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关于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潘汉年，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张学良到沪时，“两广事变正闹着，他怕发生意外，把专机停在上海，要刘鼎通知在上海的秘密中共党员，必要时帮他一把。”根据这段文字和以后发生的历史事实来说，是否张与潘商量了这六个重要之事：
一，代表
让张学良秘密选派一位代表暗中取代李杜以常驻莫斯科，张学良选用了中东路事件时与俄方谈判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
二，方式
李杜与莫德惠同赴莫斯科，用真假代表同行以假乱真的方法掩护莫德惠平安到达，还能瞒天过海骗过国民党及西方各种间谍（包括新闻媒介）的眼睛。术业有专攻，潘汉年当仁不让。
三，孩子。
据董健吾回忆，1936年6月间，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酒店见面”，“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秘密来沪，所以不便约他们在公寓见面。现有他的部下李杜将军要途经法国去苏联，乘此机会让他们带3个孩子出国赴苏。并说送3个孩子出国的一切费用他都准备好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送过去。”董建吾是老资格的，隐藏得很深的中共情报人员（中央特科初创期人员），和潘汉年昔年曾是生死战友。张学良能够直接的，亲自与董健吾联系（说明最起码知道董建吾收养了毛家两位孩子），渠道应该来自潘汉年。
董健吾
四，保密
双方显然有严格保密的协议，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潘汉年，显然对莫德惠秘密赴苏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因此在有生之年始终都守口如瓶。张学良自不待言，潘汉年就此惹祸上身（莫德惠是民国名望，同样也是坚定的反共分子）。
五，行程
1936年6月27目，冯雪峰又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李杜一行“明天即启程赴法转俄，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这里派了一党员同往帮助他。”注意，这份报告牵涉到苏联，“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的消息，冯雪峰和苏联没有直接联系，也只能来自潘汉年。那么，这一新的出发日期就显然不是冯雪峰可以决定的，牵涉到苏联，中共，张学良方，当中唯一的连接点还是潘汉年。冯雪峰的报告显示其对真假代表一无所知，也就意味着中共中央对此同样一无所知。
冯雪峰年轻之时
六，联系
潘汉年与张学良的会面极其秘密，无法经常联系，因此张学良的联系人就或为冯雪峰。据冯雪峰回忆，“在上海见张学良的是他。”毫无疑问，没有潘汉年的牵线，张学良与冯雪峰不可能见面。张学良在上海秘密活动了一周有余，20日才返回西安。对这一冒险经历，张学良当时在兴奋之余情不自禁地向刘鼎露出了口风。据刘鼎记述，“张学良回来后告诉刘鼎，他在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张对秘密接头方式感到新鲜，也很满意。张学良在实施肤施会谈协议过程中，对中共更加信任，感情更深了。”（但刘鼎在其回忆中认为张学良会见的决不可能是潘汉年：“据刘鼎猜测，此人姓黄，湖北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刘鼎
1936年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给王明发出了一份密码信，其中相关的重要内容有四条：1.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所谓的“达成协议”，当然是告诉王明与张学良已经取得共识，并谈妥了相关的行动方案，让王明宽心。2.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被派往上海。”这句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做了一份报告，并亲笔为冯雪峰的身份所作的注（王明注解了冯雪峰是一位老党员，是著名的左翼作家）。王明了解冯雪峰，潘汉年当然不必说明。王明亲笔作注，当然是给不了解冯雪峰的上司看。那么王明要把潘汉年的密信送给谁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最高层，而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根本不知情。3.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这段话有三种含义：潘汉年没有公开出面；掩护方式是真假代表；安全程度很高。
从左到右依次为毛岸龙、毛岸青和毛岸英
潘汉年的这份密信还起码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是鲍格莫洛夫参与了此事。鲍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也是当时苏联在华特工的首脑之一），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他亲自参与和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联系到前述苏联情报部门对斯大林的请示，足见斯大林对此事的重视。王明给苏联最高层送上潘汉年的密信，只能说明王明其实是直接对苏联最高层负责。
鲍格莫洛夫
二是潘汉年当时与鲍格莫洛夫保持着联系。从双方的地位看，潘汉年极可能也受鲍的领导。
三是潘汉年竟然不用自己与共产国际直通的电台而宁可用密码信单独向王明报告，可见此事之机密非同寻常，也证明潘汉年的这一任务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王明。更关键的是，王明显然规定潘汉年只能与其单独联系以免走漏消息。
四是冯雪峰当时的身份不可能与鲍格莫洛夫发生直接联系。由此可见，潘汉年是王明、鲍格莫洛夫、冯雪峰与张学良四人之间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联络人。
1936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南京返回上海。经刘鼎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饭店里会晤。毫无疑问，潘汉年必须向张学良通报莫德惠已经顶利出发以及自己将在莫德惠安全到达后赴西安的情况。
安全抵达苏联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右）
1936年7月7目，冯雪峰写出第三次报告：“李杜于（6月）27日起程赴俄，此方派了一个同志。”刘益涛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李杜将军这次出国一行共9个人：李杜本人（改姓王），他的一名参谋、一名副官、一名俄文翻译，一名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是张学良的代表），一名秘书（即冯雪峰派来的杨承芳，专门护送毛岸英等），3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此时都随李杜改姓王）。”很显然，李杜、杨承芳与三个孩子扮成一家，以掩护莫德惠，而且完全可能连李杜也被蒙在鼓里，以为自己依然是张学良派往莫斯科的代表。
李杜一行7月下旬到达巴黎，却在随后的数月中一直没有进入苏联。刘益涛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后来，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李杜一行因此时国内已爆发西安事变，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所以他们也没有入境苏联。”但其中最重要的人莫德惠却成为历史的盲点，语焉不详。事实上，苏联秘密接走了莫德惠。
而这次秘密代表入苏行动，中共中央不仅对真假代表一无所知，甚至还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误导，因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12月15日敢于斩钉截铁地声称：“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可联系。”今天来看，苏联情报机构急于让莫德惠早日到莫斯科，显然是为即将出台的联蒋政策提供情报服务（苏联是最早支持蒋介石抗日，并成立情报合作机构的国家）。
1936年8月初，莫德惠顺利抵达莫斯科，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的潘汉年才放心地赴西安。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潘汉年第一次停留西安的后期，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的问题时，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和刺激的经历，张学良见到潘汉年自然极为热情和信任。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才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完成了传达密码的任务。
不久，潘汉年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开始与国民政府谈判，旋即又返回江南。由此反证，潘汉年在港沪的几个月就是为了完成护送莫德惠的秘密任务。张学良更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他的代表已经秘密到达莫斯科，甚至还在八月底派出共产党员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据栗又文回忆，苏联颐问说：“你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建立个兵工厂。”其实栗又文也许不知，张学良特地派他前往新疆，与其说是争取苏联援助，不如说是在告诉中共中央他与苏联毫无联系以掩护他那位早已到达莫斯科的代表更为恰当。确实，对苏联而言，要使来自张学良的情报价值最优化和最大化，就必须瞒过中共中央。
而自此以后，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汉年曾就此事向中共中央做过汇报。
在今天，重新回顾从莫德惠到达苏联，也就是共产国际于8月15日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下达联蒋指令的前夕，中共中央对苏联新政策的真实态度以及与张学良频繁互动的重要情报，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其后果之严重显而易见。
这件事，相信同样也是潘汉年一生的心病。这并不比以后他会见汪精卫的事件要轻，这位在虎穴狼窝中纵横驰骋的特工首脑，一生接触的秘密，几乎牵涉到的都是中国革命的命运之穴上，所见的人，所经历的事如同宇宙中的黑洞，深，不可测。
1955年，一切都爆发了。“累汝遭辱蒙荷羞，为人受过分外明”（潘汉年诗）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