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讳莫如深。
广东省深圳市，腾讯滨海大厦、芒果网大厦、怡化金融科技大厦、深圳湾创业广场。
深南大道，表面的平静下面，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正波涛汹涌。智能音箱是最新的风口。隔壁的公司也许有最合适的设计师，理想的合作伙伴可能就在街的对面。
南山淘金族和北京梦想家不同。北京梦想家谈论未来，南山淘金族谈论钱。这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有人粉身碎骨。这里每间办公室都不会为谁长期保存，随时有人登堂入室，有人无声撤离。故事不断重演。深南大道是永远的风向标。
1
陈时水早上看到一条朋友圈，说深圳赶这波智能音箱风口的，80%会死掉。他却不以为然：“大家都在挖煤，我就是旁边卖盒饭的。”
飞毛腿的总经理陈时水是福建人，命里缺水，所以在名字里加了一个“水”字。他说自己一定会待在南方，因为南方湿润，遇水则发。
飞毛腿位于桑达科技大厦3楼，还没走进办公室，就听到悠长的音乐声，放着“黄河的水干了”。房间没有开空调，落地风扇呼呼地吹。靠墙的木质书架整齐地列着一排充电宝，角落放的绿色植被枝干上绑着音箱模具。腾格尔和钢琴曲，交织在20平米的开放式空间里。
陈时水穿着藏蓝色的衬衣短袖，薄薄的丝质材料，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妥帖，颇为讲究。他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稀疏的胡子，眼睛深邃灵活，转起来跟语速一样快。
陈时水11点不到就来了公司，和另外四个人围着同一款两个音箱，反复听同一首歌，听了两个小时终于听出两者的细微差别。
“里面的胶层涂厚了。”他指着其中一台音箱说。
飞毛腿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福建的老牌公司，总部和制造工厂在福州，桑达科技大厦里的这间办公室主要负责营销。除了电池，这家代工企业的业务线还包括车载、充电宝、投影仪等，智能音箱自然也没落下。
“我们就是追着风口跑，智能音箱到底行不行，是不是泡沫，这些影响不到我们。”他的态度简单直接。
我们正聊着，陈时水的助理姗姗走进来，一个白皙娇小的南方女孩，画着笔直的一字眉，陈时水指着桌上一瓶3.5升的矿泉水鼎湖山泉说：“先给（客人）倒一杯清水，感受一下这水有多好喝。”
他拿出一个设计别致的音箱，同行的人忍不住惊叹好看。他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把音箱递给我们，从嗓子深处挤出一句：“好看？等你听了之后才知道有多好。”
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显露出一种自信：“这个机子的颜色你知道我们调了多少种？400多种！我让他们把400多个颜色打印出来贴在墙上，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人家，我们是用工匠精神在做事情。”
他又拿起书架上的充电宝模具向我展示，他抚摸着充电宝的壳，惊叹材质光滑、弧面优雅，还不忘说上一句：“这个可比小米屌多了，我们工程师在工厂没日没夜待了三个月，这很难做的，一般工厂做不出来的，真没骗你，找了四个工厂，三个工厂说‘我不做了你爱找谁找谁’。”
和北京的创业者相比，南山的淘金者们更关心赚钱，不关心梦想。陈时水从福建回到深圳，常常感到事情绑架着自己往前走。深圳人每天聚到一起一开口便问：“你最近在做什么生意啊？发什么财了？”
谈起北方的梦想家，陈时水不以为然。比如贾跃亭，他一方面欣赏贾跃亭，另一方面，他对七个生态频频摇头，说：“他这个人有100亿的钱，非要做1000亿的生意，非常虚，一点都不务实。”
“我要做，顶多三个生态。”陈时水直起身子，敲了四下桌子，反复说了好几遍不能理解：“他应该跟南方人一起共事，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太虚了。”
2
“只要买个壳，买个主板和喇叭，一套就可以了。一万块钱就能提走一千台这样的音箱，然后把它卖到非洲任何一个小国家。”王兴超说，“在深圳卖音箱就跟卖白菜一样，左手倒右手，这里的人都是嗷嗷叫，想找什么直接去找。”
中午11点，我遇到了前海黑鲸CEO王兴超。这是一家人工智能语音软件研发的公司， 就在飞毛腿隔壁，走过去不超过10步。前海黑鲸没有墙，全是透明玻璃。站在公司门口，可以一眼看到王兴超的办公室。
他往后座椅背一靠，调整了iPad Pro的方向，头也不回，手往背后的落地大玻璃窗一指，说：“其实这不算什么，这估计现在有两百家了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窗外是一栋栋高低不同的大楼，围绕智能音箱的创业公司，就藏在这些楼里。
王兴超穿着黑色T恤，留着络腮胡，方圆脸，鼻梁挺直。他去年开了这家公司。公司不大，一百多平，三个空间。走进去是一个办公区，几个男孩坐在工位带着耳机，再往前走，一间屋子里放着两张大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音箱、插线板和路由器，更像是实验基地。
来深圳南山创业之前，王兴超先后供职于因特尔、小米和魅族，在芯片研究或人工智能板块。北京待了几年之后，他便从祖国的心脏直接南下，从珠海又辗转至深圳，拉着几个兄弟开始了创业。
来南山淘金的人们，尤其是从事技术相关的，创业前的履历和王兴超雷同者不在少数。他们在大公司带过团队，摸爬滚打了数年。
前海黑鲸CEO王兴超在谈论智能音箱。图/AI财经社 郑亚红
王兴超今年32岁，有一个5岁的女儿，以前回到家还能研究研究工作，现在经常被孩子妈催着买菜，回家吃饭，陪孩子玩。他埋怨着，难掩嘴角的笑意。即使如此，他通常早上九点来公司，晚上常常待到十一二点才走。
干技术出来的人做智能音箱有优势，他们往往知道坑在哪里，壁垒在哪些地方。2014年亚马逊echo面市，王兴超还在小米电视的音箱团队，他隐隐感觉到智能音箱将会是下一个趋势。而“智能音箱”这个概念火起来之前，深圳南山2015年时火过一阵WiFi音箱。“当时有一百多家公司投入这个浪潮，没过多久就基本被拍死在沙滩上。”王兴超说了这句话，微微一耸肩，表示时过境迁。
那时，王兴超在魅族，也做了WiFi音箱：“看的很超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看那么远。在魅族我们也是偷偷做的。”现在想来，他却连连摇头，撇着嘴说“那就是一个大坑”。
“挂掉”，对王兴超这样的创业者不值一提，要么拍拍裤腿重新开始：“大不了我回到原公司，继续打我的工，我照样活得很开心。现在就是想折腾一下。”往前一步或者后退一步，又不是悬崖，没有外人说的那么惨烈。
前两天，王兴超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热带树旁的横幅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用了黑白的滤镜。
暂时，王兴超不用担心挂掉的问题。隔壁的陈时水投资了王兴超的前海黑鲸。
而投资前海黑鲸，陈时水坦言，是看中了王兴超在AI领域多年的研究，飞毛腿需要这样的团队。
3
“如果追风的过程中摔死了，不会难过吗？”
“不会。”
对于深圳南山的淘金者们来说，失败是无所谓的。这一点和中关村创业者们为梦想而生的态度不同。
我第一次见到李梁（化名）是在他位于长虹大厦的办公室。李梁的办公室有点“不修边幅”。员工办公区的墙上张贴着“外出登记表”，摆着几盆一人高的绿植，红色的灭火器就放在办公桌旁。两张深褐色皮沙发，红色木质办公桌。
深圳科技园内的长虹科技大厦，李梁和他的公司就在这里。@视觉中国
大理石茶几上的角落里摆着烧热水的铝壶，雪碧、矿泉水和茶叶包堆在一起，玻璃杯壁上还飘着绿色的茶叶，烟灰缸里几个烟屁股，下面垫着一块棕色抹布。
李梁是成都人，45岁，本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他穿着灰色的条纹短袖，牛仔裤，说话声音很轻。他的公司海克莱特为智能音箱客户提供语音交互方案。
和王兴超、陈时水不同，李梁是华强北出来的人。他28岁来到深圳，是2001年，他就想赚到快钱，于是便在某房地产公司做起了三级代理销售，底薪200元，做了几个月，没有卖出一套房子，惨淡收场。而后他加入中原地产，做了四年半，进入管理层。在此期间，李梁赚了自己第一个十万，在深圳买了第一套房子。
这之后李梁离开深圳，去了厦门。再次回归，他没有选择打工，而是去了华强北。
2007年的华强北，比现在要火爆得多。那就像一个繁荣的菜市场，到处都是背着一麻袋手机的商贩，朝气蓬勃，拥挤喧闹。李梁和朋友两个人在华强北租了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开始做电子贸易商。那时候华强北的人都在做这个。
这期间经历过怎样的辛苦，李梁轻描淡写一句：“那时候条件艰苦，但我从不认为打仗一定要配好枪。”便不再多说。
我又问李梁，这么多人涌进风口，泡沫巨大。他离开华强北，搬入南山，也算是冒险。但为什么来这的人都不怕死呢？
李梁看着我，笑眯眯地摇头：“深圳到处都是生意，换一个马甲接着干。”
从李梁办公室出来时，正好是中午，电梯间站满了男青年，他们都穿着浅蓝色牛仔薄衬衣。这周边有不少小店和快餐，头顶的风扇转动地飞快。
4
在深南大道，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做智能音箱这个事，想清楚了吗？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大方向嘛。”至于究竟为何是大方向，多数人都说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
唯一的例外是谈毅，谈毅从北京来的。“我是水瓶座，水瓶座可能都有点改变世界的梦想，”他说，“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而智能家居和AI，能够承载那“一点点”。
见到谈毅时，他穿T恤短裤和运动鞋，留着一个低调的鲨鱼头，虽然戴着没有边框的眼镜，但运动气息仍透过黝黑的皮肤铺面袭来。我问他是不是个健身达人，他下意识地转头看看自己的肩膀，告诉我“会炼”。
2017年初，谈毅刚来深圳。在此次南下之前，他在北京待了20多年，上一个项目是机锋网，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创业者”。他开朗善谈，轻易就能主导谈话的方向。他坐在一个长会议桌的一端，两手相握，胳膊放在桌子上。
他是我遇到的人中，为数不多对音箱抱有热情的，但这种热情增加了他的愤慨。“智能音箱，”他说，“就是国内创造出来的一个伪需求，国外叫speaker，但中文词儿多啊，喇叭和音箱可完全不一样，发声单元完全不一样。”
深圳的夜景中埋藏着多少创业者改变世界的梦想。@视觉中国
他不断说出CD、HDC、合并共放、甲类共放等词语，说完，他接着说：“现在的智能音箱，如果叫智能喇叭，那我什么话也不说。”手往前又是一推。
1997年，18岁的谈毅就开始创业，折腾到现在，内心梦想仍存。说着，他转身离开会议室，半分钟后便拿出一个小盒子，盖子开着，线露在外面，他告诉我，这是“网关”，网关才是智能家居入口。
我有点迷惑，智能路由器的风口已经过去了。但谈毅说，这个“网关”添加了语音交互。
“就叫它喇叭吧！”他说。
谈毅强调语音交互+场景的意义，他不断向我抛出问题：“摄像头加语音交互是什么？”“门铃加语音交互是什么？”……
5
“深圳一大半的跟风者都是出于无奈，因为要么没什么可做。” 科大讯飞的杨轩（化名）对我说。
8月3日下午， 深南大道以北，科华路周边是一片老小区，一楼的停车场，聚了好几桌下午出来打牌的大爷大妈，讯美科技广场楼下有平头男、Polo衫三五一群在聊天或抽烟。科大讯飞在深圳的办公室就藏在这里。
科大讯飞目前为深圳两百多家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提供语音识别系统。图为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杨轩目睹了这一波智能音箱的浪潮。他们是技术方案提供商，帮助客户做智能音箱，提供语音交互、语义识别、语音合成等基层技术，某种程度上也为音箱提供音乐源。
深圳两百多家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几乎都离不开讯飞的技术支持。
杨轩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工作两年后，来到深圳，是为了“梦想”和“激情”，现在，他开始认识到了南山的真相。作为绝对的技术提供者，他几乎与所有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认识。
“这里很残酷。” 杨轩以见惯不惯的口气说，创业在这里看似很火爆，但任何产业都会在半年内充满泡沫。曾经很多电子企业，比如做平板、mp3的公司在转型之时，找不到方向，只能跟风追风口，看能否乘风而上。有的占尽天时地利，赶上了，成为很厉害的方案供应商，更多的是一轮轮地死掉。
入局者选择深圳并非没有道理。深圳有着全国最完整的硬件产业链，有人曾说“深圳分公司在周围五公里画一个圈，可以把设计、原型、建模、打样、生产和包装整个产业链打通”。
“北京搞音箱做硬件的，在办公室能憋出个啥。”一个深圳的硬件创业者对北京的同行充满不屑。
发展到现在，深圳的产业链已经不只是完整了，而是过剩。代工、设计、硬件……都能在深圳找到一大波条件不相上下的方案供应商，导致成本被压缩的很低，竞争激烈。
另一家技术公司的产品经理告诉我，这些智能音箱方案商目前的境况很尴尬：在市场认知度还未建立的情况下，方案商前期投入成本大，回账又有6个月的滞后期，风险很大，但是不能不做，必须要做。
深圳的创业者并不怕死，怕的是无事可做，无风可追。
但即使在深圳，智能音箱的产业链也几乎是空白的。服务器还不完备，协议还未打通，用户还有待培养，语音识别还得更准确。但，“现在只要活下来，踏踏实实做东西，就有机会，”一位AI的技术大神说这些话时，几乎没有停顿，他毫不在意地说，“业界一波波的死，很正常，99%的创业公司都会挂掉，没准哪天我们也就挂掉了。”
大鱼管家的王小乐也笑着说“死很正常”，他的公司从事智能家庭物联，前段时间刚刚出了一款智能音箱的产品，宣传册上写着“中国版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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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能买到智能音箱？我去了趟华强北，无功而返。8月3日，我又去了一次，终于找到一家即将售卖智能音箱的店。
新华强电子世界的外表是圆柱形的玻璃。一层，无人机在半空盘旋，电子琴的旋律飘到二楼。新世界和老华强电子世界的区别很明显，后者大多是简陋的柜台，前者则是一家家门店，经营范围大多涉及“智能”，譬如各种智能健康体验店、智能出行体验店、智能家居摄像头店，不一而足。
店老板告诉我，要等到8月底那款智能音箱才能正式开卖。因为中间出了点问题，所以产品再一次回厂调试。
“什么问题？”我问。
“音箱音量开到最大时，便会自动关机。”他皱眉说，“我自己来用，都觉得太烦了。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少消费者愿意等。但没办法，大家都在做，还得做。”
“卖不出去呢？”
“我们做制造业的，谁方案成熟了就用谁的，不会绑死一家，做生意就是这样子。”他说。
智能音箱大战远比深南大道和华强北发生的一切复杂：远在北京的巨头，各类互联网公司和内容生产者，都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围绕着智能家居的入口之争，它们已经开始布局。
深圳华强北商业街局部。@视觉中国
如同此前的每一场入口之争，这个领域聚集了可能的颠覆者、野心家和追风者。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套词语吸引受众，筹划未来。但在深南大道，没人谈论这些，这里只谈论钱，方案，技术。这是一个大后方，与香港岛隔着一个浅浅的海湾。
“深圳不奉行精英主义，只相信什么赚钱做什么。”杨轩说，来了深圳以后，他发现自己的酒量变差了很多。在这里谈生意直来直往，效率极高，少了很多前期维系关系的酒局。
深南大道往里，南山科技园有几家公寓酒店，其中一家老板是湖南人，曾经在北京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做过服务员，而后来了深圳，一待20年。他在这待久了，谈起深圳就像谈自己的家乡，非常自豪：“你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深圳没有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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