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科特·里特，译/傅洛拉】
科林·鲍威尔本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相反，历史会记住，他是为发动战争而向联合国安理会“推销”虚假故事的人，这一行为违反了他声称要为之奋斗的每一项原则。
84岁的科林·鲍威尔周一因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去世。关于这位美国象征性人物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将有很多报道。
我对他的认识来自生命中的类似经历。从1987年到2002年，我和科林·鲍威尔在美国历史中共同经历了一段旅程，这段旅程塑造了我的生活，也塑造了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开始时倾佩他，认为他值得我投票选他当美国总统，后来又谴责他，因为当情势紧急时，他未能维持原先所持有的为他人效仿的标准。
我第一次了解柯林·鲍威尔是在1988年，当时我负责管理保罗·特兰汉少校的幻灯片，他是新成立的现场核查局（OSIA）的行动指挥官。
现场核查局成立于1988年2月，旨在执行《中导条约》（INF）的规定，该条约要求美国和苏联清除整整两类被视为威胁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核弹头弹道导弹。
该条约于1987年12月签署。鲍威尔于1987年11月被任命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意味着在条约签署前的关键谈判时期，鲍威尔并未处于主导地位。然而，他从1986年12月到1987年11月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这意味着他熟悉所涉及的问题。
虽然鲍威尔在《中导条约》的起草过程中没有发挥关键作用，但他在让持怀疑态度的参议院批准条约方面是核心角色。
特拉汉少校在1988年3月和4月的工作，是让参议员及其各自的工作人员充分了解OSIA的组织与使命，着眼于让人们相信新组织能够有效执行条约任务，同时核查苏联履行其裁撤中导义务的情况。
特拉汉少校是从原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小组留下来的人。这一小组早于 OSIA 成立，并在白宫附近的旧行政办公楼设有办公室。
我当时的工作是陪同特拉汉少校参加在美国参议院、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的各种简报会，做笔记，并根据需要更新简报幻灯片。
我们向华盛顿特区的许多知名人士做了简报，对于一个年轻易受影响的中尉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
有一次，当我在旧行政办公楼等待特拉汉少校时，我看到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高个子黑人在一群助手——有些人穿着便装，有些人穿着军装——的陪同下走过。
“那是科林·鲍威尔中将，”特拉汉对我说，“听取我们简报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但他才是HMFIC。”这个首字母缩写是任何在军队服役的人都知道的黑话——“XX的管事的头头”（Head Mother F*** ing Charge）。
在围绕条约批准问题的政治深水里，鲍威尔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帮助下，条约最终迎来了93-5的赞成票。
1988年6月，在里根总体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面的莫斯科峰会上，美方所采取的姿态，鲍威尔也是主要的规划者。如果要寻找标志着美苏冷战结束的转折点，从 1987年12月签署《中导条约》到1988年6月在莫斯科交换批准文书之间的这段时期就是答案。科林·鲍威尔是帮助实现这一切的人。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在苏联的一家弹道导弹工厂工作，执行条约的规定，并在此过程中见证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扎根的改革和开放政策。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凭空发生的。里根手下“XX的管事的头头”在这段时间内，在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忽视了。
我与科林·鲍威尔的下一段共享的经历是在1990年秋天。罗纳德·里根离开了白宫，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当政。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正在准备军事回应，打算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该国。
科林·鲍威尔此时已晋升为上将，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另一位将军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正在制定一项战役计划，该计划将两个海军陆战师部署在地面上，采用经典的地面作战配置，以图正面攻入伊拉克最密集的防御阵地。海军陆战队司令艾尔·格雷将军和科林·鲍威尔都对这个计划感到担忧。
鲍威尔授权他的一名参谋联系海军陆战队作战中心主任马特·考菲尔德少将，以帮助后者为如何部署海军陆战队建立作战概念，避免他们在伊拉克战壕中被屠杀。
考菲尔德成立了他所谓的“特别研究小组”来敲定替代计划，我被任命为情报官。特别研究小组向格雷将军简要介绍了其工作，格雷将军授权派一个团队前往中东，试图说服施瓦茨科普夫改变他的计划。
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海湾战争如施瓦茨科普夫所设想的那样展开。但鲍威尔对海军陆战队生命的担忧，以及他愿意为困难的问题寻求非常规的解决方案，这让我大感震撼。
我与鲍威尔的下一次互动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发生的。我参与了反制“飞毛腿”行动，试图在伊拉克导弹向以色列或阿拉伯半岛发射之前拦截它们。当致命的飞毛腿导弹迫使以色列不卷入这场战争时，人们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飞毛腿”导弹发射车（资料图/维基百科）
有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了伊拉克西部疑似“飞毛腿”的目标。美国空军声称有7辆飞毛腿发射车被摧毁，并有一段视频作为佐证。
我是“飞毛腿”的主要战损评估（BDA）官员，当我查看视频时，很明显被摧毁的车辆和物体与飞毛腿无关。然而，施瓦茨科普夫在全国电视台上介绍了这一成绩。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正式的BDA报告时，我在“已确认的击杀数”一栏下划掉了数字7，然后写下了“零”。
一位上校立即找上我，指示我更改数字。这是我真心没法做的事儿，我被解除了BDA的职责，取代我的是一个不太坚守事实的人。
然而，我最初的报告已经送到华盛顿特区，上了科林·鲍威尔的办公桌。他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告诉他击毁导弹的说法有误。
后来，来自国防情报局的详细情报评估证实了我的发现。我又重新获得了评估岗位。当你只是一名少校时，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你撑腰的感觉真不错。
鲍威尔也是要对过早结束海湾战争负责的人。最初的作战概念正确地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确定为萨达姆政权的重心，要求将其摧毁。战争按计划展开，共和国卫队陷入了美军和联军的包围中。再过24-36小时，这些伊拉克军队就会被歼灭。
然而，鲍威尔对美国飞机在科威特城外摧毁伊拉克车队的图像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很敏感。这条所谓的“死亡之路”让人们开始质疑原本完美无缺的战役。
鲍威尔主张战斗应该结束，即使这意味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会幸存下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战争后存续，鲍威尔的这一决定比任何其他决定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并给波斯湾之后十年的不稳定局面制造了条件。
鲍威尔在比尔·克林顿当选后继续留任。当我加入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在海湾战争后解除伊拉克武装时，他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到1991年10月，联合国核查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委会的工作是由三名美国人协调的——幕僚长道格·英格兰德、行动主任汤姆·布洛克和作为特委会情报官的我。
道格、汤姆和我都在《中导条约》期间初次接触军备控制工作，并将核查的法律授权（在伊拉克的例子里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87号决议）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而，中央情报局认定，核查员就应该更加积极，甚至在法律授权之外开展行动。道格、汤姆和我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遭到中央情报局反对。中央情报局联系了科林·鲍威尔，寻求将这三个麻烦的美国人撤职。然而，经过调查，鲍威尔站在了道格、汤姆和我一边。再说一次，让参联会主席为你撑腰，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1993年秋末，我在伊拉克领导一次大型核查，寻找伊拉克飞毛腿导弹部队可能存在的余部。这次任务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很高，鲍威尔亲自参与其中，每周听取一次关于核查计划、培训和实施的简报。
鲍威尔确保美国提供足够的支持，并指派了参联会特别小组的一名官员作为联络人。核查按计划进行，有助于证明伊拉克实际上已经履行了拆除飞毛腿导弹、解散飞毛腿部队的义务。
鲍威尔一直支持这一目标。然而，他在任务结束前于1993年9月离任。在没有鲍威尔支持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能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伊拉克保留了多达200枚飞毛腿导弹，并借此进行虚假的宣传活动，诋毁核查结果并否定结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没有鲍威尔意味着什么。
鲍威尔（资料图/BBC）
鲍威尔后来离开军队，过起了退休生活。我一直在特委会工作，直到1998年8月，我辞职以抗议美国干涉核查。
我在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缺陷作证，我因而受邀参加了由私募公司“Forstmann & Little”组织的会议。那是一家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公司，到1998年，成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它能够利用这一地位，为其控制的各个董事会配备一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每年9月，Forstmann两兄弟泰迪和尼克，都会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举办一次会议。会上设立由许多这样的董事会成员组成的小组，讨论国家安全和国内政策问题，在1998年的出席者中，就包括鲍威尔。
作为新晋的“名人”（因为我在参议院作证的影响），我应邀参加了1998年的会议，在众多名人中，我能够花一些时间与鲍威尔就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
他的智慧与随和的个性，以及对世界和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颇有见地的看法，让我上当了。
我想，如果这个人如果选择参选，很容易能当上总统。1996年曾有过鲍威尔参选的传言，但鲍威尔决定不参加。根据我之前在他作为领导者时共事的经历，如果他决定角逐白宫，我会支持他，在阿斯彭的相遇巩固了我的想法。
鲍威尔下一次竞选总统的机会是在2000年。然而，当乔治·H·W·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决定自己竞选时，鲍威尔把对布什家族的忠诚置于个人的雄心之上，并支持小布什成功竞选。
鲍威尔被任命为国务卿，这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黑人。我对鲍威尔寄予厚望，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那时美国正趋近与伊拉克——一个同9·11事件无关的国家开战。
但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2002年秋天，当我公开反对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时，当我质疑小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时，鲍威尔公开谴责我，并告诉记者“里特已经脱离了情报链相当长一段时间”。
尽管鲍威尔知道中央情报局承认没有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情报信息，而且他们自己的信息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我处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链的中心，但鲍威尔依然发表了这一声明。
2002年2月，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他未能通过对其个人诚信的终极考验，他向安理会、向全世界“推销”了一串虚假的内容。他的整个演讲所基于的信息，他和中央情报局都知道是虚假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发表了，他对布什家族的忠诚压倒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
不幸的是，科林·鲍威尔将被他在安理会面前的表现所定义——对“我的错误”再怎么忏悔，也不能赦免他在使最非法的冲突合法化、为美军入侵和占领伊拉克铺平道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导致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数以十万计的伊拉克人丧生。
如果科林·鲍威尔在1996年或2000年为实现个人雄心采取行动，他本可以成为总统。然而，屈服于个人政治忠诚所带来的压力，鲍威尔暴露了一个现实，即他与任何其他渴望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都情愿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来牺牲国家利益。
（原文于10月18日刊载在“今日俄罗斯”网站，译者为傅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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